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开源情报的涉华暴恐问题国际舆论研究 *
——以1996-2017年外媒报道为例
韩 娜 杨 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 北京 100038)
摘 要 [目的/意义] 恐怖主义对世界尤其是转型中的中国带来巨大挑战，国际涉华暴恐舆论应该被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基于公开源情报，探究国外媒体对涉华暴恐问题的舆论导向，对我国国家安全情报至关重要。[方法/过程] 基于国外新闻媒体语料库的公开源情报，以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议题为研究样本，从框架理论和话语分析视角出发，探究涉华暴恐问题的话语框架。[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有关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美国和英国予以了更多关注，在议题上大量关注涉华国际反恐合作的同时，却也热衷于对中国暴恐事件背后问题的评论；在话语上呈现客观报道下的传播偏向输出，在框架上呈现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形象塑造，误导国际舆论，削弱了我国的国际表达。因此，我国应重视该领域的国家安全情报搜集和分析，构建国家反恐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国际舆论引导。
关键词 涉华暴恐问题 国家安全情报 公开源情报 框架理论
0引 言
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针对中国的激烈言论，声称中国干涉美国的大选和内政，在新疆问题上，他颠倒黑白，将我国“去极端化教育转化中心”描述成“一百万穆斯林人的集中营”，一时间国际舆论均指责我国的人权和宗教工作。随后，我国宣传和安全部门积极联动，于2018年10月16日通过央视，第一次向全世界播出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画面，用事实击碎国际涉华暴恐问题的偏见言论。实践证明，虽然我国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如果不正面积极应对国际涉华舆论，我国反恐大局将陷入被动的局面。因此，对于我涉华暴恐问题，我们不仅仅要重视严打的形式，更要重视传播的效果，积极以战略传播的思维开展有效的反恐行动，取得国际舆论主导权，为我国的反恐斗争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情报要建立在信息源上的呼吁在国内由来已久，公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在2005年前后被固定下来，其最早出现在美国军事情报领域。公开源情报是对公开信息源进行精心筛选、分析的结果，具有时效性[1]。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媒体作为最重要的开源情报渠道，在国家情报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媒体对我国暴恐问题的舆论，属于我国国家安全情报的重要范畴。从开源情报搜集国际社会对我国涉恐问题的舆论开展研究，对我国整体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媒体的报道是一个媒介的建构的过程，换言之，本国形象的国际传播和实质性建构越发地掌握在现代媒介的传播机制及其行为实践中[2]。虽然我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坚定不移的反对恐怖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议题，例如恐怖分子定性、恐怖主义事件(案件)处理、反恐政策等方面，国际舆论与我国出现严重分歧。本文试图以国外媒体对涉华暴恐问题，而非单纯暴恐事件的报道为研究样本，结合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方法，探究国外公开信息源对我国暴恐问题的建构机理，提出我国暴恐问题的国际舆论引导策略，以丰富我国安全情报的研究。
走了好远才找到公交车站。坐车进城。路过一风公司时，他见一风公司木制的招牌已经风化了，白底上爆出丝瓜布一样的细小网纹，甚至有一些乳白色的漆已经脱落了。淡黑色的仿宋体公司名斑斑驳驳，下端被刀划了一些不规则的图案和线条，不知谁用红色粉笔在上面写了一行淡淡的英文：ILoveYou.
