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暄《璇玑遗述》成书及流传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璇玑论文,成书论文,揭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9）02-0214-13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学中，以亚里斯多德学说为基础的西方自然哲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之后的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揭暄的《璇玑遗述》即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一部典型著作。此书是在西学的刺激下，系统地对中国自然观和西方自然哲学进行反思而形成的，最终构建了一个自洽的宇宙体系——以元气漩涡理论为核心的新浑天说。该书不仅在当时受到方以智（1611—1671年）、丘维屏①（1614—1679年）、梅文鼎（1633—1721年）等人的高度赞誉，而且后来获得多次刊行，近年来亦因其在明清科学史和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性而受到学界的重视。[1—10]然而，关于此书的成书及流传过程至今尚未有深入探讨，以致我们对其学术价值和后续影响未能有全面的把握。本文综合相关文献，考订其成书过程及流传情况，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以期更好地理解它在中国科学史和中西交流史上的地位。
1 生平与著述
揭暄字子宣，号韦纶，别号半斋，江西广昌人。关于其生平，我们所知不多，以致连他的生卒年至今仍未确考②。他少年有异秉，喜欢论兵，年轻时即写下《性书》、《昊书》、《兵经》、《战书》，被当时江西提学副使吴炳（1595—1648年）称为异人异书。他貌不出众，丘维屏称“为人貌甚朴，望似耑愚，身敝衣履，口不茹膏血”（[11]，邱维屏序）。
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攻占南京。三年（1646年），揭暄与父亲揭衷熙，还有同乡何三省、骆而翔，以及福宁知州揭重熙等，一起起义投奔唐王。其父被委以推官，他则为职方司主事。他曾经向唐王陈述天时、地势、人事，及攻守战御机要凡十策，均被采纳。同年，其父与友人护饷，被贼所害。此时，他正在福建从事抗清活动。后来督师郭维经把他调至江西以辅佐吴炳，行至赣州，才知父难。于是枕戈泣血，日夜图所以报父仇。他用计终将杀父贼抓到，于大祥日缚之到父亲墓前祭奠，亲手杀贼并啖其肉。其孝心及嫉仇屡被后人称颂。（[11]，揭半斋先生父子传）
其时，福建的抗清活动也已失败。他于是隐居山林，与明遗民为友，从事天文学研究。他同方以智父子、丘维屏、游艺、甘京、余飏、郭林等过从甚密，学问因此日益精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从中获得了许多西学知识（但没有证据显示他与西人有过直接往来），这在《璇玑遗述》中有明显表现。从宇宙论的角度来看，该书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受到时人的高度赞誉。
上述关于揭暄的事迹，主要来自以下两类材料：一类是关于他参加抗清活动及杀贼报父仇，魏礼的《宁都先贤传》、魏禧的《勺亭论》、林时益的《冠石集殉友传略》、刘大千的《广昌志·文学传》、何三省的《广昌志·介烈传》、温兰的《见知录复仇传略》、盛大谟的《揭暄父子传》等即属此类；一类则是关于他的《璇玑遗述》及其天算研究，梅文鼎的《勿菴历算书目·〈写天新语〉抄存》、《畴人传》、《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杭世骏的《揭暄传》（附于《梅文鼎》后）、《清史稿》、《文献征存录》（附于《方中通传》后）、《清儒学案》（附卷37“梅文鼎勿菴学案”）等均属此类。两种论述泾渭分明，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
