贫困村是否存在精英互助基金？--基于5个省30个试点村的实证研究_贫困问题论文

贫困村互助资金存在精英俘获吗——基于5省30个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村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资金论文,试点论文,证据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09—0078—08

      由于多年的扶贫投入，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但生产资金不足仍制约着扶贫开发的成效。在此背景下，国务院扶贫办和财政部自2006年起，在全国试点贫困村互助资金(以下简称“互助资金”)项目，力求在我国贫困社区建立自我管理、持续滚动发展的生产性支持资金，形成一套贫困农户增收的长效机制。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27个省1.7万多个贫困村实施了村级互助资金项目，它已是我国农村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扶贫型小额信贷。互助资金破解了贫困农户生产性资金瓶颈问题，但汪三贵等(2011)[1]、李金亚等(2013)[2]、林万龙与杨丛丛(2013)[3]和刘西川等(2012，2014)[4][5]发现互助资金存在未能有效瞄准贫困农户的问题，这不但违背了互助资金的设立目的也影响了互助资金的进一步发展。自Laffont和Tirole(1991)[6]、Bourdieu(1996)[7]等较早开始了精英俘获的研究以来，Galasso and Ravallion(2005)[8]和L Pan和L Christiaensen(2012)[9]等不少国外学者发现精英俘获是扶贫项目和政府补贴项目瞄准偏离的重要原因。但对于互助资金存在贫困瞄准偏离的问题，目前研究大都从贷款需求、贷款供给及理事会成员构成等方面入手，缺乏从精英俘获角度的深入研究。较少文献如刘西川(2012，2014)[4][5]虽涉及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研究，但仅从管理人员获得贷款笔数与数额比例衡量精英俘获的程度，这对农村精英的定义过于狭窄，进而导致对精英俘获衡量的低估。而且，现有文献缺乏对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与以往文献相比，本文研究贡献可归结为：(1)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扶贫办在2011年和2013年对全国5省30个互助资金试点村调研所得的数据，分析了互助资金贷款使用的影响因素；(2)衡量了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程度。推导了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计算公式，通过计算，笔者发现互助资金中精英俘获程度为0.31，这意味着每100个互助资金使用者中有31个名额是被精英所占有。互助资金贷款发放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3)通过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了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的比例越高、互助资金年均全体社员大会开会次数越少、贫困村到本乡(镇)政府所在地最近的距离越远、贫困村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人数越低，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程度就越高。

      一、相关研究综述

      自2006年试点以来，吴忠等(2008)[10]认为互助资金能惠及贫困农户。但近年来有大量研究持反对意见，如刘金海(2010)[11]认为目前贫困村互助资金更加有利于非贫困户。汪三贵等(2011)[1]认为最贫困的农户在互助资金中受益相对较小。贫困农户在理事会中代表不足，互助资金理事会开会次数多有助于富裕农户获得贷款。刘西川(2012)[4]研究发现四川省四个样本村互助资金未能瞄准当地贫困农户。林万龙和杨丛丛(2012)[3]认为由于缺乏有效需求，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贫困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互助资金。李金亚等(2013)[2]研究发现互助资金未能瞄准贫困户，这既有机构贷款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贫困户贷款需求小的原因。汪三贵等(2013)[12]认为互助资金促进了农户收入增加，但50%的试点村贫困户借款比例低于22%，理事会的贫困农户代表不足，瞄准效率有待提高。刘西川(2014)[5]认为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瞄准的更多是中等及偏下组群体，而非最贫困群体。

