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党国际与亚非拉社会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非拉论文,社会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党国际基本上是一个“欧洲社会党俱乐部”，其活动地域主要局限于欧洲地区，在其他地区影响有限。1951-1972年间，社会党国际的活动打上了东西“冷战”对抗的烙印；社会党国际没有意识到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重要性，主观上不愿在这些国家发展自身力量。1976年社会党国际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成为社会党国际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社会党国际开始主动消除“欧洲中心主义”，实行“开放政策”，致力于向广大亚非拉国家渗透和扩大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到目前，社会党国际通过种种手段大力推动了亚非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党也成为本地区重要政治力量。
一、社会党国际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演变
从20世纪50年代社会党国际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党国际的组织成员、主要活动和影响范围主要局限于欧洲，基本上是一个地区性的政党组织。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有34个成员党，其中只有6个来自欧洲以外。到1976年十三大时，社会党国际仍只有40个成员党。这一时期社会党国际主要关注欧洲的安全问题和西欧联合问题，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重大国际问题几乎没有给予关注和影响。①
随着50-60年代亚非拉一大批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发展中国家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党和一些进步政党对社会党国际当时奉行的政策不满。1961年1月，社会党国际领导人曾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调整传统的观点和政策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1962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奥斯陆举行理事会会议，通过了《社会党对今日世界的看法》(奥斯陆宣言)。该文件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新的关注和重视，专门用一节论述“社会主义与新兴国家”。1963年9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8次代表大会，建议社会党国际应与拉丁美洲有影响的民众主义政党加强联系，以利于社会党国际在拉美开展活动。1966年5月，社会党国际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10次代表大会，呼吁各工业国中的社会党政府和社会党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整个世界向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公正的方向前进”。1976年11月，社会党国际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新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的勃兰特的倡导下，社会党国际开始主动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实行开放政策，致力于向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渗透和扩大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其通过的《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和《关于国际经济团结互助的决议》，成为社会党国际走向第三世界积极开放政策的起点。社会党国际做出这样的对外发展战略的转变，一方面是基于时代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基于主观的需要。70年代初，新取得政治独立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已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独立力量，社会党国际不得不开始重视和回应它们的诉求，加强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就成为社会党国际对这一重大时代变化的积极反应。另一方面，社会党国际在长期的东西方“冷战”中基本上站在西方国家集团一边。它相当程度上依赖以美国为领导的发达国家阵营，自身在组织上和活动上缺乏独立性，面临发展的困境。这一时期在西欧执政的众多社会党国际核心成员党，如西德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力求在政治上摆脱社会党国际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扩大自己的独立影响力。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两次世界石油危机又使得西欧国家深刻地意识到它们对亚非拉国家资源和市场的重大依赖性。所以，以勃兰特为代表的社会党国际的一些远见之士，开始致力于改善和增强南北关系，扩大民主社会主义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自十三大以后，社会党国际历次代表大会、执行局会议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会议上，亚非拉地区都成为讨论的热门主题。为了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联系，社会党国际把许多会议放在发展中国家召开。1977年，社会党国际在东京召开成员党领导人会议。这是社会党国际在东亚国家召开的首次高级别会议。在该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为欧洲，而且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中东、非洲和美洲的发展与进步奠定基础。”