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客家源流研究——以欧德礼、毕安、肯比尔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源流论文,传教士论文,客家论文,比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9-0039-07
一、客家源流问题的肇始
客家人是汉族中古老而独特的一个支系，是指中国古代因战乱所迫，从中原一带迁至赣、粤、闽等南方地区的汉族居民。“客家”一词原为当地土著居民对他们的称呼，后被客家人接受，用以自称。但在客家不同姓氏的族谱中，却都明确记载着客家源起于汉族，是汉族的一个支系。然而，由于最初客家多居于与外界相对隔离、交通不便的山岭地区，过着半“隐居”生活。所以，尽管他们在南方生息繁衍了数百年，外界对他们却极少了解。客家人为世人所关注是在19世纪初。原因是，客家人经过数百年的生息繁衍，人口大量增加，使得他们与周边土著民系为争夺资源矛盾愈益尖锐，械斗和群殴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二三较有见地的学者，恐其交恶不休，致伤和气，乃渐有一些关于客家源流变革及语言习俗的讲述。”[1](P2)第一个讲述客家源流问题的是本身即为客家人的徐旭曾。1808年，他在广东惠州丰湖书院执教，鉴于当时土客之间械斗不断，便有意在授课中向门人讲述“客家”来历。经门人韩某整理成文，编入《和平徐氏族谱·旭曾丰湖杂记》的牒谱中。关于客家源流，徐旭曾指出，客家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度，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赣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赣逾岭至粤者”，以致“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江、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客家”之称，乃由“客人”衍生而来，因为“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关于客家语言，徐旭曾指出，“客人语言，虽与内地各行省小有不同，而其读书之音，则甚正！”他认为客家语言乃中原正音。至于客家风俗，徐旭曾认为客家人俭勤朴厚，“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客家人还具有“耕读传家”的传统，“以耕读为本，家虽贫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对于客家妇女的勤劳等美德，徐旭曾给予高度赞扬：她们反对缠足，“其于归夫家，凡耕种、樵牧、井臼、炊衅、纺织、缝纫之事，皆一身而兼之；事翁姑，教儿女，经理家政、井井有条，其聪明才力直胜于男子矣！”[3](P26-28)这篇《丰湖杂记》虽仅1000多字，却描述了客家人的源流、语言、习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标志着全面、系统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开端。不久，广东蕉岭人黄钊著《镇平志稿·石窟一征》，其中有《方言》2卷，记述了梅州地区的客家方言，这是最早的较为系统介绍客家方言的文献，对后世客家方言研究影响甚大。
但是，促使中外人士关注客家源流问题研究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和广东西路发生的土客大械斗。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导火线的金田起义就爆发在客家人聚居的桂东南地区。而且这次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是客家人，起义的基本力量也是客籍群众，客家妇女亦大批参加战斗，“男将女将尽持刀”。诚如有论者所说，太平军“不数年间，占有中国土地的大半，建立太平天国。其间协谋建策，及弛驱战斗的将卒，……主要的脚色，还是两粤客家的子弟，天王所封一等的王，除洪大全外，其余都是客家中人。”[1](P2)客家人在斗争中所“表现的民族特性和魄力”，所表现的领导才能、斗争策略、英勇顽强等气质和精神，博得了中外人士的认同和赞扬，引起人们对客家民系的注意。
1856年，广东西路发生土客大械斗，起因是清王朝在广东的封疆大吏利用有爱国心、正义感的客家人搜剿土匪，结果演化成波及高要、高明、鹤山、开平、恩平、新宁六县的客家与土著民系的激烈械斗，其中以新宁地区最为惨烈。这场械斗一直到1867年才结束，持续12年之久，客家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伤散亡者计五六十万。[1](P3)这场旷日持久的土客大械斗，被时人叹之为“诚千古非常之大变，亦旷世仅见之奇祸”。[2](P10)惨祸结束后，一些人不以为戒，仍污蔑参与械斗的客民为“客贼”，《新会县志》则将“客”写成“
