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阴柔论文,品格论文,中国文化论文,林语堂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3;G112 [文献标识码]A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体系，道家主虚、主静、主退，主藏锋守拙、韬光养晦，属于全阴；而儒家尚中道、恕道、谦道，又推崇礼治，重德轻刑，也有阴柔的一面。这样中国文化的整体品格就不可避免地偏向一边了。
林语堂谈女性，说女性讲求实际：“无论什么题目，女子是都攫住现实的，她知道何者为饱满人生意义的事实，何者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因此，“男子只懂得人生哲学，女子却懂得人生”。又说女性长于直觉思维和对事物作形象的整体的把握：“感觉是女人的最高法院。一女人将是非诉诸她的感觉之前时，明理的人就当见机而退。”[1]林语堂认为，重视现实和偏重直觉也是中国文化之所长。中国的古典哲学就多为格言式判断，那不是分析和推理的产物，而来自体会、体悟、妙悟，是心灵对世界和人生的浑然拥抱。他写道：“中国的哲学，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量，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2]。中国人的心性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于女性的。林语堂甚至发现，中国人的外形也是阴柔型的，有一副“圆颐而轮廓浅平的脸蛋”。
所以中国文化的阴柔性，在林语堂看来，首先体现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阴性倾向。林语堂发现在西方，英国人相对说来与中国人比较接近。英国人的剑桥牛津，他们的宪法，他们的表面矛盾的国体，都不是逻辑的产物。
中国文化的阴柔性也决定了中国人的群体性格。中国人坚忍、宽容，做事有节制，甘居人后，乐天顺命，善于迂回前进，等等。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概括中国国民性特点，列出稳健、淳朴、忍耐、平和、知足、保守、俭约、老滑俏皮数条，基本都属阴性品格。林语堂说，上述中的几项，实际乃是恶德，而非美德。他在《中国人之聪明》中指出的“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为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后者指来自老庄的居下不争等行为方式，林语堂称之“已近老奸巨猾之哲学”。他举例：“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奸巨猾之哲学无疑。”它是一种“聪明”的自保武器。自保无可指责，只是“凡事过分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又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仍不可为”。
老庄那种老猾的“聪明”的确遗害多多。“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在中国多一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暗乡时”[3]。“天下大聪明和大糊涂只有毫发之差。”[4]但同样是老庄哲学，同样是以退为进、委屈求全、无为等待等，也可以从正面去发挥，《唐人街》的主人公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的小说《唐人街》反复写到冯老二这一代中国侨民在美国的苦难史，奋斗史。他们曾经像野兽一样被赶、被打、被奴役，靠着忍耐精神默默支撑，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开创了今天的生存空间。他们的代表老杜洛后来成为纽约唐人街华人的偶像，德高望重，人人敬仰。“各种慈善活动的发起委员会都会请他支持；那些杰出的中国籍律师，都常听听他的意见；纽约市的警察也都赞扬他的合作精神；中国人所组成的结社，若发生了争执，他是调解的最佳人选。有人说他在禁酒令时期，他使唐人街变成了一块干净之地，而包卫里那边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地下酒吧。而老杜洛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他采取行动之后，连警察也自叹弗如。在婚礼上他是不可缺少的宾客，满口广东的诙谐语，使得宾主尽欢。尽管他装戴了一只玻璃的义眼，但他仍是唐人街最受欢迎的人物。”老杜洛过去所吃的苦可比谁都多。