这两类资料，最早的分别见于魏礼的《宁都先贤传》和梅文鼎的《勿巷历算书目·〈写天新语〉抄存》，后来关于揭暄的论述对之多有承袭。民国时期在编纂《清史稿》的时候，本是倾向于把他列入孝友传③，或许是考虑到他反清之事，最后将他归于畴人传（附于方中通后），对他的抗清活动及报父仇的事一概不提，而只简单地叙述了他在天文学上的贡献，以及转述了梅文鼎对他的评价。
揭暄一生留下很多著作，传世之作有《性书》、《昊书》、《兵经》、《战书》、《兵法纪略》以及《璇玑遗述》，其他如《二怀篇》、《道书》、《帝王纪年》、《天人问答》、《禹书》、《星图》、《星书》、《水注》、《火法》、《舆地图》、《揭方问答》等似已佚。
2 从《昊书》到《璇玑遗述》：揭暄自然观的深化
探讨揭暄的《璇玑遗述》，不能不提及其早期著作《昊书》④。正如丘维屏所说，《昊书》乃是《璇玑遗述》的滥觞（[11]，邱维屏序），而后者则是其晚年在对西学潜心钻研后，对《昊书》作了较大的深化和改进而形成的。通过两书的比较我们可看到西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昊书》共8卷，1万余字。各卷分别为：诸象原、诸气原、象变原、气变原、诸流原、诸生原、诸妄原、诸己原。每一卷均冠有一“原”字，表明了作者探索事物所以然的动机。书中对上至天象的宇宙论、下至风雨的各种自然现象均有言简意赅的解释。
第1卷谈论各种天象的本原；第2卷谈论气象；第3卷和第4卷中解释天象、气象之变化及其原因；第5卷论述各种与水相关的现象；第6卷则以水、火为二元素解释各种创生活动；第7卷批判了占卜、风水、术数等之虚妄，并批驳了五行和四元素说，指出只有水、火二元素；最后一卷则概括了先天、化、消、一古等几个形而上的概念。[12]
此书本质上是一本传统的格物著作。书中以气本论为基础，以阴阳变化为依据，对天地万物及其运动作了简明阐释。西学的影响在其中已有一定的痕迹，如已具有了地圆的观念，以及对亚里斯多德四元素说的批判。
与《昊书》相比，《璇玑遗述》篇幅增加了不少（约10万言），但讨论的范围却有所减少。其论说主要集中于宇宙论，而对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却关注不多，全书中仅有《风雨实征》、《雷雨异同》、《水火各异》等3篇有所论及。
以现在通行的刻鹄斋本为例，全书正文共分6卷，44篇（其中4篇已佚，只存目），卷末则为10幅图说，对前6卷内容的理解很有帮助。卷1各篇讨论了天的构成及运动，其性质与《昊书》的卷1相当。尤其第一条“象纬亿证”提纲挈领地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础，丘维屏“喜其振纲挈领，大义炳然，勉其并梓，以贯诸首。”（[11]，卷1，“象纬亿证”）
卷2阐释了天地的关系，并花了很大的篇幅探讨地圆理论以及潮汐与月亮的关系[5]。关于地圆说，给出15条证据，对西方的解释颇多征引，是当时对地圆理论最为全面的论证。
卷3探讨的是七政（日月五星）的运动问题，指出“政皆左旋”、“政皆圆体”、“政皆自转”、“政无迟速”、“金水绕日”、“黄道斜交”等。其中“政皆自转”[6]、“政无迟速”、“金水绕日”都是具有独创性的观点。
卷4以日、月以及诸星为例论证了天体的自转，实际上是“政皆自转”的申论。此外，还在熊明遇、方以智的基础上，对“日小光肥”作了深入的探讨。
卷5对西方的三际理论作出了批判，指出“三际无定”；并探讨了历理、定历、岁差等问题。
卷6则主要论述风、雨、雷、水、火等自然现象。
卷末为“诸图汇说”、“北极常见图”、“天球图”、“南极不见图”、“地球图”、“吴天一气图”、“日掣金水黑星环转图”、“火木土顺逆迟留图”、“土木摄小星环转图”、“月体内外黑象图”、“日火下降呖气上升图”等1l篇图说。
《璇玑遗述》卷2的“天起地成”为《昊书》卷1的“天起”和“地成”两条结合而成，文字没有改变；“天行地居”和“天体地形”两条亦如此。除此之外，两书没有雷同的地方。但在思想上，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譬如，气本论的思想、水火二元素的观点以及地圆的观念是两书共同的主旨；此外，求所以然亦是它们共同的特征。
