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能源论文,政府干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报酬递增(Dixit and Stiglitz，1977；Krugman，1991；Fujita et al.，1999)、技术外溢(Fujita，l989)和不完全竞争(Dixit and Stiglitz，1977; Fujita et al.，1999)引导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不仅如此，理论上经济集聚对提升能源效率会产生3个层面的积极效应：首先，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类要素的单位产出消耗量会伴随集聚程度的提高而显著下降；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Krugman，1991；Fujita，1999)认为技术的外部性与企业间技术溢出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驱动力。而能源效率持续改进的本质来源于技术进步与技术外溢(Newell et al.，1999；李廉水、周勇，2006；史丹等，2008)，旨在分享技术溢出效应的经济集聚则具备了推动能源效率持续改进的可能；最后，不完全竞争通过诱发厂商的价格和质量竞争降低成本，当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竞争效应能够形成有效的节能激励机制。
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的增长奇迹也是经济集聚不断深化的过程。就企业层面分析，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大量企业聚集于市场经济更为发达和活跃的区域，东部工业企业总数在全国占比已由1978年40.5%攀升至2011年72.5%；在产业层面，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兴建工业园区、招商引资以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在客观上为产业集聚创造了条件，2011年中国工业赫芬达尔指数比1978年提高了20.9%；从区域层面来看，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率，各种产品和要素逐渐向城市集中。1978-2011年以人口衡量的城镇化率从17.92%激增至51.27%，2011年城镇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较1981年上升了23个百分点。在经济集聚快速启动的同时，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也呈显著改进态势，单位产出能耗(能源强度)自1978年的15.68(吨标准煤/亿元)降至2011年的4.24。简单的数据分析显示，经济集聚与中国能源效率提升可能具有内在关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集聚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各类要素在回报率的引导下自发集聚，但在中国政府对经济集聚的过度干预却普遍存在。为了提升政绩地方政府向投资本地的企业提供融资、土地以及税收等各种优惠，通过主动诱导形成了表面的产业集聚——“企业扎堆”。由于并未遵循市场规律，以追逐“政策租”为目标的产业集聚不仅难以产生技术外溢，更会在低水平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导致重复建设和严重的资源浪费，使经济集聚应有之绩效降低。本文基于政府干预的视角，围绕企业、产业和区域3个层面解读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从而探寻借助政府适度干预和市场力量共同提升能源效率的可行选择。
我们以中国199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EBM模型测算纳入非合意产出环境污染的能源效率，并对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政府干预会显著影响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效果。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接近市场中心的企业更具运输成本和信息获取的优势，用以间接表征企业层面经济集聚的市场接近度与能源效率呈现出预期的同方向变动特征。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有意愿和能力通过贷款影响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在产业层面的经济集聚，即政府干预造成的企业扎堆，往往不具有市场力量形成的产业集聚的技术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并未直接促进能源效率提升。当控制了政府干预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和产业集聚交互项后，显示金融发展规模越高、地方政府对产业集聚的潜在干预增加，抑制了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效果。此外，中央政府信贷干预越高的地区，易于滋生道德风险，商业银行缺乏对贷款企业进行有效评估的动力，集聚于当地的贷款企业对于节约包括能源消耗成本在内的各项支出的约束减少，也会降低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改进产生的积极影响。由于先污染后治理的广泛存在，涵盖环境质量信息的EBM能源效率随区域层面经济集聚的代理变量城市密度的提高先下降后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相机抉择地以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前后不一致导致2006年推出的节能减排政策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本文余下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和述评；第三部分在Fisher-Vanden等(2004)模型的基础上分析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关系的理论内涵，并对相关指标进行说明与测算；第四部分经验分析政府干预下的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最后是基本结论。
二、文献评述
