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偏热的原因与宏观政策的“货币幻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幻觉论文,货币论文,宏观政策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4）05-0029-05
一、关于经济冷热的偏好问题
经济是“偏热”好还是“偏冷”好，应该说各有利弊。热有热的好处，也有热的弊端；冷有冷的好处，但也有冷的不足。总的来说，“热”比“冷”好。所谓“偏热”还是“偏冷”，首先不是立足于物价变动，而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关系上讲的。如果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那么，总体宏观经济形势偏热，偏热的经济能够刺激供给增加，但是。偏热的经济往往也导致结构性供给紧张，表现在一些“瓶颈”产业方面（如原材料和运输），其短缺程度会有所加剧。反过来，如果总供给略大于总需求，总体形势偏冷，偏冷的经济则形成一个相对过剩的宽松环境，能够促进市场竞争。比较“偏热”、“偏冷”两种结果，当然是偏热时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效益好，有利于增加供给和就业。由于市场有这种利益偏好，地方政府有这种政策倾向，中央政府也就有了这种动机，因为它有利于实现增长与就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只有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加时，才会自上而下地采取一些偏冷措施抑制总需求过快、过猛增长的势头，防止经济过热。因此，“偏冷”往往又是由“偏热”造成的。偏热的经济有两道防线：一是偏热时经济结构的承受能力。如果瓶颈产业的供给能够迅速增加，那么，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会非常有限，此时虽然物价有所上升，但是，产出增长更快；二是居民对于通货膨胀的承受能力。主要看居民收入是否有更快的增长，是否超过了物价上涨程度。如果没有突破这两道防线，那么，“热”总比“冷”好。
但是，如果总供求长期不平衡，即存在长期偏热或长期偏冷现象，最终反映到物价水平变化上的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当然，这个过程会有一段时滞，但等这段时滞消失以后，就不再是偏热、偏冷的问题了，而是会出现过热、过冷现象。与之相应，形成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市场预期，从而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这就会强化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效果，导致螺旋式交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要打破既定的价格预期，避免陷入恶性循环的被动局面。
事实上，多年来扩大内需累积起来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偏热，必然是要承受通货膨胀压力。我在畅销书《中国的凯恩斯主义》中明确指出，扩大内需政策与凯恩斯主义有联系。如果将扩大内需政策与凯恩斯主义做比较，二者有许多共同特点。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依据是：通货紧缩状态下主要依靠发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其主要手段是增发国债。同时，由于债务危机等原因，容易造成流动性陷阱，此时货币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很小，这就更要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扩大内需政策都与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一致，甚至可以说，扩大内需就是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所不同的是，中国采取扩大内需政策时有其特殊的经济条件，表现在需求结构、就业结构、地区布局等方面明显不同于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在1997年以前一直鼓励沿海开放、鼓励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直到1997-1998年出现外需不足时才迅速转向扩大内需，这种需求方向的切换导致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从需求结构到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并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影响到总需求。可见，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影响是持久的，而不是暂时的，已经达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
西方发达国家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后果是“滞胀”，即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虽然菲里普斯曲线显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一定的替代关系，但是，这只是短期有效的、也是暂时的，长期累积起来的后果，非但不能降低失业率，通货膨胀也会居高不下。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实行扩大内需政策之后并没有造成“滞胀”局面，至少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保持了低物价水平，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生机与活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经济转型带来的结果。特别是住房信贷促进了长期持续扩张的总需求，这个特点在2002年以后表现得非常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现实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但是，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一直存在的，这已由局部“投资热”反映出来，并由此带动了一些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的迅速上涨。
