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历史哲学构成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同其余组成部分如此契合，以致如果丧失有关源泉的话，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从其余现代思想中重新建构其一般特点。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从业人员都重复同样的观念或阐发同样的图式；他们之间有着重大差别。尽管如此，一种基本的统一性还是可以看得出的，特别是当你把它同前现代概念加以对比时，更是如此。
然而，历史哲学是很晚才登上现代舞台的。它是从18世纪才开始的，那时启蒙运动以两百年前首次出现的观念为基础，系统地阐述和确立了一种世界观。历史哲学的提出可以被视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作为“古人与今人争论”的结果，协调历史概念与新精神的道路被打通了。此后以浪漫主义名义发动的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并未改变这一进程。
为了更广泛地概括现代历史哲学的特点，应当把它说成是面向未来的、改良的或向善的（ameliorative／redemptive）、普遍主义的、世俗的和富于反抗的（promethean）。前三个特征可以看作是基督教的遗产。尽管面向未来是一般历史意识的标志，但对未来，可能是在恐惧与忧虑中盼望，也可能是在期待与希冀中盼望，就历史哲学而言，它典型地属于后者。尽管有时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它是乐观主义的一个例证，因为，历史被认为是改良或救赎的过程。人们相信，人的当前状况并非他的应然状况，它可以改进，也可以在世俗过程（不管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中通过世俗手段改进。历史有疗救、救赎的功能。
这一基础原理以前就被运用于现代性中。F.培根在宣传新科学时，就把真理描绘成“时间的女儿”，即知识可以在时间的进程中得到改进。然而，在现代历史哲学中，不仅人的知识（它已经得到改进），而且人的性格和条件一般也得到改进。如果不考虑某些停滞或倒退的话，一般说来，后来的状况仅仅因为是“后来者”，就比“先行者”状况要好。究竟“后来者”好到什么程度，这在各种场合、各个方面并非千篇一律。“后来者”比“前行者”好，并不表现在某个方面，尽管某个方面（比如知识）能够为其它方面提供钥匙。简言之，历史被认为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构成人的存在特征中的邪恶及局限性，一般地会得到克服或减少。
这一进步过程也被认为是所有人类的普遍过程，而不仅仅是人类某一特殊部分的过程，尽管某一部分（你自己的那个群体）常常被看作是着先鞭者。现存历史文明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可能会消失。普遍救赎同普遍的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通向普遍救赎的过程与通向世界文明的过程是一致的，可能也与通向一个世界政府（world-government）的过程是一致的。作为同质性整体的人类（所有重要文化差异从中消失）可以成为主导性的理想。而且，这里还有一种为了人类种群的利益而轻视个人的倾向：真正的人，即完整的人，不是个别的人，而是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常常有望消失或减少到无足轻重、不足挂齿的地步；人将成为完整的人，这意味着他将成为完全彻底的“类存在”（马克思）。
原初的基督教普世主义避免了这种后果，因为，事实是：救赎被认为是通过个体而不是通过集体应用于人类的。得救的是独立于其种族、民族和文化的单个的人，而不是被叫做人类或社会的集体。普遍主义的集体主义因而就同其世俗性联系在一起。不管你是否承认近代历史哲学是世俗化的产物，你都不能怀疑它具有世俗化的特点。其中没有宗教内容，至少宗教不是其实质性内容。在这一方面，哲学家的立场与历史学家是一致的。历史学家在其工作中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在过去就一直起作用，过去的所有事件都有其“自然”原因、理由或条件。即使他认为自己是个其职业与基督教历史有关的虔诚基督徒，也会很谨慎地把奇迹或启示从他对某些事件的原因的解释中排除出去，而只承认“自然的”解释。
