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切源于合音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切论文,合音新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切注音法产生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有关论说最早见于隋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汉末人独知反语（即反切）”，同书《书证篇》又断言“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宋人又提出反切出自梵文拼音法，如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韵补》条认为：“反切之学，自西域入中国。”两说合而为一，成为现代学界通行观点，即：反切注音法是在东汉末年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受梵文拼音法的启示而产生的。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提出另外一种推测，指出：“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殆与声俱生，莫知从来。”此后顾炎武《音论·反切之始》推阐其说，列举合音数十例，认为“反语不始于汉末”，“自汉以上即已有之”。现代学者认为，沈顾二氏所举例证属于自然合音，反切则是人为的拼音，汉末以前的自然合音不能作为反切已经产生的证据，因此这种观点在现代学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反切注音法是由反语（反切语、切脚语）改造而来的，如黄侃先生指出：“反语者，反切之初步也。反切有规律，而反语则出入常语间耳；反切为常见字、易识字，而反语则由熟语组成，而自有其文学之本耳。故反切直出于反语，而反语则间生于双声、叠韵也。”〔1 〕从古今反切语流布的情况看，这种解释极为近理，但由于没有举出确凿例证证明时代在汉末以前，因而这种观点影响也不大。比较起来，汉末梵音说似乎最为有理有据；现在所知最早使用反切注音的服虔、应劭正是颜之推所说的“汉末人”，汉末又正是已有佛经翻译的时代，而“郑玄以前全不解反语”。于是今人便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周秦至汉所有之合音，乃天然的，汉代以后之反切，而是人为的。这个人为的反切，非有外力不能产生”；〔2〕汉末以前没有反切产生的基础， “我们也没有发现那时已经有基于对字音的准确分析的二合音，哪怕是偶然的一例”，因而“关于反切的产生，就只好从另一途径，从受拼音文字的启发来考察了。”〔3〕
但本文认为，远自西周时代起，文献典籍所见自觉人为的分析，拼合音节的例证是大量存在的。沈括把上古汉语二合音看作“切字之原”，与顾炎武把自然合音当作反切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沈括的推测并没有错，黄侃先生反切出于反语的论点也是可以证明的。相反，认为反切出自汉末梵文拼音影响的说法，实际上未经证明，也不可能证明。这里边的关键在于：反切音理构造可以从梵文还是从二合音找到渊源关系？汉末以前有没有自觉分析、拼合字音的足够事实证据？尤为重要的是后面一条，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反切出于梵文拼音的说法，疑窦实多。
