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台籍人士在大陆的抗日复台活动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述评论文,人士论文,在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达半个世纪。自割台噩耗传到台湾起，台湾省人民就开始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又积极参加祖国抗战，为争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收复台湾而英勇奋斗。他们的活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此，笔者根据周元正编的《台湾地区抗日战争史著作论文索引》，创刊以来的《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台湾研究》等杂志，以及台湾地区出版物所刊载的有关论著索引所提供的信息与成果，就海峡两岸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试作综述，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一 研究现状
目前对抗战时期台籍人士在祖国大陆的抗日复台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台湾义勇队及其领导人、台湾革命同盟会及其主要干部的活动方面，并已取得以下进展：
（一）基本搞清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发展情况及其成员的来源；基本搞清了台湾义勇队的主要抗日活动及其与其他台籍革命团体，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区分了台湾独立革命党的主张与今天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台独”主张的根本差异。其主要论文有：台湾地区学者王晓波的《李友邦和台湾义勇队初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和台湾义勇队》；大陆学者林真的《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其在福建的活动》、《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问题》；楼子芳的《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符维健的《台湾义勇队在龙岩》；刘芳健的《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李林的《活跃在抗日前哨的台湾少年团》；陈小冲的《台湾少年团述论》；李青的《在祖国抗日战争中的台湾少年团》等。它们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台湾义勇队队员的来源。多数论者认为，台湾义勇队队员主要是来自闽北崇安的台湾籍民。（注：王晓波：《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初探》，台北，《五月评论》1988年9月号；楼子芳：《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李仲：《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台声》1986年第4期。）林真则进一步探讨了抗战时期福建台湾籍民的状况、闽台当局对台湾籍民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如何评价台湾籍民的问题，指出崇安台湾籍民在福建当局的支持下，后来参加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注：林真：《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2期。）
2.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和发展。林真叙述了台湾义勇队的筹组过程：七七事变后李友邦修正了台湾独立革命党党章，受朝鲜义勇队和闽北崇安台湾籍民的影响组织台胞参加抗日。1939年1月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后来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批准正式成立。（注：林真：《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在福建的活动》，《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4期。）楼子芳则将台湾义勇队的成立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38年夏至1939年2月的筹建时期；1939年2月至1942年夏的前期（驻金华时期）和1942年秋至1945年底的后期（驻龙岩时期）。（注：楼子芳：《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3.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根据王晓波、楼子芳的研究，台湾义勇队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教育工作；对敌政治工作；医疗工作；生产报国工作；组织台湾少年团；积极促成大陆台胞抗日力量的统一等等。（注：王晓波：《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初探》，台北，《五月评论》1988年9月号；楼子芳：《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林真则进一步指出，台湾义勇队迁驻龙岩后除继续开展上述工作外，又建立了三青团，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注：林真：《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在福建的活动》，《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4期。）
4.台湾义勇队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王晓波认为，台湾义勇队并非受共产党的指使而成立，而是当李友邦号召在祖国大陆的台胞组织台湾义勇队之后，中共地下党才派员协助的。（注：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和台湾义勇队》，《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合刊。）林真进一步分析了国共两党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及其与台湾义勇队的关系。他指出，台湾义勇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表现为：第一，该队的宗旨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主张一致。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和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李友邦与中共地下党关系密切。国民党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有一个变化过程，即从筹组到正式批准前是“怀有戒心，迟疑不决”；从正式成立到迁往龙岩“态度极为积极”；从迁驻龙岩到复台则“放任不管”。总之，国民党对台湾义勇队始终怀有深深的戒备之意，在此前提下的态度视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定。（注：林真：《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2期。）
5.李友邦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与今天的“台独”的区别。王晓波依据大量史料论证了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不同于现在的“台独”活动。当时的“台湾独立”是指台湾先独立于日本，然后归返中国。今天的“台独”分子则主张台湾从中国分离。二者在精神上和民族立场上正好是相反的。正因为有这种区别，所以当中国对日宣战后李友邦即宣布台湾革命的任务，已由“独立自由”进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阶段，开始进行台湾复省运动。（注：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和台湾义勇队》，《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合刊。）
