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化吸纳——兼论俄罗斯文化“假晶”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俄罗斯论文,文化与论文,现象论文,假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民族的文化运作，必会诉诸于特殊的自我表现形式，从而在历史上创建出一种特别的人格形态：艺术的、政治的、宗教或道德的样式，不同的文化架构呈现色彩各异、波澜壮阔的人文景观。但对世界文化的横向观察还使我们相信：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文化类型都不可能是永远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它必须具有随时接收新鲜事物，合理吸纳外来文化因子的功能。经常是一种文化的精神生活借助于他种文化的外观展露活力和创造性。换一句通俗的话说，文化是相互交融的。这就是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假晶”现象。（注：见《荒漠.甘泉》第474页， 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假晶”术语本是一个地质学概念，特指自然界一种岩石的溶岩注入它种岩石的间隙和空洞中，以致造成一种共存、混生的“假晶”体。即貌似乙种的岩石，实际上包裹的却是甲种岩石。纯粹的自我晶体是不存在的，故称“假晶”。文化的“假晶”现象来源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吸纳、对话或融合，有时甚至是征服。从这一意义上看，所谓民族文化一开始便带有混血的文化成分。
我们若拿文化哲学上的这一“假晶”规律来关照、解析俄罗斯文化，便会不难看出：丰厚、特别的俄罗斯文化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假晶”体。抛却文化语汇的积累和表象的逼视，自文化史角度纵向、深层次探讨俄罗斯文化外部联系的特征，便会发现：迄今为止，有四次大的对外来文化的吸纳行为值得注意。它们依次是“罗斯受洗”、“彼得改革”、“十月革命”、“苏联解体”。这些历史文化现象组成俄罗斯文化“假晶”体的各个侧面，如同璀灿的宝石，散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在文化史上，俄罗斯所有的教化人伦和精神启蒙当自罗斯受洗开始。十世纪以前的古罗斯犹如不谙文明的异族蛮邦。西方便对俄国人有“鞑子”之称。那时罗斯信奉多神教，相信万物有灵，穿树皮套鞋和粗布长衫。真正具有现代文化价值意义的是具有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的村社组织。故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言：俄文化的根基乃是“土壤村社精神”。在专制文化气氛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多为民俗性内容，如壮士歌、劳动号子、环舞、面包和盐、少女出嫁时哭别等。罗斯“土著”文化在运作上基本外于自足状态，呈现出非理性的价值取向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但对外部世界却表现出灼热的好奇和创新冲动。基辅罗斯时期的最初几代王公多次远征里海、黑海、多瑙河一带，甚至一度逼近拜占廷国都君士坦丁堡，表现出文化上的强烈开放和探询意识。从文化哲学意义上看，这些扩张行为与其说是为了军事、通商的目的，不如说是初起的、充满少年活力的俄罗斯文化寻求与外来文化“交媾”的强烈愿望。公元988 年“罗斯受洗”对所有俄罗斯人来说是一种真正革命性的“洗礼”：在特定的历史气候下，俄罗斯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吸纳外来文化，和“假晶”现象结缘。当时的希腊拜占廷文化是欧洲最发达的文化。拜占廷帝国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它俨然以再兴的罗马帝国的姿态傲然屹立在蛮族国家之间。在民族文化大迁徙的年代里，它有效地发扬和保存了古代欧洲文化传统，并以相当发达的宗教、政治、艺术、语言等精神文明归化了一大批蛮族民众（当然包括俄罗斯人）。拜占廷文化的实质是基督教正教观念。十世纪末希腊正教在俄罗斯一跃而成为东正教获得法统地位。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纷纷跳入第聂伯河，接受希腊神父的洗礼。希腊神父、保加利亚使徒（当时为拜占廷一部分）源源不断地来到罗斯，讲经布道、传播福音。他们还积极参与文化生活。被称作斯拉夫使徒的基里尔和梅夫季两兄弟传教时创制了斯拉夫语（俄语的雏型）。在希腊神职人员的指点下，在基辅、诺夫戈罗德、梁赞等重要的城市兴建了众多的以十字型结构、三角穹隆、园顶为特征的拜占廷文化风格的教堂、寺院、神坛、国家机关等。还大力发展了源自希腊的镶嵌艺术；音乐和诗歌受到社会的殊遇；罗斯的神职人员还象希腊神父一样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编制、记载了反映俄罗斯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的《罗斯法典》及《俄罗斯编年史》（事实上这成了研究俄罗斯古代文化的唯一书面依据）。拜占廷的哲学、艺术、宗教、科学、工商业、贸易等发达文化基因不断地输入俄罗斯，延续达数百年之久，极大地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发育。