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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凶猛袭来之时，人们关注的问题是：大规模的公民抗议浪潮是否会在西方出现？世界是否再度向左转？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潮是否再现高潮？尤其是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1989年以后出现的市场化导致的急剧攀升的物质不平等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衰落这一悖谬现象能否被扭转？两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可以做一番盘点：今日世界社会主义左翼运动的现状如何，亮点、问题和特点何在，又要走向何方？按照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左翼的性质，本文拟分为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和国外新马克思主义左翼三大部分进行论述。
一、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左翼：全球危机中求生存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有效性，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左翼(在西方主要是各国共产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良机。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左翼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映。以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家斯坦利·阿罗诺维奇(Stanley Aronowitz)为首的五位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于2008年10月发表了激进的《向左转宣言：致美国激进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该《宣言》分析指出：现在是向左转的时候了。组织化的、具有社会影响的美国左派40年的衰落到了反转的时候了。当今资本大厦扩大的裂缝为社会大转变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宣言》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呼吁创造一个新的左派，发扬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3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在60年代的革命传统，组织起来，重新制订一个走向真正的社会平等、民主、繁荣、个人创新、生态可持续性及和平的政治进程。①这一《宣言》表明，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正在检讨西方社会主义左翼失利的历史经验，争取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重新复兴。
从2008年底至今，西方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试图摆脱苏东剧变以来受到重创的低迷状态。1989年以后，欧洲各国共产党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除希腊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等少数党从名称和指导思想上仍坚持原有形态、以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之外，原有的西欧大党(如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包括分裂后的各派别)均已强调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走向社会民主主义化，在政策主张上也向福利国家、限制私有化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政策靠拢。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中表现最为抢眼的是希腊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
希腊共产党是有90年历史的老牌马克思主义政党。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希腊政府为获取欧元区和IMF的救助，提出了以削减公务员工资、增税和未来三年削减财政预算300万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从而遭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希腊共产党不仅在议会中领导反对党试图否决这一法案，而且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动员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政策要点主要是维护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故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此外，希腊共产党多年来致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自1998年以后先后七次主办了苏东剧变后世界范围内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该大会2010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以“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工人和人民的抗争、替代道路以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运动的角色”为主题的第11届代表大会，并发表了《德里宣言》。该大会现已有48个国家的57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参加。希腊共产党还与比利时、西班牙、委内瑞拉等欧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党刊共同组建了《国际共产主义评论》编委会。该刊物于2009年1月在雅典正式创刊，以英、西、俄三种语言发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希腊共产党功不可没。