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昊书》和《璇玑遗述》尽管在儒学立场和研究范围上是基本一致的，但两者的差别也十分明显。其中西学的介入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从《璇玑遗述》对西学著述的广泛征引即可见一斑。揭暄曾对丘维屏说：“吾辨此每由泰西之说，盖其精察明辨不可废耳。”（[11]，邱维屏序）
然而，揭暄除了对地圆说、世界地理知识以及天体高下之距有直接采纳外，对西学实多有批评。整体来看，他对西学的态度秉承了方以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彼之质测，犹未备也”[13]的观点。他的很多论点是在对西学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何之润说揭暄“其辨西氏之说者十有五六，决千古之疑者十有三四”（[11]，何之润跋），梅文鼎则说“深明西术，而又别有悟入”[14]，方以智更直言“每发一条辄出大西诸儒之上”（[11]，方以智序），揭暄宇宙论的深化正体现于此。
在西学的冲击下，经过长期的钻研，他不仅看到儒家天文学的不足，同时也洞悉了西学中的种种缺点，最终造就了他独特的宇宙论。时人对揭暄的赞誉不在于他对西学的吸取，而多在于对儒学的发明与创新，丘维屏、余飚、甘京等莫不如此；方以智、方中通（1634—1698年）、梅文鼎等这些对西学有深入了解的士人则更多地是从他超越西学的角度来称赞他。
3 《璇玑遗述》还是《写天新语》？
《璇玑遗述》是揭暄晚年归隐山林后的著作。顺治十六年（1659年），方以智禅游江西，揭暄始与方氏父子交往，并向方以智执弟子礼。康熙四年（1665年），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在方中通、揭暄的校订下脱稿付梓。[15]揭暄对《物理小识》的校订甚为用心，为之写了很多条按语，计天类7条、历类8条、风雷雨旸类10条、地类14条、占候类1条、医药类8条、饮食类9条、衣服类2条、金石类5条、器用类13条、草木类5条、鸟兽类7条、神鬼方术类3条、异事类1条，共93条（[2]，182页）。后来《璇玑遗述》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按语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正如何之润所说：
吾师《写天新语》一书，于以明天地万物之故。盖因寄寓盱江资圣寺，偶同浮山愚者茶话，辩难成帙。初成一篇，继五篇，及抵皖桐得十余篇，争传者几履满户外矣。渐积至累牍，遂列为三十余条，间尝晰之。（[11]，何之润跋）
此处的《写天新语》即指揭暄的《璇玑遗述》。何氏为何称此书为《写天新语》？事实上，揭暄最初将此书命名为《璇玑遗述》。方中通看过之后，才将此书易名为《写天新语》的。丘维屏说：“子宣初名其书为《璇玑遗述》，持过予时，都为一篇。予为鉴定之后，更就正浮山大师，师子位伯名之曰《写天新语》。”（[11]，邱维屏序）浮山大师即方以智，位伯则是方以智次子方中通。此一易名，揭暄本人态度如何，现似已无从知道。但在当时，这一新名却广为流传，如梅文鼎、文德翼、甘京、游艺等均称之《写天新语》。
“璇”和“玑”分别指称北斗七星中的第二星和第三星，璇玑还是古代的一种天文仪器（浑天仪）。因此，璇玑往往被用来指代古代的天文学。揭暄以“璇玑遗述”作为其书名，显然有自谦的成分，表示他只是对已被人们遗忘的古代天文学述而不作；同时，由于书中参考了很多西学，用此书名亦具有“西学中源”说的意味。但方中通却说：
及遇子宣，以素所疑难者质之。子宣辄为剖析，无留义。豁然万里一气，万数一理，万种之动，玅出参差，指掌犁然也。天不外乎人，征人身之符，则诸符一矣。谈至此处，为之起舞出汗。此真发太西之所未发，开中土之天学哉。省侍老父，阐先祖中丞公论，始知尽备于《易》，《河》、《洛》为度数之符，犹身心之为两间符也。必合俯仰远近，以费知隐，几乃可征，理乃表焉。道本易简，心专则通，格致则一。中土圣人早开橐籥，特学者不肯穷，各胶于所执，则不能穷，苟安其所便，又不暇穷耳。商高对周公曰：笠能写天，裁制万物。急为写之，因名《写天新语》。是固今日商高之椎论乎！（[11]，方中通序）