气候变迁与能源供需失衡已成为威胁全球经济稳定增长最为严峻的挑战，提升能源效率则是摆脱能源困境切实可行的选择。大量研究(Sinton and Levine,1994; Lin and Polenske,1995；Garbaccio et al.，1999；史丹等，2008；吴利学，2009)认为能源效率改进的本质在于依托技术进步。后续研究则在细分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差异化的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Fisher-Vanden等(2004)分析显示资本节约型的技术创新是中国能源效率改进的核心驱动力。李廉水和周勇(2006)则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和技术率，并发现技术效率是我国能源效率提升的主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较低。但也有研究认为(Khazzoom，1980)，技术进步虽然能够直接提升能源效率，但在回报效应(Rebound Effect)的作用下，技术进步会刺激经济增长进而间接带动能源消耗攀升，使得技术进步的节能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Newell等(1999)发展的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阐明虽然在表面上技术进步有助于能源效率提升，但节能技术是由能源价格变迁所激发，因此能源价格是影响能源效率的关键所在。Mulder等(2003)的研究显示，对能源价格征税也会加速节能技术扩散，引发资本和劳动对能源的替代，降低能源消耗。能源价格不仅会影响能源技术，Popp(2002)使用1970-1994年美国专利数据发现，能源价格还与科技创新显著正相关。也有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具有差异化的影响。Kaufmann(2004)实证分析表明，能源价格与美国能源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但由于能源效率可以向上灵活调整，而向下调整具有粘性，导致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间存在非对称性关系。杨继生(2009)使用STR模型指出，1993年之前能源价格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较弱，之后逐渐增强。袁晓玲等(2009)发现能源价格与能源效率呈弱正相关性。造成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中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实行电煤和商品煤的价格双轨制，较难挖掘出能够准确反映能源价格变动的科学指标。
由于中国能源供需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完善，学者们逐渐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经济结构与能源效率的关系。齐志新等(2007)使用因素分解法(Ang et al.，2003)发现工业轻重结构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都比较小，并且呈逐年下降态势。魏楚和沈满洪(2007)实证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增加则会提升能源效率。相对于工业结构的变迁而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可能对能源效率影响更为显著。除了对产业结构的考察外，经济结构中的市场化、开放度和城镇化也会作用于能源效率。史丹(2002)认为市场经济主要借助改进企业X低效率和改善能源配置效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Fan等(2007)采用超对数成本函数估计要素替代弹性，指出1993年以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提高了要素替代弹性，进而通过加快要素配置速度提升了能源效率。与之接近的是，史丹(2002)分析经济开放度时指出，1980-1992年我国要素净流出协调了要素投入比例关系和供需关系，1993年之后FDI产生要素净流入增加的同时也创造了技术和管理效应，以1993年为分水岭要素流出和流入均改进了能源效率。Fisher-Vanden等(2004)也发现外资、港澳台资企业拥有比国有企业相对较高的能源效率，FDI流入能够借助技术外溢提高中国的技术效率、组织效率和能源效率。樊茂清等(2009)则使用投入产出时间序列估算能源、资本和劳动的份额方程研究表明，以贸易表征的经济开放度能显著改进我国能源效率。
除了产业结构、市场化和外向性外，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城镇化通过作用于能源消费总量影响能源效率(Cole and Neumayer，2004；York，2007)。但是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却具有非线性关系，Poumanyvong和Kaneko(2010)使用STIRPAT模型发现，城镇化会降低低收入国家能源消费，但会提升高收入国家能源消费。相似的，Sadorsky(2013)采集了76个发展中国家数据，使用异质性静态模型分析发现，城镇化一方面通过消费和生产活动的高度集中增强了经济活力，带动能源消费攀升；另一方面城市化会产生规模经济促进能源效率提升，总体而言，城镇化两种相左的力量会改善能源效率。Liu和Xie(2013)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发现，由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能源管理政策的变动，中国能源效率与城镇化之间也存在非线性关系。
然而仅定量分析经济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似乎并未触及宏观经济运行中能源效率提升的深层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必然与能源效率具有内在关联。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不仅体现在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更表现为相关产业在空间的集聚，而产业集聚和城镇化均是要素和产品在空间集中，即经济集聚的表现形式。此外，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通过打破单纯由政府计划调配资源的机制，建立和完善依靠市场机制引导要素自发向高报酬地区和部门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这又与企业聚集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分析逻辑相契合。然而在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背景下，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为普遍，尤其是对企业投资的干预已成为影响企业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在政府和市场力量双重作用下，资源配置可能会被扭曲，经济集聚应有的绩效会随之降低。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尝试从经济集聚的视角捕捉影响中国能源效率改善的潜在因素，剖析政府干预背景下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挖掘依靠市场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共同提升能源效率的可行选择。