日本共产党在危机后表现最为突出。日本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逼近10％。日共在危机情势下致力于解决当前日本社会突出的“工作贫困”问题。尤其是2008年2月，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在国会公开质疑自民党政府的就业政策的讲话，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网上点击率超过15万次。日共的观点和政策，回应了大多数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社会改革进展缓慢的深刻的社会失望情绪，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大量没有就业保障的临时工接受了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念。目前，日共党员增长速度很快，在一年之内新党员人数增加了10万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党员。
目前，已经更名的西方前共产党朝着两个不同方向演变。大部分前共产党已经社会民主党化，但由于失去了传统的阶级属性，身份特征模糊，多数在政治实践中没有起色，逐年走下坡路。日本党的良好处境是已社会民主党化的发达国家共产党中的一个特例。其争取新中间阶级青年一代的方式对其他同类党有启发意义。部分国家前共产党组建了新的左翼党，这类党在西方政党的政治光谱上处于前共产党人和前社民党左翼之间，成为当前西方政治中最激进的左翼。其中表现最好的是德国左翼党和法国反资本主义党。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议会近期的选举中，欧洲左翼党的支持率小幅上升。②
总体上看，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20世纪下半叶逐步走低，苏东剧变后则彻底边缘化，长期陷入发展低谷。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后尤其是7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现代化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已经改变，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绝对数量已经降至30％左右，中产阶级取代工人阶级成为人口的多数，共产党依靠的社会基础收窄。另外，现代化的进程使经济社会成果普惠于西方大众，工人阶级的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使工人阶级享有普遍的社会保障，使其阶级意识淡化；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蔓延，瓦解了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诉求，从而造成共产党动员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持续弱化。
总体上，金融危机未能使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完全摆脱生存危机。危机后，法国等地发生过大大小小多次工人抗议运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政党并无意进行有组织有意识的引导，这些运动只能作为孤立的事件昙花一现。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党，西方国家共产党一方面需要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保持阶级特征，另一方面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当代演变现实，在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组织化形式上努力创新。同时，它还必须扩大其社会基础，在国内吸引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在国际层面与生态、民权等进步社会运动结盟。只有这样，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才有可能克服其意识形态吸引力危机，赢得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当前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警惕的最大问题，是要防止被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所利用。西方国家共产党与极右民族主义和民粹势力的动员对象是同一社会基础，即在全球化中受新自由主义损害最严重的传统产业的工人阶级、失业者、郊区青年、老弱病残等社会弱势群体。在历史上，1929年大危机既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向左转，也酿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极端右翼的法西斯主义与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相伴相生的政治现象是否会在新的全球危机的背景下重演，是今后几年欧洲政治中可能出现的变数。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左翼必须与法西斯主义反移民、反民主的极端民族主义仇外思潮作斗争，努力争取西方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如果金融危机继续深化、走向持续衰退，西方社会的公民抗议运动将会有大规模的上升。与极右翼势力抗争，引领反资本主义浪潮的正确方向，将是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恢复声誉、重新赢得西方公众支持的重大契机。
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左翼：自身危机的反思中酝酿新定位
在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看来，令人震惊的现象是，全球危机下没有出现人们希望的社会主义左翼复兴(这里主要指作为欧洲左翼主流的社会民主党)，相反，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本营西欧却出现了新一轮的右翼执政浪潮。以今年布朗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黯然下台为标志，社会民主党主政欧洲的局面已经彻底让位于“右派欧洲”。萨科齐、默克尔、卡梅伦等中右翼领袖主政西欧大国。除爱尔兰、葡萄牙和丹麦等少数欧洲国家之外，各国社会民主党已在新一轮选举中全面落败。③尤其是2009年6月欧盟议会选举，被视为“欧盟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一次右翼回潮”。④中右的“人民党党团(PPE)”大获全胜，在议会中得到265个席位；中左的“社会党党团(S-D)”仅得到184个席位，所占席位创历史新低(25％)⑤，比想象中输得还要惨。
