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不为师——龚自珍的诗文与嘉道文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为师论文,精神论文,开风气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事平生无
龁，但开风气不为师”。①这是龚自珍1839年辞官回家途中所写的《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次年，鸦片战争爆发。再一年，龚自珍英年早逝，诗中的“平生”之言，也便一语成谶。龚自珍生前是寂寞的，客居京师，久困闲曹，年不及五十，挂冠回籍；龚自珍身后是热闹的，其诗文不胫而走，流播甚广。褒扬者如梁启超，谓“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②南社及柳亚子称龚诗为“三百年来第一流”，③社中唱和，以集龚句为雅。贬抑者如张之洞，其论及同光年间学术，以为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自珍，经济讲王安石，造成“理乱寻源学术乖”④的局面。稍后的章太炎斥龚文为“伪体”，以为“自珍之文贵于世，而文学涂地垂尽”。⑤龚自珍对鸦片战争之后思想界、文学界的巨大影响，源于他“未雨之鸟，戚于飘摇”⑥的敏感，“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政”⑦的睿智，“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⑧衰世预告和“乐亦过人，哀也过人”，⑨“怨去吹箫，狂来语剑”⑩的血性狂狷。如果从嘉道之际的士人阶层中寻找一位最能代表这一时期自作主宰，神采飞扬，慷慨激厉，歌哭无端士林风尚的作家，则非龚自珍莫属。
作为风云际会的鸦片战争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学者和文学家，龚自珍是丰富的。“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11)龚氏之诗，是一种自期，也是一种自况。段玉裁曾写信勉励自珍“博闻强识，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为名士”。(12)在前辈名儒、名臣的期待中，龚自珍最终还是走上了名士之路。
清代学术在嘉道之际，古文经学韶华未尽，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学术界的汉学、宋学之争渐为古、今文经之争所取代。龚自珍学术兴趣广泛，不愿走前辈抱残守阙、皓首穷经之路，他为自己设置的学术目标和方法是杂采百家，对汉学与宋学，今文经与古文经学，无所尊，无所废。作为衰世与乱世的先觉者，龚自珍倡言学术应通乎当世之务，士人应知晓经史施诸今日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作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实践者，龚自珍既汲取古文经学实事求是、贵创致用、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精髓，又融合今文经学中“张三世”、“通三统”、“微言大意”、“托古改制”的思想要义，既不鄙视汉学之道问学，又不轻诋宋学之尊德性，不尊师法，不守绳墨，在讲经论史、答问述学的题面下，以善入善出、俶诡连忭的语言，议论军国，臧否政治，讥切时政，诋排专制。
龚自珍才华横溢，英绝自信，感觉敏锐，口不择言，与士林交往，以气节血性相砥砺。对“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13)的官场，“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致于戮之”(14)的社会，及“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15)的萎靡士风，深恶痛绝，其诗文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16)多有。龚自珍言多奇僻，自称“性懒情多兼傲骨”，(17)其“广额巉夷，戟髯炬目，故衣残履”(18)的外貌，“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19)的细行，透露出狂放不羁的性格。1823年，龚自珍在给江沅的信中说：“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20)积思、寡欢、多愤，大致勾勒出龚自珍京师生活时期的情感世界。
嘉道之际，文网渐弛，京师文人诗酒雅集增多，“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萧煞气象，不复存在。龚自珍先后与魏源、邓显鹤、管同、姚莹、周济、何绍基、黄爵滋、潘德舆、张际亮、张维屏、汤鹏、吴葆晋、包世臣、蒋湘南、沈壵、阮元、林则徐等一代名士诗酒唱和，引为同道。他们彼此切磋学术，砥砺气节，振刷精神，培植政见。1838年朝野对鸦片贸易弛禁还是严禁的争论中，上述士人大多是严禁派成员。这一年，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龚自珍作《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希望林公此去，“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林则徐回信，以为龚氏信中所言，“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21)1840年，龚自珍在《与人笺》中论天下大势，以为“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忧”。(22)这种预言不幸而成为现实，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被耻辱和忧患紧紧纠缠。有人评嘉道士林风尚，以为“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23)“但开风气”的龚自珍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去世，但他的思想和创作却在中国近代闪耀着光芒，并获得了巨大的嗣响。
一 颓波难挽挽颓心
处在山雨欲来的时代，“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24)的龚自珍，用敏感而洞达的心灵，感受盛衰转换，危机四伏的社会生活。龚自珍的文学思想，以尊心、尊情、尊自然为三大基石，可合称之为“三尊说”。
尊心说强调在文学创作中尊重作家的主体地位和思想力、判断力。在嘉道之际呼唤士风复甦的思想背景下，龚自珍崇尚心力，提倡心察。其《壬癸之际胎观第四》云：“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力”。(25)士人的心力来自于坚毅自信的品格。有心力才能有所担当，有所进取。士能担当，能自律，能有廉耻，能有气象，方能激扬清淑，以振厉天下，以成就事业。其《文体箴》云：“呜呼！予欲慕古人之能创兮，予命弗丁其时。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荍然而耻之。耻之奈何？穷其大原。抱不甘以为质，再已成之纭纭。虽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审而后许其然。苟心察而弗许，我安能颔彼久定之云？”(26)心审心察是一种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能力和态度。乾坤宇宙，天地万物，经史子集，无一不需心审心察，独立思考，而后有所体贴，有所判断，这也是清儒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人云亦云，陈陈相因，则与心审心察的态度格格不入。尊心说的提出，以嘉道之际士风复甦为底蕴。起衰救敝，振刷士气，当从恢复士人的自信心、判断力入手。
尊心说的理路，与尊史说相通。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提出“尊史即尊心”之说。龚自珍认为：“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也，尊其心也”。尊心之作，善入善出。所谓善入，即对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了然于心：对礼、兵、政、狱、掌故、文体、人物，如言家事；所谓善出，就是要从所叙写的历史场景中跳出，肃然踞坐，眄睐指点，作理性判断和客观评述。“不善入者，非实录，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呓；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喘。”(27)善入善出，两者是治经史文学者应有的境界。毋呓毋喘，自尊其心，其言尊人尊，可以达到出乎史、入乎道的境界。
心力又是道力，它需要培植，需要修炼。龚自珍有诗论道力心力云：“道力战万籁，微芒课其功。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相彼鸾与凤，不栖枯枝松。天神倘下来，清明可于通。返听如有声，消息鞭愈聋。死我信道笃，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挥手还于东。”(28)意思是说，心力的培养，要志向高洁，神气清朗，注意倾听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屑世俗的毁誉憎爱，生我死我，无怨无悔，以期心力强大，可以障海西流，挥日还东。龚自珍对心力的崇拜，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更显得热情澎湃。心力还与童心母爱依傍：“黄金华发雨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红簾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29)“独有爱根在，拔之襮难下。梦中慈母来，絮絮如何舍？”(30)童心母爱为心力增添若干暖意。