特别是1986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秘鲁首都利马召开了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这是社会党国际首次在拉丁美洲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也是首次在第三世界国家召开的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利马宣言》和《利马声明》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特别是后者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新原则声明，指出“我们以在世界上阐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真正全球意义为己任”，强调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等价值的普遍性，“不能把社会主义看作经济先进国家公民的一种奢侈品，而应看作世界上个人与集体自决的普遍人权”。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各种民主主义政党的认同和支持，社会党国际着重强调“社会主义没有单一的模式”，“只有社会党国际所有成员党的共同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方面的基本思想”，这样有利于消除一些亚非拉地区民主政党对社会党国际的疑虑和排斥，增强其吸引力。这次大会标志着社会党国际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重视程度跃上了一个新台阶。②
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十八大。大会通过了《社会党国际新原则声明》，用于代替1951年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新旧声明的显著不同点在于，新声明以相当大的篇幅提出并论述了社会党国际的全球化战略，尤其是向亚非拉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在此次大会上勃兰特再次当选社会党国际主席，标志着他自1976年十三大开创的加强在亚非拉地区的活动，扩大社会党国际全球性影响的基本战略仍将继续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既定方针发挥作用。在1976-1989年间，社会党国际坚持向第三世界开放的政策，通过给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在反对种族殖民主义、谴责军事独裁政治、争取民主自由、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等方面大量的道义的和实际的支持，大量吸收了第三世界成员党(这时亚非拉地区的成员党已经超过欧洲成员党)，并不断调整自己的相关政策，使之更加符合亚非拉地区的实际，从而扩大了对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党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了满足许多在不同社会政治背景下活动的第三世界政党的诉求，社会党国际强调模式和政策的多元性，指出：“在今后的岁月中，争取民主社会主义在各国国内的斗争会有政策上的差别和立法条文方面的歧义。这些差别和歧异所反映的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社会的多元主义。社会党人并不声称自己占有着一个不会再出现变化、不必再进行改革与进一步发展的终极和固定的社会蓝图。”③这种务实的声明，对亚非拉民族民主政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社会党国际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进一步增强。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的全球化战略标志着社会党国际对亚非拉国家的开放政策趋于成熟。
二、社会党国际推动亚非拉国家社会党发展的具体表现
社会党国际在发展中国家传播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首先通过推动这些国家中社会党的发展来进行的。扶持和帮助社会党的发展是社会党国际向亚非拉国家扩展影响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一)拉丁美洲成为社会党国际组织和影响力的第二根重要支柱
在社会党国际1951年重建时，社会党国际在拉美的影响十分有限，只有三个成员党——阿根廷人民社会党、智利激进党和牙买加人民民族党。由于智利激进党的分裂，到1975年以前，社会党国际在拉美只有两个成员党即阿根廷人民社会党和牙买加人民民族党，七个观察员党。但是，1976年十三大做出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的政策后，社会党国际就首先将拉美作为实现其力量突破和扩展的重点地区。十三大以后社会党国际的重要领导人如勃兰特、冈萨雷斯、帕尔梅等纷纷赴拉美地区访问和活动，以加强与拉美各国社会党的联系和相互了解，增进拉美社会党对自身的认同感。为了从组织上便利于社会党国际与拉美各社会党的交流和互相支持，社会党国际的地区性从属组织“社会党国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委员会”于1979年正式成立，而且大多数拉美社会党都加入了该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大大加强了社会党国际对拉美各国社会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社会党国际在1976-1989年间，主要从推动政治民主、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削减债务等方面致力于帮助拉美各国社会党的发展。20世纪70-80年代，在广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掀起了各国人民反对本国军政府的军事独裁统治，实现宪政民主、公民人权和自由的蓬勃政治运动，其中以智利、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巴拉圭、阿根廷等国的斗争尤其激烈。在这些民众政治斗争中，各国社会党起了积极的领导和推动作用。它们成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斗争的力量中坚。社会党国际通过召开会议、发表声明、参观考察、财政支援等方式大力支持上述国家的反独裁争民主斗争，大大促进了上述国家社会党的成长和壮大。
20世纪70-80年代美苏两超级大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争霸。为了实现中美洲的和平与民主，社会党国际拉美和加勒比委员会主席、多米尼加革命党总书记培尼亚·戈麦斯积极支持墨西哥、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四国成立孔塔多拉集团来谋求中美洲冲突的和平解决。社会党国际的领导人也从实际行动上支持该集团的和平努力。社会党国际作为自我标榜的超然于美苏“两极”之外的“第三种力量”通过谴责和反对美苏对中美洲的干涉侵略，致力于维护中美洲各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它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拉美多数国家的社会党的赞赏和支持，赢得了它们的信任。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各国普遍债务缠身，社会党国际努力促进拉美各国债务问题的全面解决：它通过呼吁改革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货币贸易秩序为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正当权益；同时，社会党采取实际行动推进拉美债务国和发达国家债权国的谈判，敦促发达国家减免拉美国家的债务，加大对拉美落后国家的国际援助。