右翼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逆市而升和社会民主党的意外败绩，引发欧洲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新一轮深刻反思。近期，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主席达莱马和其他理论家纷纷撰文，评述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改革成就、政策失误、危机根源与发展前景。他们的分析围绕下述问题展开：
1.是“选举年现象”，还是“生存危机”？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性质，分析家们看到，危机下发生的欧盟历史上罕见的右翼回潮，恐难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正常的“选举年现象”。选民拒绝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是选民对社会民主党的“信心危机”。对多年来社会民主党“口惠而实不至”的执政业绩，选民把怒气发泄到执政党身上，社会民主党的传统选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向极左和极右政党流失。但是，目前的选情在总体上还不至于威胁到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生存。
意大利前总理、左民党主席马西莫·达莱马(Massimo D'Alema)坦言，欧洲社会民主党近年来处于危机之中。全球化的危机符合左翼的愿望——似乎不可战胜的市场发生了变化，在各主要国家中进步力量占了上风，新保守主义的单边主义已经过时——但此时却恰恰发生了左翼的危机，这是令人震惊的。他的基本观点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是由于它对冲击和挑战欧洲社会的全球化没有给出圆满的答案，没有给欧洲民众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未来的希望。现在已经到了社会民主党反思和改革的关键时刻。⑥国际进步思想库负责人O·克拉姆等三人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欧洲议会的败绩表明，其不断衰退的表现背后中，有着深层次的结构因素。社会民主党目前的艰巨任务是分析自身长期的结构性衰退的根源，并搞清楚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没有成为其克服长期结构性缺陷的机会。报告还指出，中左派政党的力量之源在于充分利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正义的现象，创造一个更公平和平等的社会。这份道德承诺作为一项政治方案依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社会民主党如果拒绝直面选民对其信心丧失的严峻事实，继续采取“逃避的政治”，它的这种潜力就可能会被浪费掉。⑦诚如达莱马所言，社会民主党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左翼政党，其他小党尚无法取得其具有的主流政党地位。它在历史上不只一次陷入危机，又不只一次浴火重生。目前，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正面临着又一次重大调整。
2.是根本失败，还是策略失误？关于目前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的根源，分析家从多方面进行了剖析，对欧洲社会民主党过去10年的成就和失误作出了理论总结。
吉登斯在《新评论家》上撰文反对全面否定“布莱尔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成就，认为正确评价成就和失败有助于理解意识形态的重构。他认为，工党连续执政13年，超过了美国、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所有兄弟党，在自己百余年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执政超过两个任期以上，这是一项标志性的成就。新工党不是空谈，它与时俱进，启动了中左政治的必要的改革创新和一个清晰的政策议程。其基本纲要遵循了与相信积极的政府相关的社会团结、减少不平等和保护易受伤害者等左派价值观。这些政策设计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如推动了全球化，发展了信息时代的后工业服务经济，出现了一个更主动表达意见和更有斗志的公民。这一时期，英国经历了连续十年的经济增长，并同时采纳了国民最低工资。新工党在各个领域与撒切尔时代的灾难性遗产进行斗争，直面犯罪、社会紊乱、移民和文化认同等问题，获得了更广泛的选民的支持。在他看来，新工党的主要失误一是追随布什参与了伊拉克战争，二是过于依赖市场和城市经济，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缺乏更严格的批判。⑧
达莱马将社会民主党的衰退归结为其全球化策略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在老欧洲的心脏占下风？在达莱马看来，全球化给新兴大国带来希望，给欧洲富国带来恐惧。欧洲弥漫着恐惧情绪，害怕亚洲经济的竞争，害怕移民对社会组织的冲击，害怕危机下严重的失业，害怕伊斯兰恐怖主义。恐惧使欧洲变成自我封闭的堡垒，从而促使右翼的支持率上升。尽管中左派在文化知识界，在教师公务员等公职人员中占上风，但是右翼用自我保护应对全球化不稳定性的政策使之在最贫穷的人群中占优势，他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对外来经济过于友善。右翼的方案是错误的。但问题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在90年代后半期主政欧洲的时候，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改良主义，没有提出有效的价值和保护欧洲特征的有效措施，没有适应选民的希望，给欧洲民众提供有效的保护办法。一句话，没有创造应对全球化的政治工具去解决全球危机和超民族国家的问题。欧盟本身仅是货币的、金融的、银行家的欧盟，而不是社会的、人民的欧盟。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恰恰在于没有对欧盟进行改革，从而使民族主义抬头，产生回归民族国家的、最终有利于右翼的情况。在法国、意大利和所有欧洲国家，都出现了劳工阶级投票给右派的令人吃惊的情况。⑨
P·戴蒙德(Patrick Diamond)和R·里德尔(Roger Liddle)⑩则认为，社会民主党衰退的结构性因素早在全球危机前就已经很明显了，表现为：“可靠的”传统工人阶级的持续减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日益增大的社会分化，老龄化和传统福利国家无法解决的社会活力丧失等新的社会风险，以及价值观领域的日益个人主义化。这使得社会民主党支持者中产生“世界主义者”和“共同体主义者”的紧张关系，传统形式的社会凝聚力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他们的结论是，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社会民主主义未能给经济危机提供明确解答，而在于欧洲社会民主党在经济危机中暴露出了自身意识形态上的真空。(11)