三、理论模型与变量说明
(一)理论模型
借鉴Fisher-Vanden等(2004)的研究思路，本文假定生产需要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和能源(E)的投入，通过成本最小化分析，设定Cobb-Douglas成本函数：
一般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由制度变量与技术进步共同决定，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制度性因素，同时经济结构变迁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表述如下：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集聚的来源可以划分为3个层面：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区域层面(Lall et al.，2004；范剑勇，2006)。首先，厂商以节约交易成本为选址布局原则，在地理空间上围绕产品和要素市场中心形成企业层面的经济集聚。其次，为了共享技术外溢出现了行业层面的经济集聚即产业集聚。最后，旨在获取更高的收益率以及共享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大量企业、产品和要素向城市集中，构成了区域层面经济集聚——城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经济集聚表述为：
市场接近度MA(Market Access)①是刻画企业层面聚集经济的指标。接近市场中心的厂商在节约运输成本和获取信息方面更具优势，生产率水平也相应更高。此外，交通基础设施在提升区域间交流与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靠便捷的交通设施能够通过提高运输能力、节约投入和产出的运输成本，减少生产的平均成本；另一方面，拥有良好交通基础设施的地区可以借助降低消费支出增加消费者剩余，从而提升了对私人投资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高质量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激发厂商、研发中心以及政府间的知识外溢。因此，市场接近度由厂商与市场中心距离、市场的商业规模和密度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所决定。我们遵循Harris(1954)的方法测算市场接近度：
在完全竞争模型中，生产过程一般被假定为规模报酬不变，但是特定地区整个行业规模扩张即产业集聚水平提高，易于产生外部经济促进厂商生产效率的提高③。并且，从消费层面来看，产业集聚通过降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诱发厂商在价格和质量竞争中降低成本，进而控制企业内部能源消耗。由于制造业能源消费量占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接近60%，我们使用以城镇就业人数计算的制造业区位商LQ作为产业集聚代理变量。区域内制造业集聚度越高，企业间的节能减排技术外溢更加显著，企业通过竞争降低能源消耗的倾向愈明显，产业集聚与能源效率预期同方向变动。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规模效应，大城市往往能够支撑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从而使得上游供货商和下游厂商在空间布局上更为接近。此外，不仅大型研发中心多集中于大城市，而且大城市也能够为厂商提供更为优良的商业和生产服务。通过基础设施共享，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进效率(Hansen，1990)，本文采用各地区地级以上城市人口与辖区面积的比值——城市密度(UD)作为城镇化的代理变量。然而，城镇化的发展会产生“拥挤效应”④(Henderson et al.，2001)，因此城市密度与能源效率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的产业集聚是由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追求目标最优化的行为选择所引发，因此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激发技术外溢。但是相关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形成过程中并非仅有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对辖区内产业集聚的干预较为普遍。白重恩等(2004)指出，地方政府热衷于保护税率高和国有成分高的行业，最终降低了这类行业的区域专业化水平。郑江淮等(2008)通过研究企业进驻开发区的动机发现，为了获取“政策租”落地开发区的企业并不必然与关联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但其技术和行为将与地方政府和产业关联要素发生作用，这导致开发区扎堆的企业不具有一般意义上产业集聚的特征。政府对产业集聚的干预源于政府强烈的经济干预冲动。在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具备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动机和能力。在中央政府层面，林毅夫等(1999，2003)指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对发达经济的赶超，往往会基于比较优势理论，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推行进口替代政策。