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预言的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揭示了“物质生活条件”中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资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失误，宣告了黑格尔“西方中心论”的破产。
[关键词]东升西沉 “西方中心论”扬弃
史实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发展的重心问题上，具体表现为一个从东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东方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波浪式的前进过程。然而，人类对此科学认识的取得，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历史观层面上这一过程的展开；而一旦取得这一认识，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一、黑格尔的预言：东升西沉
大约在170多年前，黑格尔站在柏林大学哲学“神圣”讲坛上， 带着欧洲人的自豪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作了如下预言：一部人类历史重心的发展，有如太阳的行程一般，东升西沉。与之不同的是，在历史的太阳西沉之后，它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西方将永远占据世界的中心。黑格尔用他思辨哲学中少有的带有诗意的笔调写道：“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因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中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散播一种更为高贵的光明。”〔1〕
在黑格尔看来，客观精神是人类历史的“基质”，它在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又表现为“自由概念”。因此，一部人类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的历史和“自由概念”发展的历史。这是因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或本性。然而，人类对人的本质自由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要经历一个过程，即一个人的自由→一些人的自由→全体人的自由。人们只有在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中，才能真正认识人类历史。同时，客观精神在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过程中，又表现为世界精神，因此，作为“自由意识的进步”的人类历史，同时又是世界精神从自然直接性的形式中自我解放而达到自身的过程，这也就是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世界精神自我意识的形成，必须遵循前后相继的四条基本原则：“实体的精神性”、美的伦理的“个性的形成”、“抽象的普遍性领域”、世界精神“以‘精神’的身份重新回到统一。”
以此为据，黑格尔着眼于广阔的历史空间和持久的历史时间，制定了一幅“绝对精神”从东方走向西方的“漫游图”：
1.东方王国——在人类历史中，“绝对精神”在它的“少年时代”，起步于东方亚洲。黑格尔所说的东方，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埃及被当作波斯的一个省）。东方王国，从“自由的概念”发展看，由于精神沉潜在自然内部，因而只有专制君主一个人有自由，其他人不知道精神是自由的，结果都丧失了自由，这就像没有自己意志和见识的孩子服从父母一样的服从专制君主；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它处于“实体的精神性”阶段。
2.希腊王国——“绝对精神”在它“少年时代”的母腹中就开始孕育产生未来，由于波斯世界和希腊世界的冲撞所引起的战争导致波斯的覆灭，“绝对精神”由此向西越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迈进了它的“青年时代”。这个王国，从“自由的概念”发展来看，已突破“少年时代”一个人的自由阶段而进入一些人的自由的阶段；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已突破“少年时代”“实体的精神性”阶段而进入美的伦理的“个性的形成”的阶段。
3.罗马王国——“绝对精神”继续向西，随着希腊人被马其顿人和罗马人征服以后，它就进入它的“壮年时代”——罗马王国。从“自由的概念”发展来看，“壮年时代”与“青年时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一些人的自由；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则由“青年时代”美的伦理的“个性的形成”的阶段进入“抽象的普遍性领域”的阶段。
罗马王国的显著特征，是“抽象的普遍性”克服了个人，使个人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归于“抽象的普遍性”，并为之服务；同时，个人也获得一种回报，由于他们自身具有“普遍性”，因而其人格和权利获得了承认；但从总体上讲，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又窒息了一切生机。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壮年时代”世界精神虽然挣脱了“自然”的束缚，但又走到了另一极端，与“自然”处于尖锐对立之中。
4.日耳曼王国——罗马王国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其灭亡的必然性，“绝对精神”进而到达西欧日耳曼王国（指欧洲心脏法、英、德三个地区），特别是德意志，最终进入了“客观真理与自由”统一的充满活力的“老年时代”。从“自由的概念”发展来看，它进入了全体人自由的阶段。因为精神的“真髓”在于“自决”即自由，在精神发展成熟时，当承认“良心”的制裁为合法时，个人对于他自己便是“法律”，这时自由就实现了，日耳曼王国已最终达到了这一点。从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形成来看，它已突破了“壮年时代”“抽象的普遍性领域”的阶段，进入了世界精神“以‘精神’的身份重新回到统一”的阶段，最终消除了精神与“自然”的对立，精神把“自然”统摄于自身之内，达到了世界精神自我意识完满的实现。
黑格尔指出：“表面上，日耳曼世界只是罗马世界的一种继续。然而其中有一个崭新的精神。”〔2 〕这个“崭新的精神”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3〕
首先，在艺术上，德意志浪漫主义登上了最完美的艺术宝座。在黑格尔看来，在东方王国中，印度和埃及等国的象征艺术的内容还没有进入到形式，物质吞没了精神。在希腊古典艺术中，内容真正地进入了形式并成为形式所固有的东西，表达极为完美，精神和物质完全融合为和谐的统一，但还没有超出形式。在德意志浪漫主义艺术中，精神不仅进入而且超出了形式，从而更明确地抓住了自己的本性，因而进入了比古典艺术更高的精神发展阶段。
其次，在宗教上，德意志路德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成为一切宗教的最高形式，因为这一改革告诉人们：“人类靠自己是注定要变成自由的”，〔4 〕“每个人必须在他自己本身里面去完成同上帝调和的工作。”〔5〕为此， 黑格尔认为：“宗教改革自身——这是中古时代始终跟着那种黎明的曙光升起来的光照万物的太阳。”〔6〕
再次，在哲学上，德意志黑格尔的学说达到了以往一切哲学都没有能够达到的终极真理，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因而它是结束人类认识的绝对真理。
最后，在国家制度上，德意志普鲁士国家机构达到了政治制度的顶峰。因为这一国家制度，是最高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它使人人获得自由。
据上所论，黑格尔断言：世界精神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的几千年行程之后，终于在日耳曼王国完成了对自由的认识，实现了自由；随着世界精神自我解放的完成和自我意识的形成，它终于“回到了自身”。所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太阳，在经历了东升西沉之后，已不可能再次从东方升起，西欧的日耳曼世界将永远占据世界的中心。
二、黑格尔预言的理论失误