“尊心说”真实反映出嘉道之际士人阶层自作主宰、激情四溢的精神风貌。“颓波难挽挽颓心”，(31)在“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高压时代遭遇崩溃的时候，龚自珍等人热切呼唤士人能忧能愤，能思虑作为，能有廉耻无渣滓之心力的复甦，呼唤士人进取、担当精神和心审、心察思想力的复甦。尊心说作为文学主张，其倡导诗文之作，应看重心灵与思想之光，注重自我，张扬个性，以歌哭无端、剑态箫心的狂放，表达一代士人拯衰救敝之志和幽光狂慧之想。
“尊情说”强调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龚自珍《宥情》一文，设甲乙丙丁戊就“情”这一论题相互辩难。有人以为：有士于此，其于哀乐，言而不厌，其阴气有欲，岂美谈耶？与以旦阳之气、上达于天的圣人有别；有人引西方圣人之言，以为欲有三种，情欲为上，不应以情为鄙夷；有人认为情与欲有别，人有异于铁牛、土狗、木寓龙者即在情。对纷纭众说，作者未置可否，“龚子闲居，阴气沉沉而来袭心，不知何病？”回忆童年，“一切境未起时，一切哀乐未中时，一切语言未造时，当彼之时，亦尝阴气沉沉而来袭心，”(32)此种状况，不知为东方圣人所责难，还是为西方圣人所责难？
十五年后，龚自珍又有《长短言自序》，提出“尊情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情何以为尊？“无往为尊，无寄为尊，无境而有境为尊，无指而有指为尊，无哀乐而有哀乐为尊”。情无往无寄、无境而有境、无指而有指、无哀乐而有哀乐的存在方式，使之为尊。情何以为畅？“畅于声音”，“先小咽之，乃小飞之，又大挫之，乃大飞之，始孤盘之，闷闷以柔之，空阔以纵游之，而极于哀，哀而极于瞀，则散矣毕矣”。情以声音，作用于人，“闻是声也，忽然而起，非乐非怨，上九天，下九渊，将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情畅于声音，给人以如此美妙的享受，这是作者宥之不已，而反尊之的原因所在。“虽曰无住，予之住也大矣；虽曰无寄，予之寄也将不出矣”。(33)
作为思想家，龚自珍认识到人不同于铁牛、土狗、木寓龙的地方即在于其有情感，因而不鄙夷情感的存在，对“阴气沉沉而来袭心”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作为诗人，其对诗文写作过程中情感的生成、酝酿、升华、艺术表现等诸多环节，感觉十分细致，对文学以情感与审美的方式感动人、陶冶人的特性，也深有体会。龚自珍宣告在情感的世界里，“住也大矣，寄也不出”，体现出自作主宰的精神品格，同时也是其精神生活的一种写照。“结习真难尽，观心屏见闻。烧香僧出定，哗梦鬼论文。幽绪不可食，新诗乱如云。鲁阳戈纵挽，万虑亦纷纷”。(34)“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35)住寄于情感世界中的诗人，被奇想幽思所困扰，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哀乐忧患，纷纷扰扰。其《写神思铭》一文云：“鄙人禀赋实冲，孕愁无竭，投闲簉乏，沉沉不乐。抽豪而吟，莫喧其绪；欹枕内听，莫讼其情。谓怀古也，曾不朕乎诗书；谓感物也，岂能役乎鞶帨。将谓乐也胡迭至而不和；将谓哀也，抑屡袭而无疢”。这种情绪情感纠结所带来的喜怒哀乐，演绎而成的神思妙想，“不可告也，矧可疗也？”(36)故而尊之。
“尊自然说”追求心力、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发挥、自由表达。龚自珍在《与江居士笺》中，以风喻心力情感，以水喻语言文字，以为：“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哉！”(37)又有诗云：“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38)其《绩溪胡户部文集序》提出“文毕所欲言而去”的论文标准：以为谭山水，问掌故，求建制，辨沿革，无论何种文体，“其率是以言，继是以言，勤勤恳恳，以毕所欲言，其胸臆涤除余事之甘苦，而专以言”，(39)即是天下至文。其《书汤海秋诗集序》称赞唐以来李、杜、韩、黄等大家之诗：“皆诗与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而同样以“完”字来称赞友人汤鹏之诗，“何以谓之完也？海秋心迹尽在此，所欲言者在此，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在此，所不欲言而竟不言，于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挦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任举一篇，无论识与不识曰，此汤益阳之诗”。(40)“诗与人一”之“完”与“毕所欲言而去”，都推尚一种自由书写的写作境界。自由书写的前提是胸臆间有所感慨，有所思想。不然，必然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呓以言。
“尊自然说”在《病梅馆记》中表现得更为完整，更可触摸。文章认为：当今的文人画士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于是鬻梅者投其所好，“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作者感伤之余决心治疗病梅，其方法是“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41)并设想广贮江浙之梅，以平生之力疗之。这是一篇带有深刻寓意的杂文。江浙之梅皆病的原因是鬻梅者迎合了文人画士畸形美、病态美的标准，而使正、直、有生气之梅变成曲、欹、无生气的病梅。要疗救病梅，则须解除一切束缚，舒其根枝，顺其天性，让其自由自在地生长，成为具有自然美、健康美的新梅。疗梅如此，疗救其它一切被束缚、被损害、被摧残的东西，也应如此。
尊心、尊情、尊自然构成了龚自珍文学思想的基本框架。三尊说的核心是自作主宰。在对自然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判断中提倡“尊心”，尊重个人的思想力、判断力，唤醒士阶层的担当精神；在情欲纠缠，阴气沉沉而来袭心时提倡“尊情”，感情为人类所独有，因而弥足珍贵。将感情酝酿升华，形诸文字，畅于声音，是最美妙而最让人陶醉的事情；在“形诸文字，畅于声音”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提倡“尊自然”，解除束缚，信腕信口，文如其人，诗与人一。“三尊说”所体现出的自作主宰的精神气象，以嘉道之际士气高涨、士风复甦为底蕴，充满着对士人能力、意志、情感、创造力的渴望，它呼唤以作家为主体，在重视个人独特的思想判断、独特的内心体验的基础上，创造自然天成、自由书写的传统。
龚自珍的“三尊说”，在鸦片战争前夕的思想界，闪耀着启蒙思想的光辉。“三尊说”与明末公安派贵我尊己的文学性灵论遥相呼应，其不拘规矩格套，崇尚心灵纯真，得自然之趣，成天籁之美的文学主张，在复古拟古、陈陈相因之风甚为浓厚的文坛，具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而其奇诡瑰丽，亦狂亦怨，“触之峥嵘，忆之缠绵”的诗文作品，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感发奋起。
二 何物千年怒如潮
龚自珍的《又忏心一首》诗云：“佛言劫火遇皆消，何物千年怒如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42)借用这首诗来描述龚自珍的诗文创作是十分恰当的。来何汹涌之忧患与去尚缠绵之幽绪，构成了龚自珍诗文创作的双翼。
龚自珍的散文作品，题材广泛。除了谈经说佛、金石舆地、序跋墓志之外，经济文章与幽光狂慧之作，大致可从社会批判，衰世预告，呼唤变革三个方面解读。
龚自珍散文中的社会批判集中在学风、士风及封建专制制度等方面。1813年天理教突袭皇宫，嘉庆帝仓惶中亲自出战迎敌。天理教败后，嘉庆下罪己诏，惊呼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并向社会征求批评救治之方。这一事变，是乾嘉盛世的转折点，也是嘉道之际学风、士风复甦的起始点。龚自珍的社会批判的文章，如《乙丙之际著议》11篇、《壬癸之际胎观》9篇、《古史钩沉论》4篇、《明良论》4篇，大多写作在这一时期。
清代学术，学人之智慧集中在说经注经。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指出：当下士林为学之风，有三种失误，即“称为儒者流则喜，称为群流则愠，此失其情也。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绌，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圣，而不知周公、史佚之圣，此失其祖也”。(43)治经史者，又大多不通乎当世之务，“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这种学、治脱节，造成“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学风的转换，应恢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44)的传统。
至于士风萎靡，龚自珍更是痛心疾首。其《明良论二》云：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谀愈固；地益近，则媚亦愈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
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语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彼其心岂真敬畏哉？问以大臣应如此乎？则其可耻之言曰：我辈只能如此而已。
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鲜矣。(45)
士风萎靡的现象如此，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龚自珍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最高统治者。其《古史钩沉论一》云：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
气者，耻之外也；耻者，气之内也。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让，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让，王者之所以养人气也。籀其府焉，徘徊其钟簴，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轸、既猕、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46)