社会党国际的这些经济政策和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拉美国家的利益，为它们赢得了切实的好处。这也就赢得了拉美许多社会党的信赖，为它们主动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1976-1989年间，社会党国际多次在拉美地区召开会议，在一些重大和具体问题上和拉美国家社会党交换意见，给予它们强大的声援。社会党国际对拉美的积极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社会党国际十三大以后，拉美许多社会党相继加入社会党国际，到1989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党国际除欧洲以外的在组织和力量上的第二根重要支柱。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到2008年，社会党国际在拉丁美洲已有38个成员党，包括28个正式成员党、8个咨询成员党、2个观察成员党，其中有9个成员党在所在国家执政，拉美地区社会党成员党党员总数超过2000万，控制着拉美地区多数国家的工会组织。④
(二)非洲地区的社会党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一支重要力量
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在非洲没有其成员党，而且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社会党国际也没有重视在非洲发展组织和力量。它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社会党国际还没有较完整明确的对非政策。仅在1978年，在塞内加尔召开过一次执行局会议。1976年，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尔领导的“塞内加尔进步联盟”宣布加入社会党国际，并将该党正式改名为“塞内加尔社会党”。只到这时，社会党国际才开始对非洲发生影响。桑戈尔坚信，“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符合非洲国情和现实，在各国行得通。所以，他开始在非洲极力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在桑戈尔和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共同倡导下，1981年在突尼斯宣布成立了“非洲社会党国际”，桑戈尔任主席，布尔吉巴任名誉主席。该组织共有10个非洲国家的民族民主主义性质的党参加，分别是塞内加尔社会党、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毛里求斯工党和社会民主党、苏丹社会主义联盟、加纳人民民族党、摩洛哥独立党、冈比亚人民进步党、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吉布提争取进步人民联盟。尽管非洲社会党国际不是社会党国际的地区性从属组织，但是由于其核心党之一的塞内加尔社会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员党，并且桑戈尔是社会党国际的副主席，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党国际的一些政策和主张也对它产生影响。
1984年9月，社会党国际、欧洲议会社会党党团同非洲前线国家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西南非人民组织在坦桑尼亚阿鲁沙召开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大会。这成为社会党国际在非洲活动加强的转折点。此次大会通过的联合公报重申了社会党国际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支持非洲人民解放独立斗争的方针，表明了对非洲各国社会党的支持态度。为了加强与非洲各国社会党的联系和对它们的指导支持，社会党专门成立了一个隶属于社会党国际执行局的非洲委员会。1986年，社会党国际勃兰特访问南非，考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情况，并发表了强烈谴责南非政府种族隔离和对外侵略政策的声明，要求南非政府废除种族隔离、无条件释放南非国大党领袖曼德拉、立即停止对西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的军事入侵，号召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给予南非政府全面的经济财政制裁。这是社会党国际帮助非洲社会党的一个具体案例，表明了社会党国际对非洲的重视在加强。社会党国际在以后的各种会议中都对非洲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多次通过关于非洲问题的决议、声明等，从而大大促进了非洲社会党的发展。至2008年止，社会党国际在非洲已有36个成员党，其中包括25个正式成员党、6个咨询成员党、5个观察员党，其中6个成员党是执政党。⑥
(三)社会党国际在亚太地区的组织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亚太地区历来就有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和地区性组织。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亚洲地区就有以色列工党和日本社会党加入该组织。1953-1958年存在过亚洲社会党代表会议，但该组织并未加入社会党国际，而是亚洲社会党的独立组织。1970年亚洲太平洋地区社会党组织成立，它是社会党国际在亚太地区成员党的协调机构，受社会党国际领导。在20世纪50-70年代尽管社会党国际多次试图在亚太地区扩大其组织和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党国际与亚太地区社会党的联系并不密切，关系亦不十分友好。⑦
随着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影响的迅速跃升，1992年社会党国际十九大莫鲁瓦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后，社会党国际开始谋求一种积极活跃的亚太政策。在莫鲁瓦当选主席后的第一个理事会会议上，成立了社会党国际亚太委员会，作为社会党国际的地区性从属组织之一。1994年5月，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在东京召开。这是该组织首次在亚洲召开理事会会议，以莫鲁瓦为首的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和40多个成员党及柬埔寨人民党、孟加拉人民联盟等亚洲政党代表180多人与会。这是社会党国际加强在亚洲活动的标志。在2004年10月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东南亚社会民主党与进步运动”的论坛上，与会者普遍认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政治在东南亚绝对有发展机会。⑧2007年2月，针对当时尼泊尔的动荡局势，社会党国际发表“加德满都声明”。在《声明》中，社会党国际的亚洲太平洋委员会敦促本地区的社会民主力量与本地区的其他政党和社会力量共同维护民主成果和社会稳定。⑨