1文献回顾
1.1国家安全与涉华暴恐国际舆论 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表面上看是一个国际传播现象，但其却能左右国际舆论的风向标，乃至左右国际反恐态势和国家安全[3]。近年来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全球兴起，各种极端恐怖组织在全球制造恐怖主义事件，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稳定。恐怖主义被广泛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象征性的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4]。网络媒体情报作为公开源情报的一个分支，其网络全球化与开放性为情报人员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同时也成为恐怖主义展开挖掘的对象[5]。网络社会视域下的国家安全，更需要我们将反恐问题放到国际视域下，从网络公开情报源，结合舆情危机管理，研究国际涉华暴恐问题，这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和我国反恐斗争都有重要意义。
当前，从公开信息源研究涉华暴恐问题的国际舆论，一般都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案例性研究，研究国外媒体对涉华某一暴恐事件的报道，探讨国外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建构；一方面是对比性研究，对比中外媒体对同一涉华暴恐事件报道，揭示国外媒体报道的传播偏向；另一方面是策略性研究，探讨国际媒体对华传播的特点，研究如何通过整合式的传播，达到我国在国际舆论中话语和政治的平衡。美英等国媒体在涉华报道时主要偏向政治、民族、宗教、环境等属性议题，往往有目的性地放大中国问题，扭曲政策事实[6]。本文将站在他塑的视角，从国外媒体对涉华暴恐问题报道为研究对象，以90年代为研究起点，从国家安全情报视角，探究国际舆论对我国政府暴恐问题的舆论态势发展和特点。
我国是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古国，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就代表了礼节、礼仪，当代大学生代表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礼仪的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国家文明的传承，所以礼仪文化教育应该是所有文化的基础，更是一种意识，一种文明礼让的意识。但是今天的传道授业，更专注于专业课和文化课的传授，没有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礼仪文化教育的熏陶，大学生更加不会注意到礼仪文化的重要性，久而久之就会忽略这个国家传承的瑰宝，这将会致使我国礼仪文明日趋枯竭。
基坑作为作业区必须划出禁区，并设置围栏，带有‘施工现场，行人不得入内’字样的安全警示牌，禁止行人进入，以免造成安全事故。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时，要进行人员审核，并检查施工人员的安全配置是否符合安全管理要求。
1.2框架建构与暴恐舆论研究 框架理论不仅是人们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认知手段，也是通过“选择”和“架构”的方法来进行建构的生产过程[7]。框架理论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框架是人们解释真实世界的心理基模，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化为主观思想的凭证[8]。20世纪80年代进入传播学，框架设计选择和突显，选择所感知的现实的某一方面，促成一个独特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以及如何处理的忠告[9]。框架理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意义阐述的过程，是通过选择来展现对某一问题的主观态度，从而建构其公众形象的过程[10]。
4.2中观：意识形态建构下的内容框架 在某种程度上，新闻框架是观点的框架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大众传媒作为话语的生产者，通过新闻议题框架来建构现实[13]。大众传媒通过议题的选择和侧重，来影响受众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从而达到引导舆论、影响受众认知，建构报道对象的公众形象。内容框架是在国际合作与博弈的反恐斗争中，以西方为主导的议程决策主体的议程设置结果。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以西方主导的外媒话语具有独特的话语资源，一方面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扩大受众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构建服务本国利益的“对抗性话语体系”。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将议题标签化、意识形态化、情绪化等手段，来丑化和否定我国的反恐战争。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议题，可以分为7大议题，分别是a.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b.对恐怖主义事件原因的探讨；c.民族宗教问题；d.国际反恐问题e.反恐措施及方案；f.恐怖分子议题；g.其他。在整体报道议题上，图6议题呈现出以下特点：
2研究设计