王者对士人不仅以高压震荡摧锄，还有种种愚弄钳制之术：龚自珍早年所写的《京师乐籍说》，通过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文章以为，霸天下者，不能无私，而“士人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议论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未则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留心古今而好议论，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因而霸天下者之于士，便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的设立，便是钳制天下游士的手段之一：
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可以钳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一耗其才华，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47)
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即已废除。作者以乐籍制度为靶向，指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种种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都是钳制士人的手段。士人不通古今，思乱志偃，议论图度、指天画地之态益息，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不作，这是霸天下人之幸，却是天下之士的悲哀。
在鞭挞专制制度，呼唤学风士风转换的同时，龚自珍还以敏感的触觉，猖狂恢诡的语言，预告衰世的来临。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凭藉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感知，借用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把社会形态分为盛世、衰世、乱世三类，又以人才的升降遭际为判断标志，描述了衰世到来的景象和感受：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閫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抑小人甚鲜。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也戮之，名也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48)
龚自珍在《尊隐》一文中，又将一日分为三时，分别为蚤时、午时和昏时。蚤时、午时，是清和之气汇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49)的时节。这些诗一般语言中传达的，是一颗敏感的心灵对封建王朝由盛转衰历史过程特有的观察与感受，它是那样的细腻精准。这些早年扑朔迷离的衰世预告，在龚自珍1839年重过扬州时，通过对一个城市的记忆而被大大强化了。《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就扬州繁华已去，而人心不觉，依旧嘉庆故态，承平气象，从而引发了作者今昔与自然之运的感慨：“天地有四时，莫病于酷暑，而莫善于初秋。澄汰其繁缛淫蒸，而与之为萧疏澹荡，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茫廖泬之悲者，初秋也”。(50)初秋时节，人们沉溺在暑威除却的惬意之中，而深谙盛衰自然之运的人，则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了。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以更为准确的语言描写嘉道时局云：
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黄河日益为患，大官非不忧，主上非不谘，而不外乎开捐例、加赋、加盐价之议。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蹷，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饭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51)
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龚自珍呼唤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52)“自改革”是出于一种补天自救的愿望，是出于“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53)的判断。
1826年，魏源《皇朝经世文编》成书，收入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平均篇》、《农宗》、《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像教志序》等文，其所体现的改革自救的方略，或倡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或主张平均贫富，避免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以至丧天下；或设想以家族宗法的形式，调解土地分配；或关心蒙古地理学术，献控驭抚绥之策。龚自珍晚年引为得意，预言“五十年后言定验”的《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是其多年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成果。前文以为应考虑内地无产之民迁徙西域、设置行省的战略计划，以二十年为期，强盛国运国基。后文对东南沿海番舶环伺，鸦片输入，白金外流甚为忧虑，而作罢番舶之议。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五十年间得以实现，而东南罢番舶议则无从落实。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东南罢番舶议》的作者所无法想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其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绝非学治一致、平均贫富一类方剂所能奏效的。龚自珍“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的自信，失去了凭藉之所，便成为一种呢喃之语。这可能是《东南罢番舶议》未能收入文集，而至今湮没无闻的原因。批判精神的强大精彩和自救方案的纤细平庸，也许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54)论断的由来。
龚自珍散文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思想穿透力和想象力。龚自珍三代为官的家世和京师二十余年的仕宦经历，使他对清王朝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政权体制的种种弊端，洞若观火。与朝野上下士林名流的广泛交往，使他对王霸殊统、文质异尚有着敏锐的感觉判断。嘉道之际士林中“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社会参与意识的风行，赋予他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书生意气。方读百家，好杂家言，于今、古文经无所尊、无所废的治学态度，为他提供出经入史、左右逢源的学术凭藉。龚自珍散文的思想穿透力，来自于清醒的现实感，而想象力来自于把握与捕捉形象的学养与能力。
《明良论》四篇，是作者“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代表作品。《明良论》从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分析入手，揭示了两者之间四个方面的紧张。一是人主不以富贵养士，士求温饱与泰然无忧而不可得，无有忘其身家而与朝廷相与为谋者。二是人主遇大臣如遇犬马，不以礼劝节全耻。士不知有耻，为国之大耻。三是人主用人论资排辈，年老者尸位素餐，新进者无所作为，朝廷上下奄然而无生气。四是人主对百官行琐屑牵制之术，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作者笔下所描述的种种紧张，都能穷形极相，切中老大帝国政权运行中的时弊，非熟悉官场情况，深刻观察、细心揣摩者所不能言。作者左萦右拂的剖析批判，无不以三代六经为准的，段玉裁评曰：“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55)龚自珍此类政论文体，又善于把握与捕捉形象。《明良论》写士大夫为温饱而困，无所用心于君国时道：“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外吏之宴游，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如何？家具之厅不足如何？车马敝而责券至，朋然以为忧，居平以贫故，失卿大夫礼，甚者流为市井之行。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56)作者选取最典型的细节，寥寥数笔，勾划出京师士大夫的心态与作派。又善设喻说理，如言官场规矩，呆板生硬，让人无所用其技之情形道：“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仰搔之，其疮痏，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无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57)束缚手脚的官场，让有作为的人，日渐麻木不仁。形象、设喻等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为主题的政论杂文，更富有可读性与感染力。