产业集聚也就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有关，但是政府如果不恰当地选择了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就需要向该行业提供财政补贴，要素配置将会被扭曲，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类要素的利用效率下滑。就地方政府而言，干预经济的动机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税收，而倾向于借助行政干预保护本地企业。基于保护税收的地方政府干预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产生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能源的过度消耗难以避免；第二，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官员的升迁一般与其辖区的GDP挂钩(周黎安，2004，2007)。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进入晋升通道，产生了依靠行政干预推动投资和本地经济增长的激励，相应地招商引资的热情被升迁的诱惑点燃。单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入驻辖区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而忽视产业间的关联性以及投资行为是否符合本地比较优势，为实现数量型增长损失了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
为了追逐“政策租”，并不具备关联性的企业形成表面上的空间集聚——企业扎堆，政府干预下的产业集聚难以对能源效率产生积极影响⑤。政府干预下的企业扎堆对负面作用体现在：首先，政府干预的产业集聚不仅难以诱发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外溢，更会在地区间低水平竞争的恶性循环中导致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和严重的资源浪费，要素配置被扭曲、能源利用效率恶化。其次，政府为了政绩而对企业提供“政策租”造成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在获得政府补贴后，企业缺乏降低包括能源消耗支出在内的各项成本的激励，微观层面的能源消费将会增加。最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可能会对本地企业的污染行为纵容和漠视。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企业生产必然会排放污染物，政府加强污染治理则会转嫁为企业生产成本。为了吸引企业投资，政府会适当降低对环境污染的监督，但却损失了包含环境质量信息的能源效率。从表面看政府干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行政干预本身的成本却是高昂的，政府不仅会因“政策租”减少财政收入，还会牺牲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类要素配置效率和环境质量。如果能够捕捉到“政策租”信息，进而在经验研究中控制住其影响，那么产业集聚可能会通过技术外溢促进能源效率改进。地方政府为产业集聚提供的“政策租”大致包括廉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税收优惠等，本文认为政府为集聚于辖区内的企业提供的融资支撑是众多“政策租”中的关键变量。
企业和行业发展与融资渠道和融资成本密切相关，Rajan和Zingales(1998)及Claessens和Laeven(2003)指出，金融发展通过拓展企业融资渠道，有助于外部融资依赖性行业和企业成长。金融发展不仅会影响企业发展还会作用于产业集聚，张晓蒂和王永齐(2010)认为，产业集聚实质上是企业家集聚，而金融市场则为企业家显现和产业集聚起到联接效应，较高的金融市场效率通过降低企业家能力临界值的最低要求，提高企业家的比例和分布密度。此外，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提升能源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前提是节能减排技术积累已相对成熟和完善，换言之只有存在的技术才可能外溢。而相关实证研究(Acemoglu and Zilibotti，1997；Aghion and Howitt，2005；解维敏、方红星，2011)发现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分散风险、降低合约的不完备和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研发投资、推动技术进步。也有研究直接探讨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孙浦阳等，2011)，但企业是能源消费的主体，金融发展仅在二者之间充当媒介，忽略了企业和行业的行为选择和运行规律可能会导致有偏的结果。政府干预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会作用于产业集聚，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金融机构贷款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Zhang et al.，2007；钱先航等，2011；Cull et al.，2013)，并将其意愿贯穿于产业集聚。
本文采用3个指标分析金融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
(1)金融发展规模(Loan)。理论研究认为，金融发展取决于金融资产总值与国民财富之比，但是一方面准确的金融资产数据难以获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通常通过贷款对产业集聚施加影响，我们选择各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比值作为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
(2)金融发展效率(FE)。金融发展效率决定着各类企业融资渠道顺畅与融资成本高低，现有研究多采用非国有部门贷款占总贷款比重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的指标，但是官方统计并没有公布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数据。本文沿袭Zhang等(2007)的分析思路，从总贷款中剥离国有经济部门贷款。假定金融机构的贷款分为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信贷，并且信贷的匹配比例与其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相对应，建立面板回归模型：