哲学家也赞同这些观点。他试图揭示的历史意义是尘世的意义，他也不允许超自然的或超验的意义介入。要么，超自然的与超验的意义的存在被直截了当地予以否认，要么，自然的与超自然的区别被宣布为是多余的。尽管他这样想，他仍谈到神圣的天意；但他相信，上帝通过“常规的手段”在历史中工作，以致他的说法没有坚实基础。他认为，历史具有救赎或改良过程的特点，这一事实当然不是由于超自然的干预，而是由于一般规律或原理的作用。偶然宣称，这些原理是由神明安排的，而且也得到神的确认，并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当超自然力量不再起作用或仅仅起一种形式的作用时，人的力量便显得重要了。完善的或改进了的未来状态，将由人类自己经过某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努力来实现。当然，这也是注定的——如果不是由神，那就是由历史安排的。但历史是通过人的意志起作用的。尽管根据规律，它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但正是人类，才是这一规律的主体。历史的趋势是，人们使自身及其条件完善；他们的自觉斗争直接或间接（即以不同于行动者所预见的方式）导致完善。
所以，尽管强调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历史哲学中仍然贯穿着自由意志的因素。一般都假定（尽管不是在实际上而是在理论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人类的抱负；人不再被视为自然秩序或上帝设定的秩序的一部分，似乎人在这个秩序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不可改变的位置。相反，人被看作是具有无限大的可能性的存在。他自己可以实现这些可能性中最高的可能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他能够也必定使自己成为新人，与上帝或自然创造的不完满的存在大不相同。人达到这种自我创造的方法，越来越被认为就是（比如，通过革新社会制度）来控制他自己存在的条件。他被看作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这些环境的操纵者；他被看作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被看作是历史的有目的的创造者。
在这一方面，近代科学的影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一般说来，真理与知识是在科学的外衣下出现的，一切合理的信仰都把自己打扮成是具有科学性的，所以历史哲学也试图获得科学的资格，声称它是以科学的方法达到其结论的。更重要的是，它声称在目标和动机上，也与科学相似。17世纪培根、笛卡儿等人宣布，新的知识来自权力意志，来自控制自然以及尽快控制社会的意志。在历史哲学中，这一意志表现为关于未来自由状态的观念，在这种状态中，人彻底摆脱了必然性，可以以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其生存的环境。由于科学，那些本来属于纯粹乌托邦的东西，现在也成为可能。
典型的现代历史哲学家因而就不是通过对过去进行超然的研究和对支配人类发展的规律的发现，冷静地对未来事件进程作出预测的人。相反，他的动力是对人的现状和人在世界的环境有所不满，他说明自己：1.他所发现的缺点，是由于世界安排得不好，而不是因为人生来有限、无能为力。2.人类彻底地或者局部地摆脱贫困状态是完全有可能的。3.这可能也必须通过世俗的历史进程才能做到。4.这可以通过人自己的努力做到。5.有可能对之加以规划，并提出拯救的方法与方案。6.救赎的过程也是在所难免的，是受规律和原则支配的；因而，他的论点就不是说，只要人以某种方式行动，拯救就会发生，而是说，拯救将通过以某种方式行动的人发生。像这里所概括的那样，在一般的“现代历史哲学”内部可以发现形形色色的历史哲学。然而，有一种分类十分重要，特别是因为它具有实践的与政治的含义。它是两个子类的划分，分别被叫做世界可臻完善论（perfectibilism）和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注：千禧年主义：基督教神学学说之一，认为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亦指太平盛世到来论，革命创造社会理想论，如黑格尔、马克思。世界可臻完善论认为世界可以改善，人类在道德、宗教、社会、政治上应该也可以达到完美境界，如杜尔哥、孔多塞。——译者）。二者的对立可以按以下三个标题来描述，它们是：开放的未来与封闭的未来；平缓的变革与急剧的变革；以及两种理论探索的差异。
一、千禧年主义预见到末日或历史的终结。尽管与基督教的末世论者不同，但千禧年主义者也认为历史的终结不等于时间与世界的终结。换言之，他认为，历史的未来是封闭的，因为将有一个最后的状态，那时，全部历史发展停顿了，但人和世界仍在延续。既然他愿意相信科学，既然科学告诉他，物理条件终有一日将变得对生命不适宜，那他便不会期望人类万世长存。但他相信，在生命消失之前将会有一千年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从历史中解放出来，因为历史已经到了尽头，人类事务经历长久的动乱之后大局已定。历史被认为是一个导致自身被消除的过程，人们认为大自然不会扰乱千年和平，因为它将受到科学的控制，或者，人类将懂得不受自然的影响。 千禧年主义与古老的千禧年派（chiliasm）在结构上的相似不容忽视：在这两种千禧年派看来，人类的俗世存在将结束，在结束之前将会有一段极乐时期。但是在现代的千禧年派眼中，这一切被认为是在世俗领域中发生的，只能用非宗教术语来解释，并且是以纯粹理性方式推论出来的，没有来自超自然源泉的启示和说明。