目前物价呈翼型结构上升趋势，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最快。由于原材料紧缺，供货不足，企业开始囤积货物，造成物资供应更加紧张，价格更高。其次是粮食。这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独立的现象，主要是由供给因素造成的。由于近10年来土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持续减少，导致粮食供应不足，这种情况被丰年的增产现象所掩盖，而在发生洪涝干旱的欠年就显露出来了。再者是工业品价格“止跌回升”。这个转变过程相对较慢，却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说明物价上涨势头尚未传递到整个物价水平上。尽管如此，通货膨胀预期开始上升，并分别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推动整个物价上涨。因此，虽然现实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但是，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却没有消失，只不过由潜在的通货膨胀转化为现实的通货膨胀尚需时间和其他条件。
当然，“瓶颈”显露、紧缺物资价格上涨，特别是煤、电、油、运供应紧张，未必都是“坏消息”，至少它提供了重要的投资信号，如果由此引起投资和供给迅速增加从而缓解瓶颈，那么，“坏消息”就变成了“好消息”。要知道，投资转化为生产力的间隔越来越短，即便是像钢铁厂，从基建到投产也只需要9个月时间。因此，供应紧张是引导投资和供给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不是瓶颈物资的价格上涨。如果供给增加。势必有助于抑制瓶颈物资的物价上涨。与之相比，采用行政性办法抑制、减少总需求虽然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只是短暂的、递减的。长期来看，只有促进供给增加才是有效的、有益的办法。
二、如何看待当前的“投资热”
目前的“投资热”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那么，是什么力量在促使投资回升？我认为，一是出口部门。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人民币处于高位对出口不利，1998年出口便受到极大冲击，后通过出口退税等措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此种不利影响。出口退税政策是对汇率相对过高的补贴，对于恢复出口起到了杠杆作用，因此出口恢复很快。而且，强制结售汇制度使得外汇储备有增无减，对于币值起到了稳定作用，人民币进一步有了升值压力。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国际上产业转移以及国内市场的诱惑力促使外商直接投资大量增加，也是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原因，同时汇率升值预期也导致短期资本大量流入。三是地方政府的投资热（如引进外资、吸收投资）。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都是投资热的积极推动者，每届政府都会追求新的经济方面的政绩，搞一些新的投资项目。例如，近年来启动内需，鼓励地方搞基础建设及其配套项目。西部开发也让西部地区第一次有了优先发展的机会。四是放松银根。银行信贷也在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从两个方面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发展：一是面向个人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购车抵押贷款，从而增加了对房地产的现实购买力；二是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促进房地产供给。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互相衔接的结果，有力地推动了房地产投资增长，同时，也带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价格上涨。
上述四种增长力量是宏观政策与微观基础互动的结果，其产生主要是自发的，并使自主投资、自发增长的力量进一步增强。第一，外资快速增长。按WTO要求逐步放松市场准入限制，因而以制造和市场为中心的产业大规模地从国外转移过来。第二，国内民营经济倾力投资于重化工产业，这是彻底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战略性转折点。第三，企业对于存货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断增强。过度存货是对紧缺物资的储备，过度存货对于传统产业和产品来说，存货风险相对较小，而应对风险的办法和经验却越来越充分。因此，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推动了原材料价格上涨，特别是钢材、水泥等建材价格的上涨。