6.台湾少年团的组织与活动。台湾少年团是台湾义勇队附设的由在大陆的台胞之少年子女组成的抗日团体。李林、李青的论文较全面地叙述了台湾少年团的主要活动情况。（注：李林：《活跃在抗日前哨的台湾少年团》，《台声》1985年第5期；李青：《在祖国抗日战争中的台湾少年团》，《抗日烽火中的台湾儿女》，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陈小冲则就成立台湾少年团的目的、意义，该团的任务，成员情况及组织状况等进行了分析考证。（注：陈小冲：《台湾少年团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二）分析考察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的原因、过程及其主要活动。其主要论文有：台湾学者李云汉的《抗战期间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吕芳上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台湾光复运动(1940-1945)》；大陆学者杨光彦等3人撰写的《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它们主要论述了以下问题：
1.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的原因。杨光彦等人认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得以形成的原因为：(1)全民族抗日的大气候，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推动。这是该会成立的社会政治条件。(2)各台胞抗日团体均以抗日复台为奋斗目标。这是成立该会的思想基础。(3)李友邦等人的努力和战时陪都重庆各种政治力量荟萃，又为该会的成立提供了重要条件。（注：杨光彦、陈明钦、张国镛：《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2.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建过程。李云汉、吕芳上充分利用台湾地区所存档案资料，较早、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杨光彦等在吸收并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37年7月至1939年底，在大陆的各台胞抗日革命团体以台湾独立革命党为核心，初步组合成两大革命团体阶段；自1940年初至1940年7月底，以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为基础，联合其他团体，组成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阶段；自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正式成立阶段。（注：杨光彦等：《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3.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状况。吕芳上在其论文中初步论述了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状况及其组织机构沿革；分析了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宗旨和纲领。（注：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1940-1945)》，《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三）》，台北，1982年。）
4.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活动。杨光彦等叙述了该会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广泛开展舆论宣传；积极参加组织活动；组织会员参加抗日复台工作，包括派遣代表返台组织斗争、加强对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领导、协助祖国政府筹备收复台湾等。（注：杨光彦等：《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三）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代表人物和研究取得一定成果。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李友邦、杨万居、翁俊明、连震东、黄朝琴、丘念台等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代表人物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大陆发表了李仲的《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彭澎的《台胞抗日领袖李友邦》、宋亮的《台湾〈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等文章；出版了杨锦麟的专著《李万居评传》。它们分别记述了李友邦、宋斐如、李万居在抗日时期的祖国大陆从事抗日复台活动的情况。其中《李万居评传》是大陆地区第一部研究李氏生平活动的专著，也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大陆地区唯一的一部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代表人物的著作。在这部评传中作者十分中肯地分析道：“参与抗战是李万居前期政治活动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构成，也为其后期政治活动生涯的展开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前提。”作者认为，任何人都不应抹煞李万居等为代表的台籍人士在1945年前后国民政府收归台湾主权准备工作期间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恰恰是这批后来被称为‘半山’的人士，最早表现他们强烈认同台湾，认同中华民族的意识，并且以他们对台湾历史与现实特殊性的认知，提出在台湾光复之后，由于当局轻视台湾同胞诸多建言可能产生种种隐忧的警告”。（注：杨锦麟：《李万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
台湾地区学者的成果，除前述王晓波的两篇论文外，还有严秀峰的《李友邦与中国抗战和台湾光复》。专著则有黄敦涵的《翁俊明烈士编年传记》、谢文玖的《耿耿赤子心——翁俊明传》、郑喜夫的《连故资政震东年谱初稿》、李新民的《爱国爱乡——黄朝琴传》、苏云青的《念兹在兹——丘念台传》、曼池的《珠沉沧海》（注：《珠沉沧海》是李万居的传记。）等。这些年谱和传记分别记述了传主在抗战时期的大陆所从事的活动，但其中大部分文学色彩较浓。此外，庄永明等编著的《台湾近代名人志》（共5册）、《风云论坛》编委会编辑的《台湾近代名人志》（共两册），也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代表人物作了简要介绍。
在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著中，王晓波较为注意揭示人物活动的思想根源。例如，在论述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的活动时，他介绍了李友邦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思想——认为日本对台湾的殖民地政策，导致台湾社会分化成为三个阶级，即经过日本资本主义改造后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无产者与劳动阶级。主张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相联合，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争取整个民族的独立。王晓波认为，这显然是偏向以工农无产者为主的台湾民族革命路线，与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所主张的中国革命路线相一致。李友邦的上述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第一，其早期在台湾所受的影响；第二，其20年代以后的革命实践。在20年代的广州，李友邦参与筹组台湾革命青年团，并积极推动该团开展各种活动。1927年国民党“清党”，作为国民党左派组织之一的台湾革命青年团无法存在。李友邦则继续在祖国从事革命活动，以复组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的名义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实际上20年代并未能组成台湾独立革命党）。（注：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和台湾义勇队》，《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合刊。）这些分析显然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
（四）综合性研究。除前述专题研究的成果外，海峡两岸学者还发表了不少综合性研究的论著。