梵文是拼音文字，代表音素的字母直接拼读成音节，反切由两个字构成，各字自为音节，拼读时，代表声母者必须去除其韵母及声调，代表韵母及声调者必须去其声母。如果反切由梵文拼音的启示产生，那么，这种从两个音节中分别离析出声母、韵及声调，然后再拼切起来的方法是从何悟来的呢？
梵文用几十个字母代表所有音素，反切则不用字母，凡声母相同的字都可以作切上字，凡韵母及声调相同的字都可以作切下字。假如反切方法果真出于梵文的影响，那么，即使说反切运用者各自为是，同一作者在同一著作中所用切语上、下字也不应该岐出纷纭。然而事实偏偏如此，这就显得反切作者并不认为同一个声母或韵母，只能象梵文那样用固定的一个书写符号来表示。
反切有二字顺序拼读的“正纽”和逆序拼读的“倒纽”之分，还有两字正、倒相拼切成另外两个音节的“双反”。赵荫棠先生认为这也是出于梵文，因为拼音文字辅音、元音正倒相拼都可以成音节，如k和a可以拼成ka，也可以拼成ak，“中国受此影响，而悟出‘双反’的办法，更有正纽倒纽之分……‘双反’在注音上，无有用处，于是切去一半，而有象‘德红’切‘东’的那样办法。”其实并不然，俞敏先生指出：“梵文分音节的习惯是，不管语源怎么样，一切辅音全放到音节头上”，象ak这样的音节平常是碰不上的，此外还有别的规则，因此，“说梵文输入影响汉人的审音技能，随后反切就出现了，这个假设极近情理，可是始终没法儿证明”。〔4〕梵文拼音法并不能解释反切中的倒纽、 双反方法从何而来，而且载籍所见六朝隋唐双反语及其变体所谓“三字反”，构成切语的两个字都是连文成辞的，正、双倒、反以后得出的另两个音节也都连文成辞，如“同泰”双反为“大通”之类（“同泰”切“大”，“泰同”切“通”），这种音、义兼用的形式，绝非音素拼音法所可解释。
魏晋以迄隋唐，从民间百姓到士大夫，反语的运用成为一时风尚。史书明确记载最早的，是《三国志·诸葛恪传》中吴主孙亮建兴年间（公元252—253年）的童谣：“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岗也。”按照反切出于汉末梵音的说法，自然是梵文拼音原理传播到佛门译经者之中而产生反切，反切再由彼而至于汉儒之中，然后又由儒生传入民间。目前学界公认最早使用反切注音的服虔，早于建兴童谣不过五、六十年，“成子阁”反语为“石子岗”，其音理构造和音、义并用的形式都远较单纯的反切注音复杂。虽说这童谣不会真是儿童所为，但毕竟出自民间，在几十年时间内，民间居然能把出于佛门而后文人的反切改造到这么复杂的程度，即使以今天的传播水平，恐怕也是办不到的。何况这种反语的构造当中，找不出梵文拼音原理丝毫的影子。
此外，即令单纯的注音反切，也有若干种特殊音理构造。如后世等韵门法所谓“凭切”，切上字不仅取声，而且取其韵头，下字则不用其韵头，如此等类，也不是梵文拼音法好解释的。
而梵文拼音法不能解释的这些问题，却都可以从上古汉语二合音得到音理上的圆满解释和史料上的充分证明，寻绎出其中固有的、内在的渊源关系。
张文澍先生《论双声叠韵》对双声或叠韵的连绵词与反切原理的关系作过精当的分析，认为：连绵词分则二音，合则一音，“以其衍一为二，理同反切”；双声连绵词以为切语读之，则音同下字，故往往后音节有专字而前音节则无，如“悉蟀”即“蟀”（《说文》无“蟋”字），“黾勉”即“勉”之类；叠韵者以为切语读之，则音同上字，故往往前音节有专字而后音节则无，如“椒聊”即“椒”、“般桓”即“般”之类。〔5〕非双声、叠韵的连绵词或非连绵词的合音， 与反切的原理就更为一致，更能说明问题。虽然合音的音理构造未必皆见于反切方法，但反切的音理规则却无不见之于合音。
反切中一般的“音和切”，要求上字与被切字声母相同，下字韵母，声调都必须与被切字相同，合音词中自有完全合于这种要求的例子，即使构造更严格的音和切，要求上字等呼也与被切字及切下字相同，也就是要求上字的声母、韵头都同于被切字。这种结构，合音词中也不乏其例，如“二十”合音为“廿”、“蔽膝”合音为“