其中，SOE为国有经济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γSOE代表分配给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份额。非国有经济部门信贷比例，即金融发展效率FE，由金融机构信贷占GDP比重(Loan)的预测值减去经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得到的国有部门信贷份额的估计值得到。
(3)中央政府信贷干预(CI)，不仅地方政府行为会影响产业集聚，中央政府也会借助信贷干预协调各地区产业发展。在中国，中央银行划分地区信贷配额是贯彻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本地存款不足的地区对中央银行的依赖必然相对更强，因此各地区贷款与存款的比率能够反映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Boyreau-Debray，2003；Liang，2006)。能够获得更多中央银行信贷配额的地区，由于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会滋生道德风险，当地国有银行缺乏提高经营效率和对贷款企业进行有效评估的动力(赵勇、雷达，2010)。贷款与存款比值越低的地区，中央银行对信贷市场的干预较少，金融效率相对更高。
综上所述，本文将能源效率(EE)影响因素的基础模型设定为：
其中X代表控制变量，包括：(1)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TS)，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干春晖等，2011)；(2)对外开放可以分为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两个层面，但是二者高度相关，为了将其同时纳入计量模型，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合成一个指标——经济开放度(Open)；(3)政府财政支出与GDP的比值Fiscal，用以衡量市场化水平，比值越低表明政府干预越少，市场化程度愈高；(4)能源价格
的代理变量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5)2006年中央政府首次将节能减排目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模型中加入节能减排虚拟变量Dumy2006，2006年之前取0，之后取1。上述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能源效率测度
使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能源效率进行测度的合理性已经得到理论界广泛的认可，本文将采用DEA和能源强度倒数两种方法测度1998-2010年中国省级能源效率。
DEA能够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问题，并且由于放松了SFA(随机前沿分析)具体函数形式的限制，从而具备了更强的现实解释力。从测算方法来看，经典的DEA模型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径向测算(Radial Measure)为基础的规模报酬不变(CCR)(Charnes et al.，1978)模型为代表；第二类以非径向测算(Non-radial Measure)为基础的SBM(Slack-based Measure)(Tone，2001)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CCR模型还是SBM模型都存在一定缺陷。径向的CCR模型假定在保持产出不变的前提下测度投入导向的效率分值，但是由于假设条件过于严格导致所有投入要素均要以相同的比例缩减，与现实经济产生背离。而SBM模型的效率测算包含了非径向的松弛变量，从而规避了投入要素同比例缩减的假设条件。但这一优化是以损失效率前沿投影值的原始比例信息为代价，并且在线性规划求解过程中，SBM模型暴露出不足，即取零值和正值的最优松弛具有显著的差别。
为了有效解决CCR模型和SBM模型测算效率分值存在的问题，Tone和Tsutsui(2010)构建了一个综合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模型。对于具有m个投入要素(x)和s个产出(y)的n个决策单元，EBM模型可以表示为：
大量研究(涂正革，2008；魏楚等，2010；陈诗一，2010；张伟、吴文元，2011)认为，能源投入在维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坏产出——环境污染，因而对能源效率的分析除了将经济增长作为合意产出外，还应当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纳入环境污染作为非合意产出，这样对能源效率测算才更为贴近现实。本文选择除西藏外30各省、市、自治区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以及能源消费量作为投入变量，产出指标则包括以1998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和环境质量代理变量
和
排放量。由于各地区数据的统计始于1998年，所以研究的样本期定为1998-2010年。
资本存量采用单豪杰(2008)的测算数据，并依据其方法计算了2007-2010年省际资本存量数据，换算成199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能源消费数据取自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0年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力资本采用各省份就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法计算获得，数据取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本文排放量数据测算使用李锴和齐绍洲(2011)的方法，考虑到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燃烧和水泥工业生产中从生料转化为熟料的过程。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水电几乎不产生排放，而煤、石油和天然排放因子则分别为2.7412、2.1358和1.6262(万吨/万吨标准煤)。水泥熟料排放因子为0.5272，水泥中熟料含量大致为75%，因此生产1吨水泥约排放0.3954吨⑦。《中国统计年鉴》提供了1998年以来我国分省的排放量。上述数据除特殊说明外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EBM模型所测算的能源效率显示⑧，能源利用高效率地区在样本期内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换言之区域能源效率可能存在惯性，同时为了规避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动态面板模型的两阶段系统广义矩阵(SYS-GMM)方法⑨对实证模型加以估计。
