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团图书处理中铺张浪费的危害_群书治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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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论奢靡之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奢靡论文,群书治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习和践行古圣先贤的言论,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为国家、民族、人民作出成就者的共同特点。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在这方面,唐太宗做出了榜样。27岁即位的他,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遂命魏征、萧德言等整理历代治国的资政史料,编撰成《群书治要》一书,并且将缮写的十余部《群书治要》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贞观政要·慎终》记载:贞观九年,唐太宗再次总结阅读史书的感受,提出“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正是太宗尊重和借鉴历史经验,使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值得注意的是,《群书治要》从天道规律、人性规律、历史规律、社会规律、道德教化规律等方面系统论述奢靡之害。当前,我们研读这部千年古籍中的有关论述,有助于更好地形成反腐倡廉的深入共识,为坚持不懈地反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端正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提供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

      一、天道规律:“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所谓“天道”,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在中国古人那里,如何行为并不是随意规定的,而是奠定在深刻洞察天道的基础之上。那么,天道有怎样的规律呢?

      《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凭。用这个道理观察,都是一盈一衰,一消一长。把这个道理推及人事,也是如此。例如,人世的一盛一衰,人心的一忧一喜,等等。中国古人所说的“富不过三代”,讲得就是这个道理:第一代创业者往往是白手起家、兢兢业业,用自己的双手开拓天下;第二代继承者还能耳闻目睹父辈创业的艰难,懂得克勤克俭、励精图治;到了第三代,一出生就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久而久之,便败光了祖辈父辈辛苦创造的基业。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出,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同理。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半边是白,中间有阴阳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平衡,阴阳就要发生变化。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

      换言之,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物极必反。天道是说,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尚书》所言:“天道福善祸淫”;《老子》所言:“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孔子就是符合此理的典型。他奉行“温、良、恭、俭、让”的德行,又被其后代传承至今而长盛不衰。

      在历史上,凡是家道能够承传三代以上的家族,都有严格的家规、家教、家训。《群书治要·文子》说:“生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道自鉴,而能为非者寡矣。”熟读圣贤经典,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享乐,便成为这些家族家教的重要内容,使得“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群书治要·周易》)、“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群书治要·孝经》)、“位也者,立德之机也;势也者,行义之杼也”(《群书治要·中论》)等思想深入人心。坚守这样的理念,才能够做到凡事节约而不奢侈浪费;控制自己的欲望,把职位、权势当作建立仁德、施行道义的工具,而不是骄奢淫逸的资本,才能避免身败名裂乃至“富(贵)不过三代”的悲剧。

      凡人都恭敬欢喜勤俭节约,凡人都怨怒隐恨骄奢淫逸。天道也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面对的一切都有天理存在其中。《群书治要·汉书》告诉我们:要珍惜节约他人的劳动果实。“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万物的生长有时节,但使用没有节制,财物必会用尽。面对人类无止境的贪求所导致的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古人的远见卓识不能不令今人重视。

      二、历史规律:“成由勤俭败由奢”

      《群书治要·淮南子》讲到:“成康继文武之业,守明堂之制,观存亡之迹,见成败之变,非道不言,非义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为,择善而后从事焉。”周成王和周康王继承文王和武王的基业,遵守明堂制度,明察前代兴亡的事迹,看清国家成败的演变。他们不合乎道义的话不说,不合乎义理的事不做;言论不随便出口,举动不随便作为。先选择出好的方法,然后据此去行事。所以,“成康盛世”带来社会安定和谐,甚至达到囹圄空虚、刑措不用的境界。到了近千年之后的汉代,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未能复现。对此,《群书治要·汉书》的一句话道明了根源:“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领导者舍弃治国的常理常法,放纵自己的私欲,推动奢侈风行而荒废仁义。《群书治要·魏志(下)》记载着臣子的进谏:所谓好的政治,主要是提倡节约,珍视民力;所谓恶劣的政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希望陛下认真考察开国之初为什么会清明兴盛,到举国末期为什么会衰弱以至灭亡,同时再看看汉朝局势的变化,就足以触动内心而产生戒惧。《群书治要·晋书(上)》也讲到:“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夏商周三代之所以兴盛,没有不是抑制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而成就的;三代的衰败,也没有不是恣意讲究奢侈浪费而导致的。可见,重建盛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杜绝奢靡之风。

      《群书治要》的很多论述都把奢靡之风看作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并视为盛世之主与衰世之主的一个根本区别。《群书治要·政要论》说:“故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修身治国,没有比节制欲望更重要的了。经传上说:欲望不可放纵。遍观家庭与国家,其取得成功,没有不凭借于俭约的;其导致失败,没有不是因为奢侈的。

      俭约者控制欲望,奢侈者放纵情感;放纵情感者危险,节制欲望者平安。大凡成功治理国家的君臣,无不节欲俭朴。《群书治要·说苑》记载:季文子作鲁国宰相,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粮食。仲孙忌劝:你这样做,别人会认为你吝啬,国家也不光彩。季文子说:是这样吗?我看到国人的父母都还穿粗衣、吃蔬菜,我因此不敢奢侈。只听说君子依靠高尚的道德使国家光彩,没有听说依靠妾和马能使国家荣光。德既能使自己有所得,也能使他人有所得,所以能够推行。如果放纵自己,尽情奢侈,不能反躬自省,怎么守卫国家呢?仲孙忌听了惭愧而退。