毋庸讳言，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有一种宏观的历史感，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7〕然而， 他的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最终闷死了其中的合理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发表了如下一段著名的评语：“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门科学中，马克思恩格斯向前迈了最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则已经老朽不堪，成了古董。”〔8 〕因为他是形而上学地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定了一个终点。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人类历史的发展本应是永无止境的。然而，他却又从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出发，背叛了自己。黑格尔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世界，目的在于突出日耳曼；他之所注重“绝对精神”的“漫游”，目的是为了“停留”于欧洲的日耳曼；他之所以以他的思辨哲学中少有的生动笔调描写“太阳”的“东升”，目的在于突出“西沉”和不可能有第二次“东升”。
黑格尔的这一失误，从理论上讲，根本原因在于：
第一，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9〕“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说明黑格尔反对斯宾诺莎和费希特割裂人与自然，他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反对用人的思想和意见去说明历史，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在这些动机背后，还有应当而且必须加以探究的动力。这是黑格尔的深刻之处，但他却把这个动力曲解为“绝对精神”，主张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进而用“绝对精神”来臆造人类历史发展“东升西沉”之后便终止在西方的预言，从而使整部人类文明史都可笑地转化为他的“绝对精神”的运动史。
第二，资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黑格尔虽然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的、有内在联系的过程。但是，他却站在欧洲资产阶级立场上，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特别是“日耳曼中心论”的根据来加以展开。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当太阳西沉之后，一切发展都终止了，一切矛盾都调和了，哲学和宗教结成了“亲家”，精神和现实跳起了“小步舞”。由此，他把西方的“现存”改换成“现实”，认为西方的一切将永远如此下去。此外，黑格尔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从东方走向西方的世界性过程中，一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新纪元”和开创新时代的民族，就是“世界历史民族”。这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又把所谓没有开创过历史“新纪元”的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斯拉夫人等民族，称作“非世界历史民族”，排斥在人类社会历史之外。同时，即使是对“世界历史民族”，他也人为地提高西方民族而贬低东方民族。
第三，地理环境决定论。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的，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黑格尔受孟德斯鸠的影响，看到了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认为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绝对精神而不是地理环境。另一方面，黑格尔在具体论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为了论证“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又借助于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欧洲温和的气候、高山和平原、陆地和海洋合理的交错，有利于“自由的概念”的发展，因而欧洲的中心日耳曼王国是世界精神理想的场所和世界历史的归宿，所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日耳曼王国就达到了自身的完成阶段，永久终止了自己的发展。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扬弃
黑格尔是他那个时代的伟大产儿，他的哲学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但随着另外两个更加伟大的德国人马克思恩格斯登上理论舞台，黑格尔迅速地被挤到了后台。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庄严地宣告了黑格尔预言的虚假性和非科学性，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伟大的贡献。
第一，走向历史的深处，打破了黑格尔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终点而永远占据世界中心的错误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进而把对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唯物辩证关系的认识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之中，揭开了长期覆盖在社会机体上的帷幕，从被繁芜复杂的意识形态、动机和偶然性层层包裹的历史表层走向历史深处，开垦了历史观这块唯物主义的“处女地”，修盖好唯物主义这所“建筑物的上层”，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一个避难所中驱赶出来，用唯物史观之光照亮了长期在黑暗中探索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人们。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研究，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决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史，而是从民族区域性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这里所讲的世界历史，是指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他们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10〕“这一事实”是指生产力和分工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这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足以提供打破限制民族普遍交往的自然隔阂和屏障的手段，各个民族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大工业的出现，使生产力得到空前高度发展，并创造了打破限制民族普遍交往的自然隔阂和屏障的手段——商业、航海业、陆路交通和世界市场，以往各民族壁垒森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日趋瓦解，代之以民族间的普遍交往，人类历史不再是被分割在狭隘民族地域中发展，而成了世界性问题。这样一来，各个国家和世界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马铃薯和一袋马铃薯的关系，一袋马铃薯只是机械的组合。在新的世界格局里，任何国家都成为世界有机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不仅要受世界基本矛盾存在、发展的制约，而且反过来又影响世界的发展，带有世界意义。这时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就日益转化为有机整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关系。