另一方面，对世界可臻完善论者而言，未来是开放的：不可能实现最后状态；它只能被无止境地接近；人类越来越接近这种完善状态，但永远不能达到这种状态。在这一派看来，人类有可能绝种——可臻完善论者比千禧年主义者更倾向于相信科学的见解。但这并不是肯定“可接近性”（approximation）的理由；这并不是说， 人类只要再延续几千年之久，就能达到一个最后的状态。毕竟，世界可臻完善论者和其他人一样，对人类何时灭绝一无所知。相反，无限性和可接近性对他只是原理。他采取了形而上学的立场，根据这一立场，一切真实的事物永远沿直线发展，僵化和静止只在概念和观念中存在。除了非存在的决定性以外，在历史中，没有不可改变性。但是，如果以某一观念作为标准或指导思想的话，那么还是会有“接近”的。因此，只要人类还在延续，历史就不会终结；但它通向日益完善的人类状态。
不难看出，在这一观点的深处存在着一种评价性态度。在没有任何历史发展的最后状态，即静止状态下，一切令人向往的事物都已唾手可得，进一步的奋斗不再成为必要，也不再成为可能，这样的状态对可臻完善论者而言是令人厌恶的。他视之为枯燥无聊、兴味索然，对之了无热情；对他来说，只有不断克服阻力，才能谈到满足；正是这样一种怪癖产生了可臻完善论。人类通过历史得到救赎；但其报酬并不是未来的极乐状态；而是不断趋于完善。
面对现代历史哲学，第一个要提的问题是，倡导者是相信人类历史停滞不前的最后状态的实现呢，还是相信对人类生命的延续来说是无限的改善过程呢？然而须知，这同询问他是否相信历史的最后阶段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历史竟被划分为阶段，如果人类不会万寿无疆，那么，显然，肯定会有最后阶段。正是在这个最后阶段中，将会出现潜在的可能的无限发展，这时人类终于畅通无阻地前进。换言之，可臻完善论者通常也假定存在着最后一个阶段，即历史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但和其对手不同，他不会期望最后一个时期之后会是一段非历史的状态，即人类仍存在，但历史变迁却永远消失的那种世俗时间。
二、可臻完善论者与千禧年主义者都认为历史是一个改善的过程。对前者而言，这一过程是相对平坦的、自律的、无痛苦的过程，对后者而言，它是一系列的灾难、危机或动荡。一个是均变论者（uniformi tarian），另一个是突变论者（catastrophist）。前者认为， 历史是由一架机器推动，稳定前进，尽管时有停顿和倒退，但却包含着巨大能量。后者认为进步是突然的跃进，通过发生巨大的救赎事件急剧地跃进到未来。
可臻完善论者认为未来是对过去和现在的补充或发挥。他的榜样是他心目中的科学。当前的科学知识状态是迄今最好的，以后的状态还会更好；同样，当前的历史状况代表了迄今为止的较高水平，有待以后不断被超越。这意味着，事实上，未来不会出现彻头彻尾的新异事物。变革只是个程度问题，不是根本的质的不同，现在就是规范，未来比现在更好。在这个意义上，可臻完善论者是心胸狭隘的：他把自己的时代当成权威标准。
相反，千禧年主义者认为当前并不仅仅是过去的延伸，未来也不仅仅是现在的延伸。他认为过去和现在被周期性地清理或清除，以便为未来留下地盘。古老的建筑被推翻，以便建造更好更新的建筑——尽管那些体现在旧建筑中的真正的重大改善在“较高水平”上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新建筑中。然而，最重要的事件，即新奇性本身，还有待出现，即向最后状态的过渡、向自由王国的跃进、从历史中得到解放。
显然，这两种概念都具有政治含义，但彼此完全不同。一个适合于为改良辩护，另一个可以作为革命的理论。二者都志在改革人类世界，都认为人类行为是十分重要的。但可臻完善论者认为改革应当是逐渐的、和平的、代价尽可能地小的。他希望尽可能避免动乱，试图及时采取以理性（或他视为理性）为指导的措施排除危机。例如，他宁愿相信，当明显的政治或社会邪恶通过自由改革加以清除之后，危机将会避免，秩序状态将会得到保存——每当看到经过补救之后，社会稳定似乎还遥遥无期时，他总是再次感到吃惊。
千禧年主义者则对改良现状不感兴趣，他希望看到一个新的状态。他一贯反对改良，认为改良只能阻碍通过巨大的努力突入未来。他同圣埃蒂纳（St.Etienne）一样发誓：“毁灭一切，使万物更新。”他不考虑代价，因为他认为最后的千年之福是如此美妙，以至一切痛苦都可以得到补偿。在千禧年主义者看来，可臻完善论者希望通过逐渐不间断的改良过程创造的“超人”只能通过大灾难的烈火来炼就。古代的启示传统以另一种方式被保存下来了。
三、可臻完善论者所需要的不过是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而千禧年主义者却须臾不可离开完备的理论体系。造成这一差异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你坚持认为历史是由周期性的动乱推动的，你就必须解释这是为什么，以及通过痛苦付出的努力与代价为何是必要的。你只能通过提供这种理论来解释，根据这一理论，所渴求的救赎不可能通过其它方式实现。