2.1研究案例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为涉华暴恐问题，研究时间为199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6年以来，我国恐怖主义开始抬头，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开展了长期的反恐怖斗争，目前我国反恐斗争处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激烈期和干预治疗阵痛期，反恐怖斗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复杂，国际舆论中有关我国的反恐工作褒贬不一，研究这个阶段的国际舆论中的我国反恐形象，对我国反恐怖工作以及整个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2.2数据采集 样本采集时间为2018年2月7日，为确保样本的准确性，采集员由两名硕士生和一名青年教师共同担任，分别进行采集。采集所用的lexis Nexis新闻数据库，是目前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问题新闻报道最全的数据库。样本筛选标准为国际主流媒体以及与涉华暴恐问题高度关联。在数据库中，以China Terrorism为关键词，采集范围为199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有关国外英文媒体有关中国暴恐问题的新闻报道，最终有效样本637篇。2014年“5·22”严重暴力恐怖案件发生之后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就立即联合发布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通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恐严打专项行动。故基于我国反恐行动的历史分期，本文以严打之前(1996-2013)、严打之后(2014-2017)为界进行文本分析，建立语料库。
3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即将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问题的报道文本进行拆解、编码，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分为宏观层次、中观和微观层次。
通过研究发现，外媒对于中国的反恐问题具有报道倾向性，在严打前后呈现不同的关注重点。严打之前外媒十分关注中国的反恐问题，将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定义为分裂分子(separatism)和极端分子(extremism)进行的反抗，承认了东突势力(Eastern Turkistan)在中国的暴力行动，但并不承认这是一种恐怖主义活动；并且在报道对象上，多次将中国的恐怖主义问题聚焦化和标签化在某个地区(Xinjiang)或者某一民族(Uygur)身上，再次强调中国的反恐问题更多的民族问题和国内矛盾激化而形成的，与西方舆论对恐怖主义的定性不同；在严打之后，报道更多集中在各国的反恐合作(strengthen cooperation)，承认了中国在国际和区域反恐行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对中国在情报(intelligence)、经济(economic)、军事(military)方面的地区合作给予了大量关注。
保宁醋内含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糖类及无机盐。制曲所用古井水富铜低镉；麦麸内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对人体有益；名贵中药药曲更具有丰富的保健价值[28]。
第三，在微观方面，主要集中于用话语分析，对主题词、高频词和语义韵进行分析。
4研究结果分析
4.1宏观：西方舆论主导下的政治框架 我国恐怖活动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经济、文化、社会、宗教因素，30年来各国媒体对我国暴恐问题在报道数量、态度倾向、关注度等方面的变化，体现了海外舆情对我国反恐形象建构的历史演变。通过公开源情报，从宏观角度分析国外舆论话语体系下对整个中国暴恐问题所产生的舆论影响，可以有效地界定问题，确认海外舆情对我国反恐形象认知形成的原因，从而为提升我国的海外反恐形象、争取国际去极端化的话语权提供策略指导。
4.1.1 在报道数量方面 美国和英国是报道的主力军，占总报道量的80%以上。这证明了世界反恐舆论仍然被英美传统媒体大国操控，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舆论对我国暴恐问题的话语权，可以说，西方国家拥有对国际反恐话语的控制权和舆论的引导权力(见图1)。
按照水利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的有关文件要求，省水利厅会同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气象局成立了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并成立省山洪灾害预警系统建设项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项目办）作为项目法人，承担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各设区市、县成立相应的项目建设管理机构，省市水文部门作为同级项目办成员参与项目建设管理，以支撑项目中暴雨洪水监测系统的建设；气象部门成立相应项目建设机构负责气象部门实施内容的建设。
图 11996-2017年分国别报道数量