表1的模型(1)仅检验经济集聚与使用EBM方法测算的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市场接近度、城市密度与能源效率显著正相关，出乎意料的是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却会降低能源效率。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信息，我们进一步考察经济集聚对未涵盖环境质量信息的能源强度倒数(EI)⑩的影响。如模型(2)所示，市场接近度和城市密度上升均会提高能源强度倒数，并且制造业集聚也会对能源效率改进产生积极的影响。EBM能源效率测算中包含了环境污染，而环境属于公共产品，企业的“搭便车”倾向会抑制减排行为，与之对应能源消耗则需要支付成本，企业有充分的节能激励(11)。因此，环境的“公地悲剧”是导致模型(1)和(2)中制造业集聚作用方向相左的因素之一。这也佐证了前文的论述，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政府可能会纵容和漠视企业的污染行为，通过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监督，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实现了吸引企业投资的目的。政府干预越多，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出现概率越大。作为一致估计，动态面板模型成立的前提是，扰动项的一阶差分仍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乃至更高阶的自相关。模型(1)和(2)的自相关检验(AR)显示，均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一阶和二阶自相关存在，某些重要变量被忽略会导致无法通过了AR检验。此外由于动态面板数据使用了多个工具变量，还需要进行过度识别(Sargan)检验。模型(1)和(2)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通过了Sargan检验。
由于存在“拥挤效应”，城市密度与能源效率间可能具有非线性关系，模型(3)和(4)中分别纳入城市密度的二次项。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密度与EBM能源效率呈U型变动特征，而与能源强度倒数具有不显著的倒U型关系。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先污染后治理”，当城镇化发展到特定高度、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时环境质量才会得到充分的重视，EBM能源效率会随城市密度先下降后上升。城镇化进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会消耗大量能源，而城市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特性，城市密度上升初期，城市人口增加使得基础设施使用频率上升，基础设施平均成本持续下降，内嵌于基础设施的能源利用效率得以提升。当城市密度进一步提高，由于“拥挤效应”的作用，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营，城市将不得不扩容，新建大规模基础设施带动能源消耗快速攀升，如果不考虑环境质量能源效率将反转下降。加入城市密度的二次项后，模型(3)和(4)都通过了AR检验和Sargan检验。
模型(5)和(6)中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其中本文最为关注3个层面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方向均未发生变化，并且城市密度与能源强度倒数的倒U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无论对于EBM能源效率还是能源强度倒数，产业结构高级化、经济开放度以及能源价格均与能源效率显著同方向变动。值得注意的是，以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的政府干预经济指标以及节能减排虚拟变量对EBM能源效率和能源强度倒数表现出相反的作用。相对于环境质量而言，获取单纯的节能指标更为便捷和直观，因此短期内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目标约束下更容易通过“拉闸限电”的政府干预控制当期能源消耗，而对于改善公共产品——环境质量则显得力不从心(12)。政府干预越多造成的扭曲愈显著，对包含环境质量的EBM能源效率的负面影响越大。这也佐证了前文的论述，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增长，政府可能会纵容和漠视企业的污染行为，通过减少对环境污染的监督，客观上降低了企业污染治理成本，实现了吸引企业投资的目的。政府干预越多，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出现概率越大。
虽然短期内行政干预手段能够有效节能，但在长期无法根治“能源依赖症”，并且节能和减排也不能被简单地割裂开来。为了进一步考察政府干预的影响，我们在模型(5)的基础上，分别纳入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中央政府信贷干预与制造业产业集聚的交互项，以控制“政策租”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模型(7)～(9)中，各控制变量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并且节能减排虚拟变量对能源效率依然产生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2006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年均5%的节能减排目标，但是为了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央政府相机抉择地推出4万亿元刺激经济计划，催生了大批高能耗的“铁、公、基”项目，前后不一致性导致节能减排政策未能发挥应有效果。