从理论上讲，扩张性政策的主要手段是增发国债，它是受预算约束的，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那么，凯恩斯主义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机制何在呢？通过扩大内需的实践，我们终于了解了它的传导机制。事实上，通货紧缩时期的货币政策是相对宽松的。这个特点在2002年以前看不出来，主要是当时银行出于担心贷款收不回来和“惜贷”，限制贷款规模、数量等，因此，很难看到货币政策能够起作用。但是，2002年以后货币供应量显著增加，过松的货币政策这个特点便显现出来。显然，过松的货币政策与实行消费信贷有关。消费信贷降低了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改善了资产结构，提高了银行效益，对于化解金融风险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其结果则是贷款规模急剧扩大，银行一方面提供消费信贷，另一方面为房地产及相关产业提供贷款，实现了良性资金循环。对银行业来说，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形势：银行的资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上升。目前银行资产中住房抵押贷款比重还不到10％，距离增加到60％的目标还有很大空间。
在这种长期趋势的支持下，货币政策是有作用的。利率每升降1个百分点，对消费信贷都有着很大影响。较低的利率意味着利息负担少，鼓励消费信贷。因此，消费信贷增长的同时，很可能也是一个物价持续上升的过程。我们看到，房改之后集中购买，短期内需求爆发，很可能造成房地产价格高涨，带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人多套购房、以房养房现象也是造成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消费信贷属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范畴，本不在货币政策范围内，但是，它又和货币政策结合在一起刺激物价上涨。而在货币供应过快增长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显然是不利的，有可能变成通货膨胀。
当前正值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转型之时，消费物价指数没有包含住房消费在内，故这个狭义的消费物价指数没有真实反映出住房消费支出中的价格变化。由于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以及购房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越来越大，广义消费物价呈逐级上升态势。如果住房价格受到住房信贷刺激不断上涨，长期来看会具有成本加成型通货膨胀的效果。显然，前一时期的“投资热”与经济转型有着内在的联系。2002年以前没有找到增长点，2002年以后增长点成规模地出现，主要与启动消费信贷、尤其是住房信贷政策有关。住房制度改革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而消费信贷使得这种潜在需求显现出来。在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住房费用所占比重随着住房制度改革和收入结构的改变会变得越来越大，而由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带动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增长，正是导致目前“投资热”的主要推动力，因为这些投资都是与建筑业、房地产业直接相关的，或是其上游产业，如钢铁、水泥、氧化铝等。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供给方面就是长期持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需求方面则是持续增长的消费信贷（尤其是住房信贷）。在2002年以前，主要是前一个因素发挥主导作用；2002年以后，后一个因素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两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内需的持续增长有了保证。外资大量流入，就是预期这种持续的增长势头能够带来巨大利益。显然，投资波动与价格变化密切相关。
1.投资波动对物价的影响。一般来说，物价对于投资需求变化是较为敏感的，因此，投资热度如何也首先要看物价改变程度。当投资需求增长超过一定限度时，会推动物价上涨。其传递过程是这样的：投资需求增加首先造成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并逐步传递、转移到消费品价格（部分或全部转移），最终使得整个物价水平上涨。反过来，也会因为投资需求下降而使物价下跌。这是典型的因局部不均衡导致整体不均衡的例子。因此，不能否认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现象是存在的，它同时也意味着潜在的“总体过热”。
一般情形下，当投资需求改变时，物价和供给水平都会有所变化，即存在着价格效应和产出效应。当投资需求改变超过一定限度时，供给不再有相应的改变，边际供给弹性为零，这时就全部表现为价格变化。事实上，与价格波动相比，投资波动显然要大得多，且很难避免“大起大落”现象。
2.物价对投资波动的影响。预期未来价格变化刺激投资需求，首先是库存变化，再进一步就会增加基建与设备投资，如果是现实的物价变化则会影响投资成本。从局部来看，物价上涨（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增加了投资成本，造成投资预算不足；但是，从全局来看，通货膨胀有利于投资，从而刺激投资增长。