龚自珍描摹衰世，预告危机之作，更是旁出机杼，意味深长。借助今文经学的“三世说”，龚自珍建立了自己对社会现实评价的逻辑起点。以“不欲明言，不忍卒言”的艺术方式，描摹清王朝盛衰转换的种种迹象，传达叶落知秋、最难将息的复杂心态，是龚自珍散文的又一艺术贡献。士人的遭际命运如何，是龚自珍评价盛衰之世的重要向标。其《乙丙之际著议第二十五》云：“入其国，其士大夫多，则朝廷之文必备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则朝廷之情必深矣。豪杰入山泽，责人主之文也，劳人怨士之
，觖人主之情也”。(58)我们可依靠这一向标，来解读恍惚迷离的《尊隐》。《尊隐》将一日分为蚤、午、昏三时，蚤、午时是宜君宜王的时节，昏时是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山中之傲民、悴民，在昏时来到京师，京师不能接纳，且裂而磔之。豪杰遂与京师形成对立对峙。作者以铺张之笔写京师与山中之民此消彼长之势道：
如此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民壁垒坚矣。京师之日苦短，山中之日长矣。风恶，水泉恶，尘霾恶，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人攘臂失度，啾啾如蝇虻，则山中戒而相与修娴靡矣。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简焉偷活，侧焉惶惶商去留，则山中之岁月定矣。多暴侯者，过山中者，生钟簴之思焉。童孙叫呼，过山中者，祝寿考之毋遽死矣。其祖宗曰：我无余荣焉，我以汝为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无余怒焉，我以汝为殿矣。俄而寂然，灯烛无光，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59)
豪杰尽入山泽，非朝廷之幸事；京师与山中之民力量的此消彼长，正是一种衰世之象。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云：“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60)不正言而托以廋词隐语，言尽而意向朦胧难辨，给人以充分的遐想空间。这也是作者晚年《己亥杂诗》中甚为得意，称“少年《尊隐》有高文”的原因所在。
龚自珍散文的魅力还来自于“哀也过人，乐也过人”、“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书生意气和自作主宰、特立独行的意志品质。龚自珍早年，曾以诗文各一卷投吴中尊宿王芑孙，王复信以为龚文有两不宜，一是文集名《伫泣亭文》，其名不祥。二是其文“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61)“口不择言，动与世忤”是一种书生意气。龚自珍《送夏进士序》为书生辩白道：“天下事，舍书生无可属，真书生又寡。”(62)作者以为，是真书生则不必以喙自卫，廻护其拙，使书生进退失据。“口不择言，动与世忤”，“哀也过人，乐也过人”的书生意气，何尝不是士人以尊心尊情为底蕴的结果？其《纵难送曹生》一文论孤独求道云：“天下范金、抟垸、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于士也，求三代之语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适野无党，入城无相，津无导，朝无诏。弗为之，其无督责也矣。为之，且左右顾视，踆踆而独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颓然退飞也夫？”(63)这种孤独求道的行为，是书生的执着，是豪杰的胆略，虽蒙暴诃讪笑，而无所退避。“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64)，龚自珍的哀乐与孤独是深重而悲凉的。其《送歙吴君序》叙写少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道：
十八九读古书，执笔道天下事。有执予裾而汛者曰：世固无人，慎勿为若言。则怒喙之曰：否！奈何无人？入世五六年，窥当路议论颜色，车敝敝周乎国门。又有执予裾而汛者曰：世尚有人，安用若？则又怒喙之曰：否？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无也；继之否也，不知其有也。东西南北以为客，游海，继而心茫洋，目迷澌，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飓浪讧作，魂魄皆涣散，怪鸟悲鸣，日暮冥冥，求所谓奇虬、巨鲸、大珠、空青卒无有。已矣！退而归于垤。心已定矣，睫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傫乎其不任重载。然而有叩吾门，贡吾以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之异者，疑十而信一。疑十而信一，则是志已忘也，志忘则欲其惊亦难。且劝复往，则必色色恐矣。(65)
由少年不知世固无人，到不知世上有人，是第一重悲凉；由心茫洋，目迷澌，有所期待到心定睫合，疑十信一，是第二重悲凉；执笔道天下事的少年，转瞬已到槁木死灰，志忘神怠的中年，让人感概良多。文中最后宣称：“倘见有少年孤舟独行者，邮以眂予，予请复往。”这种孤独求道，百折不廻的情怀，让作者的笔下始终保持着丰富敏感的触觉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量。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则充满着天人合一的通透与空灵感。作者从澄汰其繁缛淫蒸中，感知到自然时序之初秋；从嘉庆故态、承平气象中，感知到老大帝国之初秋；从“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能自持”中，感知到个体生命也进入“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蒐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矣”的人生之初秋。作者在生命之秋仍壮心不已，“予之身世，虽乞籴，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66)其在《病梅馆记》中又设想：“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光荫以疗梅也哉？”(67)龚自珍散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哀乐过人、才泪纵横的书生意气，与自作主宰、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互为表里，具有吸引读者的特殊力量。
龚自珍散文中的书生意气，既代表着嘉道士人特有的意志品格和精神气象，又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龚自珍散文根据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变换不同的表达方式，形成不同的表现风格，显示着作者驾驭文体与文字的能力。同是早年的议论文字，《乙丙书》、《古史钩沉》等文援古刺今，辞文旨远，篇义混茫，隐晦曲折；而《明良论》四篇则思路缜密，文气清妥，论题明确，旨意显豁。至于《尊隐》、《捕蜮第一》、《捕熊罴鸱鸮豺狼第二》、《捕狗蝇蚂蚁蚤蝇蚊虻第三》等寓言之作，则更能显现龚文俶诡连忭，旁涌泛出的特点。同是晚年的作品，《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推心置腹，言真意切；而《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则左萦右拂，寄意深远。龚自珍的讥切时政之文，口不择言，而学术批评之文，同样锋芒毕露。其《识某大令集尾》以七重心之说，层层剥笋式地揭露阳湖文派领军人物恽敬谤儒谤佛，以文学家自遁，而优孟衣冠的虚伪，笔力千钧。龚自珍的文字，有时惜墨如金，冷峻得出奇。如《杭大宗逸事状》，写好友杭世骏因主张朝廷用人，泯满汉之分而得罪罢官，返乡后两次迎驾乾隆，两次受辱的过程：
乙酉年，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为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68)
文章用极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时代，一个秉笔直言书生的悲惨命运。冷峻的文字后面，是一种揭露和控诉。龚自珍的文字，有时又纵横捭阖，铺张得热烈。其《送徐铁孙序》描述诗之本原诗之境界道：
夫诗必有原焉，《易》、《书》、《诗》、《春秋》之肃若泬若，周、秦间数子之縝若峍若，而莽荡，而噌吰，若敛之惟恐其坻，揫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则辽之长白、兴安大岭也有然。审是，则诗人将毋拱垂手，肃拜植立，挢乎其不敢议，愿乎其不敢大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于八儒、三墨、兵、刑、星气、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则如岭之表，海之浒，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丽，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69)
诗之原，广收而博取；诗之境，磅礴而浩洶。“受天下之瑰丽，而洩天下之拗怒”之诗，是作者理想中诗之极致。其洋洋洒洒、激情四溢的文字，显示着龚文豪放跌宕、奇古博丽的另一种风采。
三 亦狂亦侠亦温文
龚自珍生前曾三次自编诗集。第一次是道光三年(1823)32岁时，共有诗四卷，但编而未刻，诗的细目与篇数不详。第二次是道光七年(1827)，编录道光元年以来诗作成《破戒草》、《破戒草之余》两集，共收诗184首。第三次是道光十八年(1838)47岁时，把1806年到1838年的诗合编为二十七卷，篇数不详，也未刻印。上述诗作在龚自珍去世后，只有《破戒草》、《破戒草之余》与1839年刊刻的《己亥杂诗》315首完整流传下来，共有诗五百首。后经多方搜集整理，1959年中华书局刊出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共收诗603首，可分称之为编年诗与《己亥杂诗》。
