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历史化与三种理性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三种论文,化与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826(2000)04-0039-05
福柯曾指出，“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旧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危险是什么？”[1]这样的结论出自一个后现代哲学家之口是很具代表性和发人深思的。首先，虽然福柯坚持后现代主义一贯从消极方面考察理性的传统，但他毫不含糊地明确了理性问题在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人们可以为理性辩护或对之进行批判，但理性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其次，福柯已经指出，无论是为理性辩护，还是对理性进行批判，首要的是弄明白究竟“什么是理性”。再次，他实际上还指明，理性具有极其复杂的涵义，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什么是理性”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获得解答。当我们对“理性”作一个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时，就将发现，理性概念的“进化”过程是理性内涵不断历史化的过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所谓“理性”的历史化就是“理性”从超越于人和人的活动走向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从形而上学的神秘存在走向关涉人的生命存在的人的一种生成着的能力。这个过程从古代客观理性观开始，经历近现代的主观理性观，完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观。
一、客观理性观
理性概念最初源于古希腊的Logos和Nous两个概念。Logos在古希腊本来是“词、言谈、叙述”之意，到赫拉克利特那里，它成了一个理性概念，它是决定一切生亡存灭，协调一切人和事物的共同的法则。Nous最初的含义是“看”，阿拉克萨哥拉最早赋予它的理性含义，他认为Nous是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性的东西（心灵），它决定万物并保证着它们的秩序。可见，“理性”在诞生之初，是一种使整个世界、宇宙成为可能的客观性的规则和超越的理智。它在生成上是与人无关的，人只是在作为万物、世界之一部分时才能涉及到。也就是说，先有宇宙的理性，后有人的理性，人的理性不过是分有和接受了宇宙的理性。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理性哲学的真正奠基人，他们以古典的方式阐述了理性作为人的精神能力的方面，认为理性是达到真理的手段和途径。苏格拉底提出了著名的“认识你自己”和“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柏拉图以三个著名的比喻——太阳比喻、线绳比喻、洞穴比喻说明理性乃是认识理念的途径；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开篇就写到“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他还通过思维规律的研究，认为理性就是人的推理和直观的能力。三位大师着重研究人的理性，这无疑是“理性”历史化的重要一步。他们的研究也是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源头。但是，他们的理性观与近代西方建构于主客体关系之上的主观理性观有着根本的区别：首先，他们理解的理性不是与感性、知性等量齐观的心灵能力，它是知识和道德的共同基础，是人和万物得以显现和存在的中介（途径）。[3]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从理性的来源来看，他们都将之归为至上的神，人只是分有了神的理性。苏格拉底认为神使宇宙服从“善（好）”的原则，神代表着最高的理性；柏拉图认为宇宙灵魂（宇宙理性）使人和万物具有了理性、生命和秩序；亚里士多德将宇宙运动追溯到第一推动者——神，尘世的理性起源于神的理性也最终统一于神的理性。此后直至古希腊晚期的斯多葛派和古罗马的新斯多葛派都持这种理性观。
所以，从理性的来源看，古希腊的理性观是一种客观理性观。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它在宇宙中寻找理性”，理性“并不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属性，而是存在本身的属性。存在本身以这种方式而成为全体，表现为全体，即人类理性被极其适当地设想为这种存在的合理性的一部分，而不是被设想为同客观的全体相对应而认识自己的自我意识”。[4]人的理性以其从属于超越的宇宙理性的方式达到了两者的统一（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在当时被主流的理性观所淹没）。这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道心与人心同一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5]当然，其原始的神秘性和形而上学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理性观后来经奥古斯丁直至托马斯·阿奎那的改造，世界理性或宇宙理性就变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创造人，也赋予人以理性。虽然上帝不是人，但他已经被人格化，人们开始从上帝的身上看到了人的影子，这里其实也隐含着“理性”历史化的步伐。
二、主观理性观
14世纪英国唯名论的兴盛使得理性开始与神、上帝脱钩，而与科学观察、实验、预见等人的主体经验联系起来；文艺复兴运动则重新发现“人”，人被理解为自由、平等的个体主体，理性被主体化和世俗化，神、上帝在理性领域逐渐退隐。这标志着古代客观理性观的衰落和近代理性观的兴起。而对这一转变有决定意义的是理性的“笛卡尔范式”的出现。