投资波动造成价格波动有一系列传导过程（如图1所示）。投资波动首先造成投资品库存变动以及投资品价格变动。如果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是灵活的，那么，由于需求变化必然导致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一方面，投资的乘数效应起作用，导致一系列产出增长。例如，投资品供给增加，投资品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在增长，产出扩大时导致投资加速增长，最终使得总产出相对过剩。当然，如果出现投资过热或发展不均衡，就会受到瓶颈产业和瓶颈产品的制约。另一方面，投资需求扩大也会推动价格上涨。首先是投资品价格上涨，由于成本增加，最终会部分甚至全部转移到消费品价格上，而消费品价格上涨或迟或早会促使工资水平相应增加，其结果必然是形成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这个过程虽然也包含着成本加成型通货膨胀的因素，但总体上是由于投资拉动引起的，是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图1 传导机制：投资和物价
三、货币政策的选择余地有多大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防冷”和“防热”是两种极端，中间有着很大的调控余地。如果这个调控余地很小，便成了一条“刃锋式”的道路，这就是目前货币政策的两难选择：如果不采取措施，“投资热”就会引起一系列后续反应，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本增加，最后变成通货膨胀，一般来说，这样的传导过程不会超过1年。但是，如果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由于外汇占基础货币供应的比例比较大，这时国内就会明显感到资金紧张，不利于生产，对于刚刚摆脱通货紧缩阴影的国内经济更是明显不利。因此，稍有偏离不是出现通货膨胀就是出现通货紧缩。
究其原因，首先是固定汇率制度。在外资大量流入情况下，货币政策是不可能独立的。有人认为这是蒙代尔—克鲁格曼的稳定三角形理论的翻版，这样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对外资开放，大量流入的是直接投资，不存在投机性冲击。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只要给予较长的时期，任何汇率预期都是能够实现的，直接投资同样可以有危机存在，即便只有经常账户渠道，也同样能够发生大规模的资本转移现象。例如，利润汇出是列入经常项目而不受资本项目控制的，贸易结算资金也可能在短期内滞留国外，这些都能够起到强化预期作用的效果。所以，1997年以后，我国由于非常担心金融危机在国内发生，加强了对结售汇的监督，尽管如此，资本外逃还是在发生，并且持续增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受控制的。事实证明，资本流动比计划控制有更多的方式和更有手段，一旦发生危机则是难以制止的。当增发货币主要由外汇占款增加引起时，国内企业仍会感到资金紧张，因此，如果中央银行收紧银根，只会造成国内企业资金紧张。但是，如果不采取措施，货币供应量过快增长，就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其次，利率和汇率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低利率政策实际上是鼓励多使用资本，发展重化工等资金占用量大的行业，也就是鼓励通货膨胀。但现在面临的是要防止通货膨胀，因此，低利率与货币政策紧缩是矛盾的。目前之所以暂时不能提息，主要是因为美元降息，人民币提息，会造成更多的外资流入，这会使得中央银行边缘化的现象更加突出，甚至在实际上成为美联储的一个区域性银行，这显然是不利于中国的。于是，只能采取“点控”方式控制。事实上，这种行政控制办法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暂时地压制住过热势头，时间长了其效果则是递减的。
总之，利率、汇率和价格具有联动效应，它们都是均衡价格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某个因素固定不动，就会造成其他因素的过度调整。最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价格是粘性的，那么，汇率就会有短期超调现象发生；现在，利率和汇率都不变，于是就更加集中地反映在价格波动上。
目前的宏观政策有意识地保持“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同时，投资趋热，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资料价格最先上涨。所谓货币幻觉，指的是货币政策的通货膨胀效应。一般地，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是产出效应，另一是价格效应。如果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以通货膨胀来换取产出增长，我们说这种政策有着暂时的“货币幻觉”。货币幻觉一旦消失，就全部转化为通货膨胀。因此，理论上就有了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完全的产出效应；另一个是完全的价格效应。现实中也有两个参照系，一是1993年下半年的“软着陆”，主要是限制货币供应，效果是显著的，但也造成“惜贷”现象，导致了更加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二是1986年的通货膨胀，等到物价已经上来，市场预期已经形成，货币政策也就只能跟着通货膨胀走，最后靠“套期保值”缓解了储户的恐慌心理。可见一旦市场形成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就盯不住了。不让市场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必须事先采取主动措施。显然，1986年那次调控偏热，1993年那次调控又偏冷。目前针对部分行业、企业采取“点控”措施，没有提息而是限制贷款数量、抑制投资规模，就是吸取了前两次调控的经验教训，既要抑制总需求，又要防止再度陷入通货紧缩。但是，货币政策（这里是指货币供应量）必须与利率和汇率条件联动，否则就变成了单一的行政控制，而过强的直接干预只能起暂时的作用，长期来看弊多利少。如果“宏观调控”中行政“控制”的成分多于市场“调节”的成分，便不能够真正摆脱“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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