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澳门学的概念、对象及其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试论论文,对象论文,概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6.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6－0092－08
澳门在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对多元、包容、和谐的澳门文化进行学理上的解释与抽象，使澳门文化的内涵融入人类知识体系，为不同民族、文化和谐相处提供启示与借鉴，是澳门研究者面临的艰巨任务。1986年以来，澳门及内地学者提出了建设“澳门学”的设想，并对澳门学的概念、对象以及方法等问题，开展了有益的探索。① 但是，学术界对上述有关澳门学学科建设的重大问题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显然不利于今后澳门学的建设和发展。为此，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澳门学的概念、对象及其方法作简要的辨析，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澳门学：研究澳门的学问
澳门学的提出，是基于澳门丰富的历史文献与文化遗存以及独特的文化特征。但是如何界定“澳门学”，澳门学如何区别于“澳门研究”，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关于澳门学的概念，主要有三种观点：
黄汉强认为，澳门学作为一个“地区学”，其研究对象是澳门社会。澳门学从发展的流程来剖析澳门的纵切面，即研究澳门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寻找和阐明其发展的规律性；从社会各领域来剖析它的横切面，即分门别类地研究澳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会以及同外界关系等各方面的架构、特点及其规律。通过纵向和横向的研究，澳门学成为一门反映和阐明澳门社会及社会各领域的矛盾、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学问。② 可能是觉得上述概念及其对象过于宽泛，几年之后，黄汉强修正了其观点，乃将澳门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澳门的历史文化”。他认为，澳门学是以澳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研究澳门400多年来在东西方经贸互动和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积淀的澳门文化，研究澳门文化独特的个性、质量、功能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异体异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规律及其价值，为人类的真正的持久和平与合作发展找寻有益的启示。③
汤开建则认为，澳门学的研究对象，如果“澳门社会”过于宽泛的话，“历史文化”又偏于狭窄。“历史文化”只是澳门学的一个分支，因为澳门学既然是区域性学科，那发生和存在于这一区域的有关问题均应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应局限于“澳门文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如果澳门学只是研究“澳门文化”，那就限定我们对澳门的研究只能在“文化”的范畴之内了。与“文化”平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又置于何处呢？“澳门文化”实仅为“澳门学”这一大学科属下之一科目，而澳门学才是涵盖所有澳门问题研究的学科。④
吴志良等学者指出，澳门学不是仅冠上“澳门”两字的松散学科联合体，而是各学科融会贯通的综合区域学科。澳门学具有多学科性，是综合研究澳门问题的地区性学科。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澳门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也不应是钻“故纸堆”的，而应该是研究澳门现在和未来的主要问题。澳门学应该是以研究澳门社会和文化为主体，以探讨澳门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为主要研究对象，各学科融会贯通的综合性学科。⑤
上述观点，显然将历史文化作为澳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又不局限于历史文化，而是包括澳门历史与现实的诸多领域，甚至还要探究澳门未来的走向。那么，何谓“澳门学”？赵相林曾经指出，“澳门社会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及她在东西文化融合中的历史贡献，从而宣扬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深远意义。在此基础上，带动或推动全国范围内对澳门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以及对东西方文化交融发展趋势的普遍关注和研究，从而形成一个以澳门为具体考察对象，以东西方文化交融为研究重心的新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多年以来学界热烈讨论的澳门学。”⑥ 我们认为，概而言之，澳门学就是研究澳门的学科。具体来说，澳门学是一门以文献档案、文化遗产为基础，以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探寻澳门模式与澳门精神及其国际效应的综合性学科。
从学术内涵来看，澳门学，就是透过“小地方”看见“大世界”，即从政治制度、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澳门社会的形成、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从全球视野中审视澳门的今与昔及其特殊的发展道路，透过对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综合比较，发现澳门特有的发展模式及精神特质，由此揭示澳门模式和澳门精神所呈现的规律及其对人类社会、人类文明所蕴含的意义。