”，上字、下字、合音字皆同为开口三等。韵书反切最严格的构造，则上字声母、韵头、韵腹都与被切字相同，而韵尾不同。虽然严格如此，还是可以从合音词找到它的源头，如“者焉”合音为“旃”，“者”是章母鱼部开口三等字，“旃”是章母元部开口三等字，鱼、元二部主要元音相同，“者、旃”声母、韵头、韵腹全同而韵尾不同；又如“奈何”合音为“那”，“奈”（泥母月部开口一等）是“那”（泥母歌部开口一等）的入声，“奈”与“那”的关系也是如此。
韵书反切的一些特殊形式，也可以在合音词中发现同样的构造。如以切上字定等而不以下字，等韵门法有“寄韵凭切、日寄凭切、就形、前三后一”诸般名目，如《广韵》“靴”（三等）许（三等）戈（一等）切之类，亦即被切字的韵头取于切上字而不取下字的韵头。这种拼切法，合音词里古已有之，如“之（三等）乎（一等）”为“诸”（三等）、“三（一等）、十（三等）”为“卅”（一等）之类皆是。韵书反切还有以上字定开合的，《王韵·宕韵》尤为典型，此韵中“抗”（开）、“旷”（合）两小韵切语都是苦浪反，“抗”小韵是一般切法，以下字“浪”（开）定呼，“旷”小韵则是特殊切法，以上字“苦”（合）定呼。这种开合凭切，后人或以为怪异，实则本是合音词固有之法，如“之（开口三等）乎（合口一等）”为“诸”（开口三等），等与呼都取决于上字。韵书还有一种“正双声”反切，即上字、被切字之间仅有声调不同，下字只起决定声调的作用，如《广韵·语韵》“语”小韵鱼巨切，“鱼、语”只有声调之异。这种反切法，古合音词也自有其例，如“而已”为“耳”，“而、耳”音同日母之部开口三等，“已、耳”则同为上声。
有些合音词的韵部关系不能用反切的通例来解释，如《左传》杜注“降（冬部），和同（东部）也”，即如此类，也并非与韵书反切格格不入。陈澧《切韵考》曾指出《广韵》有借用别韵字作本韵切下字的情况，谓之“切语借用”，如《真韵》去伦（谆韵）切、《缓韵》莫旱（旱韵）切等等。既然韵书反切尚可如此，那么并非专用以注音的自然合音又有何不可呢？甚至不妨推想，韵书“切语借用”，或许正是取法于古合音的。
民间反语中某些特殊构造也可以从上古合音见其来源。如前引《三国志·诸葛恪传》“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岗也”，“阁（见母铎部开口一等）、成（耕部）”切“岗（见母阳部开口一等），是取上字的声母、韵头、韵腹与下字的韵尾及声调拼切而成：“阁”是“岗”的入声，“阁”音换上“成”的韵尾及声调即变为“岗”音。这种拼切法（姑不论其倒纽）颇为特殊，韵书反切所未见，就是后来的古人也不解其所以。因而唐人编撰的《晋书·五行志》要把“成”字臆改为“常”，以求“常、岗”叠韵（《宋书·五行志》同作“成”不误）。然而这么特殊的拼切法，其源头还是在上古合音词，例如《尔雅·释木》：“祝，州木”，“州”（章母幽部开口三等）是“祝”（章母觉部合口三等）的平声（开合稍异），“州”音缀上“木”（屋部）的韵尾便成了“祝”音；又如《离骚》王注：“飞廉，风伯也”，“飞”（帮母微部合口三等）廉（谈部）”合音为“风”（帮母侵部合口三等），微、侵二部通转，主要元音相同，“飞”音换上“廉”的韵尾便为“风”音，否则按一般反切方法，“飞廉”是不能切出“风”音的。
倒纽也仍然植根于上古合音。
张世禄先生指出：“二合音的切成一音，是依据于语言变异中的‘节缩作用’，而倒序的反切，却是依据于音素的‘位置转换’”，“通常所谓上字取其声，下字取其韵，也不过是反切方法当中的一种罢了”。〔6 〕沈兼士先生《联绵词音变略例》指出：连语二字往往交互影响而引起声母或韵母的同化作用，这种音变有顺序的，也有倒序的，倒序的如，“呶”字从鱼部“奴”声而音女交切（宵部），实为“唠（宵部）呶”连语的倒纽合音。〔7 〕这种连读音变又往往引起书面字形的改变，这里只举几个倒纽音变的例子：