他曾企图逃出美国人的控制，不幸落回他们手里。“他们三四十个人面对面站成两列，把他夹在中间，每个人轮流踢他。他们拳打脚踢地打了一阵后，把他丢在河里想让他自行淹死。”可他没有死！而且，他终于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参透了人生，当他五十八岁来到纽约时，“已经变成了精明而又充满智慧的老人，看起来他已阅历了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他以老庄哲学支配自己的命运。当年老子张大嘴巴让孔子看，启发孔子从完好的舌头和脱落的牙齿的对比中认识事物的一般法则。老杜洛也用此法教诲汤姆，要他认识“硬的和松脆的东西迟早都会破裂，但是柔软的东西仍存在着。”
冯老二带着他的儿子洛伊在自己的小洗衣店里辛勤劳作，年夏一年，日复一日。他希望开一个饭店，他知道达此目的需要时间，需要等待。他能等待，他甚至可以等到下一代。他的执着和意志都隐藏在那不起眼的外貌和略显木然的表情中。“高高的颧骨，细细的眼晴，嘴角下垂，很难判断他是严肃的，还是不高兴，还是乐天知命。紧抿着的嘴唇，隐藏了他所有的感情。”从他的嘴也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仿佛在说：“我们即将知道，谁是最后的胜利者。”冯老二深谙水的哲学。水性柔弱，顺自然而不争；水性居下、谦卑、沉静。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虽谈不上事业，没有轰轰烈烈的所谓辉煌，但活得平静，实在，亦不缺少凡人之乐。
冯太太给我们留下了比她丈夫更深的印象。她一到美国，看一眼那个狭小的洗衣店便明白了自己面临的处境和责任，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做和做什么。“她对一爿小小的店觉得失望极了，可她不打算去埋怨，她的心中默默地想着一大堆的事情——家庭的收支、房子以及孩子们……”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将情绪和想法压入内心深处，一旦采取行动也许不像男人那样雷厉风行，可扎实稳妥，且百折不回。冯太太要帮助丈夫实现开一间中餐饭店的心愿的想法在她到美国的第二天就扎下了根，然后带领合家悄悄地、一步一步地朝那目标接近。这是一个艰难的努力过程。但努力不只是苦干，少不得精打细算、俭约节省和配合以聪明的经营之道。冯家小本生意，困难重重，这些尤为重要。汤姆和小伊娃天天穿得干净整齐走在街上，同时就替冯记洗衣店做了广告。改进服务，提高质量，注重信誉，尽可能多地为顾客提供方便，更使洗衣店声誉大增，竞争力加强，业务迅速扩大。有一件小事我们不应仅仅把它看作人品问题。一次，冯太太在顾客送洗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她马上叫汤姆把钱送还人家。那女人深为惊讶，“然后替冯妈妈洗衣店义务宣传，没多久，他的邻居、朋友都变成了冯家的顾客”。
冯家小儿子汤姆是个好男孩，他一开始就表现出美国孩子难以企及的刻苦勤奋。他鄙视拿破仑，说他不过是个“鼓动人杀来杀去的家伙”。他很小就懂得“不争”的道理，懂得拳头下的胜利不值一谈，懂得小事的忍让丝毫不会失去什么。小汤姆在学校面对美国同学的挑衅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在送衣服的路上遇到顽童们的袭击，他忍住怒气，主动避开。这件事在家庭中引起争论。洋化的二哥认定：唯一的办法是跟他们打。冯老二和冯太太坚决反对。冯太太平静而有力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作呢？如果这条街不好，不要从那里走就是了。这不是很简单吗？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方式，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待人处世之方。”
老杜洛和冯老二等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他们的处世态度和生存方式表现为在逆境中的暂时隐忍，在巨大的无法克服的障碍面前的迂回前进，在瞄准目标以后不声不响一点一滴的坚韧努力，在待人接物的谦让、居后和不计小辱，在着眼未来和深谙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的奥妙，在甘居于适合自己的平庸和乐生其中，在更多地借用心力而非物力去战胜敌人、战胜环境和获取成功。忍耐为了积蓄力量，待机而发。忍耐因为要承受内心的煎熬和克服感情的冲动，带着某种宗教意味，显出几分崇高。忍耐和迂回前进每每并行。老杜老洛和冯老二他们当年无法跟美国人斗，便躲开他们，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直至寻找到能够安全、自由地生存之处。