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与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基于村域微观数据的一个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部门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微观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始于安徽凤阳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改革前期)主要以微观层次上激励机制的重新设计为主，进行微观层次上的放权让利与产权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扩大农民自主权等，微观上激励机制的重构解决了改革前由于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管理者和劳动者激励不足以及严重的“搭便车”问题，更加适合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特点，提高了技术效率。然而，这一阶段的改革又具有瞬时性的特点，改革从试验到推广都只经历了非常短暂的时期，所带来的增量效应并不持久。例如，从1983年1月中央发出第一个1号文件全面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开始，到1984年底全国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就已占到99.1％①，其一次性突发增长效应在1984年就已经释放完毕(林毅夫，1988，1992)。到1985年这一微观上的改革在全国已基本全部完成，从此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微观经营体制和产权体系并没有再发生重大变化，还被政府承诺将在长期(至少30年)内保持不变而固定下来。那么微观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技术效率释放完毕后，到底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中国农村经济这么久以来的长期增长呢？这是一个不得不让人深思的命题！深入分析和考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对于破解已引起举国忧思的“三农”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二、理论思考
改革前期微观激励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技术效率增进具有一次性爆发和瞬时性的特点，长期饱受压制的生产力突然释放，带来了生产力的突然提高，为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于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产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农业剩余及剩余劳动力，并由此产生了发展资本报酬率更高的非农产业以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冲动，资源被配置到边际生产率更高的产业部门，这对资源配置机制的市场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不可逆转。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以宏观层次政策环境变革为主，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开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宏观层次政策环境的变革，主要是通过创造更加充分与平等的竞争环境来进行，如利用价格“双轨制”逐步放开从各种农副产品最终到粮食的价格，允许劳动力自由迁徙等。市场价格体系的建立、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本、劳动力在各部门及地区间的自由流动带来了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纠正了整个经济结构偏离比较优势原则所导致的低效率，这一阶段也主要表现为通过矫正扭曲的经济结构(含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此时的经济增长也主要表现为农村经济的增长，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
正基于此，本文试图印证这样一个新古典假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后，正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充分遵循了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农村劳动力流动打破了农业与非农产业两部门的禁锢，正是以大量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及非农产业的大发展支撑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而增长的关键则是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再配置和顺利转移。这一假说的实质无非就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在各部门和产业间的自由流动所带来的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这样一个新古典框架。下面的实证分析将证实这一点，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全部的实证分析都是基于来自村庄的微观数据。
三、实证分析
(一)增长阶段：结构转换
表1、表2是利用2002年全国316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所整理的数据，可以看出非农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村域经济转型。除了原有意义上农户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外，以股份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其资本积累和盈利能力已经或正在赶超传统农户，逐步上升为村域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强大的经济主体(见表1)。传统农户的经济地位则在下降，村经营收入中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占41.64％，农户上缴的国家税金仅占38.65％，而这一比例将随着农业税的逐步取消仍会大幅度降低。这一特征在东部发达省份表现得尤为明显。
农村非农化又主要表现为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部门由大量乡、镇、村和私人所建立的小规模农村企业组成②，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苏南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巨大成功，90年代以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模式③，不仅使农村经济维持了高速增长，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及农村城镇化的主要通道，而且由于同期国有企业的相对萎缩，整个中国工业化也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农村的工业化。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标志性变化，全国农业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70.5％、29.5％调整为2003年的49.1％、50.9％①，农村社会成员的非农化程度有了根本性改观。2002年全国平均每个农户有劳动力2.59人，其中农业劳动者1.70人，纯务农者只有1.23人，非农劳动力分工则越来越细。当然，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还带来了农村社会成员分层和分化(见表2)，人民公社体制下均质同构的社会成员结构被根本打破，职业分化和收入差别呈现出异质性和多元化，农村社会出现分层②，乡村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并有可能形成某些既得利益集团。
(二)增长机制：普适生产函数分析