从学科特征上看，澳门学不仅仅是“历史学”，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澳门历史发展以及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澳门的历史、文献、政治、经济、社会、语言、人种、地理、宗教、民俗、建筑等诸多领域。当然，历史文化是澳门学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几百年间，在澳门发生的中西文明接触、碰撞、交融的种种事迹，其真相和特点，至今仍然无法全部揭橥于世，其间所形成的浩瀚文献仍然无法全部解读，甚至尘封于世界各地。如果有一天，在解读文献的基础上，澳门的历史真实得以“显现”出来，中国历史、葡萄牙历史，乃至于全球史，都有改写或补充的可能，更不用说对澳门相关问题的认识了。因此，如果不了解澳门的历史发展及文化养成的过程，则无法解释今天澳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诸多现象。
从时间特征上看，“澳门学”不仅是面对“已经过去”的历史存在，而且随着澳门特殊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延续，更加关注澳门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表现形式及其走向。由此可以确定，澳门学的内涵量具有历史学领域的文献性和当代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视野下的现实性特征。
从区域特征上看，澳门学不是“地区学”。作为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独木桥”，许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澳门留下印记，澳门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对欧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辐射，使澳门学更具全球性质。研究澳门学，不应该只是说澳门的事，而应该从澳门看到她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和影响。在几百年间，澳门外引欧洲，内联中国，是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枢纽，也是东西方文化相互窥探、接触、传播和影响的驿站，直接或间接对东西方近代历史，乃至于全球文明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便是今天，澳门的文化价值模式仍然对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澳门学与传统的“澳门研究”又是什么关系呢？大体来说，两者在概念上并不相悖。从国际视野来看，Macau Study、Macaology逐步被国外学者所接受和使用。Macaology一词由希腊语Macao（澳门）和ology（科学）组成，这一组合，可以看成是关于澳门学的最概括的解释：研究澳门的学科。从这个组合，自然可以看到，澳门学不是研究澳门的某一段历史，某一个领域，某一种文化，而是研究澳门的全部，包括她的历史发展进程，她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她的社会生活及文化传统。从这个组合，也可以看到，有关澳门问题的研究，包括过往的“澳门研究”，实际上都是澳门学的范畴。澳门学是在长期以来的“澳门研究”基础上，基于学科建设的一种概括和发展。之所以提出“澳门学”，其实是希望在“澳门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将澳门文化的独特价值、意义和作用放在全球视野中，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予以考察，在世界学术史的宏大叙述背景和学术体系中，挖掘“澳门研究”的学术内涵，使“澳门研究”逐步成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或者说将“澳门研究”学科化，直至澳门学的形成。⑦
二、澳门学：历史阐述与现实关怀
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必须具备研究材料的丰富性、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及研究价值的广泛性等特征，并以能够丰富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作为学术目标。如果说，敦煌学是以6万余件遗书和以莫高窟为代表的壁画艺术作为研究材料，徽学是以约40万件徽州典籍、文书档案，以及众多文化遗存为研究材料，那么，澳门学的研究材料，则是大量散布于世界各地的至今尚无法统计的多语种历史文献以及澳门四处可见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同时，还包括五百年凝聚和养成的澳门社会生活。可以说，就研究对象具有的历史丰富性和现实的鲜活性而言，敦煌学、徽学等诸多区域性的新兴学科与澳门学是无法比拟的。
有关澳门的文献档案在全世界有多大的量，至今仍无法统计，仅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整理的1630～1833年的葡文档案就有10万份，1833～1999年所藏档案更是难计其数。葡萄牙收藏澳门葡文档案的还有东坡塔档案馆、里斯本公共图书馆、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里斯本地理协会图书馆、外交部历史档案馆、儒达公共图书馆、埃武腊公共图书馆等。藏于澳门者，则有市政厅图书馆、贾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门大教堂、各教区教堂及部分葡文中学内；中文档案，广泛存于澳门何东图书馆、葡萄牙东坡塔档案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等。至于荷兰、英国、印度、泰国、日本、菲律宾、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越南、巴西等国，也有不同文字的澳门文献档案收藏，其内容涵盖政治、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经济、法律、科技等方面，其数量之多，无法估量。⑧ 除了数量巨大，澳门文献的价值也已引起世人的关注。2010年3月，天主教澳门教区的《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16至19世纪）》与中国的《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一道，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些文献包括了16至19世纪的正式纪录和个人通信、培训教材、书籍、期刊以至领洗、婚姻和丧葬纪录等，对研究天主教在澳门乃至亚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⑨
