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十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中外论文,十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积极推进和努力实现党中央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了解我国和周边国家以及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和差异。为此，我们选择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印度、原苏联、韩国、新加坡、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注：不包括原民主德国。）、美国和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从外国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一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地区）在一定时期内达到经济总量增长的途径、手段或方式、方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经济总量的增长一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或者说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增加投入，扩大规模；二是提高效率和质量。当经济增长完全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来实现时，就是完全粗放型增长。当经济增长完全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来实现时，就是完全集约型增长。在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是粗放与集约结合型，即经济增长中既有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又有靠提高产出率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如经济增长中靠增加要素投入取得的份额大于靠提高产出率取得的份额，则是粗放为主型；反之，如经济增长中靠要素产出率提高取得的份额大于靠增加投入取得的份额，则是集约为主型。
目前，国际上通常用全（总和、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及其变动的标准。据此，我们利用有关资料测算了我国与其他9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动情况，结果大致如下：
中国和印度至今尚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以粗放为主型。据统计，1990-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中，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比重为36.1%，印度为19.3%，均低于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所占比重（分别为63.9%、80.7%）。
原苏联虽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了生产集约化方针，要求在1990年前完成经济发展向集约化为主的道路过渡，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据统计，1980-1989年，苏联经济增长率中，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占70.3%，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所占比重只有29.7%。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为主型状态。
韩国1990-1997年的经济增长率(7.2%)中，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占44.7%，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所占比重为55.3%。后者超过了前者，表明其经济增长方式已转入集约为主型，即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新加坡于8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1980-199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6.4%)中，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所占比重为64.1%，超过了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35.9%)。
日本、英国于7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1970-198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4.3%、英国经济增长率2%中，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所占比重分别为71.2%、79.5%，均超过了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分别为28.8%和20.5%）。
德国、法国于6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1960-1970年，德国经济增长率4.4%、法国经济增长率5.5%中，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所占比重分别为69.1%和50.4%，均超过了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分别为30.9%和49.6%）。
美国于50年代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据统计，1950-196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3.3%中，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占53%，超过了由要素投入增加获得的比重(47%)。
从上述可见，这十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十分明显：中、印、苏三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属粗放为主型；美、德、法、英、日、新、韩七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属集约为主型。这种差异之所以产生，原因比较复杂，但归根到底是与该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即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分不开的。大家知道，中国和印度都是低收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还很低。1997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中国为20%，印度为27%；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2%和27%；成人文盲率分别为19%和48%（1995年数字）。80年代的苏联，虽然号称超级大国，但按人均GDP衡量，还只能算是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并不高。1988年，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8%，占国民收入生产额的23%。科学技术虽然发达，但社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而美、日、德、法、英和新、韩七国则都是高收入国家，经济发达，社会发展水平均较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大于50%，城市化水平在70%以上，成人文盲率低于10%，社会基础设施完善，科学技术发达。如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角度看，则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体上是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阶段实现的。
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不一，因而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呈现出先后的差别。实现转变所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相对而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时间一般较长，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经历的时间较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行的国家长，后起的国家短。例如，英国从18世纪后半期产业革命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200年时间。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868年明治维新算起到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100年时间。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从1962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到9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30多年时间。新加坡也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从1959年成立自治邦算起到80年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大约花了20多年的时间。
