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50年来三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_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50年来三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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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我们党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丰富发展于江泽民。邓小平理论是建国50年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科学结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探讨邓小平理论和新中国50年建设道路探索的关系,首先有必要简略地反思一下50年来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

反思50年来我们党三代领导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的29年。

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艰辛探索的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前期。这期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页。)这期间,我们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另一方面也犯过一些大的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角度去考察,这一阶段中从1956年党的八大后的22年,可以说是邓小平理论准备孕育和初步尝试的阶段。

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1.建国后头7年(1949年到1956年)的探索。这期间的探索是很成功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7页。)

在这7年中,我们党首先在头3年里,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了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如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等;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取得了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较好的国内外条件。紧接着又于1952年提出了“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道路和方法。因而使得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三大改造的任务得以提前完成。尽管在实现改造的过程中有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是好的。

2.1956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探索。这是建国后的探索历史中最曲折的一段。其间,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同错误的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反复移位多次,有过两次较为成功的探索(一次是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的约一年半的探索,一次是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期间的探索),两次探索中的失误(一次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的“大跃进”和往后的“反右倾”,一次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错误过火的政治批判)。在两次较为成功的探索中提出了好些经过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思想,在两次失误的探索中留给我们好些反面的教训。这都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直接来源。邓小平谈及这一段的探索时曾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2页。)

3.“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这是建国以来在探索中遭到严重挫折和重大损失的时期。尽管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出发,但由于他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认识的扩大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错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因此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上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这就使得这场革命不能不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可是,失误往往发人深思,促人清醒,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课题。从这一角度去看,这又成为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直接动因。邓小平谈及这一点时曾明确提出:“我们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2页。)更何况,“文化大革命”中也有党内的健康力量。这些力量一直在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前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本应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没能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完全转变过来,故而出现了两年徘徊。这两年徘徊实际上又起着从社会主义前期向社会主义新时期过渡的特殊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现在的21年。

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在这期间,通过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系统总结,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方针政策,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创立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东方大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怎样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

第一阶段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又可细分为四个小的阶段。

1.邓小平理论产生阶段(开始产生,形成概念,从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转折。它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随后,邓小平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定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表明这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基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须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议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条主要之点,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最初的框架。在上述基础上召开的十二大,邓小平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包括现代化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建设;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随后又提出第三步到下世纪的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2.邓小平理论的展开阶段(逐步展开,形成轮廓,从十二大后到1987年的十三大)

十二大后,改革全面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波澜壮阔地向前推进。为了适应全面改革的需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强调了“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并且明确地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都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订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对党在社会主义认识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作出了概括,指出了十二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这正好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的显著标志。

3.邓小平理论的成熟阶段(走向成熟,形成体系,从党的十三大后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1989年的国内风波和此后接踵而至的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急剧变化,使邓小平理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这场考验的面前,人们通过对实践后果的比较,普遍地增强了对邓小平理论的认同感和执行中的坚定性和自觉性。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提出了十二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把十三大提出的十二个理论观点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具体化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并作出明确规定。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七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所归纳的十二条原则为基础,着重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作了阐述。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以新的论述和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党的十四大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作指导,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涵义、基本内容、历史地位、重要作用,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表明邓小平理论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形成了体系。

4.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的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

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终结,而是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地给以丰富和发展。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地实现了交接。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解决新问题和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从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精神作了新的阐述,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新的成果。表明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从上述50年探索过程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出,尽管前一时期的探索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有过曲折,有过失误,但从探索的主流和主导方面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三代领导集体接力探索的智慧结晶,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决不可将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反思50年来的探索及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可以看出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基本上是围绕“一条主线”: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两重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即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即世界世情)的结合;“一个寻求”:寻求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系列复杂矛盾的方案而进行的。

列宁早就说过,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革命容易,建设难。在寻找建设道路的问题上,没有直线可走,不遇到曲折,不遇到风险,不经过螺旋式的上升道路,是难以求得真理性的认识,难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就是要按照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让历史的要求变成自觉的行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这一内在的逻辑发展必然趋势的规律性表现和理论上的集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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