加入金融发展规模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后，制造业产业集聚却能够促进能源效率但却不显著，而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1和表2实证结果的对比显示，实证结果印证了之前的推断，借助金融机构贷款影响产业集聚是地方政府主要干预行为。在未控制表征政府干预的金融发展指标时，产业集聚会抑制能源效率提升。由于政府干预的影响，表面的集聚——“企业扎堆”不仅不会产生技术外溢、促进能源效率提升，并且行政干预下扭曲了要素配置、企业节能约束软化以及政府放松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管力度，最终反而使得能源效率恶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干预信贷资源配置后，会导致贷款企业的过度投资(程仲鸣等，2008)，引发包括能源在各类资源消耗的激增。控制了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后，产业集聚能够促进能源效率提升。但是从产业集聚的边际效应来看⒀，随着金融发展规模的膨胀，潜在的政府干预增加，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改进效用趋于弱化。
模型(8)检验金融发展效率的作用，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集聚交互项与能源效率显著正相关，而产业集聚依然抑制能源效率改进。但在产业集聚水平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金融发展效率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金融发展效率是由本文估算的非国有部门贷款占总贷款比重衡量，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远高于非国有企业(谭劲松等，2012)，因此非国有部门贷款占比越高反映更高金融发展效率。地方政府通过干预信贷资源的配给，为投资于本地的企业提供了可观的“政策租”。黎凯和叶建芳(2007)发现在财政分权体系下地方政府更易于通过行政干预影响国有企业的长期信贷，而何贤杰等(2008)指出，“政治性”贷款造成了银行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双重信贷标准，来自政府提高资产质量的压力和向非国有企业发放信贷时潜在的政治成本压力迫使银行为了控制贷款风险对非国有企业制定过于严格的信贷标准，国有企业以及与政府关联性强的企业会得到较高的信贷配额和较低的贷款利率。我们有理由认为，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是以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国有部门的信贷规模不断挤出非国有部门信贷为基础的。换言之，潜在的地方政府干预越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越高；金融发展效率指标越高，则意味着较低的地方政府干预。加入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集聚交互项后，由于不再直接控制政府干预的影响产业集聚又导致能源效率下降，但是金融发展效率越高即政府干预越少，有助于弱化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不利影响。
中央政府信贷干预与产业集聚的交互项为负，说明从中央政府的信贷干预来看，给定产业集聚水平，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的减少会降低道德风险，对能源效率改进产生积极影响(见模型(9))。贷款与存款比值越高的地区，意味着依靠本地存款支撑本地贷款的难度越大，相应地这类地区对中央银行有较高的依赖，中央政府的信贷干预越强。此类地区的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大都有中央银行“兜底”，为了获取高额的存贷款利差，商业银行倾向于大规模放贷，缺乏对企业贷款风险的必要评估。这一方面使得集聚于当地的贷款企业对于节约包括能源消耗成本在内的各项支出的约束减少，企业缺乏节能减排的动力；另一方面，企业贷款难度降低也会滋生过度投资，并将带动能源消耗攀升。
最后，我们用工业产业集聚替代制造业产业集聚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10)～(12)用工业行业从业人员测算工业产业集聚，各变量的作用方向均未发生变化，仅显著性检验有微小的差异。相较于制造业集聚，工业集聚与金融效率的交互项系数绝对值较小，而与中央政府信贷干预交互项系数绝对值更大。工业行业中包含了采掘业，在能源价格逐年走高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对能源开采业的控制明显增强，能源开采业的“国进民退”是导致上述结果的可能原因。
借助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知识，本文认为在理论上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有利于提升能源效率，为了验证二者间的联系，本文分别从企业、产业和区域3个层面经验分析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的主要结论有：
(1)以市场接近度衡量的企业层面集聚与能源效率显著正相关，企业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围绕市场中心选址布局形成集聚，进而能够有效节约交通运输中的能源消耗、提升能源效率。市场机制通过引导要素合理配置能够对节能减排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会进一步提高各地区的市场接近度，进而惠及节能减排。
(2)由于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与政府干预的扭曲效应，在“政策租”的诱导下企业形成表面的空间集聚——企业扎堆，产业集聚也难以诱发严格意义的技术外溢，进而无法对能源效率改进发挥预期效果。控制了政府干预产业集聚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后，我们发现金融发展规模扩张、潜在的政府干预增加会使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积极作用趋于弱化。给定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金融发展效率能够提升能源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减少会降低道德风险的滋生，有助于以产业集聚改进能源效率。