如果说，档案文献是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的历史，那么，大量的文化遗存，作为物态文化资料，可以补充文字资料的不足，也是澳门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澳门宗教、澳门民俗、澳门建筑、澳门工艺、澳门民居等课题的研究，往往要依赖于这些物态文化资料，而文献档案资料的记载也可以通过这些文化遗存得到验证，以辨真伪。据统计，澳门现有各种文化遗存500余处。其中，明清时期的庙宇碑刻钟铭仍然相当系统和完善；⑩ 此外，以妈阁庙、港务局大楼、郑家大屋、圣若瑟修院及教堂、岗顶剧院、民政总署大楼、仁慈堂、大三巴牌坊、大三巴哪吒庙、卢家大屋、旧城墙遗址、大炮台、东望洋炮台等25处古遗址为组团的世界文化遗产，则使澳门悠久、丰富而特别的文化遗存惊艳于世界——这个历史城区，保存了澳门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精粹，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以西式建筑为主、中西式建筑相互辉映的历史城区，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和远东地区传播历史的重要见证，更是四百多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互补、多元共存的结晶。
如果说，敦煌学具有重要的文化“化石”意义，澳门学则是异质文明发展互动知识体系的“活化石”。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累积和养成的现实社会，是澳门文化的鲜活形态。明代中叶以来，澳门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以及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重要枢纽，成为近代中西方文明接触、交流和融合的重要平台，成为异体异质的文明类型相互运动并产生新型文明的重要基地。经过近五百年的积淀，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养成了澳门特殊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性格。“澳门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澳门，是因为澳门一直处于一个开放的参照系中，与不同文明长期对话的结果，而对话的前提——容忍、承认、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合作、互助、共同承担和社会责任感，便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11) 因此，研究独特的社会形态——澳门社会，从活生生的社会景象回望澳门历史发展的轨迹，探寻澳门未来发展的方向，便成了澳门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和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研究澳门社会，既可站在今天远望历史的轨迹，又从历史中寻觅未来的道路，历史研究和现状分析密切相连，现实关怀也就成为澳门学特有的学术生态。
以历史文献、文化遗存以及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澳门学，其研究对象，包括政治体制、经济格局的独特性、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不同时期的中葡两国以及华人与葡人关系、澳门与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泰国、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的关系等等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外交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澳门学研究澳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澳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不同角度探讨和挖掘澳门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知识体系。因此，从学科分支上看，澳门学可以分为：澳门历史学、澳门文献学、澳门政治学、澳门经济学、澳门文化学、澳门宗教学、澳门语言学、澳门人类学、澳门社会学、澳门地理学、澳门民俗学、澳门文学、澳门建筑学、澳门艺术学等等。