龚自珍现存的编年诗主要的创作日期是1819年至1827年，1830年之后的诗，大多是后人辑佚而成的吉光片羽，已难窥全豹。编年诗较为集中地记录与反映了诗人京师生活时期的情感世界和心路历程。1819年，龚自珍第一次到京参加会试不中，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次年，捐职内阁中书，开始了在京城读书、写作、交友、仕宦的生活。编年诗的前三首诗分别为《吴山人文徵、沈书记锡东饯之虎丘》、《题吴南芗东方三大图》、《行路易》，三诗中的“我有箫心吹不得，落花风里别江南”，“周情与孔思，执笔思忡忡”，“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的诗句，(70)表露出初出茅庐诗人的人生憧憬与理想。“剑气箫心”所代表的情感方式，“周情孔思”所蕴含的人间关怀，“万言书，万人敌”所概括的人生理想，构成了龚自珍编年诗的思想情感原点。
“万言书，万人敌”是龚自珍编年诗的第一个思想情感的原点。上万言书而献治平策，为帝王师；学万人敌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这是每个书生都有的入世理想。龚自珍1819年所作的《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71)云：
少小無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荷叶黏天玉蝀桥，万重金碧影如潮。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
东抹西涂迫半生，中年何故避声名？才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
在少年得志的诗人看来，天风、功成、声名，乃囊中探物、唾手可得之事。但随着科考不第，阅世日深，少年得志渐成为失意，书生意气也变成为牢骚：
名场阅历莽无涯，心史纵横自一家。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东邻嫠老难为妾，古木根深不似花。何日冥鸿纵迹遂，美人经卷葬年华。(72)
秋心如海复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郁金香在臂，亭亭古玉珮当腰。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73)
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匡济，敢侈心期在简编。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74)
第一首诗《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写在第二次会试失败后，自京师南返的途中。诗人由科考失利，而引发对死气沉沉，老气横秋社会的不满。秋气已至，堂燕不觉；夕阳西下，犹恋昏鸦。东邻美女，已经迟暮；古木根深，何处着花？有志向才华的人，只有纵迹四野，在美人经卷中消耗年华了。第二首诗《秋心三首》写在第五次会试失利，才华出众、学有所长的好友相继去世的1825年。秋气如海，秋魂难招。气寒西北，何人仗剑？声满东南，谁复听箫。星烂无数，月坠林梢。诗人既为“漠漠郁金香在臂”英年早逝的好友深感婉惜，也为“亭亭古玉珮当腰”怀才不遇的自己大鸣不平。第三诗《释言四首之一》写任内阁中书之职多年，当值东华门内，悔著新书，顺势应天。略耽掌故，无关匡济之计；以琐耗奇，不作传世侈想。从今往后，更当努力守默守雌，无损上相宵眠。全诗以讽刺的口吻，写出在官场所感受到的压抑。这种动辄得咎的处境，与诗人初入京师“忽遇天风吹便行”的想象，相距甚远。1838年，诗人沉浮宦海近二十年，此年有《退朝偶成》、《乞籴保阳》两首诗，诗中有“屠龙吾老矣，羞把老蛟罾”，(75)“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76)的诗句，其屠龙罾蛟的雄心壮志，不复存在，而烈士暮年的穷愁之感，却时时袭心。
周情孔思是龚自珍编年诗第二个思想情感的原点。周情孔思的核心是儒学精神及其所陶冶的士大夫情操，它构成了龚诗书生意气和人间关怀的底色。读书与写作是龚自珍京师生活主要内容。初到京师，诗人有“情多处处有悲欢，何必沧桑始浩叹？昨过城西晒书地，蠹鱼无数讯平安”(77)的感叹。其《城南席上谣》记述了京师文人席间流传的古文家、西北地理家、算学家、金石家、辑佚家、校勘家、说文家、动物学家、掌故家、公羊家等十客，自诩各家治学门径家法的歌谣。歌谣对拘于家法门径的专门之家略带嘲讽的口吻，显示嘉道之际的学界风尚。龚自珍编年诗中有不少追忆京师声气相求，励志互勉的书斋好友之诗。如《夏进士诗》以“策左五百事，赌史三千场”，(78)写青年学子间的读书竞赛。《述怀呈姚侍讲》诗序记述在京与朋友相约读书情况时写道：“每得一异书，互相借抄，无虚旬”。(79)《夜读番愚集，书其尾》中“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80)的诗句，即是夜读清廷禁书屈大均集而留下的感慨。
“蚤年撄心疾，诗境无人知。幽想杂奇悟，灵香何郁伊”。(81)“百脏发酸泪，夜涌如原泉。此泪何所从？万一诗祟焉”。(82)自称有“心疾”、“诗祟”的诗人，处在个人穷达进退选择的无奈，秋气秋声汹汹逼来的夹击之中，心事浩茫，忧愤深广。其《寥落》诗云：“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两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83)《赋忧患》诗云：“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84)读书之我辈，蹉跎于隐逸与入世两端，让人难以左右；如磐之忧患，纠结在春深与宵梦之间，让人无可摆脱。扪心自问忧思多愤与生存艰难的原因，其《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一诗写道：“贵人一夕下飞语，绝似风伯骄无垠。平生进退两颠簸，诘屈内讼知缘因。侧身天地本孤绝，矧乃气悍心肝淳！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瞋。”(85)人生在世，本来就充满孤独忧患，何况自己进退两颠簸，气悍心肝淳！诗人向往“布衣结客妄自尊”(86)的康乾盛世，向往“诗成侍史佐评论”(87)的汉代政治，向往《能令公少年行》所描述的“十年不见王与公，亦不见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邻北舍，谁与相过从？佝偻丈人石户农，嶔崎楚客，窈窕吴侬，敲门借书者钓翁，探碑学拓者溪童”(88)一类可以“怡魂而泽颜”世外桃源。龚自珍“幽想杂奇悟”的诗，曲折细致地表现出嘉道之际一个久困冷署、敏感多思书生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身处封建末世，敏感多思书生的忧患，还来自于正在酝酿生成的风云之气：“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89)暮霭已生，危机四伏，而身居要职的士大夫阶层却依旧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其《咏史》诗云：“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90)暮霭生处更待风雷之声，江河日下还看砥柱中流。诗人期待士风吏风顿焕精彩，“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者渐少，而“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者渐多，养成“国有正士士有舌”(91)的士林气象。
龚自珍写于1827年的《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92)是一组幽想奇悟共有，忧思多愤杂陈的古体诗：
道力战万籁，微芒课其功。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相彼鸾与凤，不栖枯枝松。天神倘下来，清明可与通。返听如有声，消息鞭愈聋。死我信道笃，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挥日还于东。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弱龄羡高隐，端居媚幽独。晨诵白驹诗，相思在空谷。稍长诵楚些，招魂招且读。陈为乐之方，巫阳语何缛？嘉遁苦太清。行乐苦太浊。愿言移歌钟，来就伊人躅。天涯富兰蕙，吾心富丘壑。蹉跎复蹉跎，芳流两寂寞。忽忽生遐心，终朝闷金玉。
兰台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诸师自有真，未肯附儒术。后代儒益尊，儒者颜益厚。洋洋朝野间，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语又如何。
危哉昔几败，万仞堕无垠。不知有忧患，文字樊其身。岂但恋文字，嗜好杂甘辛。出入仙侠间，奇悍无等伦。渐渐疑百家，中无要道津。纵使精气留，碌碌为星辰。闻道幸不迟，多难乃缘因。空王开觉路，网尽伤心民。
第一首诗言尊重心力。没有心力，人无法面对万籁苍穹的外部世界。心力强健的人，死而信道更笃，生而天马行空。心力可以给人以海水倒流，落日还东的力量。第二首诗言民胞物与。民胞物与是士大夫精神的要谛，也是儒学精神的要谛。儒者仁心广大，视百姓如骨肉，天地本比邻。四海秋气萧瑟，一室难驻春色。嫠妇匹夫，尚知国家社稷为重；慷慨之士，自当常怀杞人之忧。第三首诗言进退蹉跎。高隐之行，屈骚之韵，让人神往。山林清苦，人世混浊，去留蹉跎；天涯芳草，丘壑吾心，两相寂寞。第四首言儒学堪忧。儒学在汉代为九种学派之一，后代益受尊崇。学术的生命力在不断的创新，汉之九种学派，今存有几？有人说儒学先亡，或未可知！第五首言逃禅学佛。恋文字而始有忧患，慕仙侠而气悍谑浪；入世深而渐疑百家，忧患久而逃禅学佛。佛为万法之王，是伤心之民的精神家园。上述五首诗，以其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万籁苍穹，讲求民胞物与，视百姓如骨肉，天地本比邻，徘徊于青山与青史之间的价值理念和行为选择，主要来自儒家，带有较为浓厚的周情孔思的思想色彩。诗人对“或言儒先亡”的担心来自于清代儒学舍本逐末的治学路径，解经注经，如果“既失精微”，“又随时抑扬”，班固当年所说的“五经乖析，儒学寝衰”的局面就有可能出现。龚自珍于佛学，经历了“盖三累三折之势，知有佛矣”的曲折过程。随着“万言书”、“万人敌”志向的无从实现，诗人也越来越多地从佛学中寻求精神慰藉，佛学对龚自珍晚年的思想行为和诗文创作影响很大。其1838年所写的《题梵册》有“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西方大圣书，亦扫亦包之”(93)的诗句，甚至把佛典看作可以包涵儒学精义的圣书。