”，称客家人为“贼”；吴大猷等修《四会县志》时，又以中文中没有“犭”旁客字，而认为“客乃犵之讹”。[3](P14)不论将客家称为“”还是“犵”，由于汉字的偏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带有反爪旁（犭）的都代指赋以贬义的动物，借此隐喻客家是一不开化的、野蛮的民系。这种明显侮辱客家的行为，一方面遭到一些正直的清朝官员的批评，如在籍巡抚丁日昌即致函广东巡抚蒋益沣，详述客家源流，为客家人仗义执言；[1]另一方面引发了一股学术言论界研究客家源流问题的热潮。在这一研究热潮中，一些在华西方传教士也卷入其中。
二、基督教传教士与客家源流论争
西方传教士是从调查本地人与客家人之差异为起点，进而参与客家源流问题论争的。在华西方传教士中，参与客家源流问题研究热潮的最具代表性者有3位，即欧德礼(Ernest John Eitel)、毕安(Charles Piton)和肯比尔(George Campbell)。
欧德礼为德国传教士，在德国图本根大学(Tubingen University)获文科硕士学位后，先是服务于乌腾堡邦教会(State Church of Württemberg)，改至巴色传教会(Basel Mission)工作后，即决意赴东方传教。1862年，欧德礼抵达香港，旋即至宝安布吉附近之李朗工作。由于此地为客家集中之地，欧德礼在此与客家人相处4年，并学会了客家话。1865年，欧德礼因与英国女子玛利安尼的婚姻遭巴色会黎力基牧师、韦永福牧师反对，乃转为伦敦传教会服务，被派往博罗，专事客家教务。欧德礼比较关注客家问题，当与他的这些经历极有关联。1879年，欧德礼应港督轩尼诗(John Pope Hennessy)之聘，担任香港政府视学，还曾任《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编辑。[4](P124)欧德礼在教务及公务之余，致力广东语言历史及民俗研究，特别是在客家研究方面，他的《客家人种志略》(Ethnographical Sketches of Hakkas Chinese)和《客家历史纲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the Hakkas)“为西方学者对客家研究之最早出者”。[5](P32)《客家人种志略》写于1867年，即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结束之年，该文分6期在《中日记录与访问》(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连载，其主要内容“首先作出客家、福老和本地之区分；继而提及本地人与满州人居住的区域；其后详论客家人的特性、风俗、习惯、歌谣、宗教概况”。[6](P275)同时欧德礼在该文中指出，客家与汉族属于不同的种族。1873年，欧德礼又在《中国评论》上发表《客家历史纲要》，实际上它是对《客家人种志略》一文的补充。欧德礼首先指出，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没有历史学家曾经提及他们，甚至在客家人的文学创作中也没有关于这个种族以往历史的任何记载，所以他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为这个非凡的种族编写一部早期简史”。[7](NO.3,P160)虽然缺乏历史记载，但欧德礼发现客家人几乎每个族群都保存着较为完整的族谱，还有世代流传下来的一些口头传说。欧德礼在对口头传说和族谱加以研究后认为，客家人源于中国北方，其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其祖先最初的居住地是山东南部和西部。直到周朝末年，仍然居住在那里。目前客家人中流行的许多歌谣可以证明他们定居在同一地区。秦朝统治时，所有客家部族都遭到了血腥屠杀，一些部族甚至被灭绝。幸存者被迫南迁至河南、安徽、江西的山区避难。419年晋朝灭亡，客家人再次迁移，有部分回迁至河南南部。大约在此时，一股客家人蜂拥进入江西的东南部和福建搭界的山区。唐朝建立后，客家人继续南迁，大多数躲避在福建山区，同时有一些逗留在江西和广东分界处的山脉里。
两宋至元时，客家人迁至广东省边境。许多客家人从福建进入嘉应州，不久他们占据了整个嘉应州，成为客家的大本营。大约与客家从福建进入广东的同时，来自江西的客家也进入嘉应州的西北部。大约在1780年，客家大量涌入广东的西部和西南部，集中在番禺、鹤山、新宁。太平天国爆发，客家人作为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力量而受世人关注。欧德礼指出：客家人谋划发起的这场强大的叛乱，要不是没头脑的、不讨好的外国势力的干涉，很可能要导致满清王朝的溃灭。可能正是基于客家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表现，使得欧德礼对客家人尤其客家妇女赞誉有加：