社会党国际在亚太地区扩展影响主要是通过关注热点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推进亚洲国家的民主化改造、实现人权、打压东亚政治模式、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取而代之、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它关注巴以冲突、致力于中东和平进程，依托其成员党以色列工党、黎巴嫩社会进步党以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向各方呼吁，敦促召开中东和平会议，政治解决巴以冲突；支持其执政成员党巴基斯坦人民党、尼泊尔国大党的政治民主政策，依靠它们向南亚发展，并加强在孟加拉和缅甸的活动，帮助这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发展，强化和壮大其菲律宾、马来西亚成员党，并在泰国、印尼、新加坡发展其力量。另外，社会党国际还主动调整对中国政策，以积极的姿态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古特雷斯多次访华。
鉴于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众多，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现实，社会党国际在自己的代表大会和理事会决议中大力倡导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和帮助亚洲的落后国家。冷战后，社会党国际在代表大会、理事会和其他形式的会议上，关注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通过相应的决议、声明等来影响和帮助这一地区的民主社会主义力量。截至2008年，社会党国际在亚太地区已有20个成员党，包括11个正式成员党、6个咨询成员党、3个观察成员党，其中4个成员党处于执政地位。⑩尽管与拉美和非洲相比，社会党国际在亚太地区的组织和力量相对薄弱，但是近年来社会党国际把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作为重点之一，宣称要使亚太地区在21世纪实现社会民主主义化。
三、社会党国际极力向亚非拉国家渗透和扩展的原因
社会党国际大力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扩展并取得较明显的成效是基于多方面原因：
(一)这是社会党国际摆脱自身发展困境的需要。
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前，社会党国际囿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以论坛形式存在的松散的、协调性的机构，其决议对成员党没有强制力，所以社会党国际的很多决议往往流于形式，难以得到成员党的有效执行。长此以往，社会党国际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就难免逐渐遭到削弱，甚至会沦落为“白人俱乐部”和“清谈馆”。因此，社会党国际面临着自身在组织和影响力上的发展困境，急于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此外，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陷于“滞涨”的困境。这使得在西欧许多国家执政的社会党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不利形势。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民主社会主义的强劲对手新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并在英美等国执政。这就更加严重冲击了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核心成员党的欧洲社会党。如果不改变发展战略和策略，社会党国际有尽失欧洲这一传统地盘之虞。为此，以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为代表的社会党国际人士，主动调整社会党国际的发展战略，对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开放”政策，以图在亚非拉国家实现组织和力量的突破，扩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以此来抵御新保守主义的挑战。
(二)这是对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影响力增强的一种积极回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它们在国际政治中趋向联合以增强力量。在这一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中力量增强，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不结盟运动的深入发展，南南合作的兴起，东亚经济的腾飞等都对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为此，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赞赏和响应。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屡次发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处境的正义呼声，呼吁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增加对其的经济援助与减免高额债务等这些正义诉求同样和社会党国际一直坚持的实现经济民主的基本原则相符合，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同情和支持。社会党国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诉求，致力于在帮助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和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扩大自己对它们的影响，谋求民主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地生根。
(三)这是社会党国际一直坚信民主社会主义具有普适性的一种具体实践。
社会党国际始终坚信，民主社会主义既有别于资本主义又有别于现实共产主义，它是全人类未来道路的必然选择，具有一种普适的价值：“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满足人类最深切的愿望。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够维护和保障人权，减轻殖民主义、可耻的种族隔离、残存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后果。”(11)社会党国际还认为，“在国际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不可能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实现。在世界上各有差别的许多地区生活的人民的命运，比以往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世界上各国社会党应当合力工作，这既是为着各自民族的利益又是为着共同的国际利益”。(12)所以，社会党国际在其决议中多次强调，不能把社会主义看作具有先进经济的那些国家的公民的一种奢侈品。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正是在这种理论和道德优越感的支配下，社会党国际大力向世界各地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为此，社会党国际除继续重视欧洲以外，还极力寻求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与拉美、非洲、中东及亚太地区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想的接触点和相同之处，加强联系，相互支持，共同谋求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