我们以5年为一阶段进行报道数量分析。研究发现，外媒整体关注态势与我国和世界的反恐形势有一定的相关性。20世纪90年代到乌鲁木齐“7·05”事件以来，世界恐怖主义组织抬头，新疆分裂主义活动呈现出升级态势，但整体上，媒体对我国的暴恐问题关注度较低；2010年之后媒体对我国暴恐问题关注量飙升，2014年我国开展严打，严打之前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尤其关注，如北京“10·28”案件、云南昆明“3·01”案件、广州“5·06”案件、2014年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公园“5·22”暴恐案，2015年拜城县“9·18”暴恐案，2016年墨玉县“12·28”暴恐案等；严打之后，随着我国暴恐事件的发案频率的降低，外媒关注度也相应的下降。这说明，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是一种掺杂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行为，是在西方话语主导下建构的一种政治框架。此时期在宏观报道上呈现突出的政治建构特点，反映了不同时期涉华暴恐问题的涉外舆论动向，这将直接关乎我国反恐斗争的国际认知和影响，不同年份报道数量如图2所示。
图 2不同年份报道数量
4.1.2 在标题方面 标题主体主要涉及中国政府、警察、美国官方、袭击者、分裂分子、外国政府或机构以及其它。整体上，中国政府、国外政府或机构出现频率最高，值得注意的是，严打之后国外机构更高频率的出现，表明我国暴恐问题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问题，而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其次，袭击者和分裂分子一般出现在暴恐事件中，其出现频率相当，但却没有恐怖主义分子这样的定性。标题反映报道者的关注重点和态度倾向，说明在西方主导的媒体框架中，外媒更多地将我国暴恐问题(事件)定义为民族分裂问题(事件)，而非暴恐事件。虽然我国也加强对外传播，在国际传播中，通过解构话语权力与信息生产权力来重构议程设置的传者关系，但由于暴恐议题的政治偏向性，西方话语主导下的框架始终服务于本国利益，在议题互动演变进程中，政治负面倾向、否定态度贯穿始终，如图3所示。
本文在前期常温彩色沥青胶结料研发及技术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从原材料试验、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施工工艺与质量控制几方面，提出自行车道用常温彩色沥青混合料应用技术，为其大面积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本文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图 3标题中涉及主体
4.1.3 在报道倾向性方面 根据标题的关键词，将报道倾向分成正面、负面和中立，由于恐怖问题中本身就带有很多负面词汇，情报失误在情报分析中也会因为直觉偏差存在不同[12]。因此，同时采取机器统计的方法，将采用机器软件统计、自评统计相结合，来对标题进行态度统计，统计结果如表1、图4和图5所示。
表 1态度评价表
图 4自评态度
图 5软件评价态度
我们在研究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报道形象建构时，可以借助语义韵分析，从节点词入手将传播话语语义量化表达。首先选择用于检索搭配词的“节点词”，因为此研究主题是涉华暴恐问题，因此以Terrorism为节点词，利用BFSU Collocator软件，计算terrorism的搭配词强度，log-log值代表了搭配词强度，研究发现严打前后， fight与terrorism 的log-log值都处于首位(>9)，因此，我们以terrorism为节点词，fight为搭配词，根据其搭配词检索行，深入剖析其语法结构，探究严打前后语篇中的话语态度，如表6、表7所示。
第二，在中观报道方面，主要集中于报道议题，本研究涉及7大议题。
对于国外媒体涉华暴恐问题的框架，有学者以“9·11”事件10年来的报道框架演变为例，提出了国际媒体的“脱轨”式叙事特征，指出在传播中存在新闻生产和文化霸权。新闻框架分为高中低三个框架，是研究媒体活动的理论范式[11]。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外某一媒体单独或者中西媒体对比研究，研究对象中国的某一暴恐事件，但在国际社会对中国反恐形象的建构这一问题上，应该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涉华暴恐问题，通过大范围样本开展研究。因此，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在框架理论下探究近30年中国际涉华暴恐问题的舆论发展。
图 6议题特点
4.2.1 国际反恐议题备受关注 统计显示，在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的报道议题中，关注程度较高的是我国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和原因的探讨、国际反恐问题、以及我国反恐措施。在事件报道、事件原因和民族宗教问题上，三个议题都相伴出现，且随着严打开展而减少；国际反恐报道在严打后上升。在有关涉及我国的国际反恐问题上，具体包括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经济、培训、医疗、军事、情报等方面的合作和行动，例如纽约时报报道的China sets up anti-terrorism alliance with neighbors中谈到了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组成的反恐联盟，建立情报分享和培训的“四国机制”。BBC报道 China pledges to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 Pakistan against terrorism中国承诺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严打前后国际议题广受关注，说明国际社会也意识到了中国在世界反恐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