      关于精英的研究，帕累托(2001)[13]认为，精英是指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的社会成员。贺雪峰(2003)[14]认为，乡村精英是在乡村中具有相对资源优势、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人。李祖佩等(2012)[15]认为后税费时期，体制性精英、社会精英以及经济精英形成利益联盟，共同垄断了资源下乡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的村庄公共利益。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的概念最早是在经济学中提出，而后进入到了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国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Olson(1965)[16]的“利益集团俘获”范式。Laffont等(1991)[6]、Bourdieu(1996)[7]等学者较早开始了对精英俘获的研究。Mansuri等(2012)[17]认为在远离权力中心、文化素养较低、贫穷或有明显的种姓、种族和性别差异的社区容易发生更多的精英俘获。Platteau等(2014)[18]认为信息传播扭曲会导致精英俘获。Platteau(2004)[19]发现在西非，当地的精英控制了社会基金的支出。Galasso等(2005)[8]发现在孟加拉国食品教育计划方面，存在精英俘获现象。Pan等(2012)[9]发现坦桑尼亚农业投入补贴项目优惠券发放中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很多学者发现精英俘获是扶贫项目和政府补贴项目瞄准偏离的重要原因。

      温铁军等(2009)[20]发现在新农村建设资源分配中精英农户得益多，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吴新叶(2010)[21]认为精英俘获现象有两个层面：一是精英控制民间组织，并影响其发展；二是外生型资源通过控制精英影响民间组织的运行。邢成举和李小云(2013)[22]认为由于精英俘获，扶贫资金和项目的利益绝大部分被精英获取。邢成举(2014)[23]从乡村社会内的权力结构、制度规定与社会结构等方面研究了扶贫资源分配中的精英俘获。刘西川(2014)[5]认为互助资金管理人员获得贷款笔数与数额比例均较低，分别为3.83%和6.03%，不存在明显的精英控制情况。

      综上所述，很多文献发现互助资金存在贫困瞄准偏离的问题，但对其原因的分析大都从贷款需求、贷款供给及理事会成员构成等方面入手。较少文献如刘西川(2012，2014)[4][5]虽涉及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研究，但仅从管理人员获得贷款笔数与数额比例衡量精英俘获的程度，这对农村精英的定义过于狭窄，进而会导致对精英俘获衡量的低估。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根据区域平衡的原则，选择了四川、甘肃、湖南、河南和山东5个省作为监测评估省①。经过项目省推荐，确定2个县各5个备选项目村进行监测评估。在每个县的5个备选村中，专家组利用随机方法抽取三个项目村和两个对照村。在项目村和对照村中随机抽取30个农户调研，采用了分层等距抽样的方法，是国内较全面、有代表性的互助资金调研数据。该数据分为2009年基期调研和2011年、2013年试点后期调研，调研内容主要有：1.农户家庭人口特征、收入和家庭财产等；2.贫困村人口、耕地等情况；3.互助资金的组织运行情况。2010年8月，课题组进行了基期调查。2012年7月和2014年7月，课题组进行了跟踪调查。根据研究内容需要，本文使用的数据是对2011年和2013年30个互助资金试点村农户和村级数据分析，研究的总样本包括1588个农户数据。本文使用到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主要变量衡量指标如下：是否是乡村领导干部(lead)，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户主或者家庭成员是否是乡政府、村委会干部或者互助资金理事会、监事会成员；贫困村农户家庭抚养比(dp_Ratio)，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家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户主文化程度(a14_1)，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户主上学的年数；自家承包耕地面积(d01)，度量指标为贫困村农户自家承包耕地亩数；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比例(lgb)，度量指标为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在所有成员中的比例；年均全体社员大会开会次数(102)，度量指标为互助资金在前两年召开年均全体社员大会的次数。

      三、互助资金贷款使用的影响因素

      参考汪三贵(2011)[1]的研究，结合本文研究问题，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use=1表示获得互助资金贷款，family表示贫困村农户家庭特征的因素，具体包括是否是乡村领导干部(lead)、农户家庭抚养比dp_Ratio、户主文化程度a14_1、自家承包耕地面积(d01)；income表示贫困村农户收入特征的因素，具体包括人均纯收入pinc、人均资产passet；maf表示贫困村互助资金运行特征的因素，具体包括是否参加互助资金前期宣传活动p04。笔者分别对2011年、2013年和总样本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

      如表2所示，3个估计结果的对数似然值分别为-423.14、-430.76和-864.32，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是否是乡村领导干部(lead)、人均纯收入(pinc)、人均资产(passet)、是否参加互助资金前期宣传活动(p04)和自家承包耕地面积(d01)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户主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干部的农户、人均收入、人均资产更高农户、承包耕地面积多的农户和参加互助资金前期宣传活动的农户更容易获得互助资金的贷款。