特别是基督教进入俄国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为文化支柱，融入到俄罗斯民族精神世界之中。它深入社会每个角落，浸入民族的心灵，成为人们语言、服饰、衣食住行、生存祸福息息相关的精神依托。俄罗斯文化在发达的拜占廷文化的模式上寄托了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今著名俄国作家A ·索尔仁尼琴说：“就灵魂天性和骨子深处而言，每个俄国人都是实质的基督徒。”（注：见《文学俄罗斯报》1992年10月6号。）此话从文化吸纳意义上看， 颇中矢的。它精确的表述了基督教文化对俄罗斯本质的、永久性影响。事实上，罗斯受洗之后的文化光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和外来文化的“交媾”。这一“交媾”不是表层的、外在枝节上的交通互补，而是两种文化在精神气质和内在结构上的全面融入，是一种全身心的汇合。它使得俄罗斯文化成为一种“假晶”文化。俄国寒冷的原野上第一次在拜占廷文化的的催生下开出了鲜艳夺目的文明之花。
18—19世纪是俄罗斯文化的高度辉煌时期，被称作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促使这一“黄金时代”来临的当属彼得大帝的改革。“罗斯受洗”后，俄国文化在地缘上逐渐转移到莫斯科，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已经强大到足以自立的程度。由“罗斯受洗”而催生出的文化根系已深扎于俄罗斯的土壤，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但由于内乱（封建割据、宫廷政变、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瑞典、日尔曼，特别是蒙古人数百年对俄文化的致命摧残），俄国毕竟元气大伤。自文化动态意义上看，其文化运作不同程度地陷入停顿、徘徊状态，暴露出种种危机迹象。而同时期的欧洲经过有声有色的文艺复兴和弱肉强食的工业革命，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文化中心舞台，表现出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优势，以现代文明代言人的角色傲视异邦。它以发达的民主政治、人本哲学、实证科学、现实艺术和商业贸易闻名于世。受到异邦的羡慕与尊重，而此时年轻气盛的彼得大帝如同基辅罗斯时期的先辈们一样，充满强烈的探询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冲动。俄罗斯文化自古以来丰富，充沛的创新、吸纳意识最典型地体现在彼得身上。作为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帝王，他深刻体验到俄国的软弱和精神危机，看到俄国除了改革毫无出路。彼得推动下的改革成为处于弱势的俄国文化积极寻求与外来文化（西欧先进文化）实现“交媾”的第二次伟大革命性尝试。与“罗斯受洗”相比，这次“交媾”的渴望更强烈。如果说第一次文化交融时，那些风尘扑扑的希腊神父跋涉千里来到俄罗斯，那么在这次文化交融中以彼得为首的开明贵族和他们的雇佣兵则踏出国门，走向西欧。然而17世纪的沙皇俄国基本上还处于内陆，通往西欧的主要海路都被封锁着。在南方，土耳其帝国控制着黑海的出口；在北方，瑞典人占据着波罗的海，切断了俄国通向西欧的海上通道。因此，夺取出海口，打开通往欧洲的“窗户”成为彼得的梦想。经过长达几十年的与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俄国变成了濒海国，其首都也从莫斯科迁往新建的彼得堡。在这期间彼得化名“米哈伊尔”带领“大使团”微服出国，考察学习西欧先进文化。随后成群的俄国商队和军舰出巡西欧，彼得的近卫军也四处远征，从某种文化交流意义上看，彼得大帝的海上舰队和南征北讨的雇佣兵是俄罗斯文化活动的真正精神先驱。以科学、人本主义和海上贸易为实质的西欧文化迅速输入到俄罗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彼得粗暴地剪掉了贵族的长胡子，脱去贵族臃肿的长袍，简化俄语字母，实行通用历法，改革教会，兴办实业、学校，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发展海外贸易等。在彼得大帝的强力推动下以及在此后的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开明政策统治下，俄国全盘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科学观念。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特别是发达的法国、英国及德国文化）实现了空前的大交汇。从长远看，受惠、得益的一方无疑是接受、吸纳外来文化的一方。此后俄国人之所以在短短的百年间取得突兀文化成就，在于他们从英国、法国、普鲁士帝国等诸种西欧更先进的文化有机体那里，纳入了积极、活跃的文化因子，并且利用它们来充分发展，完善了自己。俄罗斯文化全面融合为欧洲文化，成为欧洲文化背景下的一种亚文化，俄国也由此而成为一个真正欧洲近代文明意义的列强。这一切无疑都借助于彼得改革带来的灿烂契机。只要我们自文化发展史角度，关照一下诸如文学、哲学、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科学等现代文化要素的勃兴，便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源于17—18世纪的彼得改革之后，受这一文化“交媾”的重大影响和促进。