4.2.2 对暴恐事件定性仍消极否认 关于我国暴恐事件的报道并不少见，英美媒体对于暴恐事件的定性一开始持否定态度，很多并不承认发生在我国的暴恐事件是恐怖主义袭击，如Jane's Terrorism Watch Report报道的A court sentences three suspected ethnic Uighur Muslim separatists to death penalty and another one to life imprisonment in China，文中把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形容为持刀袭击事件。同时对于其发生的原因、宗教问题都会在文中提及。美国《纽约时报》After Prodding,U.S State Department Labels Kunming Attack‘Terrorism’虽然表面上美国承认昆明事件是恐怖袭击，但却在terrorism上加上引号，从侧面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暴恐事件定性仍然持否定态度。
数据应用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数据获取的方式、系统建设的思路、体系结构的选择、开发语言的使用、网络及硬件的配置等都影响着系统的使用和运行效率。系统开发及测试过程中，主要总结有以下经验：
4.2.3 热衷探讨事件背后的原因 国外新闻媒体对于我国暴恐事件的报道，并不是着眼于事件，而是着眼于我国的民族矛盾、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从统计可以看出，严打之后，虽然暴恐事件报道降低，但对于事件原因探讨、暴恐分子个人介绍、民族宗教问题关注的热情且没有减少，且呈增长趋势，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Chinese Authorities Say 28 People With Extremist Links Killed该文虽然也提及到中国新疆拜城暴恐事件，但是重点还是在评论这些事件与国际上的恐怖主义事件不同，认为中国则是强行将其联系在一起，并引用暴恐分子和西方政府的话来将事件的原因归因到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上。在暴恐事件报道中，separatists, attack, ethnic relations等词汇频繁出现，而terrorist 或者terrorism则较少出现在这类报道中。
4.3微观：政治话语偏向下的修辞框架 语言学家佩肖将话语、语言、言语予以了区分，提出话语是一种建构意义的集合，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话。随后汤普森将话语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指出其可以在传播中表现政治权利关系。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的报道是一种服务于政治权利的传播行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偏向性。政治组织通过国际传播行为，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等修辞手法，将暴恐问题进行政治表达。本文将从语言学的主题词和语义韵角度，分析外媒对涉华暴恐问题的政治话语。
首先，生态补水补偿机制能够激励无法交易的剩余水量反哺环境。如民勤县井灌区节水，通过回注地下水，减少地下水位下降，产生地下漏斗，为环境和生态补水，政府应给予补偿。因此，在水权交易制度创新的同时，要考虑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民勤县在近几年探索建立“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三水’联合调度长效机制”[14]，特别是在“三水”配置和交易的价格由“以亩收费”向“按方(立方米)收费”，做出了大量的探索。
以词频100为分界点，定义词频大于100为高频词。严打之前，高频词有58个，剔除高频词汇中的数词、情态动词等无意义词18个，表示国家或地区词8个，媒体名称2个，剩余词汇定义为主题词，主题词有30个，如表2、表3所示。
表 2严打之前主题词汇表
表 3严打之前分词性高频词汇表
以词频100为分界点，定义词频大于100为高频词。严打之后，高频词有26个，剔除高频词汇中的数词、情态动词等无意义词7个，表示国家或地区词5个，剩余词汇定义为主题词，主题词有14个，如表4、表5所示。
4.3.1 主题词分析 一个人在词语表达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时，存在一种词语的谱系关系[14]。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使媒体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政治偏向，继而选择特定议题进行观点输出[15]。由此看出，媒体里主题词不仅是词语的表达，更是意义的外显。本研究根据词频筛选前60个词为主题词存在范围，根据主观经验剔除明显不符合主题的无意义词，剩余45个为主题词存在范围。将BNC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在R软件中，将其与严打之前(1990-2013)和严打之后(2014-2017)两个阶段进行对比。
表 4严打之后主题词汇表
表 5严打之后分词性高频词汇表
外媒报道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在严打前后China，terrorism，Xinjiang，people，Beijing在前10主题词中都有出现，表明外媒局限地将中国暴恐问题与北京、新疆问题始终联系在一起。这种特定的指向性更加使报道对象聚焦。再次表明，涉华暴恐问题中更多的聚焦在新疆的民族ethnic问题上。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尽管该方案对大明路和永乐路路口的直行交通效率有提高，并且行人过街及患者就医都提供了较好的安全性和便捷性，但是对路口左转的车流和公交路线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增加的投资额也使得整个项目面临超过概算的风险。因此，该方案并不能作为推荐方案。