客家人是刚柔相济， 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民系），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民族（民系）犹如牛奶中的奶酪，这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8]
综上述可知，在客家南迁史上，欧德礼主张客家南迁“五波说”，并首次提出客家南迁始于秦朝的观点，而且他所述客家南迁的过程，颇多与历史相合。他的“五波说”对后来罗香林主张“五次迁徙说”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从谱牒入手研究客家源流，也具有较大的开拓性。但是，在客家源流问题上，欧德礼与那尔敦牧师(Rev.Miles Justus Knowlton)持论相同，主张客家与汉族为不同种属。
然而，此论却遭到德国巴色会传教士毕安的驳斥。毕安为瑞士人，1864年来华，抵达香港后，立即被派往广东嘉应等客家地区传教，达7年之久。[9](P272)基于对客家的了解，在客家源流问题上，他坚持客家为纯粹的汉族说。为此，1868年他在《教务杂志》上发表The Hai-Kah in Chekiang Province and the Hakka in Kwanttung Province，驳斥那尔敦牧师所论两者之不同。[7](N0.4,P222)针对欧德礼在《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中主张客家与汉族属于不同的人种，毕安则撰写了《客家源流与历史》(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Hakkas)予以纠正。他首先指出，根据客家族谱，客家祖先原居于福建宁化石壁村，唐末时因黄巢叛乱开始南迁，嘉应州辖区及大埔、永安、龙川是客家集聚区，丰顺、揭阳、归善、博罗也有大量客家人，一部迁往邻近的广西。毕安对客家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极为敬佩：“一旦与本地人爆发战争，每个客家青年都会亲自参战，因为留在家中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耻辱。”[7](N0.4,P224)客家妇女的勤劳也使他极为赞叹，他指出客家妇女废除裹脚的陋习，让脚自然生长，目的是为了从事田间劳作和运送沉重的货物。
在梳理了客家迁徙的历史后，毕安认为将客家人称为一个与别的中国人不同的“种族”是不妥当的，虽然他们是从北方迁往南方的移民，但“他们仍然像18个省的任何其他居民一样是汉族的真正子孙”。他举例说，“假如某件事导致英格兰北部人口过剩，而南方则居民稀少。如果北方人涌入南方，这些新移民与原住民在方言及习俗有很大不同，能否就说前者是一个独特的‘部族’？我认为不能。”[7](N0.4,P225)毕安指出，如果欧德礼认为客家人是春秋时期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戎(Tung)和夷(E)这些野蛮民族的后裔是正确的，那么，客家方言应与这些野蛮民族的方言极为相似。实际情况是，戎、夷这些野蛮民族的方言与中国人的语言极为不同，而客家方言与汉族方言极为相似，并且在容貌、习俗、宗教崇拜方面只存在细微差别。所以，说客家是一个与中国人不同的种族是难以接受的。[7](N0.4,P225)毕安进而指出，欧德礼所依赖的资料也是欠准确的。他认为，有关客家的记载从唐宋以后才是可靠的，此前流传下来的记载有很多捏造的成分。就族谱而言，一些家族为抬高声望，尽力把自己的祖先列入古代有声望的人中，“如果我记的正确的话，甚至有的家谱记着他们的第一个祖先是传说中的神农，还有的则虚构为周公、曾子等等。”[7](N0.4,P225)族谱中攀附名人现象的确存在，致使谱牒中真伪并存。对此，不止一朝学者曾经指出。唐代学者颜师古认为：“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10](P6)梁武帝萧衍对谱牒的真实性亦感到怀疑，他认为“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梁书·武帝纪》）明末著名史家黄宗羲亦说：“氏族之谱，……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牴牾正史，徒诒嗤笑。”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曾指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10](P7)
毕安对欧德礼将客家人描绘成一个充满好动特性的流浪族群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客家人都喜好流浪，长乐、兴宁、嘉应等地的客家人就并非如此，如果欧德礼有机会到这些地区看看，他将纠正自己关于客家人的许多观念。毕安说：“如果一个旅行者在美国西部看到许多德国移民在那里过着流浪生活，他能否在他所写的一篇有关德国人的文章中，就把德国人描绘为具有好动特征的人呢？”[7](N0.4,P225)