方中通认为：虽然中国古代已开天学之先河，但后人不肯钻研，“各胶于所执，则不能穷”；揭暄通贯古今中外而撰成的《璇玑遗述》，“发太西之所未发，开中土之天学”，“生千古下，集千古智，为张、祖、邵、蔡申中土之气，岂甘为远西所轩轾耶？”无论比之中国的天学还是西方的宇宙论，它都是一部超越中西的创新之作。这正是方中通将之命名为《写天新语》的原因。其情形与王锡阐的《晓庵新法》颇为类似[16]，均是在西学影响下开创新路的范例。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璇玑遗述》有所诟病，但对其“新”亦实事评价：“暄则持论新奇，颇伤庞杂。其考历变，考潮汐，辨分野，辨天气地气所发育。方以智尝谓其于易道有所发明。”
就此书的内容来看，儒学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书中对西学参考很多，但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发扬中学。以西学为观照，揭暄试图重新拾起已被人遗忘的古代天学（璇玑），这正是《璇玑遗述》一名的本义。这多少反映了作者的遗民气质，具有一定的“西学中源”说倾向。而方中通的易名，实与方中通、梅文鼎等人的评价相呼应，突显了此书的创新性和超越性。
4 “西学中源”说与《璇玑遗述》的刊行
《璇玑遗述》的撰写大概自1660年，即揭暄与方氏父子交往时开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揭暄寄此书草稿给梅文鼎，梅氏抄此书成《写天新语抄存》1卷[14]。可见，此书的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且当时并未有刊本。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万年茂主持南昌豫章书院。第二年，揭暄的后人揭要（字廷裁）向他进呈《璇玑遗述》。万年茂“叹其义之思深”；而他刚好撰有《周易图说》一书（6卷，刊于乾隆二十八年），正好需要《璇玑遗述》这样的历学著作相表里。于是，在其学生吴廷试和揭要的协助下，在豫章书院刊刻了《璇玑遗述》（[11]，万年茂叙）。万年茂还为“象纬亿证”及“诸图汇说”写有按语。此本乃是根据揭要家藏原稿重新辑订而成，分为6卷，另有卷末为11篇图说，其中“土木摄小星环转图”、“月体内外黑象图”、“日火下降呖气上升图”三篇，因原“附刻他集，今并入此”，故未载于目录。⑤
耐人寻味的是，此次刊行，万年茂专门为其正名，未沿用清初广为流行的《写天新语》一名，而是恢复了《璇玑遗述》的名称。对于万氏的复名，揭要说：
右族祖子宣公《璇玑遗述》，悉晚年杂纪问难，累积成帙者。皖城方位伯先生易曰《写天新语》。近黄冈万南泉先生乃手订之而语要曰：地球之说吻合《周髀》。世言《周髀》出周公无考，然唐虞授时齐政，元理具是。虽作犹述，应仍标旧名，为遗举坠也。（[11]，揭要跋）
如上所述，揭暄最初命名其书为《璇玑遗述》，方中通将之易名为《写天新语》则是突显此书的创新性。而万年茂以“虽作犹述，应仍标旧名，为遗举坠也”改回旧名《璇玑遗述》，则显然是为“西学中源”说辩护。有吴廷试之说为证：
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盖言道也。吾师南泉先生撰《周易图说》，乃一以天之形气验道，而谓近西氏法与古《周髀》合，古《周髀》与《易》合。夫西氏言天特精密，无杪忽差，虽古智能之士成让之，然皆中国圣人之遗法。甚矣，圣人之大而与天地合，其德也。广昌揭半斋先生言天形气，一验之人，谓气非中不聚，形非中不结，犹人胞胎凝于腹而后生；天地万物皆中气，形体皆圆。历象日月星辰准是测之而无不定，岂非中者天道依形气而立者耶。师《图说》试甲申岁已梓之新建学署矣。今揭君要呈是书，师喜曰：是与余书发明者。亟手订，更属及门诸子梓之，命试参焉，而董其役。志学者由是书得吾师之言易者，以历之理推天之理，恍然形气之原，天人之不二，而不以性命为杳冥不可知之域。其于道其庶几乎？（[11]，吴廷试跋）