外媒报道重点与世界反恐形势保持一致。在严打之前，外媒比较关注中国本身的暴恐问题，并将其与中国政治局势和国内安全形势予以评论，xinjiang, security, police在词频中频繁出现；在严打之后，随着中国在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地区安全的各项事务，尤其作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国对西亚、中亚的地区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这个时期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高频出现。
报道具有消极的负面倾向性。话语作为新闻文本的构成单元，主要贯穿前两个环节，通过媒体对词汇的组织与编排表达情绪、建构框架[16]。从整体的分词高频词看，如terrorism，fight，killed，counter，doubt，attack，violent等都是一些负面词汇，还有一些形容词例如ethnic，religion，military，authoritarian等一些词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将中国的暴恐事件塑造成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虽然在严打之后，外媒对中国暴恐问题的报道更多的向国际合作方面，但国外媒体对中国暴恐问题已经将其框架为中国的民族矛盾，其报道的出发点都是为满足其本国国家意识形态。
4.3.2 语义韵分析 报道中对恐怖主义、恐怖分子的修辞，对其它国家的组织或者个人会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并在话语叙述中建构其在受众中的形象[17]。媒体在报道中的叙述语篇和叙述方式，共同为建构主体形象起到了促进作用。一定的词项会习惯性地吸引某一类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构成搭配，由于这些具有相同语义特点的词项与关键词项在文本中高频共现，后者就被“传染”上了有关的语义特点，整个语境内就弥漫了某种语义氛围，这就是语义韵[18]。节点词是根据主题词词频选择的，节点词吸引到的显著搭配词与节点词一起共现语篇中，营造某种语境气氛，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语义韵受搭配词语义特征的影响，大体包括积极、中性、消极[19]。
以标题为样本，机器软件统计结果显示，整体上外媒对中国暴恐问题的报道呈负面态度，且较严打之前，严打之后的负面评价更多；而通过自评检测，整体而言，标题报道呈现中立居多，负面多于正面。笔者选择部分中立题目，对内文进行阅读发现，如果一些标题中出现的负面词汇，一般内文都呈现负面倾向，如China's instrumentalization of terrorism，标题中直接反映了中国是把恐怖主义当做工具，以及China: Three Children Killed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而有些则是标题为中立而内容上则为负面，如FT2014年报道的China executes 8 people in Xinjiang for terrorism offences从标题看是中立的，而内容上则是认为中国的一些恐怖袭击并不是恐怖袭击，而只是民族矛盾。因此，对于报道态度倾向性的问题，不能仅仅依赖软件，要软件和人工相结合，通过报道内容进行综合判断。
表 6严打之前 terrorism与 fight搭配词语义韵
表 7严打之后 terrorism与 fight搭配词语义韵
续表 7严打之后 terrorism与 fight搭配词语义韵
第一，在宏观报道方面，涉及报道数量、新闻标题涉及主体、报道态度(正面、中立和负面)。
5研究结论与建议
5.1研究结论 首先，在议题上：国际主题下对特定话题关注度不减。
近年全球恐怖活动升温，在范围上，恐怖主义活动已经跳出了中东、西亚、北非等传统地区，扩散到了欧洲、中亚、南亚等地区；对于我国而言，中东、中亚恐怖活动对我新疆境内产生强烈的刺激示范作用。我国的涉恐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国内事务，更是影响国际舆论的国际事件。在近30年外媒有关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中，国际反恐问题被越来越重视，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外媒体对我国暴恐事件的定性、对新疆问题的非正常关注度不减，并且在2014年严打之后，更热衷于探讨中国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变相地否定中国的国内反恐，将中国新疆的不稳定归结为国内矛盾的爆发。近期国际舆论仍存在大量针对我国新疆教育转化中心不实言论。
在实践中，为了解决此种问题，就要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要保障上市公司根据规定要求如实披露各项信息内容，让人们了解其存在的问题，公司也可以实现自我反省，找出在经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及时完善、改正。要重视财务报表、审计会计信息与批准会计信息之间的协调性，保障公司信息披露则真实性与及时性，实现精细化的管理。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过程中会缺乏完善的报告规范内容，导致出现信息虚假披露问题，对此，在实 践中要制定严格的、规范的、标准的报告规范内容，进而保障工作的合理开展。
其次，在话语上：客观报道下的传播偏向输出。