利用普适生产函数和湖北省15个农村固定观察点1994—2002年所形成的村域面板数据，可以对该省农村生产函数及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间转移对整个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估计和测算，这样就可以通过实证研究初步来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说。限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仅限于1994—200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来这样一个时段，具有一定代表性，采用面板数据，也达到了大样本的要求。普适生产函数是指对一切国家或地区都适用的生产函数，最早由速水和拉坦(Hayami,Ruttan,1970)提出，并应用于对世界农业生产的比较研究，后经刘遵义等人加以完善推广。根据刘遵义等人(Lau et al.,1989；李坤望，1998；蔡昉，1999)的假定条件和实证模型，普适生产函数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为：
考虑到地区间的差异和仅限于样本自身的讨论，采用固定效应下常系数变截距模型，为了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具体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表3是对普适生产函数分析和测算劳动力在配置贡献所用面板数据的一个简单统计性描述，表4则提供了分别对农村内部总体、农业以及非农部门的普适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注：选取的变量和相应的数据分别为：(1)总产出：全村经营总收入；农业总收入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收入加总；非农总收入包括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收入加总。(2)劳动力：全村实有总劳动力个数，含村年末劳动力总数、村外来劳动力人数，由于总收入包含外出人口年末汇回的收入，所以还将外出务工劳动力囊括进来；农业劳动力，含纯务农者、以农为主兼业者；非农劳动力，含表2中2～12项。(3)物质资本：全村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农业物质资本包括役畜、种畜、产品畜与大中型铁木农具及农林牧渔业机械加总；非农物质资本包括工业、运输机械与生产厂房及其他资产加总。(4)人力资本：由于分部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数据并不可得，这里都采用全体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表示，考虑到卢卡斯(1988)所描述的人力资本的外溢作用，该方法仍然不失合理性，受教育程度用年份表示，文盲为0，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13年
如果单从弹性系数来看④，劳动和资本发挥的作用并不尽相同，整个农村与农业生产函数中劳动要显著地大于资本的作用，这表明了该地区农村和农业仍然带有明显的传统农业特点，产出增长及增长速度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非农部门发展则不然，资本的增长潜力显著高于劳动力，这表明支持农村非农产业仍需要大量资本，尽管劳动力可以对资本产生一定替代，但非农产业发展依然是资本稀缺条件下的资本约束型产业。无一例外地人力资本却都表现出巨大的贡献潜力，特别是农业生产函数中弹性系数之高，进一步证实了农业是一个人力资本集约度非常高的产业⑤，传统农业的改造依赖于对农民进行投资和新生产要素的引入(李谷成等，2006)。
Wald约束检验结果均表明了不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至于农业部门内部不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的事实则早已为舒尔茨(1964)、林毅夫(1988)等证明，这里只是增添了一份实证证据；而农村地区非农产业不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则应该与我国农村工业化、非农化选择了一条建立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分散化、本地化企业的发展道路有关，规模经济有限。市场化取向下充分遵循了农村劳动力富裕、资本稀缺的比较优势是非农产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规模经济并不是其比较优势所在。
(三)再配置效应：劳动力转移的贡献
对劳动力转移贡献的测算方法主要有两种：分解总量生产函数，并考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事后恒等式，产出等于劳动与劳动生产率之积，不明确考虑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1.分解总量生产函数：
根据相关文献分别假定：π=0.4和0.60⑥，运用两种方法测算的湖北农村15个固定观察村1994—2002年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见表5)。
注：选取的变量和相应的数据分别为：总产出：全村经营总收入，包括农业总收入和非农总收入。劳动力：依据表3注解得出农村总劳动力以及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各自所占的比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业劳动力包含了以农为主的兼业者。物质资本：依据表3注解得出农村总物质资本以及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各自所占的比重。*表示该村因为发生区划调整，测算的是1994—2000年的贡献率
表5清楚地表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所产生的再配置效应是支撑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除新桥村、关帝庙村和大坪村外，绝大多数村域实证结果均表明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的贡献，9年间共产生从0.05％到26.62％大小不等的贡献份额，贡献率变动区间过大则主要是因为各村域经济体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而且由于将大量为数众多的兼业农户计入农业劳动力之中，可以预测的是实际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应该还要高得多。劳动力再配置在中国农村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反映了中国存在着并仍将继续存在着大量劳动力在从事低生产率的农业，以及我国农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充分遵循劳动力丰富条件下按照比较优势以发展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非农产业方面创造出高生产率就业机会的巨大成功。
对新桥村、关帝庙村和大坪村出现负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并不应该感到奇怪。仔细分析这三村的社会变迁和演化趋势可知，9年间三村农业产值与非农产值、农业劳动力与非农劳动力的比例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产值占全村总产值一直在80％以上，农业劳动力比重也都在70％以上，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由此可以认为他们陷入了著名经济学家纳尔逊所总结的典型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农业几乎没有剩余，几乎要求所有人口都必须从事农业才可以维持这种低水平均衡，当然更不可能发轫出现代非农部门来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的实质就是大量低边际生产率的农业劳动力从这一“蓄水池”中转移到具备高边际生产率的现代非农部门所带来的边际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这一新古典结论。