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因为它们可以吸收已有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利用先进国家的资金，引进先进国家的科技人才，吸取先进国家的管理经验，同时发挥后发国家自身的优势，例如劳动力价格低廉等等。当然，后发国家的吸收、利用、引进，都必须根据自身的国情，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二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很广。其中，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是否得当，贯彻执行是否有力，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择其主要的，作些比较分析和论述。
一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经济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苏联长期实行“赶超”战略，并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标定位于产量和速度，达到战略目标的途径则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优先发展重工业。结果虽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比发达国家快得多的速度优势，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也存在着经营粗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低下的严重弊端，而且积重难返，长期不能改变。同时，由于其一直实行内向型的经济发展方针，经济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既经受不到或者说很少受到国际竞争的压力，也难以利用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好处，很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业已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家（地区）则都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针。例如日本，战后确定的以世界为市场的“贸易立国”方针，就对其实现经济赶超和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贸易立国”战略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意识和树立国际市场观念，使企业界为赢得市场而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加快技术装备现代化的步伐；使日本突破了自然资源贫乏对发展现代大工业的制约，扩大了选择优质资源的余地，从而保证工业优质原料的获得；突破了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同时，建立起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的大批量生产体制，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优质产品率，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强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如新加坡、韩国也是由于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突破了自身地域狭小、资源不足，国内市场有限的弱点，依托世界市场需求及其增长的保证，才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市场效益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产业政策问题。产业政策的正确选择，对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般说来，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比第一产业高，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比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高，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采取积极措施使产业结构高层次化，大力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产业类型的演进，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决定的，不能凭“长官意志”行事。再说，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使社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正常进行，并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主要比例关系恰当，产业结构合理、协调，否则就不能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难以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原苏联，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第三产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使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存在许多薄弱环节，虽经多次调整，终未扭转不合理的局面，以致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不断降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预期目标落空。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层次化和产业类型的演进，是随社会生产力发展、通过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实现的。但是，市场机制也有不足之处，如农产品的价格弹性小，若全由市场来调节生产和销售，势必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大起大落，损害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不利于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如交通运输、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是外部效应很强的产业，单靠市场机制无法满足社会对其发展的需要，而它们又都是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础，需要采取保护、扶持和鼓励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干预的一种手段，可以起到弥补和修正市场机制不足的良好作用。如美国政府就一直采取保护和扶持农业的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保护政策来保障农业发展。对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也实行特殊的扶持政策，从早期的铁路建设、二战前后的公路建设、机场建设、州际高速公路建设，直到现在正在推进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美国政府都采取了特殊的扶持政策。在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具体措施有：出资修建、直接经营、补助运营成本、支持研究与开发，以及制定规划，发布信息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借助产业政策来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通过扶持小企业发展和反垄断的政策，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基础，通过产业技术政策，尽力提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传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科学技术问题。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各国都普遍重视和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如加大科技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但在做法上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差别。
1.科技投入的来源。苏联的办法是增加国家财政拨款，而美、日等国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资金的投入。实践表明，前一种办法并不好。因为，它造成了企业的依赖心理，不利于调动企业改进技术的积极性，同时又受到国家财力的限制。后来虽经过改革，变单一渠道为多渠道、多层次筹集科技投入的资金，但在中央计划经济条件下，科技投入的主体仍是国家（主管部门），很不利于加速科技进步。