反恐战争这一概念，是美国政府在“9·11”之后在美国舆论格局主导下产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关系中，各国对其概念的解读和性质的认定也不尽相同。自“9·11”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斗争中，其利用强大的话语霸权、经济实力和军事竞争力，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在这个反恐话语体系或者反恐修辞的主导下，进行反恐议题、传播路径、传播效果的设定，进而在全球舆论上为自己找到合法性。在涉及中国反恐有关的问题，表面上是客观报道，但在传播过程中通过话语框架，出现传播偏向和态度否定，如对涉化暴恐组织的定性和打击问题、反恐国际合作问题、反恐情报共享问题等方面，这些反恐斗士就会采取“双重标准”，在可以进行利益交换时就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再次，在框架上：意识形态下的政治形象塑造
当前，国际舆论生态环境复杂，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虽然短期内没有彻底性的改变，西方媒体拥有“绝对”话语权，在外媒涉华暴恐问题的媒体国家分布可以看出，美英仍然是掌握着舆论主导权。国家形象往往以其他行为体的认可和接受为条件[20]。国家之间的文化、历史、关系及其他社会力量，会作用于媒介事件中的共识空间建构，进而对国家形象建构路径和结果产生影响。外媒对我国暴恐问题的报道，通过政治化议题和偏向的话语，塑造了一个片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他们虽然肯定了中国在世界或者地区反恐中的角色，但对于中国国内的暴恐问题，却持否定和消极的态度。
笔者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为研究区域，以全国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数据、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小班数据、Landsat-OLI遥感影像为研究资料，设置并提取RS与GIS因子作为自变量，以小班的平均平方千米蓄积量作为因变量建立基于最小二乘估计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反演估测2016年立木蓄积量，用30个实地采集样方进行检验，平均估测精度为76.7%。
5.2对策与建议
5.2.1 传播机制从“被动应对”转向“防御预警”转变 从国家安全情报角度,开展公开信息源的情报预警、收集、分析和处理对于一个成熟的政体十分重要。目前，在大数据环境下，风险信息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具有多渠道传播、多源异构数据集、多样业态形式的特点，如何在实时海量数据中识别、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舆情信息，对大数据时代国家安全提出了新要求[21]。众所周知，大数据的核心即预：预防、预测和预警，从情报流转角度，危机信息的情报产品一般会经过危机信息感知和监测、危机信息评估和标准化、危机信息分析和处理、情报产品传递、情报决策和行动等。因此，我们要在风险管理和情报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在风险防范、风险监测、风险预警以及风险评估等方面提出防范对策。
要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环境，将风险预警前置，以风险预测为应对重点，建立一套针对危害国家公共安全的国内和国外舆情监测机制、预警机制，并借助算法，通过分析舆情发展不同阶段特征和变量影响程度，构建“监测-分析-预测”的模型，对舆情数据库实时开展数据的比对和态势评估，实现应对程式模型化、多样化。在决策上，变“被动应对”的传统模式为“防御预警”的现代应急模式，建立危安信息预警模型和社会雷达监测模型，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涉恐信息研判追踪的基础上，制定合理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并落实舆情预警机制“五位一体”的机制，建立适用于国际舆论预警的风险评估机制、管理控制机制、应对决策机制、信息传播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将国际国内涉华暴恐危机舆情处理前置，提升我国舆情引导能力。
5.2.2 传播模式从“被动”转向“主动” 对外传播是我国与境外“东突”暴恐势力开展斗争中的主要工作环节，长期以来，我国在涉恐问题上秉着“敏感问题不触碰”的思想，一直在被动的传播模式下应对国际舆论的挑战。尤其在网络信息时代，这种被动应对、删帖禁言的逃避式传播只能应对一时，不仅不能产生长久的良好效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使我国的涉恐对外传播陷入更被动局面。因此，我们应审时度势，主动出击，在避免多度炒作的前提下，收集、整理境内外“东突”势力相互勾结，实施分裂、暴恐的有力证据，选择其中典型案例，适时对外披露，揭露“东突”势力的真面目，并及时做好辟谣、澄清工作。同时还可以加强多语种信息发布，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因地制宜地使用自媒体，贴近国际受众，增强亲和力和感染力[22]。
5.2.3 传播主题从“牵着鼻子走”转向“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是在对外传播中积极引导受众关注方向和关注热度的重要手段，对于涉及我国利益的暴恐问题上，应摒弃敏感、韬光养晦等思想。在策略上，将议题的设置分为常态下和危机下的涉华暴恐问题传播。在危机中，应该第一时间通过权威媒体对事件进行定性，并继续全方位、多角度、客观公正的向外界输出事件进展情况，防止谣言的传播，造成次生舆情危机，近期针对国际舆论对我国去极端化的不实舆论，我国就予以了反击；常态下要积极挖掘在涉华暴恐问题上的传播主题，把中国新疆主题放到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向外界展现一个经济繁荣、民族团结、包容性强的新疆，推动新疆与世界的人文发展和公共外交交流；同时，也要实时披露我国在打击暴恐势力中取得的成果，以及我国在去极端化、教育转化人们中的成果。