如19世纪以俄罗斯文学为典型特征的文化空前繁荣：小说、戏剧、诗歌上的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大行其世，形成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而19世纪末文学的现代派潮流又促成了“白银时期”的到来。它们无一不是在西欧文学的启蒙与昭示下发展起来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其他文化要素方面如音乐上的“狂飙突进”运动、“强力集团”，美术上的“自由画派”和“巡回画派”以及民俗风景画，哲学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造型艺术上的写实现念等均在西文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获得长足发展，出现空前文化繁荣。文学批评家B.别林斯基有句名言：“俄国文学是移植过来的。”（注：见《俄国文学及外国评论》第141页， 苏联文学出版社，1974年）若拿这句话从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形容俄罗斯文化，也并不过分。俄国文化的重大成就得之于俄国社会在整个17—18世纪与西欧先进文化圈进行的激烈交汇乃是不争的事实。俄国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假晶”现象不但没有使俄国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反而在文化“交媾”中派生出真正绚丽的民族文化。当然俄国文化根基中的权威主义理念和集体主义的村社精神仍然深深影响、左右着俄国人的心灵，如19世纪中叶的斯拉夫派思潮及19世纪后半期的“民粹派”运动，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土壤派”理论都曾喧闹一时，但它们都无法阻止文化吸纳的有力进程。东斯拉夫肥沃、广袤的土地上在“地中海海洋文化”的雨露滋润下结出了丰硕的文明果实。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交媾”必须是两种文化自然、自愿地进行。形成交汇常常是由于外来文化更发达、更强大，本地文化出于仰慕而主动接受外来文化的外观，形成“假晶”现象。本地文化必须有接受、开放的气魄，外来文化必须是自然输送。任何一方一厢情愿的文化行为或来自另一方的粗暴渗透，不仅不会使一个民族文化蛰服在“假晶”现象的驯化中，反而会引起客体接受一方强烈的排斥和抵抗，因为这会严重地挫伤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生命勃发。征服、同化是不会构成文化交汇的。这就如同一块岩石无论如何“假晶”，终不能彻底改变另一块岩石的实质成分一样。在俄国历史上有一次失败了的文化“交媾”事件：那就是被俄国人称作“黄祸”的蒙古入侵（13—16世纪）和统治。这一时段被叫作“俄罗斯的中世纪”（注：见《俄国文化史纲》第524 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13世纪后，并不代表先进文化模式，更多为一种游牧野蛮文化势力的蒙古铁骑踏遍了俄罗斯，甚至大半个欧洲。蒙古兵杀人放火，除僧侣、焚教堂、毁庙宇，将一座座俄国文化城市化为灰烬，严重地破坏、摧残了尚处于青、少年状态的俄罗斯文化。蒙古文化（决非亚洲东方文化）不仅未能与俄国文化实现有机的交融，反而野蛮地亵渎了俄国文化。有趣得的是，虽然蒙古可汗统治俄罗斯若干世纪，但后来随着金帐汗国风卷残云般的消失，蒙古游牧文化及其秩序却未能在俄国流下多少印迹。它们如同一道闪电，神话般地破灭了；而俄国文化虽受风雨打，却因“罗斯受洗”根植的文化脉系，顽强地生存下来并重新焕发生机，为实现彼得改革后的新一轮文化“交媾”积蓄了潜能。这一历史文化事例说明文化“假晶”是种自愿、自为的驱动，是主动地吸纳，离开了这一点，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融合是不可能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任何文化都有一个盛衰消长的过程。它有自己的出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文化处于极盛期也往往同时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当原来的强健的主体文化肌体经过一定时间趋于萎缩时，便需要新一轮与它更进步文化的“交媾”，以便补充、吸纳新的文明因子。这就是文化的更新机制或新陈代谢的规律。联系文化“假晶”现象，自这一规律透视全盛时期的俄罗斯文化，我们会觅到其中危机与衰败的蛛丝马迹。俄国文化在经过17—18世纪的与外来文化大融合之后，在19世纪达到辉煌灿烂，渐渐跨越了英雄史诗时代，进入技巧、功利的理性时期，越来越关注的道德、教义、技术和规章制度等外在方面：官方的东正教、专制主义、人民性三位体的理论便是一个明证。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西欧民主与革命浪潮汹涌，文化专制主义已成过街之鼠，而沙皇俄国则日益趋向反动和保守。文化的理会新机制处于被压抑和挤迫中，面对欧洲新的文化类型（马克思主义文化）呼之欲出时，变得浮躁不安，试图摆脱文化沉淀的重负，寻求新的交汇。