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建构：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论文,中国社会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生产力及其根本决定意义的观点对社会整体建构进行了多方面的揭示，提出了著名的“适应——矛盾——变革”的社会整体建构图式。对于马列经典作家的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建构当代中国社会中具体化、时代化、中国化。
其一，他们都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中，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中，从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出发，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作为考察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性问题提出来了。
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生产力“一穷二白”的基本特点，指出这种生产力状况从其落后的方面看，它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矛盾，从其迅速发展方面看，由于生产力发展快，就会在一定时期超出生产关系所能适应的程度，造成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矛盾。同时，毛泽东也分析我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状况，指出，我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是一种先进的新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但是由于它刚刚健立，还不完善，还存在着旧的社会痕迹与影响，还有一些弊端，造成了它们与生产力及经济基础的某些不适应。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对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邓小平完全赞同，他明确指出，关于基本矛盾，还是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提法比较好。对于我国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状况，邓小平多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到，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也有一些弊端，它们严重束缚和妨碍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健康、有序发展。鉴于我国社会现实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状况，邓小平得出结论，从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看，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比其他提法要妥当。
其二，他们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构中社会基本矛盾运行的机制，提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各要素之间的制约关系及交互作用出发，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机制。
首先，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必须一切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两位伟人都深深地认识到，只有生产力发展，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其次，及时调整与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分析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由于其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因而不需要用变革根本性质来解决，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及时调整、发展来不断解决。邓小平也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明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必由之路。在邓小平看来，我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是好的，不需要也不允许推翻它。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制形式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在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领域里，都还有一些弊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对这些弊端必须进行坚决彻底的改革。因而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其目的就是要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解放生产力。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再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是表现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生产力。
但由于两位伟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不同，两人的哲学思想方法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从而使得两人关于发展生产力与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也存在着差异。
其一，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建构中，两位伟人的着眼点不同，毛泽东更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邓小平则更为重视生产力的根本作用。
毛泽东一生具有“矛”的性格。其早年就提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到了晚年，他仍强调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加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的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都十分尖锐，阶级斗争形势异常激烈，此时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和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明显地占优势，要解决此类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必然强调矛盾对立面的斗争，斗争性在矛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显得特别突出。适应时代需要，毛泽东在哲学思想方法上十分推崇矛盾斗争性的作用，在他看来，对旧秩序的破坏、挑战就是革命，就是斗争，他始终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先破后立。这样的哲学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破除苏联模式弊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毛泽东很自然地将这种斗争性的哲学思想运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建构中。他认为“社”、“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凡是姓“资”的东西，社会主义都不能容忍。因而他强调，只有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主义的公有化程度才能提高。因此实践中，毛泽东也始终将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可以由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大批唯生产力论”等事实得到证明。
邓小平则与毛泽东不同，其一生具有“盾”的坚韧不拔，以守为攻的品格。他曾说，求学法国期间，因年龄最小，连发言权都没有。这使他从年轻时就善于观察、倾听、收集、吸收和综合不同方面的意见。因而，他在哲学的思维上更偏于“求同存异”，更注重矛盾的同一性。将这种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建构中，邓小平则表现出了不同于毛泽东的做法，他注重不同事物之间的贯通与转化和主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善于找出对立面中于我有用的东西，化腐朽为神奇。“猫论”就是抓住了“捉住老鼠”这一同一性，可称得上是利用矛盾同一性的范例。再者，邓小平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时，世界形势出现了多极化趋势，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此时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因而如何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管理方式、经营方式、组织形式和先进技术等，如何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对立面之间寻找同一性，便成了我们在经济国际化年代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必须要回答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法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社会的需要。他不仅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而且还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互补性、同一性。他认为，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而且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运行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共同发展的。正是这样，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借他山之“进步因素”琢我之“最好的制度”，借他山之“成功方法”，琢我之“建设门路”，借他山之先进技术、先进成果，琢我之“发展起点”。因而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邓小平更为重视生产力的根本作用，他始终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根本任务”、“首要任务”，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发展的根本标准。他坚决反对离开生产力来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