      四、互助资金中精英俘获程度的计算

      刘西川(2014)[5]认为互助资金不存在明显的精英俘获。但笔者认为仅从管理人员获得贷款笔数与数额比例衡量精英俘获的程度，这对农村精英的定义太过于狭窄，会导致对精英俘获衡量的低估②。Dutta(2009)[24]对精英俘获的定义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精英俘获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本来是为多数人而转移的资源却被少数一些人占有，这些少数人通常是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强势群体。”按照此定义，结合贺雪峰(2003)[14]和李祖佩等(2012)[15]对精英的定义，笔者对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的定义为使用互助资金贷款人员中体制性精英和经济精英占用的比例。其中体制性精英指户主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干部的农户，经济精英指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本县(6个样本村调研数据)的最富裕(收入5等分分组中最高的)的农户。

      根据此定义，参考Pan等(2012)[9]和汪三贵(2007)[25]的研究，笔者构造了精英俘获程度的计算公式。

      

      EC表示精英俘获的数值，IE表示是否为体制性精英，EE表示是否为经济精英，N是样本村总数，以i代表各村。

是一类精英俘获的标示，如果一个农户本人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干部(leader)，使用了互助资金(

=1)，而且人均收入(Y)高于贫困线(Z)，该指标则等于1。

是二类精英俘获的标示，如果一个农户的人均收入是本县的最富裕农户(收入5等分分组中最高的)、人均收入(Y)高于贫困线(Z)，而且使用了互助资金(

=1)，该指标则等于1。EC能够被解释为由体制性精英和经济精英导致的精英俘获程度。

      

      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2011年互助资金使用者总人数为240人，其中体制精英人数为57人，经济精英人数为24人，体制精英在互助资金使用者中的比重为0.24，经济精英在互助资金使用者中的比重为0.1，精英俘获程度共计为0.34。2013年互助资金使用者总人数为237人，其中体制精英人数为46人，经济精英人数为19人，体制精英在互助资金使用者中的比重为0.19，经济精英在互助资金使用者中的比重为0.08，精英俘获程度共计为0.27。包括2011年和2013年的总样本互助资金中精英俘获程度为0.31，这意味着每100个互助资金使用者中有31个名额是被精英所占有。由此可见，互助资金贷款发放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

      五、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的影响因素

      从现有文献看，Mansuri等(2012)[17]认为在远离权力中心、文化素养较低、贫穷或有明显的种姓、种族和性别差异的社区容易发生更多的精英俘获。Platteau等(2014)[19]认为信息传播扭曲会导致精英俘获。Pan等(2012)[9]认为村庄离最近城镇距离、村庄的不平等程度以及项目设计因素都会影响项目的精英俘获程度。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互助资金发展特点，考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影响因素如下：(1)互助资金内部管理因素(X1)，用贫困村互助资金理事会和监事会所有成员中乡村干部比例和贫困村互助资金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平均接受教育年限来衡量。(2)互助资金内部信息传递因素(X2)，用贫困村互助资金理事会年开会次数来衡量。(3)贫困村村庄特点，本文用贫困村全村有的人口数、全村耕地面积和贫困村到本镇政府所在地最近的距离来衡量。(4)贫困村村庄人口、种族特点本文用贫困村高中文化程度(包括中专，技校)的劳动力人数、贫困村里有少数民族个数和贫困村姓该大姓的农户数来衡量。

      由于研究数据来自互助资金试点村的随机抽样，本文采用随机效应Tobit模型，模型的设定如下：

      

      (3)式中，

为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根据公式1计算样本中各贫困村互助资金的精英俘获程度，δ为待估参数向量，

表示个体随机效应，

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1的正态分布。

      本模型实证分析使用的村级数据是60个，为克服样本量不大的问题，笔者在估计时均采用自助法抽样500次。笔者估计了5个Tobit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如表4所示，所有模型个体效应和随机干扰项的标准差都很小。rho值代表了个体效应的方差(组间方差)占总方差的比值，5个模型rho值都大于0.54，这说明个体效应的变化主要解释了贫困村精英俘获程度的变化。从各个模型的极大似然率比值来看，不存在个体效应的零假设被拒绝，这表示拒绝了混合Tobit模型。此外，从对数极大似然值可以看出所有模型的拟合优度也都较好。