(3)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层面经济集聚的城市密度呈U型变动特征。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先污染后治理”，当城镇化发展到特定高度环境质量才会得到充分的重视，EBM能源效率会随城市密度先下降后上升。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城市过度扩容会导致不包含环境质量信息的能源效率下滑。中国城镇化建设需要在提升现有基础设施利用效率的同时，防止盲目追求城市规模扩张的“摊大饼”现象，切实贯彻节能减排战略的实施。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与中国经济相似，节能减排战略在深层次也面临着政府干预和市场力量的权衡。虽然政府干预会导致潜在的资源配置扭曲，但也不能完全否认政府的作用。由于存在环境“公地悲剧”和货币信贷的道德风险，政府在环境质量监管和信用评级领域的适度干预能够抵消市场失灵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利影响。提升能源效率，实现节能减排目标需要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共同作用。
作者感谢西北大学刘瑞明副教授、赵勇副教授、田洪志博士和宋思远博士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承接第三部分的模型设定，地方政府为投资本地的企业提供政策租金R，因此政策租可表示为产业集聚的函数R=R(G)，进而在产业集聚条件下，企业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由(18)和(20)式可知，虽然产业集聚能够提升能源效率，但由于政府干预的作用，能源效率反而下降。
①一些文献(Hanson，1998)也将该指标称为市场潜能。
③产业集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也被称为地方化经济(Henderson，1999)。
④“拥挤效应”可以解释为随着城市密度增大资源利用效率会上升，但当城市密度进一步增加由于过度“拥挤”资源利用效率反转下降。
⑤附录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证明，产业集聚能够改进能源效率，但在政府干预下能源效率反而下降。
⑥审稿专家提出的一个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使我们认识到：本文实证模型是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企业行为选择分析的基础上，然而囿于数据限制我们无法获取足够的微观数据，因此本文使用了宏观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计量经济学中常见的加总问题。由微观数据加总形成的宏观数据会使得计量检验中变量关系发生改变，尤其是涉及经济集聚的影响机制，即并不是所有省份的经济集聚水平都以相同方向和比例变动，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系数将不再是常数而具有时变性。换言之，“加总”使得能源效率函数将不再是线性关系。而这也更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在基础回归模型之后考察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非线性影响的必要性，因此本文分析了区域层面经济集聚——城市密度的二次项以及政府干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指标与产业集聚交互项对省际能源效率的作用。本文代表性企业的假定以及使用非线性回归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加总”困扰，但并不能彻底根治。使用分位数回归考察不同经济集聚水平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以及分别从专业化和多样化的视角考察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差异化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下一步研究中我们将深入考察这些问题。
⑦林伯强和刘希颖(2010)测算时也纳入水泥生产中碳酸钙排放的影响。
⑧囿于篇幅显著，本文未报告EBM能源效率测算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⑨本文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自于解释变量的遗漏以及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互为因果关系。首先，我们认为经济集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改进能源效率，由于一方面技术外溢来自于集聚，另一方面缺乏能够准确衡量技术的指标(现有大多数研究使用DEA的方法测度技术进步，由于本文已使用DEA方法测算了能源效率，因此放弃了使用DEA方法计算技术进步)，并且在现实中也难以辨别促进能源效率提升的技术，因此模型设计中未纳入技术进步的影响。而可能遗漏的技术进步又与经济集聚和能源价格相关，这是第一种会导致内生性的原因。其次，被解释变量能源效率越高，意味着内嵌于产品的能源消耗愈低，企业单位生产成本越低越有利于企业出口，经济的外向型程度随之提高。从而表现出能源效率和对外开放相互影响。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使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阵对模型加以估计，工具变量选择能源效率的前定变量。
⑩能源强度=能源消费量/GDP，在理论上能源强度与能源效率反方向变动，能源强度越大、能源效率越低，我们在实证模型中取能源强度的倒数衡量未涵盖环境质量信息的能源效率。
(11)各能源品种具有差异化的碳排放系数，在预算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通过选择能源消费品种实现节能而不减排。中国的能源结构是“富煤贫油”，煤炭价格更为低廉，企业可以选择用煤炭替代石油控制能源消耗，但是煤炭的含碳量远高于石油，从而导致节能而不减排。
(12)近年来地方政府通过“拉闸限电”等行政干预手段有效实现节能目标，而对减少污染排放却鲜有成效。虽然从表面数字上各地都实现了2006年的节能目标，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更为严峻，各地雾霾天气屡创历史新高。
(13)金融发展规模对能源效率的边际效应为：
EE/LQ=0.055-0.125Loan。
标签：政府干预论文; 能源效率论文; 能源消费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能源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集聚效应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产业集聚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价格发现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