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突发事件的社会心理预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论文,突发事件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底至2003年春，在我国广东、香港、北京及华北地区先后遭遇的严重呼吸系统综合症（英文缩写SARS）传染病，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危机事件。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加之自然灾害等影响，突发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很大，必须从长远角度建立国家级社会预防监控系统的问题。最近北京市政府已经开始建立了统一的应急指挥系统，以快速应对反恐、重大火灾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交通事故等各类突发事件。我认为，在社会预警系统中，人的社会心理行为的监控、预测和应对是一个具有综合性、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立长远的、稳定的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社会心理行为预警指标系统，可以使国家社会预警系统更加完善，这是心理科学工作者面对的紧迫任务，也是不同学科预防学专家务必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社会心理预警的研究概况
危机事件中人的社会心理行为的预测问题，更多涉及的是人的风险认知及其社会心理行为研究，它属于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健康心理学的范畴，研究对象涉及到从个体、群体、组织到大的社区领域，甚至是国家、民族水平的社会心理行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政府的角度，考虑如何建立国家级危机事件或重大事件的社会心理预警系统，使我国各级政府及危机事件主管部门能及时监测个体、群体和社区，甚至整个大区域的民众的社会心理行为，从而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对策。它一方面可以预防因民众的行为不当带来的灾难，或者当危机事件发生后，立即进行有效的危机管理，把损失控制到最小的程度；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舆论引导或心理辅导，帮助民众梳理各种复杂的信息，克服在危机事件中的恐慌，以便从容应对。此类研究工作在国外早已受到高度重视，如美国的FBI、密西根大学的ISR社会调查研究所、兰德公司、英国的战略情报研究所等机构，都有大量心理科学工作者参与预警系统的研究工作[1]。
建立心理预警系统的核心理论依据是将SARS看成一种风险事件。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通过实证研究揭示民众面对危机事件信息时的风险认知特征，获得人们在危机事件中风险认知与应对方式、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而形成心理行为的预测指标系统。所谓风险，指在不确定情境下不利事件或危险事件的发生及其发生的可能性。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是个体对存在于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主观感受与认识，而这些主观感觉是受到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主要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过程，通常是发生在人们的风险意识逐渐上升的情境中。研究风险沟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民众的风险知觉[2]。风险沟通的研究最早是Starrs于1969年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研究者们开始考虑将个体的价值观、同伴、社会等因素纳入进来(Vlek and Stallen,1981;Douglas,1986;Slovic,1987)[3,4,5]。如Slovic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了心理测量学模型，总结出影响风险认知的重要维度和特征[2]。Douglas and Wildavsdy(1982)提出了风险的文化理论[6]，强调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和信念可以把人们划分成若干文化群体。Slovic(1987)[2]等研究者还发现，对各种风险事件的评判可以从“忧虑性风险”，即被知觉为“难以控制的”(lacal of control)和“未知风险”，其高风险一端易被知觉为“未知的，不可控制的”两大类。在这两个因素构成的因素空间上，各风险事件都有一个相对位置，其位置可以直接显示出人们对风险的知觉特征。面对SARS事件的民众社会心理特征可以采用这种心理测量模型来剖析其特征及其相互关系。还有一种观点把风险看成一个系统的过程，强调个体的风险评估和针对灾难的安全教育管理[7,8]。