3.是局部政策调整，还是根本价值观检讨？对于调整的内容和目标，分析家们一般都强调，需要调整的不仅是局部政策与战略，重点是要复活左翼原初的价值观，在重构左派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以新的社会政策重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
在90年代后期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新中产阶级方面获得了成功；在新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社会民主党需要在此基础上，重新争取劳工阶级和下层民众的支持，巩固和扩大其传统社会基础。吉登斯一再强调，新工党从未抛弃和背叛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反对社会不平等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重视社会民主和社会团结。(12)达莱马认为，全球危机也给左派带来了重新恢复力量，恢复其价值理想的机会。社会民主党应当站起来捍卫社会民主主义最原始的价值。如果左派不再代表劳工和最弱势的人群，它必将失去大多数。本次危机不是银行家的计算失误，真正的问题是全球经济发展失去了民主控制。任何单个国家都不可能引导全球经济，全球规则是保护全球穷人的惟一手段。这些手段包括加强对金融力量的控制，建立全球劳工保护的最低标准。由于左翼有这方面的传统，因此是动员和实现全球民主控制、民主监督的最合适的力量。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使欧洲国家有信心发挥自身民主、平等、创新的文化价值，而不是自我封闭，这是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条件。(13)O·克拉姆等指出，欧洲的中左派政党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社会民主党想要在这个不安定且复杂多变的时代中恢复政治影响力，那他们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核心的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能否在21世纪重新定义自己的道德目标，重塑其思想和理论基础。(14)
4.是医生，还是掘墓人？关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政治定位和未来前景，分析家们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认识，提出了较为一致的定位主张。尽管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深陷危机，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在改良和革命之间选择前者及其这一基础上的变革。
改良，还是革命，这是社会民主党人在20世纪初面临的难题。它于30年代大危机后确立了改良主义的路线，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寻求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造，利用民主国家的权力驯服并最终改造资本主义。这一选择建立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变化，出现了更多的平等主义，不可能短期内发生崩溃的判断之上。战后社会民主主义“黄金时代”的成就，奠定了20世纪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成功基础。事实上，即使是在今天全球危机的背景下，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仍然不是西方各大左翼的主流选项。比如，最近10年崛起的、从左边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左翼党，既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切割，又与主流的社会民主党现行政策切割，而它要捍卫和恢复的，恰恰是社会民主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价值理想和政策。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
目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再次回到了它在20世纪初遭遇的问题，但这一次它的定位仍然是改造、驯服资本主义而不是推翻它。然而，与世纪初的伯恩斯坦改良主义和90年代布莱尔“新工党”改革的社会民主主义反思不同，危机迫使社会民主党酝酿世纪性的新定位，是一次需要向左转的定位。布莱尔称，社会民主党是永远的修正主义者；唐纳德·萨松(15)说，不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在新世纪仍然存在，仍然具有吸引力；达莱马坚信，社会民主主义的价值理想能够取胜，在改革中拥有未来。总之，作为欧洲主要执政党之一，社会民主党客观上不存在执政危机，仍然有重新执政的前景；作为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拥有中产阶级和进步人群的持续支持，其主流意识形态具有长期影响力。尽管由于作为执政党的欧洲社会民主党没有令人满意和令人安心的执政业绩，使之眼下成为其选民发泄怒气的目标，但是，欧洲民众不会长期转向极左或极右势力。当前西方社会民主党“复活伯恩施坦”的浪潮，是希望通过再度深入改良以重新塑造其理论和组织基础，在新形势下赢得选民的信任。然而，结构性的问题必须有结构性的解决方案。社会民主党人必须系统地反思长期衰退的历史教训，对社会民主党进行结构改革，才能对抗来自左右两方面的竞争，开辟未来的发展道路。
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左翼：理论思考和战略探讨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第三左翼目前有两大亮点：新马克思主义知识左翼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思考和拉美民众主义社会运动高潮。