班固《东都赋》“棽丽”之“棽”，《说文》大徐音丑林切，《文选》李注则音“林”，司马相如《大人赋》字径作“林离”，“林”实为“丽、棽”合音。
《左传·哀公十一年》“属镂”之剑，《荀子·成相》作“独鹿”，“镂、属”合音为“鹿”。
《说文·金部》：“
，斗也”，段注：“即刁斗也”。“斗、”合音为“刁”。
再看连绵词倒纽合音变成单音词（或单音词衍生为倒纽合音连绵词）的例子：
《尔雅·释草》：“蒤，虎杖”，“杖（定母）、虎（鱼部）”合音为“蒤”（定母鱼部）。“孟，狼尾”，“尾（明母）、狼（阳部）”合音为“孟”（明母阳部）。“红，茏古”，“古（见母）、茏（东部）”为“红”（匣母东部），声属旁纽之变，《广雅·释草》“古”作“
”（匣母），则声、韵皆合。“芐，地黄”，“黄（匣母）、地（歌部）”为“芐”（匣母鱼部），韵部通转稍异，犹如《广韵》“切语借用”之法。
《方言》五：“杯
（注：盛杯器笼也），陈楚宋卫之间……又谓之豆筥”，《急就篇》颜注：“篝，一名，盛杯器也”。“豆（侯部）筥（见母）”倒纽合音为“篝”（见母侯部）。
《广雅·释器》：“钤
谓之
”，“（定母）、钤（侵部）”合音为“”（定母冬部），侵、冬二部古音通。
《后汉书·光武纪》注引《广雅》：“兜零，笼也”，《说文·竹部》：“篓，竹笼也”。“零（来母）、兜（侯部）”合音为“篓”（来母侯部）。
《说文·立部》：“
，磊，重聚也。”“（端母，本音当在文部）、磊（微部）“合音为“堆”（端母微部）。
《释名·释衣服》：“搏腊犹把作，粗貌也。”“作（精母）、把（鱼部）”合音为“粗”（清母鱼部），声母旁纽稍变。
《说文·玉部》：“珍
，石之次玉者”，“琳，美玉也”，音义大同。“（来母）、玪（侵部）”合音为“琳”（来母侵部）。
这些例子应足以证明反切中的正纽、倒纽均源出上古汉语合音。又不仅正纽、倒纽，双反之法也不例外，上古汉语连绵词中不乏由双反构成转语的例证，如：
《周礼·春官》：“鞮
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郑注：“四夷之乐……西方曰株离”。《说文·走部》作“趧娄，四夷之舞各自有曲”，“株离”班固《东都赋》作“兜离”，“兜、株”古音近。“”，郑注音“屦”，以《说文》则当音“娄”，《玉篇》也只音力钩、力豆二切，《广韵》只音落侯切。黄生《义府》认为：“鞮当音低娄，反语即为兜离，兜离转音为侏离。”其说甚是，但当先有“兜离（侏离）”之语，而后以其反语变音作为职官名称。”
音为侏离。”其说甚是，但当先有“兜离（侏离）”之语，而后以其反语变音作为职官名称。“兜（端母）离（歌部，汉音支部）”合音为“鞮”（端母支部），“离（来母）、兜（候部）”合音为“”（来母侯部），上下二字韵部适互易其位，非双反不足以为解释。
《说文·木部》：“枥撕，柙指也。”杨树达先生认为：“枥
。
《说文·穴部》：“窱，杳窱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为“与窈窕略同”。“窈（影母）窕（宵部）”合音为‘杳’（影母宵部），“窕（定母）、窈（幽部）”合音为“窱”（定母幽部），二词互为双反。
由此看来，反切的种种规则与古合音的构造形式一脉相承，而与梵文音素拼音法相去殊远，要把反切的源头归之于梵文拼音，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张世禄先生《中国音韵学史·反切和四声的起源》一章，虽然也认为梵文拼音学理对于反切注音的风行可能有一定影响，却又明确指出：“反切的形式是依据于中国文字的性质和语言上自然变异的现象而产生的”。〔9〕这个结论， 除了反切用于注音是否果真由于佛经翻译尚可讨论外，是颇为允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