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是中国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他不仅是中国农业问题的核心，而且也将是中国21世纪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主题，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该实证结果也是对广大农村地区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这一主流转移模式的肯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农民创造性地构建和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以此发轫出整个体制的改革；中国农民创造了乡镇企业和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农民创造了小城镇，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优势发挥殆尽后，正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打破了农业与现代非农产业的禁锢，以劳动力替代物质资本、阻止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支持非农产业发展，从而充分遵循了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正是以大量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非农产业的大发展所带来的农村就业结构转换和产业结构调整支撑了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增长的关键是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再配置和自由化。这也就从正面回答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印证了前文所提出的理论假说。而其中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现代非农产业部门，都高度依赖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实现农村地区持续的技术进步。
总结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发现，还有以下几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1.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在“农外”，还在于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工业化、非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相互促进、不可分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小城镇“要适应经济发展较快的要求，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更多地吸纳农村人口”，最大限度地吸引农民进镇落户。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等国情制约下，小城镇大战略可以连接城乡两个市场，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促进农村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农业效益提高。
2.各种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往往能使幸存组织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并较好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从个体户、乡镇企业到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组织、私营企业等，现代非农产业都在无时无刻地调整自身的产权结构和组织形式，形成了组织和产权形式多样化的非公有制经济，以减少成本、硬化预算约束，实现帕累托或托尔多改进，这种条件下自然生长的产业和企业也可以较好地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走出一条劳动密集型、资本节约型的工业化道路，本文的结果也证明农村工业化不适合走“资本深化”、盲目追求资本密集化的路线，规模经济并不是其比较优势，但可以有选择地发展特有资源密集、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和产品⑦。
3.经济增长在既定制度环境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政府的根本定位应该是创造一个有效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地将诱致性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统一起来。农业长期的发展之后，诱致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很快得到决策层的承认、推广；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自然生长出了先进生产力，这也与决策层刚开始对私有经济合法化的默认不无关系。
4.消除城镇化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城乡关系和新农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束缚农民就业和流动的政策虽已逐步取消，但城乡分割体制并没有实质性突破。事实上进城农民与城镇劳动力就业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为鼓励农民进城，要完善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管理，清理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政策和乱收费现象，坚决制止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现象。
注释：
①1980年1月，只有1.02％的生产队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年12月为14.4％，1981年10月为45.1％，到1983年末，约有97.7％的生产队，或94.2％的农户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经营，具体统计资料可以参考林毅夫(1988)的相关论述；他(1992)还证明了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所产生的一次性突发效应在1984年已经释放完毕
②这里并不考虑企业的所有权归属，所有在农村地区的企业含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饮食服务业均包括在内，并且在本文的整个框架内现代部门、非农部门是一个含义，对工业化与非农化也未做严格区分
③林毅夫(1994)称之为东亚奇迹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工业化，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只考虑了乡镇企业的成功，这大概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
④根据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各生产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但这里看来似乎并不是必需的
⑤因为农业是一个生物生产过程，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农业技术并不能进行简单的扩散转移，而是经过自然环境条件适应性研究和基础设施改良的技术转移，这就需要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⑥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曾联合下文规定π=0.60；Chow(1983)曾得出总量生产函数中π=0.4
⑦在这里能否将比较优势上升为国家战略仍然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只能够证明在本国内部应该遵循比较优势、注意地区专业化分工和避免重复建设。但整个国家都应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战略本文并不苟同，即使林毅夫所总结出的比较优势战略也只是对亚洲“四小龙”等小国经济的一个总结，众所周知，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存在根本区别，因此对小国经济的经验总结是否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具有普适性仍然不得而知
①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折算，非农产业即第二三产业的加总
②有关对农村社会分层的研究可以详细参考陆学艺(1992)《改革中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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