剑气箫心是龚自珍编年诗的第三个思想情感的原点。“之美一人，乐亦过人，哀亦过人”，(94)“我生受之天，哀乐恒过人”。(95)诗人之哀乐来自对春花秋月的感伤，来自对童心母爱的眷恋，也来自“以良史忧天下”所带来的忧患与沧桑之感。“剑”与“箫”，“风雷”与“落花”，“童心”与“母爱”，是龚诗中经常对举的词语。诗人超越常人的哀乐情感，在诗词中物化为“剑气箫心”、“风雷落花，”“童心母爱”的意象。众多对举的词语中，与“风雷”有关的意蕴，大致可归并在“剑气”之内，而“落花”、“童心母爱”的意蕴，又大致可归并在“箫心”之中。龚诗中的剑气箫心意象，是一种人格期待，一种行为选择，又是一种诗美追求。“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96)诗人胸臆中，来何汹涌的是揽辔澄清的磊落不平之气，去尚缠绵的是幽情孤愤的缥缈神游之思。“三寸舌，一枝笔，万言书，万人敌”，(97)“新知触眼春云过，老辈填胸夜雨沦。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98)“布衣结妄自尊，流连卿等多酒痕。十载狂名扫除毕，一丘倘遂行闭门。”(99)“名高谤作勿自例，愿以自讼上慰平生亲。纵有噫气自填咽，敢学大块舒轮囷。”(100)此为剑气之抒写；“不似怀人不似禅，梦回清泪一潸然。瓶花帖妥炉香定，觅我童心廿六年。”(101)“晓枕心气清，奇泪忽盈把。少年爱恻悱，芳意嫭幽雅。黄尘澒洞中，古抱不可写。万言摧烧之，奇气又瘖哑。”(102)“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103)“妙心苦难住，住即与之期。文字都无著，长空有所思。茶香砭骨后，花影上身时。终古天西月，亭亭怅望谁？(104)”此为箫心之流露。剑气如虹，表现了诗人弘毅自信、狂放任侠的一面；箫心低回，表现了诗人悱恻缠绵、幽想奇悟的一面。以剑气托扬心志，触之峥嵘；以箫心抒写幽想，忆之缠绵。“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鬢边絲。”(105)“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106)“剑气”与“箫心”成为诗人思想情感飞扬的两翼。龚诗中剑气箫心的意象，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嘉道士人自作主宰、担荷天下风气的形成。
龚自珍的诗作除编年诗外，还有《己亥杂诗》。《己亥杂诗》共315首，诗体形式均为七绝，因全部写作于1839年诗人辞官返家的路上，此年为农历己亥之年，故称之为《己亥杂诗》。龚自珍1840年春给好友吴虹生的信中叙述《己亥杂诗》的写作过程时写道：
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帐簿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107)
往返九千里是指诗人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出北京，七月初九到达杭州，九月十五日再从昆山出发，北上迎接妻儿，十二月二十六日抵昆山别墅。《己亥杂诗》即写作于大半年的往返途中。
《己亥杂诗》所表现的情感是复杂而多层面的。诗人有意在告老还乡这一人生的转折处，用组诗的形式，对自己前半生读书、著述、交游、家世、情感做一整理回顾，留此存照，为前半生谢幕，为后半生揭幕。《己亥杂诗》的第一首诗写道：“著书何似观心贤，不奈卮言夜涌泉。百卷书成南渡岁，先生续集再编年。”(108)南渡在诗人看来，不过是新的著述生活的开始。《己亥杂诗》的前十几首诗，描述了诗人辞官返乡的复杂情感：
我马玄黄盼日曛，关河不窘故将军。百年心事归平淡，删尽娥眉惜誓文。
罡风力大簸春魂，虎豹沉沉卧九闻。终是落花心绪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东山又北山，镜中强半尚红颜。白云出处从无例，独往人间竟独还。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
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百年綦辙低徊遍，忍作空桑三宿看？
诗人三代京师为宦，可谓“百年綦辙”，百年心事。从容进退，并非易事。先生不老，红颜尚在，无奈已成“宦后”、“故将军”，因而难免落花心绪，浩荡离愁。我马玄黄，我心踯躅。吟鞭东指，落红有情护花；白云无根，人间独往独来。诗人不携眷属，雇两车，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的离京方式，及十一月不进京亲迎，而在河北固安等待妻儿出都的行为，曾引发研究者的诸多猜疑，其中何尝没有不愿搅动更多离愁别绪的用意呢？
《己亥杂诗》中的不少诗是写师长朋友的交往与友情的。这些交往和友情过去是诗人京城仕宦生活的重要内容，今后也将成为诗人心底最温暖的记忆。龚自珍1829年中进士时，同年中有五十一人留在京城。同年送别，诗人有“五十一人皆我好”之语，“他年卧听除书罢，冉冉修名独怆神。”乡归后只盼望同年升迁的好消息了，念此仍不免怅然若失。龚自珍以“秀出天南笔一枝，为官风骨称其诗”的诗句与同年朱雘告别，感谢其引见入都，帮助治装的友情。又以“北方学者君第一”的诗句称誉许瀚，并有“烦君他日定吾文”之托。诗人与好友吴虹生相约，“自今两戒河山外，各逮而孙盟不寒。”希望子孙后代永远是好友。其别黄玉阶、汤鹏的诗分别为“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觥觥益阳风骨奇，壮年自定千首诗。勇于自信故英绝，胜彼优孟俯仰为。”“亦狂亦侠”句，“勇于自信”句，既是对友人的称誉，又是一种自勉，嘉道士人以生气相求，以自信、有所作为相瞩望的风气由此可见。
龚自珍的自信更多地体现在《己亥杂诗》对自己读书、治学、仕宦生涯可圈可点事情的回忆中：
霜毫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
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枉破期门佽飞胆，至今骇道遇仙回。
齿如编贝汉东方，不学咿嚘况对扬。屋瓦自惊天自笑，丹毫圆折露华瀼。
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字源一流奠万哗。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前两首言1829年殿试与朝考两次考试异常顺利，遂使功成名就。殿试作对策，大旨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故有“药方只贩古时丹”之语。而朝考作《御试安边绥远书》，言边疆事洋洋洒洒，因此是“飞出胸中不费才。”第三首诗言自己口齿清晰，声音洪亮，被引见向皇帝报告履历时，声震屋瓦，天子并不责怪。第四首诗“字源一流奠万哗”说明了外公段玉裁之学的地位。第五首诗言自己但开风气，不蓄弟子。第六首诗言《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两文所议之事，五十年中，定会实现。历史的事实是：西域1883年设立行省，而东南番舶却未能得禁。
《己亥杂诗》对路途中所见所闻的记述，多与民情民瘼和风云之气有关。路经市肆，所见升斗尺秤，无人校正。而冀州境内，本应是新桑遍地的季节，但现在很难看到桑树。新种的蒲与柳，三年便砍下给儿孙作屋梁了。民生的凋零可想而知。北方民生凋零，南方也不景气。诗人途经运河，见纤夫十余人拉粮船过闸，号子声起，细算每天上千只船从这里运粮至京，为自己曾挥霍过太仓之粟感到不安。漕政艰难，盐政、河政、禁烟之政同样艰难。“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津梁条约遍南东，谁遣藏春深坞逢？不枉人呼莲幕客，碧纱橱护阿芙蓉。”遥想独撑南天，禁烟大业未成的故友林则徐，诗人顿生“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的遗憾。天下艰难，艰难在缺少人才。龚自珍对社会评价的逻辑起点，是以人才为坐标的。过镇江时，道士乞撰青词，诗人便有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
《己亥杂诗》中对个人的命运遭际，也多有慷慨牢骚之语。“少年揽辔澄清意，倦矣应怜缩手时。今日不挥闲涕泪，渡江只怨别蛾眉。”“促柱危弦太觉孤，琴边倦眼眄平芜。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两诗中的“倦”字，写出了离京后的孤独与无奈。人生的高扬与繁华已去，让人神往的只有秉烛读书和享受亲情的生活了，“九流触手绪纵横，极动当筵秉烛情。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诗人过孔府，有“从此不挥闲翰墨，男儿当注壁中书”的感慨，答儿子书，又有“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的叮咛。
《己亥杂诗》还有龚自珍自称为“寱词”的诗，是诗人因在清江蒲重逢妓女灵箫而写的，共27首，约占《己亥杂诗》总数量的十分之一。诗人自注：“留蒲十日，大抵醉梦时多，醒时少也，统名之曰寱词。”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网罗文献吾倦矣，选色谈空结习存”的诗句，这是对江淮某生书信中有关龚氏出行，“不为花月冶游，即访僧耳”说法的正面回答。诗人并不避讳对选色谈空行为的热衷，且高调处理灵箫传闻：“青史他年烦点染，定公四纪遇灵箫。”诗人甚至把选色谈空看作英雄垂暮的无奈与逃遁：“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前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讥为“儇薄”，而诗中以四个“偶”字，写出了人生命运的无常及进退荣辱的百般滋味，也应是神来之笔。《己亥杂诗》组诗的最后一首与谈空有关：“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万千种话，归于沉寂，且听佛说。
《己亥杂诗》有“诗谶吾生信有之”的诗句，是言出都时有“空山夜雨”的诗句，而当年秋天淮南苦雨。诗人立意为自己前半生总结的《己亥杂诗》也不幸成为诗谶。1840年春，诗人将《己亥杂诗》写竟，同时欲写全集清本数十份，分贮友朋家。惜宏愿未成，而于次年暴卒于丹阳书院，其诗文因此未能完璧于世，给世人留下无尽的遗憾。