可见，万年茂刊行此书，是要将它与其《周易图说》相表里，以《璇玑遗述》中“历之理”推其《周易图说》中的“天之理”；而恢复《璇玑遗述》名，则是以之来鼓吹“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滥觞于明末，钦定于康熙时期，后又经很多文人大臣论证，其意因社会背景和说者意图不同而产生流变：有人用它来平息中西聚讼而接受西学，有人则以之来贬低甚至排拒西学。无论持论者何人，《周髀算经》乃至《易经》往往成为论证西学源出中国的根据。⑥ 万年茂、吴廷试均明确指出这一点，并认为揭暄的《璇玑遗述》乃圣人遗法，应该刊行，以广世人。
5 经世思潮与《璇玑遗述》的重刊
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经世实学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为达救世之目的，《皇朝经世文编》等大型丛书纷纷编印，制造、农政、兵政、商政、法政、矿政、学校等成为其主题。[17]揭暄的《兵经》就被收于《皇朝经世文编》。在这样的背景下，搜罗并刊行其著作也被人提起。咸丰初年，刘文藻任广昌教谕⑦，对揭暄的著作十分推崇，云“揭子宣书珍内库”[18]，并指出揭暄的著作通天地，兼学用，须广知学林（[19]，刘文藻跋）。于是，在揭暄后人的帮助下，《性书》、《昊书》、《兵经》、《战书》、《璇玑遗述》5种作为《揭子遗书》经揭暄侄孙揭智（字帝简）、揭清（字又六）、揭其要（字廷材）等人腊梓、校对，由杨孚万、余鸣歧刊出。⑧ 其时大概在咸丰初年。
因此刻板藏于揭氏濠塘祠，故世称濠塘藏板。此板历经战火、水灾，幸得族人转移保存，然亦有缺失。咸丰八年（1858年），时率果字营在江西与太平军作战的萧启江（？—1860年）过广昌，揭和衷以《兵经》、《战书》奉呈。萧氏“谓有适世用，亟命补成全书，公诸海内。”（[20]，揭和衷跋）时广昌知县赵连元亦对揭暄的著作评价很高：
其《性书》、《昊书》则濂洛奥旨也；其《兵书》、《战书》则经纬鸿才也；《璇玑遗述》则浑天皇极精义也。圣学薪传于兹未坠。……今虽先生往矣，而读其书，如聆其教，知非深于格致诚正者不及此，岂俗儒所能测其涯涣哉！广文以简断篇残，重为整辑，以发先人之潜德，以广士林之见闻，亦有功于世教者也。（[20]，赵连元叙）
在萧启江和赵连元的推动下，揭和衷同族人一道，以濠塘藏板为底本，“同族人士蔸蒐括数月，汇成全部，详加校对，缺者补之，讹者正之，工兴四阅月而告成”，补刊了《揭子遗书》。可见，正是经世思潮的兴起促成了揭暄著作在短时间内又获刊布，体现了时代的需要。
由于底本不同，濠塘本与乾隆三十年的会友堂本有很大区别，不仅卷目编排不同，在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出入。濠塘本《璇玑遗述》分为十卷（图置于第1卷），且相对于会友堂本，此本在一些条目下增加了“互质”或其他解释性的内容。
因《性书》是《揭子遗书》的第一种，故原载于会友堂本《璇玑遗述》前关于揭暄父子的多篇传记被移于《性书》之首。“天起地成”、“天行地居”、“天体地形”三条由于与《昊书》所重复，濠塘本中被删去。“天行忝问策”等多条实与本书主旨无关的则作为第十卷附录。此本图说共5篇，置于卷1，比会友堂本少了“诸图汇说”、“北极常见图”、“天球图”、“南极不见图”、“地球图”、“土木摄小星环转图”、“月体内外黑象图”、“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等7篇，但所辑“大阴诸星小轮图”、“天动地静诸行渐迟图”两图，为会友堂本所无。
6 余波
基于“立言不朽”的精神信念，宗族在古代图书出版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1]。《璇玑遗述》的前三次问世，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此书的最后一次刊行，却与揭姓无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焦钟泽从赣江书肆偶得揭要重抄原本，“喜舞欲狂”：
其《璇玑遗述》一书，黄冈万先生年茂极崇尚之，吴学使廷试乘轺斯邦拟刊之，新建学署以事阻不果。至先生族孙要世守旧本，更校以他处所得，重缮成帙，藏之家中，惜未付梓。兵燹以还，复经散失，而吉光片羽遂罕见人间矣。钟泽昔年游幕赣江，无意中于书肆竟得揭氏重抄原本，为之喜舞欲狂。（[22]，焦钟泽序）