1905年，①广东顺德人黄节编纂的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其第二课误据上海徐家汇教堂所编《中国地舆志》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二族，非粤种，亦非汉种”。[1](P5)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客家族群的强烈反对。客家学者丘逢甲、黄遵宪、钟用和等发起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纷纷撰文论证客家的汉族源流。英国传教士肯比尔(George Campbell)也加入了这一论争。肯比尔在广东梅县（纯客住县）传教达数十年之久，自称“中国通”，在广泛搜集客家族谱等多种详细材料的基础上，写成《客家源流与迁移》(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the Hakkas)一文。肯比尔开篇即指出：
客家人可以从语言上、习惯上同别的中国人区分开来。一般来说，他们居住在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几省的山区地带。就体貌而言，他们与广府人或福老(Hoklos)没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比城市中的住民更勇敢自主，他们具备了全世界山居者爱好自由之特性。他们每天沐浴的习惯，使得他们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更清洁。客家妇女通常身体强健，精神轩昂，在户外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仅仅是由于她们不缠足。[11](P473)
肯比尔重点考察了客家源流。他说，广东十有八九的客家人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石壁村。实际上，在迁来宁化前，他们的祖籍地是中原。与欧德礼不同，肯比尔认为客家人南迁经历三次：第一次是4世纪的大饥饿和“五胡乱华”引发了客家人南迁；第二次是9世纪的黄巢起义导致客家人南迁，885年大约有5000人移居闽西山区，在此定居400年形成客家民系；第三次迁徙是在宋室南渡至元灭宋，从闽西山区移居粤东山区嘉应州一带。肯比尔根据客家话与广府话不同而保留了很多中原河南古音，光州方言尤其与梅州客家方言很相似，光山县方言与梅州客家方言几乎完全一致，强调客家人祖先是由河南光州南迁而来。经过几次迁徙，遍及华南各地，不仅如此，“最近数年，客家人大量去往海外。……在荷属东印度、婆罗洲、英属海峡殖民地、马来半岛、暹罗和缅甸，客家人特别众多。在一些客家地区，找有男子在海外的家庭比找一个没有一人在海外的家庭要容易得多。其较早移居台湾者，据说有50万人，在海南，也有大量客家人居住。”[11](P479-480)
肯比尔反对客家为汉瑶等民族的混血儿的说法，指出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最纯正血统的汉人。他认为，客家人在南迁过程中，大多居于山区，很少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所以“保持着河南的习惯和语言不变”。[17](P477)而且，客家人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文明程度远高于其迁入地的野蛮人。肯比尔以北美的欧洲移民为例证，断言“被客家逐出的野蛮人对他们的影响，不会比印第安人对美洲的欧洲移居者的影响更多。”[11](P476)不仅如此，肯比尔还坚持客家“纯粹是承继着汉人血统的世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是比广东土著民还有来历的中原古代王朝世家的后裔。有论者认为肯比尔《客家源流与迁移》一文“立论宗旨最为宝贵，首次打开了客家研究新方向”。[12](P135)后来，肯比尔的这一观点被罗香林加以系统发挥，称客家先民是来自中原核心地带的具有辉煌历史的中原世族的后裔，因而“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近年来有人将客家血统纯正论推至极端，甚至提出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13](P5)
像大多数欧美人士一样，肯比尔对客家人也是抱着一种赞扬、褒奖的态度，称誉客家人是“一个人口众多、有才智、富有进取心的族群”，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商业、建筑等方面都具有突出的才能，“客家人确是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个民系。他们源起与漂移的境况足以说明他们为其种族和勇武精神而自豪。……可以预见，客家人在中华民族的奋发和进步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1](P480)