谦卑、居后不仅为道家所提倡，也为儒家所赞赏，不过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儒家将它当作道德修养的要求，而道家则从生存主体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不引人注目，以免树大招风；为了避免陷入是是非非的纠缠，以求活得轻松自在；为了以退为进，以不争达到无人能与之争。一个人若斤斤计较微不足道的荣辱得失，整天与人争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必是小器，必难大成，容易变得粗俗野蛮，人品低下。最后，这种处世之道还表现为顺应自然，宽容大度，达权知变。冯老二和冯太太一开始都不赞成二儿子义可与席茵结婚，因为他们看透了这桩以交换为目的的婚姻不会有好结果，但当事实发生以后，她们又主动建议义可将新妇带回家来，并给予了真诚的接待。
这种处世态度和方式对自处逆境者意义独特，《唐人街》就主要着眼于对人的逆境考察。但它绝非弱者哲学。一个身处逆境、困境的人首先要有战胜自己的足够的内在力量，才能隐忍、退让和“不争”。执着于未来，忍辱负重，不怕寂寞和孤独，不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声不响地挣扎，慢慢地、慢慢地接近光明，这要多大的毅力！古人云：“胜已乃谓强。”此之谓也。但忍耐应非妥协，退避应非投降，不争应非放弃一切，顺应自然应非什么都不干。这反映了原则和行为选择之间的正确关系，是“了解刚的而以柔性去处理他”，是“知其雄，守其雌”[5]。
二
可见老庄哲学的基本精神在价值判断上属于中性。其实，中国人身上的阴柔品格，无论源于道家还是其他学理体系，大都是更基本的中值之物的正面或反面表现。这里，关键在于度的权衡。这点林语堂十分清楚。他的《吾国与吾民》甚至认为保守性也为中值。从好的方面说：“保守性实为一种内在丰富的表征，是一种值得妒羡的恩赐物。”
事物的性质常常就是由“度”决定的，所以林语堂主张节制而非禁欲，主张看破名利有所放弃而非什么也不要，主张居下、不争等的适时巧用。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的正面展开，无不体现为饱满的智慧。
林语堂谈得较多的是中国人的忍耐性被极端化以后产生的流弊，对之深恶而痛绝。他说：“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其有受批评之虞，实际上它应受批驳的方面，真可视为恶行。”[6]人要有忍耐精神，但过分则不可取，何况中国人是极其过分。“四川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咒，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中国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更可悲者，中国人都忍耐到这样了，许多说教还不断给予强化。林语堂30年代有《梳、篦、剃、剥及其他》一文，开篇曰：“近日报载四川通行童谣，描写军匪官僚搜括百姓之惨酷，可为民国治绩的写照。”那童谣云：“匪是梳子梳，兵是篦子篦，军阀就如剃刀剃，官府抽筋又剥皮。”林语堂因之感叹道：“此种虐政，只有深中儒毒之百姓，才能忍受，亦惟有儒教根深之国家，始能发生。世界好谈仁义者，莫如我国，而官僚贪污残暴，亦莫如我国。”
忍耐与奴性不能分开。“你要到外国找一部《官场现形记》的材料，虽然也有，恐怕没有中国出色，叫你随拾皆是吧？”其实也不是外国清官特别多。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咱们老大中华的百姓看见一个贪官，还要给他磕头，说声‘老爷，我给你做门房马弁吧’！”[7]做门房马弁，分一杯残羹剩饭，这就很满足了。因为这，他在其他奴才面前就有了炫耀的资本。这比造反冒险可靠得多。
忍耐、奴性怂恿了专制及其罪恶，而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又反过来强化着人的忍耐性和奴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在这怪圈里颠来倒去。忍耐性与无可无不可为孪生姐妹。正如《吾国与吾民》所指出的，“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漠消极最为稳妥而安全”。“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之二位最有胆魄之新闻记者1926年被满州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的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忍耐、无可无不可、冷漠、和稀泥、奴性，这些原是相通的，它们共同造就了一种华夏特产！“中国可产龟，但断产不出长颈鹿，因在中国，颈太长是一桩罪过，人人执一斧待而砍之。惟有龟，善缩颈，乃得人人喜欢，而龟龄鹤寿，亦果然可以办到，是之谓中国式之养生。”[8]