龚自珍的诗具有奇谲瑰丽、风发云逝的气象。就创作精神而言，龚氏崇尚《庄》、《骚》，其《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三云：“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古来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为道，淡宕生微吟。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109)《庄子》的名理异梦，《离骚》的秀句春心，像精灵盘踞肝肠之中。兼取《庄子》的迷离惝桄、《离骚》的芳香恻悱，游轫于方寸之间，发而为高古之音，此正是诗人孜孜以求的诗境。熔《庄》、《骚》传统为一炉的可资取范者是李白。其《最录李白集》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110)并庄、屈之心，合儒、仙、侠之气，成就了李白想落天外、傲岸脱俗的诗风。学李白者，不可不知“并”与“合”的奥妙与境界。可与李白相提并论的还有陶渊明。龚自珍从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闲适中体会到了心事与不平。其《己亥杂诗》中论陶诗道：“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在龚自珍看来，陶诗蕴含着与诸葛亮《梁甫吟》、屈原《离骚》一脉相承的磊落不平之气。
龚自珍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诗学理想，在其诗词作品中，是通过剑气箫心、风雷落花、童心母爱等特有的意象得以实现的。龚诗中丰富的想像，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的表现方法，汪洋奇诡的浪漫风格，近庄而仙、侠；而其感时伤世，悲天悯人，以香草美人，体物写志的表现方法，深婉幽独的自我拷问，近屈而儒家。龚氏1823年所作的《三别好诗》，赞美“自髫年好之，至于冠益好之”的清代三位作家，诗人对吴梅村儿女诗中的缠绵情怀，方百川集中的风雷之声，宋大樽《学古集》中的泠然清气推崇备至。诗序以为“自揆造述，绝不出三君”，“吾知异日空山，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且悲啼，杂然交作，如高宫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111)龚氏翘首以待的“高歌”、“悲啼”、“杂然交作”的诗境，不正是“剑气箫心”之谓吗？龚自珍《冬日小病寄家书作》一诗的后记中记述：“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喻其故。”(112)斜阳箫声与幽思愁绪，清澄童心与无边母爱因此而缠绵纠结。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记述：“先生广额巉颐，戟髯炬目，兴酣，喜自击其腕。善高吟，渊渊若出金石。京师史氏以孟秋祀孔子于浙绍乡祀，其祭文必属先生读之。与同志纵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可一世之意。”(113)龚自珍在日常行为中，即以敏感多情和慷慨激昂为士林所熟知，其性格特征在诗词作品中，则物化为阳刚与阴柔之美的两种极致。以剑气寄托侠骨心志，其势如长风出谷，表现了诗人对担荷天下，通古今、决然否的士林精神和“大言不畏，细言不畏，浮言不畏，挟言不畏”狂狷作派的刻意追求；以箫心抒写幽思奇情，其状如林泉呜咽。表现了诗人对春花秋月、童心母爱的感伤眷依及选色谈空所闪现的幽光狂慧的别样放纵。诗人少年时，充满着“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的激情渴望，而人到中年，又有着“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114)“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115)的失落惆怅。剑气与箫心，记录着诗人丰富的思想与情感历程。龚自珍《写神思铭》云：“鄙人禀赋实冲，孕愁无竭，投闲簉乏，沉沉不乐。抽毫而吟，莫宣其绪；欹枕内听，莫讼其情。谓怀古也，曾不朕乎诗书；谓感物也，岂能役乎鞶帨。将谓乐也，胡迭至而不和：将谓哀也，抑屡袭而无疢。”(116)禀性多愁寡欢，文情诗思无尽。在怀古抑或感物中，宣泄哀乐过人的情感，这是一种诗人的精神生活方式。“剑气箫心”作为一种诗风和诗美追求，其又与龚自珍《送徐铁孙序》中所说的“受天下瑰丽，泄天下之拗怒”和率性任情、心作主宰的诗学主张桴鼓相应。
嘉道之际盛衰转换的时代，造就了“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117)的名士，也造就了对社会现实观察敏锐，对人生忧患孤独体会深切的诗人。龚诗中悲天悯人、感士不遇、愤世嫉俗、独清独醒的情感，唤醒我们对古典诗歌长河中高士形象的记忆。而龚诗中惊于秋声、戚于飘摇的末代感伤，对童心母爱的深长眷依，“亦狂亦侠亦温文”(118)的人生意趣，则是活生生的“这一个”，闪烁着个性解放的光彩。龚自珍是站在历史转折关头的诗人，其“善哀善怒”，“哀以沉造怒则飞”(119)的人生态度，给近代志士仁人留下了灵犀一线。
四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自珍生前与魏源齐名，世人并称龚、魏。龚、魏同以刘逢禄为师，借助今文经学“三世说”、“微言大义”等学术思想和方法，在盛衰转换、山雨欲来的嘉道之际，倡导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学术精神和问学议政、联络声气的士林风尚，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龚自珍在京师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时，魏源在协助两江总督整顿盐、河之政。鸦片战争前夕，魏源动手写作总结有清以来重大军事行动经验的《圣武记》时，龚自珍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一代典，成一家言”的楹联相赠，寄予厚望。龚自珍离京返乡的途中，有“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120)的诗句自励；魏源《昆山别龚定庵自珍》用“半生湖海气，百年漂泊旅。誓回屠龙技，甘作亡羊补”(121)的诗句共勉。以“医国手”，“亡羊补”的为共同志向的龚、魏，成为嘉道之际士林中的双子星座。自珍卒后，其子龚橙请魏源编定《定庵文录》，魏源作《定庵文录序》，在概括评论定庵之思想特点、学术选择与文学精神时说道：
昔越女之论剑，曰：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
阴阳之道，偏胜者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已不能兼谊。君愦愦于外事，而文字窔奥洞辟，自成宇宙，其金水内景者欤？虽锢锢深渊，缄以铁石，土花绣蚀，千百年后，发硎出之，相对犹如坐三代上。
君名自珍，更名巩祚，字瑟人，浙之仁和人。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122)
就思想性格特点而言，魏源对龚自珍的概括突出一个“逆”字。“逆”所代表的思想品格，是以“为天地立心”作为使命的士人阶层所应具有的怀疑、批判、否定、选择的判断力、思想力。这种判断力、思想力贯穿于修、齐、治、平的各个环节，大到思想信仰，时势命运的把握，小到性情性格、行为方式的养成。清代是君主高度专制的时代，音训、考证、辨伪、辑佚、校勘之学的盛行，使得传统经典诠释体系逐渐变得破绽百出，士林中“博学于文”之矢，越来越远离“行己有耻”之的，指导帝国各种生活的理论基础，随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崩离析。嘉道之际处在鸦片战争前夜，国内外矛盾交织生成，天朝盛国釉彩日渐剥落。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龚自珍，惊于秋声，识在机先，以敏感睿智的笔触，批判专制，揭发伏藏，作盛世之危言，预告曾以文治武功夸耀天下的清王朝，已进入“吸引暮气，与梦为邻”，不再宜君宜王的“昏时”。在盛衰转换之际，龚自珍以“颓波难挽挽颓心”的清醒，大声疾呼士林扫除麻木、苟且、昏昧、卑琐、无所作为的陋习，恢复能忧能愤，能思虑作为，能有廉耻无渣滓之心力，恢复读书人辨析治乱、担当世运、砥砺气节、转移人心的责任。其品藻人物，鄙视“委蛇貌托养元气，所惜内少肝与肠”者之圆熟，褒扬“阅世虽深有血性，不使人世一物磨锋芒”者之刚正。而其本人的行事、交往、为文，则亦狂亦侠，书生意气，率性而为，不拘细行，口不择言，动与世忤。龚自珍对恢复读书人的心力的提倡，对现存思想规范、社会现实及人情世故的否定、批判、忤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在近代思想、政治、文化的变革中，试图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示范意义。敏感率真，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留心古今而好议论，构成了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
就学术而言，魏源对龚自珍的概括突出“通经致用”、“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的内涵。清代死灰复燃的今文经学至刘逢禄而大，至龚、魏而变。龚自珍以“贯通百家”、博综九流”作为学术祈向，于古、今文经，无所尊，无所废，重在汲取其思想精髓，陶铸通经致用的学风。龚自珍很看重向刘逢禄问学所获得的教益，最初拜师时即有“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的诗，述写求仁得仁的快意，《己亥杂诗》中又有“端门受命有云礽，一脉微言我敬承”的诗，表达对东南绝学的膜拜。今文经学具有以经议政，善于思辨论述，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特点，龚自珍从今文经学“微言大义”的治学路径中，得到了从“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训诂考据的桎梏中走出的灵感和勇气，并成功地借助今文经学“大一统”、“三世说”等理论的思想张力，鞭辟入里、慷慨淋漓地剖析社会、解释历史、议论政治、预言危机。龚自珍在《乙丙之际著议》等著述中把社会形态区分为治世、衰世、乱世三类，治、衰、乱世转换的显性标志是人才的遭际命运。“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治乱循环、更张变革被看作是一种历史演进的常态。追寻宋明时代的儒者气象，高扬“以经术为治术”、“通乎当世之务”的学术精神，化育放言无忌、慷慨激昂的士风学风，龚自珍对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儒学精神、儒者气象的重新发现、开掘和选择，在嘉道之际士林和鸦片战争之后的知识分子中具有启发蒙昧、引导风气的作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热心西北舆地之学，深谙朝章国故、世情民隐，好佛学，构成了作为学者的龚自珍。