2.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科技进步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需要，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稍具规模的企业一般都设研究机构，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经过中试后投入批量生产，科研成果的推广使用率高，产业化进程快，即使是超越于企业行为的重大研究项目，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尖端科研成果的民用化进程也比较快，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在苏联，因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部门管理原则，科技与经济自成体系，成了互不搭界的“两张皮”。科研不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发展不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从根本割裂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机联系，科研成果的推广使用率低，产业化进程迟缓，加上有些制度上的问题，使许多先进的军工技术不能应用到民品生产，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
3.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关系。美国把保持技术领先作为一项国策，十分重视技术创新与技术开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美国首先研究成功的，75%是美国首先付诸应用的。美国也引进和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其重点是放在人才引进，即利用其各种优势积极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来美国。据报道，美国的设计工程师中有1/4-1/3是外国人；在夺取80年代科技制高点的大竞赛中，美国利用了全世界的智慧，得益巨大。国际上普遍认为，人才引进是综合效果最好的技术引进模式，但人员间国际转移的文化障碍往往很大。
日本则靠引进技术领路，技术创新取胜。日本从50年代就开始制定各种积极政策，促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建立了追赶型、模仿型的科研机构。日本通过大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不仅达到了追赶欧美技术的目的，而且诱发了新的设备投资，对全面搞活经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到7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拉平了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日本引进技术的特点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获取技术信息的软件模式。一些专家认为，日本用15年的时间取得了欧美国家用50年时间、投资1800-2000亿美元所获得的科研开发成果。日本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对国内技术不断革新开发。日本的技术革新有三个特点：一是强调技术的本质在于用途的开发，即有效地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战后50年来，许多新技术是美国人率先提出的，而真正占领世界市场的，却是注重技术开发、市场开发的日本企业。二是注重点滴更新，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三是注重产品的加工精度，重视细微部件的性能。
原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曾大量引进和利用了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推进经济发展向集约化为主道路过渡，更注重发挥资源优势，通过补偿贸易形式，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据统计，在70年代苏联设备投资中，从西方国家进口的机器和设备平均占16-18%，整个工业产值中约有15%是利用西方技术设备获得的，而在某些地区和部门，这个比重还要高。但是，原苏联对于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大多停留于成套引进，很少考虑在引进的基础上创新。因此，往往出现同类技术设备项目的一再重复引进，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对外技术依赖。而且，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技术先进的建设项目，常常因基建拖拉，不能及时投产。即使投产了，又因多种原因，开工不足，不能达到设计能力。
四是教育问题。经济的增长及其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与教育的发展、劳动者文化知识和技术熟练程度的提高分不开。因此，世界各国在加速经济发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都很重视教育发展，并采取了一些共同性的举措，诸如：增加教育投入，普及国民教育，加强职业培训等。但在做法上不尽相同。例如，在原苏联等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办教育的主体单一，教育投入来源的渠道单一，几乎完全来自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拨款。而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办学主体多元化，教育投入来源多元化，且“社会”部分大大超过了“政府”。实践表明，后一种办法有利于筹集和增加教育投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来加快教育的发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办教育也是一种投资，要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注重和力求适应实践的需要，从而使培养出的人才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和动手能力。而在计划经济国家，教育领域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基础轻应用的倾向，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脱离或者说滞后于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致使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要求。在原苏联，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全苏有10-15%的新建企业不能及时投产，70%左右的新投产企业开工不足。工人技能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还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废品、工伤事故、计划外修理增加。80年代初期，苏联不得不把金属切削、锻压、翻砂和电焊设备的全部整班停工时间的7.7-12.8%花在计划外修理上。
五是企业规模问题。企业规模是否合适，对于经营管理和生产发展有很大影响。一般说来，大生产比小生产具有许多优越性，如有利于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合理使用场地和劳力、节约生产费用等。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大生产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具有优越性，而且在各种产业部门以及各种社会经济条件下都不相同。如果超出这个限度，积聚就会在经济上是不利的。总的说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为适应现代3工业发展的需要，都比较重视和尽力发挥规模效益，但在规模经济形成和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问题上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
在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的形成，是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资本积累和企业兼并过程实现的。美、日等国经济发展早期，为获取规模经济效应，一般都实行鼓励生产集中的企业兼并政策。后来，一些行业的生产集中达到了垄断的程度，竞争被排斥，产生了停滞现象。此时，美、日等国政府为保障市场经济的活力，采取对大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进行适度限制的反垄断政策。同时对中小企业实行一定的扶助政策。而在苏联，由于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且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人为地合并和扩大企业规模，反给生产带来了许多破坏性后果。
实践证明，对于企业规模的大小，不能凭主观意志任意确定，盲目扩大，而是应当根据一定时期的生产技术水平，干部的经营管理能力来确定企业的最佳规模，以便使场地、物资、劳力和财务得到最合理和最有效的利用，获得最大的生产成果。
三
根据中外十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是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新课题。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投资政策、加速科技进步、发展教育事业、改变思想观念和传统习惯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是一项相当复杂的艰巨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