专制政治是人治，是法制的缺失。从这个角度看，林语堂的这句话是对的：“人家说我们中国人道德不好，我却说我们中国人法律不好；法律好了，道德也就好。”他说：“我们此刻做人太难了。人命本来就如狗命。在中国社会做事，不久就学出卑污苟贱，才能生存。若有英雄侠骨，必被社会磨折而死，剩下来只是给人舔屁股作顺民。就是说在有法律的国家，做人也可以容易一点，品格也可以高贵一点。”他认为，有了法治，“民气自然由消极而积极，则懦弱而倔强，由畏葸而勇毅，由散漫而团结，由苟且而高贵，由衰老而少年[9]。但专制和人治还强化着中国人的其他阴性恶德，败坏着整个社会环境。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举例：“几年前，安徽发生一件逮捕并监禁二位大学教授的案件，原因是为了一些戏谑的无意批评冒犯了当局，他的亲属没有别的妙法，只有奔向安徽省城晋谒军事领袖恳求恩典。……有一鸦片铺子被搜查，他的存货已经予以没收，但经某一当地有力者的一个电报，公安局不但须声明抱歉，以谢卤莽，还得派遣警察卫队送回没收的鸦片。某一牙医生尝替一位显赫将军拨出一颗牙齿，将军大悦，因授予一个头衔给他。……1934年7月，武昌有一个妇人，因为天热，穿着短裤在外睡觉而被捕，监禁了好多天，她就病死在监狱里，后来发现这位妇人是个官太太，那个生事的警察便被枪决。”人治之下，权力就是一切，只要取悦于一人，何事不成，何求不得，故社会上拍马、逢迎、钻营、走后门成风。人都变成了猪狗，还有什么阳气和正气！
此外，还有“面子”问题。“有一位受教育的军官五年前乘坐飞机，自量面子庞大，足以超过飞机的载重限量，故不顾机师的劝告，硬把笨重的行礼装载上去；还不止此，他还要在他来送行的朋友面前卖弄特别面子，吩咐机师在机场上空绕一周。因为他是有势力的军官，这个面子当然得到，可是把这机师弄得团团转，不免着慌，这机身老是不肯保持平衡而上升，竟触撞了一棵大树，结果，这位将军折断了一条腿，以支付面子的代价。”“面子”反映出阴性的虚荣心，又连结着特权，产生私下交易、滥施人情等。
林语堂说：“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能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世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法治政府，吾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
三
林语堂说，“中国民族与西方国家比较，进取不足，保守有余，勇毅有力精神不足，而动心忍性之功夫甚深，……忍辱负重，他人不如我，睚眦必报，我不如人。得过且过是表示我们祖传的涵养，励精图治是东洋人及西洋人的作风。总而言之，中国人的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洋人的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重阴，外国重阳，中国主静，西洋主动。”林语堂又说：“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顾后。”[10]他常说：“东方之道，让然后得；西方之道，攘然后得。”[11]
这是阴柔文化、性格和刚性文化、性格的比较。我们知道林语堂在小说《唐人街》里已经进行了这种比较，同时得出了要以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和柔性智慧调合西方文化阳性精华的结论。林语堂特别认为中国人要学点西方人的法治意识。这也是抑阴补阳的需要：“儒道两家只能滋阴，法家才能补阳。以西方之法补东方之儒道，这样的世界做人，可真就有意思了。”[12]
可林语堂的文化调合观念承认阴性文化在根本上更为优越。其优越性到了今天愈益明显。“到了今天，欧洲人要学会对人生和人的比较宽容的态度和和平精神，才不至于同归于尽”（这是《吾国与吾民》中最深刻的论点之一）。自然，西方人还要学点节制、无为，学点福中见祸和能力，等等，以缓和人类与地球的对抗，推迟末日来临的时间。事实上，阴柔文化是智慧本位文化。他以天地宇宙的一般规律，以普通的人情物理，以伟大而千古常新的常识为根柢，故其基也厚而固。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举例：“中国的和平主义不是那种人道的和平主义，不以博爱为本，而以一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为本。”《生活的艺术》拟了一个“准科学公式”，用以衡量和比较不同民族的优劣。这个公式包括现实性、梦想、幽默和敏感四个要素，这些要素在量上的变化构成了不同民族在群体性格上的差异。在此，林语堂强调现实精神和幽默程度的决定意义，证明中国人和英国人较为可靠，同时指出了德国人和日本人所以在过去和现在都遭受到许多政治痛苦的原因。在林语堂看来，现实精神是人获得智慧的前提，而幽默是智慧的果实。