从研究材料的丰富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来看，澳门学的每一个分支，都具有独特的个性以及丰富的内涵，都可以为“澳门模式”、“澳门精神”的建构，为世界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提供知识增量和理论贡献。从政治上看，澳门历经华洋分治，葡人“管理”，直至“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并且以行政主导，立法制衡与司法独立的政治架构维持管治，参与政治制衡与监督的，不是政党，而是拟政治化的各种社团。这一独特的政治道路与政制特色，与同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又有所不同；从经济上看，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以鸦片走私贸易、苦力贸易和赌博业为主要增长点的经济模式取代了历时已久的以国际转口贸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模式，澳门实现了首次经济转型，由此形成了澳门近代以博彩业为龙头的经济格局，澳门的微型经济模式亦赖以形成。时至今日，赌博产业已经影响到澳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产业的单一化及其挤出效应日益突出，能否实现经济的适度多元化，已经成为澳门特区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澳门政治、经济体制的独特性，可谓世所罕见，为澳门政治学、澳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深邃而广阔的天地。揭示澳门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独特价值，丰富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关于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及其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澳门政治学、澳门经济学面临的主要任务。
三、互动相生：澳门学的范式意义
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学术范式，包括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等形而上的原则。同样，澳门学能否成立，能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说，澳门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必须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回望人类文明发展的曲折历史，可以看到，澳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文化碰撞与相处方式完全不同。人类文明传播，大多都是“血与火的洗礼”，一种文明以优胜的姿态，以战争的方式征服另一种文明并取而代之。这种本土文化被征服者的文化“涵化”的案例，可以说俯拾即是：西班牙征服墨西哥以后，即强迫当地印第安人改信天主教，用残暴的手段消灭原有的宗教信仰；同样，西班牙统治者和传教士强迫上层菲律宾人皈依天主教。最终菲律宾人还是逐渐转向了天主教，到19世纪，菲律宾成为世界上罗马天主教信仰最虔诚的地区之一。(12) 塞缪尔·亨廷顿甚至断言，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3) 而在澳门看到的，却是不同文明的包容、互动与相生。“在澳门400多年的历史中，或多或少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纠纷，但最终都能在互相忍让和谅解的基础上通过磋商和谈判来解决，不争一时之长短，但求长期共存。这难道不值得当今世界或因经济、或因宗教、或因种族而大动干戈的国家或地区效仿？”(14) 有据如此，吴志良指出，“从学术意义上，澳门的历史演进也有力地证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难以令人信服”。(15)
实际上，如何评价文明传播的途径与方式，不同的研究范式自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仅就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而言，中外学术界就有文化侵略范式、文化交流范式、现代化范式、传教学范式、冲击—响应范式、传统—现代范式、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和中国中心取向等等范式的演变。(16) 这些范式是否适用于澳门学呢？早期天主教随着葡国商船登陆澳门，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其文化传播与发展的模式、形态又是怎样的呢？是势同水火，抑或平等相待？抑或交流互动？
上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其研究范式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全球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杰里·本利特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的概念，并解释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各种文明的变形，“跨文化的互动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稳定特征，……1500年以后，跨文化的互动在更大的地理范围内展开，文化之间的碰撞比以前的几百年间更为猛烈也更有破坏性。”(17)“跨文化互动”对于观察不同文化接触时的姿态、动向及其走势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当然，杰里·本利特对东西方文明的“横向联系”显然缺乏足够的重视，他只强调文明之间的碰撞以至破坏，对不同文化的相融以至相生缺乏足够的认识。
澳门在漫长的岁月中，中西文化长期交互浸染，除了作为文化母体的中葡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之外，中西文明在澳门的碰撞，是两种文明形态的互动与结合，两种文明在此“各美其美”，相互杂糅，相互吸取，相互学习，为各自文明带来了新的特质。更为重要的是，两种文明的结合，“美美共生”，“杂交”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样本和文明类型——“澳门文化”。澳门文化的迷人之处在于，她既有西方文明的特质，又有东方文明的精髓，中葡文化在澳门相遇相融，创造性地互相影响移植。