三、传教士参与客家源流论争的原因与影响
在华传教士研究客家文化、参与客家源流论争是出于传教的需要。前苏联著名的民族学家托卡列夫曾经指出：“对各民族，尤其是非欧洲国家的各族人民研究兴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现实需要决定的。最强大的欧洲国家已经变成了殖民主义的强国，统治殖民地需要有关这些居民生活和文化的某些最起码的知识。”[14](P24)从事客家研究的主要是巴色会传教士。巴色会隶属德国教会，是一个专以客家为主要传教对象而设立的教会。巴色会传教士来华是由于德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呼吁的结果。郭实猎原属尼德兰传教会，1829年到达新加坡和马六甲，后转为伦敦传教会效力；1831年到达中国。1831至1833年，他接连三年对中国沿海各地进行考察，其中在1832年是作为东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号”的译员和医生。他最早认识并向西方传道会报导中国客家人，1831年，他乘帆船进入福建及中国沿海各省传教时，就注意到广东有被称为“客人”(Kea-jin)的人群。[15](P132)1843年11月30日，郭实猎在香港致函德国教会，称“余又认识一部华人曰客族者，此种民族，勤俭耐劳，吾既习其言语，与之过从，且招之会集而祈祷焉”。[16]1844年2月14日，郭实猎在香港创办“福汉会”(The Chinese Union)，意即“欲汉人信道得福”。这是一个以客家族群为传教对象的基督教会。从1844年到1846年，福汉会在广州、佛山、顺德、三水、韶州、南雄、潮州等各地都设立分站，传道员更远至海南岛、广西、福建、江西、湖南、山东、浙江等地传教。[17](P301)为扩展教务，郭实猎呼吁德国教会助以经济人才。1846年，巴色传道会派韩山明牧师(Rev.Theodore Hamburg)、黎力基牧师(Rev.Rudolph Lechler)前来中国，翌年3月19日到达中国。韩山明被指定为专向客家人传教，因而先被安排随郭实猎学习客家话；黎力基牧师被指定为专向潮汕人传教，开始学习潮州话。因为他们知道，要想顺利开展传教事务，使用接受者的母语传教效果最明显。据上述可知，传教士研究客家问题是出于传教的需要。而传教士参与客家源流问题论争，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有利于促进基督教对客家传教事业的发展。客家人虽以“客家”自称，但他们一直反对客家“非汉族源起说”。而毕安、肯比尔等在客家地区传教的传教士，在客家源流论争中，均坚持客家为纯正的汉族血统，肯比尔甚至宣称客家是中原具有辉煌历史的世族的后裔。实际上，中国北方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出现血缘上的混合，原本是一件极其自然、丝毫不值得羞耻的事情。而传教士所以坚持客家的“纯汉族血统”，无非是想向世界证明客家不是没有来历的无根之萍，而确实是沐浴过中原文明之光的汉族后裔。再者，传教士都对客家的勤苦耐劳、耕读为本的传统给予了一致赞誉，这些无疑都提高了客家人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客家人与基督教之间的亲近感，为基督教在客家人中顺利传播创造了契机。而基督教在客家人中的成功传播，又对客家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客家人的凝聚力增强，而且启蒙了客家人的思想。近代客家人中间涌现了许多杰出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与基督教的影响不无关系。
然而，日本学者中川学却认为传教士宣扬客家“纯汉族血统”论，并不仅仅是藉此取悦客家，以利于其传教，其实尚别有用心。他说：“身为中国的侵略者，在此时而出现的欧洲人，眼看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被倾全力镇压后，为其运动中心势力而败北的客家，天国灭亡后，在广东又陷入于和广东人互相屠杀的泥淖中。亚罗号作战的侵略者（指英国军队），痛感他们万一团结起来而对付自己的危险，所以到了战争的后半期，认为土客对立，已于自己有利时，乃赞扬研究陷于失败的客家，为‘纯血的汉种’。由此将土客械斗，导入为土客融和。一面又以客家即为纯血的汉族人之说，使汉族与少数山地民族的反目感情加以激化，使侵略对象的力量四分五裂。站在最前线，一面现出满面笑容而赞赏客家的，另一方面其实又是一直在于建立没有血泪的殖民地支配思想体系之情况的，这就是从前世纪后半期，到本世纪初期，欧美人研究客家的历史的本质。”他进而指出：“即使是主观的出自善意，但被如上的时代性所束缚的历史现实中，结果欧美人的客家研究，还是成为稳定帝国主义殖民地化的道路。