从一般印象来看，阴柔之物就不同平常。阴性是母性。母性博大、深厚，那是《周易》所说的“直、方、大”的坤道，是“厚德载物”的大地之道。它的力量潜藏在内里和深层，表现出无穷的涵容性，持久的承受力、支持力和点滴积累的最后征服力。这便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的道理。道家崇柔。崇柔则抑刚。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梁者不得其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比之于人，阴柔是女性。女性从来比男性更能承受、化解痛苦和不幸，更能默默努力，活得更长，也总是最强的男性的主宰者，其风韵、其温情可谓无坚不摧。林语堂在《朱门》中塑造的柔安这一形象，正体现了女性的外柔内刚。比之于物，阴柔是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3]水之可取者甚多。按庄子说法，“水乃天德之象”。因为水“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炎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14]孔子、孟子赞水，则因为水有“根本”。水作为阴柔之德的象征，也不断得到人们的称赞。庄子谓“上善若水”。理由之一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乎道。”他看出水的力量：“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林语堂也经常从这个角度赞水。沈从文也是，而且认为水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启发。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一文中说：“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柔濡中有强韧，从表面看，极容易范围，其实则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的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于工作的永远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
但如前所说，阴柔文化又容易产生流弊，特别是中国人的不少柔性品格容易而且早已被过分强化，于是坚韧生出麻木，平和生出惰性和积成得过且过的恶习；宽容牺牲了原则，取消了社会意识、高尚情怀和应有的正义感；智慧降格为精明，退而为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这样，社会上人气渐失，阴气渐浓，鬼气森森，文化和人文环境皱缩成一块湿乎乎、软绵绵、脏兮兮的抹布，碰上它时，正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所说，就是一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为什么中国人害怕透明，害怕公开竞争，害怕当面交锋，而喜欢暗室操作、幕后交易和冷箭伤人？为什么在中国你经常碰上的都是软钉子，不疼，不起包，但痒，痒得无从抓挠，痒得心里难受？为什么中国多破靴党、二丑和各种各样的小爬虫？
在这种文化和环境的直接影响下，人的普遍异化就不可避免。汤显祖面对他同时代的人评论道：“此时男子化为女人，侧立俯行，好语巧笑，乃得立于时。不然，则如海母目虾，随人沉浮，都无眉目，方称威德。”（《答马心易》）梁任公也曾沉痛感叹：“呜呼！一国之大，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至乃有鬼道而无人道。”（《中国魂·论进取精神》）林语堂说，此类如汤圆、如面条的人倒被看成有修养的人。颜习斋的议论专对读书人而发，说白面书生，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社会的进步首先赖人的进步。还是梁任公的话：“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中国人身上的阴性恶德，到了该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可见，智慧与小聪明和愚浑只有一步之差！
四