四、五十年代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以及六、七十年代平民民主主义文化思潮便在文化哲学意义上说明了这一点。在新的文化“交媾”前夜，俄罗斯文化表现出既强大又孱弱；既有高度的贵族文化（得益于第二次文化交流）又充满专制的蛮野；既有极端的放纵，又有极端的苦行；既腐朽又孕育活力等特征。这预示着需要新历史性“假晶”，以激发快要处于麻痹状态的文化神经。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俄国，实为俄国又一次文化大转折的中介。俄罗斯帝国末日的政治废墟，已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得以滋生的温床。这进一步揭示出，俄国的传统文化（经第一、二次文化交汇而成）在马克思主义面前，不仅要洗新，而且要革面了。尽管这一洗心革面、甚至脱胎换骨的过程是痛苦的，伴随着“交媾”的痉挛和悸动，但两种文化气质的融合，马克思主义附诸于“十月革命”的实践，给俄国不仅带来了全新的文化语汇，而且促使文化及文化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出现了一种革命性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的俄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致于苏维埃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摇篮”，“共产主义的家园”（注：见《苏联史》，第414页，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 ）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自居。俄国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吸纳及融合，产生了突破性的新文化因素。如文学上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电影上的“形象政论”影片和“蒙太奇”的镜头（源于对革命领袖的放大、定格宣传观念）；音乐上的交响乐和“苏联学派”；舞蹈上的“芭蕾舞学派”；美术上的“宣传、写实画派”等等。艺术、道德、科学、语言、美学、哲学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精神风貌等诸多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惊人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十月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曾到处是一片春回大地的光景，有生的文化力量在喧腾，四处回荡着精神饱满的声音，乃是不争的文化事实。那是一个“需要英雄并诞生了英雄”的光辉年代，至今还清晰地留在原苏联人的记忆里，俄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汇，以无产阶级文化为美，有力地促进了俄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俄罗斯文化此时更能与时俱化，吸纳新哲学、新的精神，使其文化生命获得了“不朽”的异能。马克思主义文化要素纳入俄国文化的洞天中，与俄国传统集体主义的村社精神不谋而合，激发了“俄罗斯精神”的更始运动，其结果就是延续近百年（70年）的苏联文化秩序的完美建构。形成这样一种全新的文化模式、结构和秩序在世界文化史上还属首次。它无疑是实验性的和不完善的，但对许多国家（如中国）产生了深远的革命性感召和影响。在十月革命以前，无论是古代吸纳拜占廷文化，还是近代接受西欧先进文化，俄罗斯文化基本上都是处于弱势。但十月革命使俄国文化走出被“假晶”、驯化的影响，反过来去“假晶”他种文化，处于前所未有的优势，这不知令多少俄国人感到由衷的自豪。
令人惋惜的是这种强势没有能长期保存下去。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是至今仍让许多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件，它扑朔迷离，充满玄机。然而自文化运作上看，大概是因为所谓“苏联文化”过于满足自己的历史和业绩，认为自己无所不包，以为自己永远正确、年轻，“认定自己就是世界”（6），其实这很可能是走向衰败的征兆。 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于“苏联文化”不利的人文处境，即它几乎一直处于资本主义的封锁与围困中。事实上窒息这一新型文化一直是西方“冷战”的追求目标。从哲学意义上看，“苏联文化”太囿于近视的功利，越来越倾向于用一种自认为“永远正确”的理论学说和经验哲学来禁锢人们的头脑，忘记了它在本源上就是从外部移入的，因此再也看不到开阔的前景，其道路日窄一日，终结于对形式、技术、细节的崇拜与格守。尽管70年的无产阶级文化耀眼夺目，但制度与技巧泯灭了活力与创造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文化交汇初期的那种好奇、冲动及理想主义气质消解殆尽，文化心灵渐趋苍老。苏联解体是和平有序地进行的，说明有文化上的合理性。它并非文化态势的虚化，而是原被封闭、压抑的文化因子在“民主化”、“公开性”（7）的文化气氛里空前活跃、游离， 试图摆脱僵化与停滞，重新寻找和外来文化交融。它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这一大趋势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当代西方文化价值作指归的。