土生葡人，亦称澳门人（Macaense），乃是东西方文化互动相生的典型案例，是多种族混杂交融所形成的珍贵的研究样本。土生葡人的体质、婚姻、家庭、语言、宗教、风俗、文化等方面呈现的特质，可以丰富人类学关于亚欧之间不同体质、文化、习俗的人种相互接触和融合及其变迁过程的论述。从土生葡人的文化，可以看到东方对西方的同化，包括语言、服饰、烹调等，“这一事实在纯粹澳门文化的典型模式中可以令到他们使用自己特有的词汇；根据气候情况而着装；十分有效的预防及营养的观念；具有特色的饮食及艺术精美感；一组颇具特色的偏方，其中许多方子既不同于中药方又异于欧洲的西药方。”(18) 澳门土生族群在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巴西、泰国、加拿大、缅甸都有分布，“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可以给其它地区同类民族现象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19) 土生族群的研究，确实给澳门人类学展示了新的田野，由此甚至可以创新人类学理论，形成人类学的“澳门现象”或“澳门模式”。(20)
多神信仰是澳门宗教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澳门的庙宇教堂随处可见，各路神仙都有栖身之所，有的庙宇甚至同时供奉不同的神祇，众神共舞，济济一堂。“整个澳门地区，其实是一个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信仰圈，而历史最少已有四百三、四十年以上”。除了敬奉天妃的妈祖阁（天妃庙）、连峰庙以及道教之正一派、纯阳派之外，与道教相关的信仰，还有朱大仙、黄大仙、哪吒、康君、关帝、女娲、玄武、谭仙等道教之神，以及一些相对次要的属于道教的神灵，如石敢当、土地、财帛星君、鲁班先师、华光大帝、华佗先师、社神、福神、太岁和侯王等。(21) 同时，澳门旧有“东方梵蒂冈”之称，天主教、基督教先后登陆，并以澳门为基地，走向中国、越南、日本、帝汶、泰国等国。此外，澳门还有佛教、各种民间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白头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神慈秀明会、摩门教等。在如此狭小的空间，汇集了如此众多的宗教门派，而且宗教门派之间，长期和平相处，相安无事，甚至互相融入，这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澳门道教科仪音乐源自珠三角一带，伴随着道教科仪活动在澳门流传了大约二百年，融合了正一与全真两大派系音乐元素，这种现象在各地道教音乐中同样罕见。可见，在狭小的澳门，多神信仰的形成过程、宗教多样性的内在机理、不同的神祇长期和谐共处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样可以诞生一门别具特色、能够对宗教学理论有所贡献的澳门宗教学。
澳门的实践证明，不同的文化倏尔遭遇，慢慢浸染，互动相生，不但不会伤及“母体”，还会诞生“新儿”。澳门文化的“互动相生”形态，为考察人类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为澳门研究开启了一片新天地。(22) 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以不同文化互动相生为切入点，把澳门文化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来考察，以阐述澳门这个小地方与全世界，特别是与欧亚之间的“双向反射”、“双向互动”，强调澳门的发展变迁乃是与之关联的外部世界变迁——欧亚互动的结果，以此解释澳门文化的发展变迁及其形态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当然，澳门学的范式，必须具有相应的学术规定性，包括必须从全球视野、全球史的宽度和长度、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历史和现实的“延续性”、“双重性”、从本土知识系统的建构、以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解读和研究澳门文化等，更重要的是，这种范式必须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论证，才能得到广泛的运用。“互动相生”的文明发展模式，使澳门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的价值，对当今世界各国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促进世界和平、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与示范作用。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即便确定了澳门学的方法论及其范式，澳门学的成长之路仍然是漫长而艰巨的。澳门东西方融合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宗教的特点，其处理和化解冲突的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其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处，“各美其美，美美共生”、“互动相生”的过程和形态是怎样的？澳门在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有没有形成自己的精神体系，其内涵是什么，其外在符号是什么？澳门的知识体系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体系的关系是怎样的？“各美其美，美美共生”、“互动相生”模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何独特的价值，对人类和平发展有何启示？诸如此类，都是澳门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四、结语
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张汝霖完成了《澳门记略》；十九世纪初，瑞典人龙斯泰完成了《早期澳门史》，澳门研究已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近二十年以来，特别是回归以来，澳门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成果令人瞩目。(23) 但毋庸讳言，过往的澳门研究，主要精力停留于对事实的描述与解释，理论的阐述与归纳明显不足，方法论的建设仍然刚刚起步；就叙述空间而言，主要还是就澳门论澳门，很少透过全球视野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背景来考察澳门文化。