很优胜又流弊很多的奇特的阴柔文化，造就了同样很奇特、很矛盾、很不可思议的中国人。也造就了很奇特、很矛盾的中国，正如林语堂的《瞬息京华》所描述过的那样的中国。我们可以搬用一大堆互相抵牾、互相否定的概念来指认她，每一个几乎都适合，可又都不适合：伟大、渺小，智慧、愚顽，成熟、幼稚，强大、虚弱，高洁、脏烂……的确，她曾多么可怜、可悲和不争气呀！甚至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闻一多还将她描绘成一沟“绝望的死水”，鲁迅常常发出活在中国仿佛不是活在人世的感叹。在写作《吾国与吾民》时的林语堂眼里，“她无疑是地球上最糟乱最失败的国家，最凄惨最无告，最不能和衷共济以排除万难而奋进。”“同时——这差不多是最希奇的现实——就是最不讲究自救，好比是赌场中的老手，她把丧失一块领土，幅员和德意志全国相埒一回事泰然处之，不动声色。当一位将军在热河神速退兵，打破世界纪录，八天内丧地五十万方哩之时，四川省方面叔侄两大将军却正斗得兴高采烈，大比其武，未免令人惶惑。”就是到了今天，在她继续给了她的人民许多失望而终于有了不少明显的进步之后，仍然多么不如人意呀！是的，我们有时不能不像林语堂那样绝望地想到：“上帝欲达到其最后目的，抑只有上帝自身上场，才能匡助中国，使成为第一流民族。”
林语堂的好几部小说和许多散文都揭露和批判过民国时期政治上的黑暗、专制和统治者的贪婪。我们知道，这也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却未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实质性变化，“中华民国”其实还是“中华官国”。在那种专制黑暗的社会里，真是无奇不有，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童话常常只是对现实的原始记录。“刮民脂民膏谓之‘义捐’，强种烟苗谓之‘懒税’，鸦片公卖名为‘寓禁于征’，全身却走谓之‘一面抵抗’。”[15]翻翻当年的《论语》，尽多“珍闻”，可以读到“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有屁无捐”一类并不夸张的讽刺。专制和腐败互为因果。从袁世凯到国民党，腐败真正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谓贿赂公行，廉耻丧尽，以致林语堂愤激之下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不敢望中国的官不贪，所求于中国官吏者，私也营，弊也舞，只要国家事也做出来，如此已不可多得。”[16]中国的官僚，常常将自己降格为贼寇，“中国之官，只是读书土匪”。鲁迅先生也有同感。他的《读金圣叹》一文写道：“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之后，我在故乡，不知怎么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农民朴实，以为“空肚鸭”的新官才喜搜括，殊不知尝过甜头的老手更贪得无厌，手段更狠，更狡猾。
但即使如此，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还说：“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渺小的国家。”“中国是大过于她的一切留学生之卤莽而残缺不全的宣传；大过于贪官污吏，倒戈将军，骑墙革命家，假道学者之贪婪无耻，大过于战争叛乱，大过于一切污玷，大过于贫穷和饥馑。”这也许出自多因，但文化使她“有一种优越的生活本能，一种战胜天然之非凡活力”。“她经历过艰难困苦的时期，反复循环之战争与疠疫，以及其他种种天灾人祸，她总能秉一种可怕的幽默，与近乎狂野的沉毅气度，冒万难而前进。千辛万苦，最后卒能拨乱除暴以自复于常轨。”
可将古老的中国比喻为一位老人，这老人活过了很长的岁月，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品尝了太多的苦难，满身疾患而仍不曾倒下。他不断地制造污秽，又不断地将它消化吸收，不被淹没。他的生活好像一条迂缓而安静地向前流动的小河。“这是一种沉着坚定的生活的范型，不是冒险进取的生活的范型，其精神与道德习惯亦相称而是和平与消极的特征。”[17]在这位老人身上，隐藏着生命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
中华民族生命力特别强韧同时总是最后的征服者和胜利者，她不仅能在各种形式的腹心摧残之中和在侵略者的魔爪之下维持其生存，而且事实上不断有所进步，并能吸收侵略民族的新血胤，转以自荣，而能不丧失其民族特性。吴伯箫30年AI写作的散文《话故都》有一段话：“华夏就是这样的国家。零星干犯，是惹不起她的气忿的，她有海量的涵容；点滴的创伤，她是不关痛痒的，她有百千个的容忍。不过一朝一夕，时光慢慢地过去，干犯她的要敬畏她了，要跪倒在她面前，求她的宽恕了；一处处的创伤要渐渐地复原，渐渐地健康起来了，如滴檐穿阶石似的，一切故障都在时光的洗炼中屈服于她底腕下了。”这段精辟的话可引作参考。
[收稿日期]200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