一般来说，人对于风险事件的认知、判断与采取决策行为应该是基于理性的，但是，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Simon则对此提出疑义，他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etionality)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思维等方面是存在局限性的，这种知识储备空间的有限性约束了人的认知与决策，从而产生认知的巨大偏差[9]；而Kahnemen于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则是在解释、演示这些约束条件上做出了贡献，他发现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人们在认知选择中出现的系统性偏差，并发现个体的认知策略，如易获得策略(Availability Heuristic)、代表性策略(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锚定调整策略(Anchoring/adjustment Heuristic)会极大地影响人的认知结果[10]。而Slovic等人也在民众对风险事件的认知方面发现了类似的偏差[3]。但是，基于真正的风险危机情境中大规模现场取样调查，特别是东方文化和组织管理环境下的民众风险认知及其心理行为研究几乎没有见到。
此外，从组织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针对危机事件的有效的安全教育管理，除了警示作用之外，其民众反馈信息也有助于完善预警系统本身。Covello & Merkhofer[7]在1994年总结了一些可以调节风险认知的因素，如灾难的潜在性、熟悉性、理解性、不确定性和无助感[7,8]。此外，作为一个完善的风险认知及其应对行为预测模型，有关人们在突发事件中的应对行为(Billings & Moos(1980)和心理健康(GHQ,Chan,1985）[11,12]也是值得关注的预测模型的结果变量。近年来，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条件下，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有关风险认知、下岗职工再就业心理行为预测模型、证券市场股民风险认知特征的研究[13,14,15,16]，这也为探索危机事件中人的心理行为特征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根据以上分析，特提出开展“我国民众危机突发事件的风险认知及应对行为”研究。
二、研究构思
（一）研究目标
基于危机事件前后的信息刺激源为背景，对全国各地区处于不同疫情状态环境（医院、隔离区、社区、高校、农村）下、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普通市民、医护人员、病人及其家属、未成年人），在疫情发生、发展和消退的情况下，进行问卷、电话访谈、网上调查，以获得不同层次的我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特征及其应对行为、心理健康的相互关系模型，进而确定能够敏感地预见人们未来心理行为的指标（即社会心理预警指标），通过不断实践和验证该系统反馈信息系统和对策建议的有效性，建立和不断完善我国危机事件或重大事件的社会心理行为指标预警系统。
为此，首先开展SARS事件过程中民众社会心理行为变化的特征研究，以了解民众对于各种疫情信息源的风险认知特征。重点探讨民众的理性和非理性特征，以及这些风险认知特征对于民众的心理健康和应对行为的关系，从理论的角度建构民众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心理行为的预测模型，并获得一些有预测作用的社会心理行为预测指标。从实践角度讲，这可以使研究成果直接为战胜SARS的舆论导向和领导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管理对策。这项工作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展开持续性研究，为具有长远意义的国家危机突发事件社会心理预警系统的建立打下基础。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总体理论假设是，作为社会环境因素的疫情发布信息、政府组织行为干预信息、公众互动信息，将通过公众知觉（从心理层面感受到的事件的不确定性、威胁性和改变性），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包括对信息的熟悉性＼可控性＼心理感受），并对其应对行为和心理健康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信息源是起重要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如图1所示）。
图1 SARS时期我国民众社会心理行为预测模型的研究假设图
我们的具体假设是：
假设一：在SARS危机情境中，SARS负性疫情信息会加剧个体风险认知的上升，导致人们非理性的紧张或恐慌；而正性的疫情信息，特别是政府措施信息，对于降低民众的风险认知将有显著的作用。
假设二：SARS自身的未知因素和不可控制因素，是导致民众风险认知模型中各项风险认知因素的相互位置和产生不安全感的关键的影响要素。
假设三：SARS疫情信息将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因素对民众的心理行为发生影响。预测模型若得到验证，可望形成一套以风险认知、应对行为、心理健康指标构成的《SARS社会心理行为指标预警系统》，为政府和有关部门抗击SARS决策和舆论导向提供科学依据和对策建议。
（三）研究内容
我们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
1.SARS时期我国民众心理行为特征调查工具的研究
在广泛征询国内外风险认知、灾难社会心理、组织行为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社会心理调查问卷，并完成问卷预试工作。
2.SARS时期我国民众风险认知及社会心理行为研究