因为被他们赞美客家的甜言蜜语所吸引，燃起了客家知识阶层的自尊心，助长起所谓客家的民族主义。”[12](P137-138)也就是说，中川学认为欧美传教士不遗余力地赞美客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想借此挑起客家与土著之间的矛盾，造成种族之间的内耗，然后达到他们侵略中国的目的。尽管中川学所说不无偏颇，但一味褒扬客家文明之先进，的确会引起土著对客家人的憎恶，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对此，肯比尔亦曾提到：“传说广府人憎恶客家人与这种广泛传播的印象有关：客家人是一个比土著人拥有更高文明的混血种族。”[11](P474)
其次，推动了西人客家研究的发展。有论者认为，西人客家研究始于1868年梅辉立(W.F.Mayers)撰文论述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的经过。[1](P4)实际上，梅辉立论述广东西路土客纷争，并非西人研究客家问题的开始。西人最早研究客家问题的为瑞士巴色传道会的传教士。巴色传道会最早来华的韩山明牧师(Rev.Theodore Hamberg)、黎力基牧师(Rev.Rudolph Lechler)实为客家研究的先导。1846年，韩山明、黎力基牧师被巴色传道会派来中国。韩山明牧师在随郭实猎学习客家话后，到新安及东江一带传教，他因此成为第一位专向客家人传教的西方传教士。韩山明著有《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又译为《太平天国起义记》。书中除对太平天国源起有详细记载外，对客家风俗亦记述颇详：[18](P881)
……秀全之祖先由嘉应州迁此（花县），故族人均用嘉应州方言，本地人称此等客籍民为“客家”。……其房屋之前面，均向南，以得阳光，在夏间又可得温凉之东南风，在冬月则可避寒冷之西北风。一入大门，有天阶约大十二方呎，两房为廊房及沐浴房。在大门之正面则为正房及大厅，前面透光通气，厅之两房为卧室，家中各人分居之，而以正厅为全家聚会处……
这些对客家的生动而细致的描述，被称为“研究客家最早的历史文献”。[6](P271-275)此外，韩山明还撰有一部客家方言字典，但直到其1854年5月13日在香港病逝仍未完成。这部未及杀青的客家方言字典手稿，16开本共180页，按照客家方言声、韵、调的顺序编排，同一声母的字按照不同韵母的顺序排列，同一韵母的字按照不同声母的顺序排列。同一音节的体例按罗马字拼音、汉字、英文解释、以罗马字拼写的客家方言例句为顺序进行编排。[19]客家方言字典的编纂实以此为滥觞。
黎力基牧师对客家研究亦贡献颇大。他撰写的《客家人》，引用族谱资料分析了李姓、洪姓、罗姓、何姓等客族源流及南迁所经之地。[14](P149)1860年，黎力基牧师在柏林出版罗马字拼音《马太传福音书》，这是最早的一部罗马字拼音本的客家方言圣经译本，“是为客方言有圣经之始”。[5](P183)1865年，黎力基牧师又在香港出版第二部罗马字拼音本的客家方言圣经《路加传福音书》的客家话圣经。[10](P160-161)此外，黎力基牧师还编写了第一部完整的客家方言词典《客英词典》(W
rterbuch Hakka-English)。它按照客家方言音节的音序编排，读音、意义相同的音节立为同一个字头（语素），用罗马字拼音的大写形式打头，然后用罗马字拼音的小写形式罗列含有这个字头的词语，接着用英文对每个词语在客家方言中的用法加以解释。能够用汉字表达的，汉字一律放在罗马字拼音的左侧，与罗马字拼音相对照。[19]
总之，以韩山明牧师和黎力基牧师客家研究为嚆矢，其后来华的巴色会传教士欧德礼、毕安，还有其他差会的传教士多有致力于客家研究者。当然，他们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客家源流，还旁及客家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所以说，有论者认为西人对客家的认识和探究始于近代来华传教士，这是毋庸置疑的。传教士的客家研究将客家文化传入西方，加深了西人对客家族群的了解，促进了西人研究客家文化的热潮。他们在介绍客家文化、推动客家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根据现存材料，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一事发生在1907年，而不是罗香林先生所述之1905年。请详参陈泽泓《爱国未有不爱乡——试释黄节编著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载《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第50-54页；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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