可见，他所得抄本为揭要当年为会友堂刊刻所准备的，且他似乎不知道乾隆三十年此本实已付印。让他感到兴奋和难得的是揭暄不附和“利（玛窦）、艾（儒略）”西术，“破成竹而拓胸，笑观天于坐井。……足解古人积疑。”
然此本随焦氏宦海而秘存十余年，一直无力开雕。后在胡念修的资助下，作为《刻鹄斋丛书》的第一种刊行于世⑨。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版本，内容与编排均与会友堂本无异。《丛书集成续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均是据此本影印。而刊行此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当时西学的传入。胡念修在序言中说：
今者海禁大开，远人骈集，碧瞳高准之流，挟我古微之术，发明精蕴，测演实征。遂谓地球圆转，动若行星；铁石昼陨，摄于空气；南极北极，探黄赤白道之微；平圈垂圈，索温热寒带之隐；五星迤东而运，可破西行之积疑；七曜周天而移，爰悟宗动之妙用。凡斯创解，悉益多闻，使先生得之，当必拈须莞笑，授简疾书也。（[22]，重刻璇玑遗述序）
面对晚清以来大举传入的西学，越来越多的人已在积极接受。但仍有少数人抱残守缺，以为那些传入的西方知识只是中学的绪余。胡念修、焦钟泽刊行此书正是要表达这样的观念。这是《璇玑遗述》的最后一次刊刻，“西学中源”说之后也逐渐遭到人们的抛弃。
7 结语
一本书的撰著、刊刻总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该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需求。揭暄《璇玑遗述》一书便是很好的例子。此书是在明清之际西学传入中国的情况下，受到西学的刺激下而写成的。揭暄初将此书命名为《璇玑遗述》，但方中通则以其“发太西之所未发，开中土之天学”而易名为《写天新语》，并被广为接受。乾隆三十年，此书在豫章书院山长万年茂的倡议和资助下刊行，与其《周易图说》相表里，用以说明西学源出《周髀》，而《周髀》源出《易》；万氏以此书“虽作犹述，应仍标旧名为遗举坠也”，恢复了《璇玑遗述》之名，反映了“西学中源”说在当时的盛行。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战乱纷起，经世思潮甚上，揭暄的《兵经》、《战书》被人重新想起，于是便有了《揭子遗书》的刊刻，而《璇玑遗述》亦作为其中的一种。咸丰九年又有补刊本，可见此书的反响不小。光绪年问，《璇玑遗述》又作为《刻鹄斋丛书》之第一种刊行，其目的乃是为了回应当时大举传入的西学。它的成书和流传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有清一代思潮之变迁。
致谢本文据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改写而成。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业师韩琦研究员、刘钝研究员给予悉心指点，新竹清华大学周维强博士多有提示；本文的改写，又蒙韩师、周维强博士、邸利会先生提供宝贵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1）表中篇目排列以会友堂本为序，会友堂所缺则顺次以濠塘本为序。方括号内的为濠塘本篇名。会友堂本的图编入卷末，而濠塘本的图则置于第一卷中。
2）无“附冰雪异”，且正文较濠塘本亦略少些内容。
3）名“金水黑子抱日环转图”，图与会友堂本略异。
4）名“金水黑子抱日环转图”，图与会友堂本略异。
5）图与会友堂本略异。
6）图与会友堂本略异。
附录二
《璇玑遗述》成书和流传示意图
（虚线表示没有直接的版本传承关系）
注释：
① “邱维屏”本为“丘维屏”。雍正三年避孔子讳，“丘”改作“邱”，故此后均作“邱维屏”。参见南炳文的《明遗民邱维屏生平考三则》［《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6期，第120—125页］。本文除引用和注释等涉及原始文献之处，俱恢复“丘维屏”之名。