      

      如表4所示，我们还可以看出：

      1.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比例lgb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的比例越高，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越高。

      按规定互助资金的管理由互助资金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在实际运作中，尽管有明确规定乡村干部不得在互助资金理事会监事会任职，但由于互助资金在早期建立时期过多依赖于乡村干部的组织，所以事实上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的比例比较大。而贫困村互助资金的贷款发放事实上就是由互助资金理事会和监事会负责。所以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很多贷款发放给了有家庭成员或者亲属是乡村干部的农户，这导致了精英俘获的产生。这个结论与Pan和Christiaensen(2012)[9]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笔者作了控制了村庄与人口特征影响后的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与理事会监事会干部比例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两个变量成正比，这说明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的比例越高，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越高。

      2.互助资金年均全体社员大会开会次数的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互助资金年均全体社员大会开会次数越多，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程度越低。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试点村互助资金全体社员大会开会次数很少，这导致很多农户不知道发放贷款的信息，进而导致很多有贷款需求的贫困农户无法使用到互助资金贷款。而那些与互助资金理事会和监事会干部关系密切的农户往往能及时得到各种信息，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得到互助资金贷款，进而导致精英俘获的产生。这与Platteau等(2014)[19]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笔者作了控制了村庄与人口特征影响后的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与互助资金年均社员大会召开次数的散点图。如图2所示，两个变量成反比例，这说明互助资金年均社员大会召开次数越多，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越低。

      3.贫困村到本镇政府所在地最近的距离d01zl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说明贫困村到本乡(镇)政府所在地最近距离越远，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程度越高。

      互助资金试点村一般都是地处较为偏远的地方。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到本乡(镇)政府所在地最近距离越远的试点村，和外界联系越少，互助资金运行受到的监督也更少。在这种情况下，互助资金更多由理事会成员在缺乏监督下运作，精英俘获更容易产生。这个结论与Pan和Christiaensen(2012)[9]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

      4.贫困村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人数e02的系数为负而且显著，这说明贫困村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人数越多，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越低。贫困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他们越倾向于使用互助资金贷款，去关注、收集互助资金信息，参加相关活动，争取贷款。所以贫困村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人数越多，精英俘获程度的程度越低。

      

      图1 控制了村庄与人口特征影响后的贫困村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与理事会监事会干部比例的散点图

      

      图2 控制了村庄与人口特征影响后的精英俘获与互助资金年均社员大会召开开会次数的散点图

      1.户主或者家庭成员是乡、村干部贫困村农户以及人均收入、人均资产更高的农户更容易获得互助资金的贷款。

      2.对2011年和2013年的互助资金试点村的农户样本进行计算，发现互助资金中精英俘获程度为0.31，这意味着每100个互助资金使用者中有31个名额是被精英所占有。互助资金贷款发放中存在较为明显的精英俘获现象。

      3.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的比例越高、互助资金年均全体社员大会开会次数越少、贫困村到本乡(镇)政府所在地最近距离越远、贫困村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人数越低，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程度的程度就越高。

      互助资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但互助资金中精英俘获的存在，降低了这种功能。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中乡村干部的比例，规定互助资金理事会定期召开社员大会，及时传递互助资金的各种信息，降低互助资金精英俘获的程度，有效为贫困地区注入金融活水。新阶段的扶贫工作要不断提升扶贫项目和资源的瞄准效率，要不断强化中国扶贫工作的公平与正义性。

      ①本文使用数据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扶贫办在2010、2012和2014年联合对5省30个互助资金试点村和20个非试点村的抽样调查数据。

      ②根据帕累托(2001)、贺雪峰(2003)和李祖佩等(2012)的研究，仅以管理人员获得贷款笔数与数额比例衡量精英俘获的程度，显然忽视了农村精英构成的多元化，低估了精英俘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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