其二，在发展生产力的动力问题上，两位伟人的立足点不同：毛泽东更注重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邓小平则在重视反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毛泽东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原理曾提出过许多思想，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再如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才能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的思想。这些思想中有合理的部分、正确的地方，但毛泽东却过分看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认为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所有制的不断升格可以无限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毛泽东还片面地夸大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转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生产力上毛泽东也认为要靠阶级斗争来推动，提出要通过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来促进生产，认为不搞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教训，对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作了全方位的思考。在他看来，发展生产力既要看生产力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运动，还要注意其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更要注意发展生产力的生长点和突破口。
现代生产力是一个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科技、教育和管理等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内在动力的自组织系统。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某一要素的重大变化，必然引起连锁反应，迅速波及影响其他要素，以致改变整个生产力的状况；某一矛盾的解决，又迅速引起其他新的矛盾。正是生产力的这种内部矛盾运动构成了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或源泉。然而在生产力的整体发展中，并不是每一个要素都处于绝对均衡的状况，也不是每一种矛盾都处于绝对平等的地位，相反，各个要素的发展和其内部矛盾的运动，必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得不同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有不同的生长点或突破口。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生长点却是“精神生产力”。二战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高新科技，促使了生产的智能化、自动化、现代化，成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邓小平很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些。在他看来，现代科技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日益一体化。在这种一体化的过程中，生产力的诸实体性要素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正越来越成为科学的“物化”。科学不仅对物质生产力起着放大的作用，也充实着物质生产力的内容，改变着物质生产力的结合状态，使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现代科技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已起着第一位的变革性作用。为此，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是由人来掌握、创造和应用的，科技发展越快，人的能动性增强就越迅速，因而解决生产力内部的矛盾离不开人，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但人的素质的提高，科学和劳动技能的掌握必须靠教育，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项最伟大而又最根本的事业。
同时，邓小平又从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形式——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区分为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层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原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体制之间的矛盾，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也是使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思想。这样科技教育和改革有机结合，便是邓小平设计的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动力系统。
其三，在发展生产力的推进进程与方式上，两位伟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毛泽东重在政治运动，急于求成；邓小平重在渐进推进、稳步前进。
在发展生产力的推进进程与方式上，毛泽东不喜欢采用与“同一性”、“静止”相联系的那种程序化、规范化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而是十分推崇用政治运动、群众运动之类的那种非程序化、非规范化的方式去达到目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注重采取两种基本方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发生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方式，另一种是“文化大革命”中非常流行的“抓革命，促生产”方式。就“大跃进”运动来看，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旨在采取全党“大办”、“上阵”的群众运动方法来推动工农业生产指标的翻番，不断地放高产卫星。然而“大跃进”运动的实际结果却造成了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极大破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运动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忽视了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大跃进”之后，毛泽东又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他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①抓阶级斗争，促生产；②抓人的思想革命促生产；③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促生产。其中阶级斗争是核心。毛泽东认为，在革命与生产力的关系中，革命是基本的，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发展是抓革命的必然结果。据此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采取的方式同样是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只有“破”，才能“立”，只有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斗争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才能促进生产力大发展，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前进。
邓小平则在吸取毛泽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推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方式，这就是抓改革（开放也是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改革不是一轰而上，不是搞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渐进推进，稳步前进，在秩序化、法制化的轨道上前进。邓小平认为，改革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由于改革的深刻性、全面性、艰巨性及复杂性，邓小平多次指出，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发展一定要适度。正是这样，在实际推进我国改革的进程时，邓小平首先从关系政局稳定和国民经济基础稳定的农村开始，提出先搞活农村，抓好农业基础，再以此为突破口，在城市推开改革。等到城市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时，再探索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配套性体制改革。在推进的领域上，确定了先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再转移到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以金融、财税、外贸等项体制改革为配套内容的全面改革的路子。在具体实施每一方面的改革工程时，邓小平强调，要通过试点，探索经验，逐步展开。在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上，邓小平确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沿江开放地带——沿边开放城镇——内陆中心城市的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格局。在现代化的推进进程上，邓小平确立了“三步走”的渐进式发展战略，首先从温饱战略起步，经过小康，逐步实现现代化。在推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