西方知识左翼的战略思考，除了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理论家围绕“承认”理论建构的“反常规的正义”战略，即南希·弗雷泽“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的新战略(16)以外，新近值得注意的是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巴迪乌等人提出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和理论。法国政治理论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和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都是列宁和毛泽东的信徒。巴迪乌是典型的“1968年人”，是以原创性的哲学思想为左翼政治和左翼运动论证可能性的哲学家。巴迪乌早年深受毛泽东和中国文化革命的影响，后期思想引进了数学本体论。他沿袭法国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传统，独创了“事件哲学”。“事件”是巴迪乌哲学的核心范畴，它的主要内涵是解放。“事件哲学”的解放，意味着一种肯定“思想”的创造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倡导集体的反抗。巴迪乌复兴了解放的传统，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思考解放政治提供了可能性。他将西方多元主义左翼、非政府组织视为资本主义的帮凶，嘲笑西方主流批判左翼不及痛痒的“文化批判”。金融危机爆发以后，2008年巴迪乌在《新左派评论》撰文提出“共产主义的假设”；2008年10月17日在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再次呼吁共产主义。巴迪乌认为，“共产主义”一词被贬低和侮辱了。“但是现在，‘共产主义’一词的消失只是便宜了既有秩序的支持者，也就是当前危机大片中的演员们。我们要重新提倡共产主义，并使它更为明晰。……共产主义用最激进的方式打破了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他要求以列宁的著作为依托，在政治中重新激活思想问题，反对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安全的病态的迷恋。他号召人们，在“无党派的政治”的基本原则下探索一种后列宁主义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激进方式，运用毛泽东那种让人民群众直接跨越官僚和知识分子进行造反运动的方式，在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实践中生成革命的理论。巴迪乌一生都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革命者。他的思想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信心。巴迪乌像著名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思想家法农一样，在印度、民主刚果、南非等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高度的尊敬。
齐泽克是新生代的理论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他奉巴迪乌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熟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且不断地“回到列宁”。他长期从事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激进的政治立场。他的著作已经被译成20多种文字，近10本已经出了中文版。齐泽克高度赞同巴迪乌的“共产主义假设”，指出：“现在，比以往更甚，人们应当坚持巴迪乌所称的‘永恒的’共产主义观念，或共产主义‘不变量’——即从柏拉图经中世纪千年起义再到雅各宾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均起作用的‘四种基本概念’：严格的平等主义正义，训诫的恐怖，政治自愿主义(voluntarism)和相信人民。”(17)他认为，这个“矩阵”并没有被任何后现代、后工业或你想要的无论什么动力所“超越”。他坚决批判资本主义的“民主”意识形态，倡导一种列宁式的革命战略，即：“为了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就必须重述列宁，从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对党性原则的强调以及在行动中对革命潜能的激发那里汲取营养，进而结合当今的意识形态状况建构一种有能力自由思考、掌握普遍真理、抓住数字化时代新对抗形式的行动乌托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苏东传统左派、文化斗争解放、福利国家制度、赛博共产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等模式所提供的虚假选择。”(18)齐泽克的这一社会主义新战略区别于西方知识左派主流的战略，它坚决拒绝当下批判理论时髦的、无害的、在体制内小打小闹的“文化研究”(他称这些为学界“真正的堕落”(19))，坚决抵制拉克劳式的民粹主义“体制化政治”(他要求“抵御民粹主义诱惑”(20))，旗帜鲜明地为当代世界左翼政治的发展指点路径和方向。
自2000年来，拉美形成左翼执政浪潮。包括巴西劳工党卢拉、委内瑞拉“第五共和国运动”查韦斯、厄瓜多尔“1月21日爱国社团”古铁雷斯和社会主义党—广泛阵线科雷亚、智利社会党巴切莱特、阿根廷正义党基什内尔及其夫人克里斯蒂娜、乌拉圭左翼进步联盟——广泛阵线主席塔瓦雷·巴斯克斯、尼加拉瓜桑地诺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和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莫拉莱斯等，拉美左派赢得多国总统选举。左派执政后，委内瑞拉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巴西提出“劳工社会主义”，智利、乌拉圭遵循社会民主主义。其中，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得到了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的附议和支持。“21世纪社会主义”公开宣称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美，是拉美激进的民众主义左翼的旗帜。“21世纪社会主义”主要是玻利瓦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卡斯特罗主义的结合，推行一系列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在国内进行普惠底层民众的民众主义社会改革，其一系列“社会主义计划”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特点。混杂了多种意识形态传统的“21世纪社会主义”是一种直接诉诸底层民众的草根意识形态，有很大的动员性。
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拉美左派主导的“世界社会论坛”走出了前几年的困难局面，于2009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贝伦大会，即第8届世界社会论坛。贝伦大会发布的《贝伦宣言》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基本诊断，表达了对如何摆脱危机的明确立场，谴责新自由主义，宣称：“我们不会为经济危机买单！这是富人的事！——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都是必要的！”《贝伦宣言》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要求一个一般地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修复性的调节机制，而是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替代方案，即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脱离宗法统治。它呼吁建立一个反对种族主义、反对宗法统治、尊重地球母亲的社会主义替代制度。