就文学而言，魏源对龚自珍的概括突出“文字窔奥洞辟，自成宇宙”。“窔奥”是说诗文幽深曲折，“洞辟”是说见解深透，而“自成宇宙”，则是自作主宰，文与人一。龚自珍尊心尊情尊自然的文学三尊说，看重心灵与思想之光，体现着自作主宰、自由书写精神。落花江南、童心母爱的成长环境和“性懒情多兼傲骨”的个人禀性，周情孔思、民胞物与的士大夫情怀和“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社会现实，合成了龚自珍笔下经济文章，来何汹涌，幽光狂慧，去尚缠绵的情感世界。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审美理想，纷至沓来的风雷落花意象和“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的艺术表现方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让人在高歌、悲啼，杂然交作的诗文阅读中，感受与触摸到一位站在嘉道之际历史转折的关头“哀以沉造怒则飞”，“亦狂亦侠亦温文”的高士形象。哀乐过人，歌哭无端，“受天下之瑰丽，泄天下之拗怒”，构成了作为诗人的龚自珍。
清代嘉道之际，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社会危机，也会必然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尽管社会地位、生活道路、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时艰危局，无不急切地呼唤学风向有切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的方向转换，士人担负起“相与指天划地，规天下大计”责任。在嘉道学风士风的激荡下，嘉道文学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刚健之气。“留心古今而好议论”的社会参与意识与率性任情、自作主宰的创造激情，构成了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嘉道文学精神以一代士人建功立业，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人生理想与睥眤四海、意气风发的宏大气象为依托，充满着生气勃勃的浪漫气息，闪耀着绚丽夺目的光彩。在嘉道学风、士风转换和文学精神的形成过程中，龚自珍始终是开风气之先的身体力行者。龚自珍属于嘉道之际风生水起的时代。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历史进程中，知识阶层一直是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变革的主导者、推动者，嘉道士人所开创的学风士风和文学精神，包括留心古今而好议论、激昂慷慨、指天划地、歌哭无端的浪漫狂放，都被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新的一代志士仁人继承延续下来。龚自珍的书生意气，龚自珍的剑气箫心，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知识阶层行为情感的凭藉和范型。
注释：
①(21)(22)(25)(26)(27)(32)(33)(36)(37)(39)(40)(41)(42)(43)(45)(46)(47)(48)(49)(50)(51)(55)(56)(57)(58)(59)(60)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新1版，第519页，第171页，第341页，第15页，第418页，第80页，第86页，第232页，第411页，第345页，第207页，第241页，第186页，第445页，第24页，第31页，第21页，第117页，第6页，第86页，第185页，第105页，第36页，第30页，第36页，第12页，第86页，第86页。本文所引龚自珍诗文均用此版本，不另注。
②⑦(5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54页。
③柳亚子：《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论诗三截句》，孙文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合肥：黄山书社，1984年，第234页。
④张之洞：《学术》，孙文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合肥：黄山书社，1984年，第98页。
⑤章太炎：《校文士》，孙文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合肥：黄山书社，1984年，第141页。
⑥《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7页。
⑧(19)(28)(30)(38)(102)《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全集》，第486页，第486页，第486页，第486页，第486页，第486页。
⑨(94)《琴歌》，《龚自珍全集》，第446页。
⑩(106)《湘月》，《龚自珍全集》，第565页，第564页。
(11)《题王子梅盗诗图》，《龚自珍全集》，第504页。
(12)段玉裁：《与外孙龚自珍札》，孙文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合肥：黄山书社，1984年，第6页。
(13)(15)龚自珍：《明良论》，《龚自珍全集》，第35页，第30页。
(14)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
(16)(61)(117)王芑孙：《复龚瑟人书》，孙文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第7页。
(17)龚自珍：《贺新凉》，《龚自珍全集》，第569页。
(18)陈元禄：《羽埁逸事》，孙文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第55页。
(20)龚自珍：《与汪居士笺》，《龚自珍全集》，第345页。
(23)佚名：《定庵文集后记》，孙文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第174页。
(24)(95)龚自珍：《寒月吟》，《龚自珍全集》，第481页，第446页。
(29)龚自珍：《梦中作四截句》，《龚自珍全集》，第496页。
(31)(115)(120)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0页，第519页，第513页。
(34)龚自珍：《观心》，《龚自珍全集》，第445页。
(35)龚自珍：《赋忧患》，《龚自珍全集》，第478页。
(44)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第4页。
(52)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6页。
(53)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第319页。
(62)(63)(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8)(79)(80)(83)(84)(85)(88)(90)(92)(93)(107)(109)(110)(111)(112)(113)(116)(118)(12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64页，第172页，第163页，第185页，第186页，第161页，第165页，第439页，第441页，第449页，第479页，第482页，第507页，第506页，第474页，第489页，第455页，第543页，第478页，第463页，第453页，第471页，第485页，第506页，第353页，第485页，第254页，第466页，第454页，第632页，第414页，第511页。
(64)龚自珍：《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龚自珍全集》，第463页，第650页。
(77)(89)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龚自珍全集》，第441页。
(81)(82)龚自珍：《戒诗五章》，《龚自珍全集》，第451页。
(86)龚自珍：《同年生徐编修宝善斋中夜集》，《龚自珍全集》，第480页。
(87)龚自珍：《夜直》，《龚自珍全集》，第455页。
(91)龚自珍：《饮少宰王定九丈鼎宅，少宰命赋诗》，《龚自珍全集》，第471页。
(96)龚自珍：《又忏心一首》，《龚自珍全集》，第445页。
(97)龚自珍：《行路易》，《龚自珍全集》，第440页。
(98)龚自珍：《秋心三首》，《龚自珍全集》，第440页。
(99)龚自珍：《同年生徐编修宝善斋中夜集》，《龚自珍全集》，第480页。
(100)龚自珍：《十月廿夜大风，不寐，起而书怀》，《龚自珍全集》，第463页。
(101)龚自珍：《午梦初觉，怅然诗成》，《龚自珍全集》，第466页。
(103)龚自珍：《猛忆》，《龚自珍全集》，第466页。
(104)龚自珍：《有所思》，《龚自珍全集》，第466页。
(105)龚自珍：《鹧鸪天题于湘山旧雨轩图》，《龚自珍全集》，第569页。
(108)《己亥杂诗》在《龚自珍全集》第509页至第538页，不再一一注出。
(114)龚自珍：《丑奴儿令》，《龚自珍全集》，第577页。
(119)龚自珍：《李复轩秀才学璜惠序吾文，郁郁千余言，诗以报之》，《龚自珍全集》，第464页。
(121)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