苏联解体后散落的碎片很可能成为将来俄罗斯文化借以超度的跳板和进行新一轮“交媾”的依托。当前在俄国（含其他独联体国家）正在经历的西方欧美文化引进，暂且称作第四次文化吸纳。因为这一文化“假晶”正热烈进行着，一切尚未定型，所以对它只能作表象观察和浅层次的逼视。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这次文化移入（接受）将比前三次文化吸纳产生更大、更久远的影响，因为毕竟有了前三次接受外来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同时，它的目标也更明确：即全面融入西方民主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丧失文化身份，俄罗斯村社精神根基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当今欧美文化与俄国文化的具体运作相结合，将给俄国文化带来独特的人文景致，这未必不预示着俄国新文化的到来。
以上我们着重考察并分析了文化史上对俄罗斯文化产生巨大催生、进化作用的四次文化吸纳。每一次交汇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内涵、结构秩序、动作方式等。一般来说，接纳客体文化的主体文化一方处于弱势，形成“假晶”是为了更新、完善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输出方（客体文化）永远占据优势。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情况：输出文化有时并不是首先在本土，而是在异域才结出丰硕的果子。古罗斯人当年接受拜占廷基督教文化的洗礼，“假晶”后的俄罗斯古代文化如日中天时，拜占廷文化却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早已湮没无闻。拜占廷文化思想在俄罗斯则渗透到俄国文化的最深处。18—19世纪俄国人接受了西欧文化却呈现出没落迹象。曾经孕育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德国还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成了“幽灵”，早已少人问津；而输入马克思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则成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摇篮。这说明即使强大、鼎盛的文化也需要有一种完备的更新机制和主动吸纳外来文化的功能，随时接受文化“假晶”，否则其内部活力也会丧失殆尽。苏联文化的解体便是一例：中国人当年是到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兴旺发达，而无产阶级的苏联已经成为历史词汇。不仅大的文化形态要受到“假晶”规律的制约，亚文化形态、小文化形态也同样受到“假晶”规律的制约。从世界文化史上看，不知有多少文化（文明）消亡了。无论当时多么灿烂，但由于它们没有或无缘实现与外来文化的“假晶”，在自生自灭中迷失了。横向地就现存的各民族文化看，绝大多数都是一种“假晶”文化（那极少数纯文化或许正在灭亡中）。如常被称为文化主流的美国文化、西欧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及马克思主义文化交汇）、阿拉伯文化等无一例外都和“假晶”现象结下不解之缘。
俄罗斯文化“假晶”的历史过程使我们看到：文化的吸纳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和共同繁荣。外来客体文化不仅不会消解主体文化，反而给处于弱势的主体文化输出了新鲜的血液，植入了发达的文化因子，从而最终催生出盛极一时的主体文化。而新生的主体文化也有一个盛衰消长的过程。当原来、强健的主体文化肌体经过一定时间趋于萎缩，不再呈现当初的昂然生机时，这便预示着需要新的一轮更高层次的文化“交媾”了。如果不能及时地吸纳外来文化因子，整个文化体系便会出现一种危机的气氛。它表明文化探索的心灵快要消解在历史的迷津中了。文化“假晶”机制出现问题，文化便陷入停顿。经过对外开放和改革后，“假晶”功能得以恢复，文化自危机走向复兴，便会重又焕发生机。文化的发展便是这样循环递进的。事实上，每一种文化都是借助于他种文化又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没有一种文化可以永远占据统治地位。各民族文化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愿交融、借鉴，才能共发展。而当今现代社会科技、通讯、传媒的空前发展，使文化的接近、吸纳变得更为便捷。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们所生存其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所谓“地球村”的构想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在当今精采纷呈的多元文化语境里，文化力量的流动（由高到低、由强到弱、由新兴到没落）会变得越来越频繁，越生动，这预示着一个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最终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