拉美民众主义社会运动进入新高潮，其标志是查韦斯倡导建立“第五国际”，“21世纪的社会主义”试图确立其组织形式和领导核心。2009年11月，查韦斯在他发起的左翼党第一次国际会议上倡导成立“第五国际”。查韦斯表示，成立“第五国际”，团结世界各国进步力量、左翼政党和团体的时刻已经到来。前4个国际已经夭折。“第五国际”将确定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失败教训的回答。“第五国际”将继续第四国际的国际工人运动路线。它将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在反帝斗争中联合起来，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而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组织。目前，该倡议得到拉美多数左翼政党的支持，但没有在世界范围的左翼政党中取得普遍共识。左翼党第一次国际会议已经通过一项决议并成立“第五国际”筹备委员会，准备在2010年召开一次规模更大的全球左翼政党大会，讨论新国际的成立。本次会议还签署了《加拉加斯承诺》，以指导全球反帝斗争。以查韦斯为中心的、在第四国际激进左翼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组织能否成形，能走多远，有无后劲，是新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件值得关注和分析的重大事件。
我们看到，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新形势下，无论马克思主义左翼、激进的知识左翼，还是新社会运动左翼，都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下述新特征：其一，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目光不能只盯着传统的工人阶级，即西方的、白人的、大工业和城市中心的工人阶级，必须放眼当代大多数新型的雇佣劳动者和受体制排斥的边缘人群，如妇女、有色人种、少数族裔、“沦陷社会”的青年、脑力雇佣劳动者、服务业职工、灵活就业的短工、外籍劳工、农民工、移民等等；其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具有新的组织形式和行动载体，后现代的一盘散沙不足以对抗组织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其三，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需要进行理论和战略重构，抛弃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告别体制内认可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方式，从而建立当代阶级斗争的政治替代模式，推进一个更激进、更现实的社会主义战略。新特征的显现意味着新思考和新行动的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点。
注释：
①参见Stanley Aronowitz,etc.Manifesto for a Left Turn:An Open letter to U.S.Radicals,Ragged Edge Press,NYC.
②⑤参见欧洲议会官网http://www.europarl.europa.eu/registre/recherche/info_en.cfm.
③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1国落后于中右派政党。
④见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T.克劳(Thomas Klau)2009年6月8日接受路透社会采访的表述。
⑥参考达莱马2010年6月18日在中联部报告会上的演讲《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
⑦(14)O·克拉姆等：《挑战和反思“逃避的政治”—复兴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唯一道路》，转引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10年第1期(总第25期)。
⑧Anthony Giddens,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Labour,New Stateman.
⑨(13)引自达莱马2010年6月18日在中联部报告会上的演讲《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现状和发展趋势》。
⑩前者是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巴罗佐的前经济顾问，后者是唐宁街10号原英国首相政策规划办公室负责人。
(11)Patrick Diamond and Roger Liddle,eds,(2009)Beyond New Labour: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Britain,London:Politico's.
(12)Anthony Giddens,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Labour,New Stateman.
(15)萨松是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欧洲比较历史教授，社会主义思想史著名研究者。
(16)具体内容参见周穗明：《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战略的新演进——评南茜.弗雷泽“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解构”的新战略》，《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2008年第11期。
(17)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an as Farce,Verso,2009,p.125.
(18)(19)参见齐泽克：《为列宁主义的不宽容辩护》。原文来自网上下载。
(20)参见齐泽克在《抵御民粹主义诱惑》的论述：“今天解放性的运动不仅不应投入到民粹主义当中，而且应更进一步提出今天解放政治的主要任务是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找到一种政治动员的形式，对(像民粹主义一样)体制化的政治保持批判态度，从而避免民粹主义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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