通过分层抽样调查的方法，测查不同疫情地区：疫情高发区（含隔离区、非隔离区）、疫情严重区、疫情轻微区、无疫情区和疫情消退地区不同群体民众（包括一般市民、青年学生、未成年人、进城务工者、医护人员、SARS患者以及边缘地区农民）的差异。调查结果可能提供两方面的建议：我国不同疫情地区民众对于SARS疫情的风险认知的理性和非理性特征，危机事件情境中的应对方式的特征及其差异，我国不同地区（疫情高发区，疫情后期，疫情轻微区和无疫情区）的对比及管理对策建议。
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形成我国民众SARS疫情中的社会心理预警指标系统。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预试研究
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通过《抗击SARS，心理学在行动》网站，完成了309人的SARS应对模式初步研究和社会心理调查问卷编制与预试工作。
（二）正式调查
1.北京市18区县市民的调查
把北京市分为SARS治疗区、疫情高发隔离区、北京市区、郊区，进行对医生、病人、疑似病人、市民、未成年人的风险认知、心理健康和应对行为（北京市民心理状态综合指标）的追踪调查，在北京市的18个区县，每次分层抽样的样本为1000人左右。在北京团市委支持下，形成调查网，完成了两次抽样。
2.全国各城市及郊区市民的调查
与此同时向疫情减退、疫情严重、疫情发生初期、无疫情的国内18个大中城市及其郊区进行问卷调查（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太原、石家庄、沈阳、上海、无锡、杭州、宁波、武汉、长沙、南昌、广州、贵阳、重庆、西安），每地5月9～19日分层抽样，有效样本总数达到4231人，分析工作已经完成。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1.北京市民SARS疫情中心理行为特征的调查结果
联合课题组对北京市隔离区大学生和11县市民702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第一、政府在疫情发布和控制非典流行方面的措施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但需要注意发布信息的指标要有新的侧重，如治愈率是很重要的指标。领导人电视行为受到欢迎，但影响策略尚待提高，建议政府要加强对于信息发布策略的研究。
第二、隔离区大学生心理问题明显重于普通民众，要更加关心他们，加强心理辅导和咨询。
第三、北京市民的风险认知水平较好，心理紧张度回落最快，疫情发展趋势的预期是介于平稳和回落之间。在此应该指出，麻痹心理可能因缺乏公共预防，导致疫情扩散，发病率再次抬升，必须高度重视。
第四、北京市各区县在社会心理预警指标方面表现出一些差异，特别是某些城区和郊区民众的麻痹意识，值得关注。[17]
2.北京及其邻近四城市民众“非典”疫情中社会心理特征比较研究
联合课题组通过对北京市及其邻近华北四城市（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和太原）1836人的社会心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第一、通过对北京市区原疫情严重地区与北京郊区疫情较轻地区市民社会心理特征的调查结果分析表明，部分市民的麻痹意识相当明显。[18]
第二、对于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等五城市的市民疫情风险认知特征的调查结果表明，市民们在非典流行病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行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和文化程度差异。从年龄方面来看，官方发布的非典疫情的信息更能引起中、老年市民的关注和警觉；而20岁以下年龄段的青少年在接受发布的信息时表现出较大的选择性：即对于与自己学习、工作生活更为相关的信息（如停课、放假信息）更为关注，而对于其他信息（如卫生部、本市的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领导人的谈话）的关注，要低于其他年龄组。与之相反的是，60岁以上年龄组对“非典治愈后对于身体有无影响”等问题的警觉性要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
第三、调查结果表明，在非典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邻近北京的四城市的市民对于疫情的风险认知状态普遍存在松懈情绪：某些民众更关注周围身边的信息，而对非典的基本知识了解不多，对官方发布的信息重视不够。与南方一些城市市民相比，华北地区四城市的市民并未因与北京空间距离的邻近而警觉更高，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对于当地防范非典和预防非典疫情回流北京是不利的。
第四、在华北四城市民众非典疫情社会心理调查结果中，我们还发现了各城市独特的、值得关注的社会心理行为问题。建议对经过封闭、隔离的医科院校大学生，要更加关注其心理问题；在关注进城务工者非典的社会预防机制建立的同时，也要注意郊区、边缘地区农民的预防意识和应对行为的培训。联合课题组在当时已通过有关渠道，向华北四城市的主管部门提供了具体的反馈信息和对策建议。[19]
3.SARS危机中17城市民众的理性特征及心理行为特征
本研究考察了我国17个城市的4231名市民对SARS疫情信息认知的理性和非理性特征，并初步建立了我国民众SARS危机事件中基于风险认知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20]。