其主要论文有：大陆学者林其泉的《台湾同胞和祖国的八年抗战》；吴国安的《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台湾地区学者邓耀秋的《台湾志士在抗战期间返本归宗的活动与贡献》；曾乃硕的《国民革命和台湾光复运动》；吕芳上的《台湾同胞参加抗日战争》、《台湾志士和祖国抗战》、《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团体及其活动》、《抗战期间在祖国的台湾光复运动》；郑梓的《抗战时期对于收复台湾之舆论反映》等等。这些文章论述了台湾同胞在台湾岛内和祖国大陆的抗日活动及其意义。其中吕芳上的几篇文章对抗战时期活跃于祖国大陆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义勇队和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的组织与活动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郑梓的文章则从收复台湾的舆论反映这一角度描述了台湾人士的抗日复台活动，较具特色。
综合性研究的专著有：台湾学者李云汉的《国民革命和台湾光复的历史渊源》；宋龙江的《台湾春秋》；陈三井的《国民革命与台湾》；蒋子俊的《国民革命与台湾的关系》等。这些专著都尝试着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背景中透视台湾光复和台湾省人民的抗日斗争。其中，李云汉的《国民革命和台湾光复的历史渊源》一书资料比较翔实，对研究台湾光复问题较具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在台湾“教育部”主编的《中华民国建国史》“抗战建国篇”中，陈三井也对台籍人士在大陆组织的抗日复台团体及其活动进行了论述。
二 主要分歧
在上述研究成果中，海峡两岸学者的共识较多，但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这主要有：
（一）关于组成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团体。
李云汉、王晓波认为，抗战时期在华南地区活动的台籍革命团体有6个，即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张邦杰领导的台湾革命党、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柯台山领导的台湾国民党和黄光军领导的台湾光复团。（注：李云汉：《抗战期间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台北，《东方杂志》第4卷第5期；王晓波：《李友邦与台湾义勇队初探》，台北，《五月评论》1988年9月号。）以吕芳上为代表的第二种意见认为，台湾革命同盟会由5个团体组成，即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国民革命党。（注：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1940-1945)》，《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三）》，台北，1982年。）目前笔者所见到的《台湾革命同盟会纲领》印证了第二种观点。
（二）关于《台湾民声报》创刊的原因。
李云汉认为：“至民国三十四年四月，政府已在积极进行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台湾革命同盟会为配合这一新形势的到来，又创刊了《台湾民声报》，以扩大宣传的效果。”（注：李云汉：《抗战期间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组织和活动》，台北，《东方杂志》第4卷第5期。）杨锦麟则认为，当时在如何接收台湾问题上，台籍人士提出的各种建言，重庆当局并未完全采纳，“使得当时参与台湾调查委员会的台籍人士心存失望，考虑寻找另一个能自由表达意见的舆论阵地。这种愿望促成了《台湾民声报》于1945年4月16日正式创刊”。（注：《李万居评传》，第72页。）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台籍人士在大陆的抗日复台活动的关系。
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此存在明显的认识差异。台湾地区的学者大多强调国民党对台籍人士抗日复台活动的指导，只字不提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支持。相比之下，大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较为客观、全面。他们指出，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开放部分民主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为台胞各抗日团体的统一而努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台籍国民党员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立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注：杨光彦等：《台湾革命同盟会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等报刊上大力介绍台胞的抗日复台活动；呼吁祖国人民支持他们的斗争；推动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建立抗日联合阵线；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台湾革命同盟会开展工作。（注：吴国安：《论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三 若干思考
在对上述研究状况进行初步考察后，笔者形成一个总体看法，这就是：抗战时期台籍人士在大陆的抗日活动的研究范围有待拓宽，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就拓宽研究领域而言，笔者试举三例作为参考。
第一，对奔赴大陆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台籍人士之活动的研究。目前笔者尚未见到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而仅见到若干回忆文章。
第二，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如前所述，目前研究所及只有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和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严格地说，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不能算作“台胞抗日团体”，但因其成员大多同时是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成员，故在此一并列论）。对其他组织，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基本没有涉及。
第三，对台籍人士在收复台湾问题上所提建言的研究。正如前面所介绍的，这些建言在当时基本未被国民政府采纳。应当说，不重视台湾地区的特殊性，是后来导致“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当时台籍人士的建言有哪些内容？国民政府为何不予采纳？这为人们提供了哪些历史借鉴？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这方面的专论。
就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深度开掘而言，下述问题似可参考。
第一，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研究。例如：组织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各台胞抗日团体的情况；这些团体在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后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台湾革命同盟会的解散问题；如何评价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等等，都有认真考证、公允评价的必要。
第二，对抗战时期在大陆台籍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与活动的研究。这批人士在抗日复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部分人参加了赴台接收工作，在国民党治台初期他们比较活跃。研究其政治主张与活动，研究历史为其提供了怎样的舞台，他们又是如何扮演其各自的角色。相信这不仅对历史研究本身，而且对透视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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