笛卡尔明确认为理性是人人具有的一种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人通过理性的怀疑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存在：我思故我在。他在人的思维活动中，而不是在人之外的上帝、实体中探求理性。“我”和“我”的理性成为了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确定性标准——在笛卡尔那里，“我”是纯粹的精神性存在，其确定性就是自我的确定性。这样就将理性建基于认识主体及其自我，于是开创了认识论的主观理性观。这相对于客观理性观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崇高地位。这种主体地位既是相对于上帝的，也是相对于自然的，它使西方走出了蒙味的基督教时代，开辟了一个科学理性的时代。但是，一方面，笛卡尔将理性严格限制在科学（尤其是数学）的领域。从此，在其范式影响下，理性实际上被局限于科学认识论，进而褪为纯粹的知性方法，这是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之滥觞。另一方面，理性只是作为一种自然之光被武断地先天赋予，笛卡尔还不得不保留哲学意义上的上帝的存在。笛卡尔的主观理性既是片面的，也是形而上学的。
康德更加全面地阐述了主观理性，他认为不光是知识，而且道德、审美，甚至宗教等人类活动的最终条件和根据都是理性。“康德从根本上把理性定义为制定法则的能力，即人的制定法则并且整理思想和与此相应的行为的能力”。[6]尽管康德的纯粹理性是先验的，但它所整理的材料是后天的，人的行为也是能动的，他甚至在统一于纯粹理性的前提下腐烂实践理性是高于理论理性的。在这种理性观中，我们看到了人、人的活动及活动的历史条件的凸显。尤其是他认为人的理性既为自然立法，也为人自身立法，人的主体能动性被强调到了极高的程度，理性作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在知识领域——彻底主体化了。但是，一方面，在康德那里，最高的理性是纯粹理性，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当他将这种理性作为哲学和科学共同的基础时，人们往往忘记了他的形而上学冲动和关于历史理性的研究，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他的理性哲学。结果是加速了迪卡尔以来理性技术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康德悬置了一个理性不及的“自在之物”，也仍然没有历史地解决先验主体性如何可能的问题。
黑格尔哲学是近代理性哲学的颠峰，也是最为自觉地意识到理性与历史关系的哲学。黑格尔认为，理性是能动的主体性，它为自己设立目标，并以自己坚定不移的否定性力量、批判品格和发展原则把这一目标展现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而且理性本身又是人的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理性在此显现了强烈的历史感。但是，黑格尔之理性的历史性是逻辑方法（辩证法）上的，就其整个体系而言，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黑格尔认为理性不光是人的主体能力，理性也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7]理性统治着世界和世界历史，人及人的活动只是理性得以显现的工具。也就是说，归根结底，历史只是理性显现的条件，而不是理性的本质特征，理性仍然是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神秘存在。当然，这种理性只能理解为人的精神能力的客观化，其形而上学性与笛卡尔、康德的理性观的形而上学性实质是一致的。
近代主观理性观的重要贡献是使理性从宇宙和上帝归于人与人的活动，这是“理性”历史化的关键之转变。但其根本的缺陷是：将人的活动仅仅看成是主体性的意识活动，理性也仅仅局限于认识论的范围，最终导致方法、技术理性的崇拜；理性本身的抽象性、形而上学性仍没有得到克服。以反对近代主观理性观的形而上学性为旨归的科学（实证）主义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近代主观理性观的技术逻辑推向极至。“从表面上看，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似乎是反近代主观理性概念的，但实际上它所肯定和宣扬的东西正是近代理性思想的一个必然结果”。[8]这个结果就是工具技术理性的泛滥，它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生存困境，从而激起广泛的批判，这才真正是近代主观理性观的穷途末路。
三、实践理性观
对近代理性观的批判与解构使理性自身走向了彻底的历史化。在对近代理性观的批判中，各种学说虽然意趣迥然，甚至互相攻击，但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倾向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现代理性上先要做的使理性从形而上学和科学的独断中回归到人的实践生活，关注人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理性”彻底历史化的实现是源于对理性问题追问方式的根本转换：将理性问题归结为人的生存的问题，从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实践活动——追问理性的起源、内涵与功能。理性观因之进入到实践理性观（从下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这里的实践理性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理性）阶段。