② 对揭暄的生卒年，已有很多学者作出估计，但各不相同。据揭暄写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的《璇玑遗述·诸图汇说》，他当卒于1703年后。梅文鼎称他“年八十余”，故他应生于1620年左右。
③ 台北故宫博物院现存有9个关于揭暄的传包，其中8个归于《孝友列传》，仅有1个归于《畴人传》。传包所征引的材料均来自《宁都先贤传》和《文献征存录》。新竹清华大学周维强博士代为查寻这些材料。特致谢忱。
④ 业师韩琦研究员20余年前首先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此书（或以为已佚），为《揭子遗书》中的一种。此书对全面理解揭暄的思想演变（尤其是宇宙论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为此，韩师建议笔者对《昊书》和《璇玑遗述》进行比较研究。
⑤ 同此一版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本扉页署“南泉万氏订，揭半斋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豫章书院藏板”；而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藏本扉页署“黄岗万年茂著，璇玑遗述，会友堂藏板”，且无“一名写天新语”等语。但它们无论在板式和内容上都是一致的，可见应该是不同时间刷印的，只是装订时有所区别。以下均简称会友堂本。
⑥ 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即以西学比附《周髀》；方孔炤、黄道周等甚至归西学于《易》。入清，随着“西学中源”说的逐渐成型，《周髀》益被认为是西学的源头。梅文鼎在《历学疑问补》中全面阐述了西学如何源自《周髀》。康熙御制《数理精蕴》更以“数理本原”、“河图”、“洛书”、“周髀经解”弁其首，以正本清源。参见冯锦荣《明末清初方氏学派之成立及其主张》（山田庆儿编：《中国古代科学史论》，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第139—219页），王扬宗《明末清初“西学中源”说新考》（刘钝、韩琦等编：《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40周年学术论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l—83页），韩琦《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汉学研究》，1998年，16卷1期，第185—201页）。
⑦ 刘文藻咸丰二年（1853年）岁贡，后任广昌教谕，加国子监学正、光禄寺署正衔。见赵宗耀、陈文庆修，欧阳焘等纂：《彭泽县志》［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本，卷9“选举·诸贡”46a］。
⑧ 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揭子遗书》只包括《性书》、《昊书》、《兵经》、《战书》。事实上，咸丰九年补刊的《璇玑遗述》在字体、板式上均与前4种一致，且亦为濠塘藏板。因此，此本《璇玑遗述》当属于《揭子遗书》中的一种。据《性书》书首的“太宗师吴石渠先生移文”及原刻评阅姓氏，《性书》、《昊书》、《兵经》、《战书》最早刊于1645年前后，但此一版本现已不可见。
⑨ 胡念修字灵和，号右阶、幼嘉，有刻鹄斋、灵仙馆、倦秋亭、向湘楼等室名，安徽建德（今东至县）人，著述多种。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97—1901年）刊自辑《刻鹄斋丛书》18种。见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出版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