(四)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和苏联的解体为社会党国际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时机。
发端于1974年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在葡萄牙于1974年结束独裁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30个国家取代了威权政权。在其他国家，发生了威权政权下的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13)在这一浪潮中，拉丁美洲的军人政府逐步为民选的文人政府所取代；亚洲的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出现民主化。南部非洲反种族歧视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此起彼伏。这一世界性浪潮引起社会党国际的关注。社会党国际公开宣称“第三世界最近三年来在争取民主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使我们十分兴奋。”“我们优先支持那些民主的或者正向着民主前进并且尊重人权的力量”(14)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为当地社会党的发展以及接受社会党国际的帮助提供了条件。尤其是，1991年苏联的解体，苏联放弃对亚非拉坚持极左思想国家的控制，为社会党在这些国家中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扶持本地社会党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随着苏联东欧剧变，社会党国际也加强了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在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原则声明》中，明确提出，“社会党国际支持旨在通过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造共产党社会的努力”。(15)
总之，社会党国际推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社会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在冷战后的大环境下，社会党国际自身也面临着许多问题。社会党国际要想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继续扩展自己的影响，就必须因时而异地调整自己的策略，使之与亚非拉国家的实际相符合，从而使社会党国际在这些地区能够保持有长久的影响力。当然，亚太、非洲、拉美地区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必然使社会党国际在这些地区的发展表现出不平衡性。毫无疑问，社会党国际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也必然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挑战。
注释：
①王子昌、李明祥：《社会党国际重建以来的发展历程及政策调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②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社会党国际文件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143，183，301-306，317，502-503，605页。
③中联部资料中心选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18页。
④社会党国际官方网站：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viewArticle.cfm?ArticleID=1780。
⑤“非洲前线国家”是指部分南部非洲国家和临近南部非洲的国家。1974年下半年，这些国家元首就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南部非洲问题进行磋商、协调行动而不定期举行的会议。会议无固定的议程，最初也无正式名称。1975年以后，由于会议参加国家地处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和反对南非当局推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政策的前线，人们才习惯称为前线国家。
⑥参见前注⑨。
⑦1976年荷兰工党向社会党国际指控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采取“拘留政敌不予审讯”、“虐待政治犯、压制工运等反民主镇压政策”，并建议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逐出社会党国际。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接受上述指控，遂于1976年5月30日宣布退出社会党国际。参见中联部：《各国社会党手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⑧Norbert von Hofman,"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Southeast Asia:Chances and limits",http://www.socdem.asia/wp-content/2009/02/final-study-von-hofman-socdem-asia.pdf.
⑨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viewArticle.cfm?ArticleID=823。
⑩同④。
(11)同②，第300页。
(12)中联部编译小组编：《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3)[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页。
(14)同②，第482、501页。
(15)中联部资料编辑中心：《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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