对主观理性进行颠覆式批判的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和早期的存在主义其实是从认识论意义上的非理性的角度以极端的方式提醒理性哲学家们：理性必须关涉人的生命和存在；现象学家胡塞尔认为科学理性疏远了其所由来的前科学的“生活世界”，因此导致其自身的危机，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回到作为实践活动之总和的生活世界；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认为主观理性的问题在于对“存在”的遗忘，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此在”——的基本状态是“在世”，“在世”就必须与别的存在者“打交道(Umgang)”，首要的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属于人的时间（历史）和空间（世界），也就没有人；伽达默尔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实践是永恒的人类学基础，也是全部社会理性的基础，克服主观理性就依赖于与实践不可分割的实践理性；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后期将语言拉回日常生活世界，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呈现“生活形式(Leben Form)”，拯救时代与哲学的危机就在于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批判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理性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而主体间理想的交往实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出路；后现代哲学家罗蒂认为理性不是征服、控制的工具，而是一种宽容、友爱、理解的情理性生活准则。此外，人类学家兰德曼、社会学家布迪厄、公共社团主义者查尔斯·泰勒等现当代西方在各自领域持牛耳的学者在研究理性问题时都自觉地归依于人类实践活动。
研究理性必须归于实践，这已基本成为现代理性哲学研究的共识与主流。而这一理性观的真正奠基者则是马克思。他反对近代将人的活动仅仅理解为认识活动，他指出，人的活动首先是一种生存性总体活动，这种总体活动就是实践。人是以实践活动的方式存在的，实践是人的类本质。理性根源于人的实践活动，它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是在人的活动——实践中开放地生存着的。实践的开放性和生成性就决定了理性的开放性和生成性。当然，实践之为实践，而不同于动物的生命本能冲动，就在于它本身总是受一定理性的支配的。但这种支配实践的理性决不是某种神秘的超历史的先天理性，在一定时期内看似先天的理性恰恰是在以往人类实践活动中生成与积淀的。从理性的起源可以看出，理性和实践是互为条件和互为特征的，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实践产生和决定着理性。
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考察理性，使理性的内涵和功能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首先，从绝对理性和普遍理性中凸显出有限理性和具体理性。由于理性是在实践中生成的，所以，一方面，实践的不确定性就决定了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关于世界最后的完整认识。相对而言，人们对世界的每一阶段的认识和以往所有认识的累积从根本上都是片面的和有限的。另一方面，理性的样式与内容必然受制于实践的历史环境，包括特定的历史形态、社会关系和文化样式。也就是说，人类活动的群体性和地域狭隘性决定了理性是具体的和复数的，当我们谈论理性时，不止要问何为理性，而且还要问这是“何种理性”和“谁之理性”（麦金泰尔）。有学者甚至指出就理性而言，特殊性比普遍性更为根本。[8]这样，不同时代和不同群体追寻普遍理性的真实结果都是具体理性和有限理性，都是理性的一种历史范式。
其次，在纯粹科学理性之外重新发现价值理性。实践并不局限于认识论，也不仅仅指物质生产活动，它是一个总体，是使人成为可能的存在方式，包括属于人的一切使命活动：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活动。产生于实践的理性也必然要有这些维度，它应当是一种合理性、合情合理性和合人性，而不是像近代理性观那样仅仅理解为知性理性、技术理性。这些在古代是不成问题的——尽管他们将理性理解为客观理性——现代理性观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它。康德指出过与理论理性相对的实践理性，但他仍认为两者均从属于纯粹理性。韦伯最早在工具理性以外明确了价值理性的存在，并指出，在价值理性看来，西方近代以来理性观指涉的目的理性（科学理性）是一种形式上的理性，在实质上恰恰是非理性的。此后，海德格尔的存在理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罗蒂的宽容理性，其特点都在于凸显了理性的价值维度。
再次，从描述、规范的理性走向批判与创造的理性。在近代理性观看来，理性是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手段和人们行动的规则。但是，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实践的特性决定了理性决不满足于对世界的说明，更主要的是其批判与创造的功能。波普尔将理性就定义为理性批判，开创了批判理性主义传统。它的突出贡献不仅在于指出真正的理性是批判的，更在于指出真正理性还是自我批判的。因为理性本身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理性的合法性只在于历史实践的有效性。批判是理性自身辩证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理性也不只是规则和工具（手段），而且是规则与工具的规定与创造，它将未来的理想之维带入实践。实践的创造性决定了理性的创造性，理性的创造性反过来形塑着实践。
可见，在实践理性观阶段，理性归依于人的实践活动，已经被彻底历史化了。它不再是超越于人和历史的神秘存在，也不是人先天具有的能力。理性是在人的实践中生成的人的一种实践能力，但它不是永恒、独断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历史既是理性产生和显现的条件，又是它的本质特征，历史标志着理性的限度。当然，这种历史化不是无原则的相对化，不能像费耶阿本德那样“怎么都行”或像某些后现代主义那样干脆废黜理性。历史化了的“理性”内蕴着以往理性观的全部积极成果，它是客观与主观、无限与有限、普遍与特殊、工具（技术）与价值、说明与批判、规范与创造的统一。实践的总体性品格和辩证品格决定了实践理性的总体性品格和辩证品格。实践理性观的特点表明它是解决理性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理性观。
收稿日期 200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