在区域性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也不可能终止在西方资本主义这个点上。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因为曾经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灭亡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二，立足于全人类，打破了黑格尔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终点而永远占据世界中心的错误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扬弃了黑格尔资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实事求是地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作出了唯物辩证的科学评价。他们充分地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1〕，说明了“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12〕但是，资产阶级的这种“非常革命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它如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日耳曼世界已达到了世界历史的终点和资产阶级社会将永世长存。因为资产阶级为“新世界”所创造的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又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着眼于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突破了黑格尔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深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13〕，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实现各个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的真正平等、自由、全面的发展，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相反，资产阶级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它只能实现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束缚下的政治解放，它无意也不可能实现“人类解放”，其实质是用新的阶级压迫、剥削等罪恶取代旧的阶级压迫、剥削等罪恶，并使之发展到历史上可能的极限。
同时，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本身，也不能仅仅从西方资本主义自身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必然产物。在经济上，资本积累是与罪恶的黑奴贸易和殖民掠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取得成功，同时也是世界整体发展的要求和产物。〔14〕
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能是彻底扬弃资本主义，实现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世界大同，西方资本主义民族没有理由也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对东方民族的统治和占据世界的中心。人类社会历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必然要求扬弃黑格尔的“欧洲中心论”。
第三，科学揭示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打破了黑格尔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点而永远占据世界中心的错误观点。
人类是居住和生活在地球表面的一定区域的，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地理环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它提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来源，影响生产部门的分布和发展方向，通过生产而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所以，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不发达，这种影响尤为重大。但就一般意义而言，正如地理环境的变迁并不能使猿变成人而只有劳动才能使猿变成人一样，地理环境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更不能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失误在于：（1 ）不懂得地理环境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事物；（2）缺乏科学的实践观点， 只看到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看不到自然界又是由人来改变的；（3 ）把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夸大为决定性作用。这三个失误，使之遇到了如下不能解决的难题：（1 ）为什么生活在极不相同的地理环境中的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其社会的发展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阶段呢？（2）为什么生活在同样地理环境中的各个民族、地区和国家， 社会生活会有很大的差别、变化甚至对立呢？（3 ）为什么地理环境与社会变化发展速度的缓急是不可比拟的呢？
无法否认的事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黑格尔比前人高出一筹的是，他看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上述矛盾，并力图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动力，来解决这一矛盾，进而用“自由的概念”的发展和世界精神自我解放来描绘历史。然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体系闷死了他关于地理环境理论的合理思想，再加上其资产阶级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的限制，决定了黑格尔在具体论述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发展时，为了论证自己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终止于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又重新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泥潭。
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人类生活中区分出“物质生活条件”，具体地揭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内涵：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人口条件，说明了地理环境和人口条件虽然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起到了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对此不应加以忽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方式。所以，黑格尔用西方的地理环境特殊性来为自己太阳东升西沉的“欧洲中心论”作论证，显然是不能立论的。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走向历史深处，立足全人类，揭示“物质生活条件”中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资产阶级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失误，从根本上挖掉了黑格尔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西方是终极的预言的理论依据，无可辩驳地庄严宣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必然有自己太阳东升和西沉的经历。所以，黑格尔预言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扬弃，其当代意义在于为我们深刻地把握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注释：
〔1〕〔2〕〔3〕〔4〕〔5〕〔6〕黑格尔：《历史哲学》， 第148～149、388～389、489、464、463、465页。
〔7〕〔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75页。
〔8〕《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6页。
〔10〕〔11〕〔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52、 253、3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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