有鉴于此，澳门学所从事的，就是在大量文献以及现实生活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澳门的历史文化价值，并探讨这种价值与人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同时，揭示澳门多元文化互动相生的奥秘，以此建设澳门的价值体系和符号体系，发掘和发扬独特的、具有生命力的“澳门模式”、“澳门精神”，为推进“一国两制”国策的贯彻实施，为澳门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为不同民族、宗教、文化提供和谐共处的价值样本，为人类的和谐进步作出贡献。
注释：
① 学者关于建设澳门学的学术活动，论著方面，先后有黄汉强（1989）的《关于建立澳门学的一些思考》、常绍温（1994）的《从澳门历史文化的特点略谈建立“澳门学”问题》、陈树荣（1995）的《建立澳门学，促进澳门研究》、吴志良（1996）的《旧话重提“澳门学”》、黄汉强、徐新（1998）的《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书列总序——为“澳门学”催生》、汤开建（1998）的《“澳门学”刍议》、徐新（1999）的《“生存之道”与澳门学》、黄汉强（2001）的《关于“澳门学”对象与方法的思考》、黄汉强（2003）的《澳门文化与“澳门学”》、赵利峰（2008）的《澳门文献整理研究与“澳门学”》等。研讨会方面，1986年11月，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举行座谈会，提出建立“澳门学”的创议；1989年2月，东亚大学澳门研究所（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前身）举办“澳门学”学术研讨会，讨论“澳门学”的对象、方法及其意义，对“澳门学”的概念作了初步界定；1994年，澳门大学再次召开“澳门学”问题研究的专题讨论会；2000年11月，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澳门学”的对象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对“澳门学”多年来的研究做了一次阶段性总结；2010年4月，澳门大学、澳门基金会、澳门欧洲研究会以及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学者同盟等机构举行“首届澳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再次对澳门学的学科体系、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将澳门学推向国际学术界。
② 黄汉强：《关于建立澳门学的一些思考》，广州：《港澳经济》，1989年第2期。
③ 黄汉强：《关于“澳门学”对象与方法的思考》，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④⑧ 汤开建：《“澳门学”刍议》，广州：《特区与港澳经济》，1995年第2期。
⑤ 参见吴志良、陈震宇：《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综合卷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⑥ 《澳门论学·赵相林序》，第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
⑦ 关于“澳门研究”与“澳门学”的关系，参见刘泽生：《回归十年澳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澳门历史研究为中心》，澳门：《澳门研究》，2010年第1期。
⑨ 澳门：《澳门日报》，2010年3月13日。
⑩ 据统计，保留至今的明清庙宇碑刻共一百多块，分属二十六间庙宇，列载之钟铭有十九块，分散于九间庙宇。参见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11) 吴志良：《寻找澳门文化的意义》，载《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6年，第105页。
(12)(17) （美）杰里·本利特、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53、634页。
(13) （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14)(15) 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年，第349页。
(16)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7页。
(18) （葡）阿马罗（Ana Maria Amaro）：《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二十期，1994年。
(19) 汤开建、李长森、徐杰舜：《澳门土生族群三人谈》，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7期。
(20) 参见（葡）卡布拉尔：《澳门族群的构成》，载《“澳门土生葡人”特辑——人类学、历史和文化》，见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0期；周大鸣：《澳门的族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21) 参见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第7～10页，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
(22) 郝雨凡：《澳门学的范式意义》，澳门：《澳门日报》，2010年3月31日。
(23) 参见刘泽生：《回归十年澳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澳门历史研究为中心》，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