同时要看到，实现经济集约化，一般都要经历先局部集约化、再全面集约化的发展过程。所谓局部集约化，是指变手工劳动为机械劳动，通过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活劳动耗费。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基金装备率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集约化表现为大量占用基金的形式。单位产品的活劳动耗费是降低了，但单位产品的基金占用量并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所谓全面集约化，则是全面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全面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也就是说，既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活劳动耗量，又提高基金产值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基金占用量。同时，还要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耗费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劳动基金装备率的增长。集约化表现为节省基金的形式。
在实践中，大量占用基金的集约型扩大再生产与节省基金的集约型扩大再生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更替的两种形式。因为，在以机械化劳动或自动化劳动代替活劳动的不同阶段，各种各样的物化劳动的消耗是必不可少的。在初期的机械化阶段，当取代手工劳动时，大量占用基金的集约型再生产形式占优势。在掌握这种机械化水平时期，优势地位将属于节省基金的形式。向生产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过渡，又同初期的大量基本建设消耗相联系，并引起大量占用基金的再生产形式比重的增加。集约型再生产的某一形式占优势，是与社会生产物质技术基础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其次，在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诸多因素中，体制问题是主要的。原苏联长期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最初是在否定商品经济的理论支配下，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指引下，为集中和统一调度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任务而建立起来的。它在计划和考核工作中，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率，本质上是一种粗放经营管理制度。后来虽经多次改革，但因长期没有确定以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只是在计划经济前提下寻求计划与市场的最佳结合，不能根本消除传统经济体制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益不断下降的痼疾。事实表明，传统经济体制成了向集约化过渡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对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说，传统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一是表现在它不利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因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其生产经营活动由上级决定并对上级负责，经受不到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压力，因而对加速科技进步，提高效率和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没有内在的要求和动力，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特别是实行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刺激制度，很不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使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提高效率和质量的途径。比如，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完善劳动组织，可是，由于生产技术设施、工艺流程的改进以及新技术的推广使用，都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一定时间内增加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从而影响资金收入。因此，一些企业领导人墨守成规，甚至“像魔鬼害怕正神一样”“回避创新”，这就极大地阻碍了生产技术的革新，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经济、科技按部门原则自成体系，变成了互不搭界的“两张皮”，科研不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发展不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根本割裂了科技与经济的有机联系，不利于研究—生产周期的缩短和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使用，从而严重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集约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要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合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协调发展。可是，传统经济体制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加上条块分割，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严重，致使畸形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长期难以调整，资源配置不能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又怎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呢？三是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熟练劳动与不熟练劳动的报酬相差不大，严重压抑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势必影响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影响集约化的进程。在长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重新建、轻改造”，“重数量、轻质量”，“重速度、轻效率”，以及贪大求全，忽视专业化协作，“找首长、不找市场”等等传统习惯和惰性，反过来又严重地阻碍了集约化方针的推行。
而美、日等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资源配置是由市场来进行的；拥有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经济主体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企业完全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迫使每个企业必须提高效益以求生存和发展。因此，每个企业都不遗余力地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劳动装备程度、鼓励发明创造、改善经营管理、扩大规模经济上下功夫。政府的作用则是在政策上加以促进和引导。实践表明，市场经济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加速科技进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
当然，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存在自发性、盲目性的弊病，因此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必须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是否做到这一点，效果就大不一样。例如，亚洲“四小”和拉美三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虽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在运行实践中，前者重视宏观调控，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来遏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缩小其负面影响，从而较好地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后者则比较放任自流，没有或很少采取干预措施来抑制市场经济所不可避免的消极作用，致使资源配置得不到优化，阻碍了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经互会解散，使原苏联失去了相对稳定的国外市场和商品、资源供给来源；国内又陷入了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的困境，完全丧失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前提，这样就不可能达到向集约化过渡的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