      乱世之君臣却恰恰相反。《群书治要·商君书》说:“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欲擅一国之利,而搜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这里指出的乱世之君主、臣子,都得意扬扬地欲独占一国一方的利益,探求更重要的官位,以便利谋私。这就是国家危亡、不能实现成功治理的主要原因。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所写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从一个侧面总结历史发展而得出了社会政治的必然规律。

      三、人性规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

      在古人看来,人性生而虚明洞彻,人心原本也平和。正是因为贪着物欲,所以使心性受到染污,失去了本有的光明,进而导致利令智昏,情令智迷。正如《群书治要·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修身的目的,无非是去除外在的染污和回复心性的光明,也就是《大学》所说的“明明德”。

      《群书治要·文子》说:“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圣人能遗物反己,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倾也。”抛弃物欲而回归自己的本性,不被物欲所控制,淡然自若的心态不被欲望扰乱,这样才能身处高位而不危险,保持安稳而不倾覆。《群书治要·论语》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孔子看来,仁是性德本具,但容易被物欲所蒙蔽。只要能够克制、约束自己的欲望而反归于礼,即名为仁。所以,求仁行仁全在自己,是自己之事,与他人无关。也就是孟子所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在我者也。”

      古人云:欲是深渊。奢靡之风使人沉溺于享乐奢侈而不能自拔,导致欲壑难填,人易丧失心性之正,久而久之,就会走上玩物丧志的道路,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不断增长的欲望而泯灭天良。

      《群书治要·尚书》记载:帝禹之孙、帝启之子太康身居帝位而不务正事,贪图安逸享乐,丧失了应有的品德,百姓都对其怀有二心。他纵情游乐没有节制,在洛水之南打猎,百余天不回京都。太康的五个弟弟遵循大禹的训诫而作“五子之歌”。其中之一的意思是,在内迷恋女色,在外迷恋游猎,纵情饮酒毫无节制,贪嗜歌舞不知满足,住着高大的房子,墙上还雕饰彩色图案。以上几项只要沾有一项,国家和国君就要灭亡。直到今天,这一训诫仍然有助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提起戒慎警惧之心。

      四、社会规律:“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邪巧作”

      奢靡之风导致奸邪,使道德教化难以入人心。《群书治要·管子》论述道:以前的圣君制造车船是为了方便百姓办事。当今的君主制造车船追求完备、坚固、轻巧、便利皆俱,却仍向百姓横征暴敛,用来装饰车船,用彩色刺绣装饰车辆,用精雕细刻装饰舟船。于是,女子放弃纺织而去学习刺绣施彩,所以百姓挨冻;男子放弃耕种而去学习雕刻,所以百姓挨饿。君主制造车船如此华美,臣子亦都效仿。这样一来,百姓饥寒交迫,只好作奸犯科。违法乱纪的事多了,刑罚也就越苛刻,国家就会愈加动乱。国君真想天下太平,确实憎恶天下混乱,就不能将车船当成竞奢斗富的摆设。

      管子分析道:国家形成奢侈浪费的风气,它的花费就会非常多,老百姓就会没有钱财而贫穷——“用费则民贫”。现在,很多国家的奢侈浪费已经花费到第二代、第三代的钱财。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根源于自私,甚至自私到连子孙后代的利益都不予考虑。“民贫则奸智生”。一些人已经习惯享受奢侈浪费的生活。由奢返俭难,没有钱财花费会很难受,最后只能产生奸智的念头。“奸智生则邪巧作”。所以,“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从根本上杜绝奸邪欺诈,就要提倡全社会的节俭之风,使之逐渐变成国民、公民的道德修养。

      五、道德教育规律:“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患盗而求教于孔子,回答:“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孔子以为,人有欲心,才有盗心,有盗心就会作盗贼。所以,他答复季康子:假使你自己不贪欲,虽然你奖赏人为盗,而人也不去盗窃。意思是,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则在其下的人便会以欲为耻。纵然有赏也不愿作盗贼。在《论语》的其他章节,孔子多次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能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与正人何?”实践证明,“言教者讼,身教者从”。领导者和教育者先受教育,符合道德教育的规律。从领导干部做起,率先反对奢靡之风和享乐主义,才能带动整个社会兴起勤俭节约的风气。

      《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同鲁哀公的对话,讨论当时的国君不能修明礼教,不能成功地推行礼教,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不能像古圣先贤那样率先厉行节约,反而过着奢侈浪费、荒淫无道的生活。鲁哀公问孔子:“为什么你一谈到礼就那么尊崇呢?”孔子回答:“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的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的远近亲疏关系。对此,君王带头恭敬奉行、率先做出榜样来教化百姓,使他们顺礼而行。……心里没有过分的奢望,自己与万民百姓有福同享。古代贤明的君主就是这样恭敬行礼的!”

      哀公又问:“当今的君王,为什么不能这样去做呢?”孔子回答:“当今的君王追求利益,贪得无厌,荒淫无道,奢侈无度,懒惰怠慢,游手好闲,一味地搜刮百姓的钱财来满足其贪心,使百姓抱怨朝廷;违背众人的意愿,去征讨政治清明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择手段;任意使用暴虐严酷的刑罚诛杀人民,而不依据正常的法度。当今的君王不懂得修明礼教。”

      总之,“读史使人明智。”在《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习近平谈道:“历史的兴替演进、起伏变幻,往往沉淀出许多规律,完全可以古为今用、古为今鉴。”研读《群书治要》这部涵盖经、史、子的资政巨著,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深刻全面地认识奢靡之风的危害,自觉地践行党中央提出的“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把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在的信念追求,转化为扭转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正能量,彻底杜绝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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