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一种准自然的或没什么痛苦的过程在起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被引导日益接近完善），则你要么无须作出解释，要么，你的解释，只是一般地提及人生来就有的理性、他对自己福利的兴趣等等。这些理由是否令人信服，大可怀疑，但这无关紧要，因为千禧年主义者的解释同样可能缺乏说服力。关键在于，可臻完善论者从根本上就倾向于认为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如果这些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它们就有助于预定目的，并证明他的信念是合理的，就此而言，他是对的。但是，这些理由并不可能证明千禧年主义的信念是正当的。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不得不作出更多的论断，从而更多地受到批评与攻击。
一般说来，千禧年主义者认识到，他需要周密的图式，而可臻完善论者的印象常常是，他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仅仅是常识，是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不管他是否意识到）都赞成的。当需要以论证支持时，他可能认为这很容易办到。通过证明某些历史趋势至今仍起作用，他就表明可以合理地期待它在将来的延续——如果不是完全有把握，也是有很高概率的。这样，他就被误导：从某一趋势在过去的持续这一事实中，他既可以正确地推论说，它会很快枯萎，并且死亡，也可以推论说，它可以再继续一段时间（到无限期的漫长）。的确，比如，如果你确实清楚某一胚胎迄今为止的发展过程的话，你就可以自信地预言：如果一系列标准条件得到满足，它将如何继续发展；但你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你以前看到过其它胚胎的全部发展过程。然而，人类的历史却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类的例证中，不存在被叫做标准的条件；因而，不可能进行外推。
可臻完善论者因而喜欢斥责千禧年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危险的梦想家，是追求天国的幻想，并把自己说成是懂得节制与理性的殊品（完人）。然而，事实上，不论他承认与否，他至少需要偶像的概念。因为说存在一种改善的趋势，或者也可以说蜕化的趋势（它无限期地延伸到未来），只有当你能够说出一种可以逐渐接近的状态的名称时，才有意义。你如果没有关于什么东西在前进这样一种观念，你如果不能指出目标，你就不能认为某种东西在“前进”。换言之，可臻完善论者同样需要一种精心制作的乌托邦，即对一种理想状态的描绘。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则说明它是把一种混乱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
尽管千禧年主义者在这一方面不像可臻完善论者那样三缄其口，但他们也常常仅仅是以否定方式进行描述，就是说，理想的未来更可能被概括为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某种不愿意看到的未来并不存在，而不可能被概括为这样的状态：其中，某种期望的未来会出现。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可臻完善论者和千禧年主义者对他们不喜欢什么，比对他们喜欢什么，更胸有成竹；他们是从真实的或想像的腐败出发提出他们的理想。因而，主观盼望的未来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未来：其中，没有饥饿，没有疾病，没有苦役，没有压迫，没有争斗，没有偏执等等。当遇到困难时，当看到理想的实现或接近自身造成问题时，千禧年主义者（同样，也有可臻完善论者，尽管不很经常）就会回答说，在预想的变革完成之前，不可能想象新的境界是什么样子，不可能想象那时的人会怎样想、有什么感受：因为未来的新人类将会拥有“新的意识”，以致如今的人看来是问题的东西，到那时不再认为是问题。这种谈论方式常常取决于下述假定：人类心智与情绪的状态是偶然环境的产物，可以通过控制这些环境来完全控制心智与情绪。既然这不是一个经验命题，所以，强调意识的变化，与其说是对困难的合理反应，不如说是借口。
同任何分类学一样，某些个别例证适合于这种分类，别的例证则不然。因此，黑格尔的哲学（他认为历史的终结已经来到）之所以被叫做“面向未来”，只是因为，根据这一哲学某个时期的任何事态都导致后来的事态。此外，还有些思想家，很难说他们属于哪一个子类；比如对孔德，既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最后，可臻完善论者和千禧年主义者并非彼此隔绝；他们之间之所以互相影响，只是因为他们是充满敌意的对手。然而这些保留并不能说明这种分类是无意义的。归根到底，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分类法普遍地得到承认和认可。
（ROLF GRUNER,PHILOSOPHIES OF HISTORY,A CRITICAL ESS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