(1)我国民众对SARS疫情风险认知特征空间分布图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绘制了我国民众SARS疫情风险认知特征空间分布图。如图2所示，首先，我国民众SARS总体风险感处在风险因素空间的右上端，偏向完全熟悉和完全控制一端，说明5月中旬全国民众总体知觉到的风险水平基本上在可控制范围内。其次，在这六类风险事件中，SARS病因分布在完全不能控制和完全陌生的区域内，也就是说，SARS病因是民众感到最危险的风险因素，这与目前SARS病因的科学研究尚无突破的现状基本一致[21]。再次，愈后对身体的影响和愈后有无传染性，分布在完全陌生和能控制的区域内，即民众对这两个风险事件虽然感到比较陌生，但感到能控制。最后，其他的风险事件（传染性、预防效果和治愈率）分布在完全控制和完全熟悉的区域内，即民众认为对这三类问题感到比较熟悉，也可以控制，相应的风险水平也比较低。这可能和五月上中旬我国各地政府的预防措施取得成效和SARS疫情初步得到控制有关。需要指出，为了考察SARS疫情风险认知特征空间分布图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还分别绘制了处于不同疫情地区的5个城市：北京、呼和浩特、武汉、贵阳和广州的SARS疫情风险认知特征空间分布图。比较分析结果发现，5个城市的各风险因素位置分布虽有小的变动，但所处的象限位置基本一致。这说明，疫情风险认知特征空间分布图反映的是我国民众共有的风险认知特征。我们认为，我国民众对SARS病因的不熟悉和控制感不足的风险认知特征，可能是未来危机事件预防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潜在的、易引起民众恐慌的风险因素。本研究的假设二，即“SARS自身的未知因素和不可控制因素，将是导致民众风险认知模型中产生不安全感的关键影响要素”得到了验证。
图2 我国民众SARS疫情风险认知特征空间分布图
(2)心理行为预测模型的验证
我们运用Amos4.0统计软件，对假设中提出的以风险认知为核心的心理行为预测模型进行了检验。
从图3可以看出，影响风险认知的信息因素对风险认知的作用是不同的：其中患病信息、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等负性信息到风险认知的路径系数为负，治愈信息和政府防范措施等正性信息到风险认知的路径系数为正。也就是说，患病信息、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的影响作用越大，个体的风险认知度就越高。治愈信息、政府防范措施的影响作用越大，个体的风险认知度就越低。患病信息一方面通过风险认知对正性预警指标和负性预警指标起作用；同时，也能直接作用到负性预警指标：即患病信息的影响作用越大，人们对负性预警指标的评估越偏向严重性一面。以上的路径系数经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平。路径图分析结果说明，患病信息的影响作用越大，个体的风险感就越高，越会直接引起负性预警指标（如紧张感）的上升。这是因为，人们往往根据事件发生的频率、后果的严重性等客观指标做出判断[13]，当危机事件发生的次数越多、后果越严重时，个体所感到的风险就越大。我们认为，对SARS的风险意识和适度的担心是人们面对危机的正常的心理反应，但是过度的担心和非理性的风险意识则会造成人们过高的焦虑、惊恐、无所适从的心理压力，甚至引发社会大范围的群体恐慌。本研究发现，在高发疫情地区，患病信息和与自身关系密切的负性信息确实引起了民众非理性的过高风险评价，而治愈信息和政府防范措施信息等正性信息，可以降低个体风险认知度，帮助人们正确地评价SARS对人类的威胁性，建立理性的风险意识。以上分析证实，负性信息，包括患病信息和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更易引起民众的高风险评价；正性信息，包括治愈信息和政府防范措施等信息，能降低个体风险认知水平。
图3 民众风险认知与心理行为关系观测模型图
(3)社会心理预警指标的获得
民众风险认知与心理行为关系预测模型图表明，本研究假设三，即SARS疫情信息将通过风险认知的中介因素对心理行为发生影响，得到了部分验证，但患病信息可以对直接作用到负性预警指标的结果超出了本研究的假设范围，这恰好使我们发现了危机事件的应急条件下民众出现非理性的紧张、恐慌或负性应对行为的证据。在结构方程分析过程中，我们删除了经济发展预期和疫情发展预期两项社会学调查指标之后，正性预警指标（包括心理健康和应对行为）和负性预警指标（包括风险评估和心理紧张度）等4项社会心理预警指标，即风险评估、心理紧张度、应对行为、心理健康等指标进入了结构方程。这证实，本研究提出的4项社会心理预警指标初步得到了验证。
四、启示和建议
我认为，要完成我国危机突发事件的社会心理预警系统的建设，需要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这项研究必须区别于以往的社会心理研究和相关社会民意调查，应系统纳入国家预防检测系统的范畴，以保证目标的明晰性和研究的延续性。
第二、必须有从事预防科学、灾难学、公共关系政策和社会学等多方面的学者参与。同时，必须有像北京团市委这样的政府机关的调查网络的支持，才能保证研究设计及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最好能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进行统一的社会预警系统的运行。
第三、应当以SARS事件的背景为基础，形成能为政府部门不断提供反馈信息和对策的机构，为长远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心理预警系统的建立，开展更为扎实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探索工作，使研究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成熟。
第四、政府应急指挥系统不能各自为政，因为社会心理行为问题在各类应急指挥系统中均存在，也就是说，社会心理行为预警更带有综合性，协调性，需要专门予以关注。建议中央及各级政府、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应立项资助社会心理预警系统的可持续研究，并应得到国内预防科学、社会科学、管理政策科学的专家关心和参与，使该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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