目前临床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尚无统一定论，但多认为与血管痉挛、血管内皮受损及其诱发的系统炎症反应、凝血系统功能异常、氧化应激、营养缺乏、基因遗传等相关［6‐7］。妊娠期高血压由于生理特殊性，治疗中既要考虑控制血压、保护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同时还要考虑降压药物引起的胎盘血供减少导致胎儿缺血缺氧等不利影响，因此不宜应用常规抗高血压药物，以防引起流产和胎儿发育畸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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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Study on China -related Terrorism Issues Based on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 Analysis of Foreign Media Reports from 1996-2017
Han Na Yang Guang
(School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terrorism, People's Public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 ]Terrorism poses enormous challenges to the world, especially to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on China's terrorism issues should be promoted to a strategic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Based on the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exploring the public opinion orientation of foreign media on China's terrorism issue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Method /Process ]Based on the open sources of foreign news media corpora, we use the foreign media's report on Chinese terrorism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explore the discourse framework of China-related terro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work theory and discourse analysis.[Result /Conclu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ports on China's violent terrorism. They not only follow international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in China, but also are keen to criticize the China's violent terrorism related issues, which shows a bias towards the output of the objective reports in discourse. The political image is framed to build a negative China under ideological reports. Therefore, in order to build a positiv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China's anti-terroris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build a national anti-terrorism strategy communica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China-related riots national security intelligence public information sources framework theory
收稿日期： 2019-01-02
修回日期： 2019-04-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恐怖主义信息的社交媒体传播及应对机制研究”(编号： 17CXW014)。
作者简介： 韩 娜 (ORCID：0000-0002-6280-8705)，女，1985年生，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国家安全、公安情报；杨 光 (ORCID：0000-0001-8031-1156)，男，1995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侦查、国际安全。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965( 2019) 08-0113-08
引用格式 韩 娜，杨 光.基于公开源情报的涉华暴恐问题国际舆论研究[J].情报杂志，2019，38(8)：113-120.
DOI 10.3969/j.issn.1002-1965.2019.08.017
(责编：贺小利；校对：刘武英)
标签：涉华暴恐问题论文; 国家安全情报论文; 公开源情报论文; 框架理论论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