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07)04—0051—12
一、吐鲁番学与敦煌学
1930年，陈寅恪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因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就此而言，与敦煌学并列的吐鲁番学，也同样具有新材料新问题的学术特征。正因为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有着诸多的相似性，所以在中国，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研究者共同组建了一个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而我们也经常把这两门学问合称为“敦煌吐鲁番学”。
敦煌与吐鲁番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都属于中国西部绿洲以灌溉农业为核心构成的古代社会。在古代丝绸之路发达的时候，它们都属于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共同扮演着沟通文化的角色。敦煌是佛教艺术的宝库，吐鲁番也有柏孜克里克、吐峪沟千佛洞等石窟遗址。所不同的是敦煌的佛教艺术保存较好而吐鲁番的保存较差。这既与佛教兴盛之后的文化环境有关，也与近代西方“探险家”的劫掠有关。设想如果当初勒柯克不是在吐鲁番而是在敦煌大搞壁画切割，那么现在的情形肯定会大不相同。
敦煌首先是因为藏经洞的宝藏闻名于世的。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这个时间于是被当作敦煌学的起始时间。但是，吐鲁番文物的发现，没有一个准确的起始时间。当地的挖宝人在高昌、交河等古代遗址发现古代文物，肯定有一个很久远的历史。但是，一是因为发现是零散的，二是缺乏相关记录，所以无法确定一个起始时间。
不论是敦煌学还是吐鲁番学，虽然现在的研究对象在扩大，但是出土文献的研究一直是一个核心环节②。正是在这一点上，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相比，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敦煌藏经洞应当是原来的佛教寺院三界寺的图书馆，它的存在是人为隐藏的结果。藏经洞的发现，有点类似考古学上发现的窖藏，规模大、品种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性。佛教寺院的图书，自然以佛教经典为主，其他社会文书的保留基本上属于意外。许多公私文书被寺院用其背面来书写佛经或者仅仅是用这些纸片来给佛经写本打补丁，因此文书上所写的文字对于寺院来说没有意义，但这些被无意保存下来的公私文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与敦煌文献的保存情况不同，在吐鲁番发现的古代文献，几乎都是从寺院遗址的沙土中或墓葬中发掘出来的，所以更加缺乏内在系统性，更无从言及规模与品种。从墓葬出土文献来说，不是所有的墓葬都会出土文献资料，更无法断定什么墓葬会出土多少。现在看来，吐鲁番墓葬出土文献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丧葬文献，如随葬衣物疏、墓志，记录墓主的埋葬物品和生平事迹，是了解当时葬俗和墓主最重要的文字资料。吐鲁番地方没有很好的石料可资利用，所以记录墓主的生平事迹多用特别烧制的砖，学术界也称之为墓砖。衣物疏与墓砖一样，都是在墓主人死后完成的，上面除了写明随葬的衣物名称之外，还会写出反映当时冥世观念的文字，这对于理解当时的社会思想很有意义。第二类是随葬的文献，现在所知最多的是儒家经典，如《孝经》、《论语》等等。把这些文献随墓主人埋入地下，也体现了一种时代观念。第三类是公私文书，数量最多，就是把这些文书作为纸张而制作成葬具，如墓主人的鞋子、衣装等。因为纸张是一种重要物质材料，在当时的政府管理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一定等到这些文书作废之后才会被用于葬具，其偶然性更强，完整性更差。很多文书都丧失了原本的形态，在葬具制作过程中，被剪作各种式样，因此所载文字也变得七零八落。至于寺院遗址出土的文献，和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的内涵略同，大多数是典籍，但典籍有些也是用公私文书的背面所写，因此也保存了部分文书资料。
不论是敦煌文书还是吐鲁番文书，因为多是印刷术之前的产物，所以自然以写本为主。写本文书因此具有手写本的所有特点，简化字、不规范字、草书体，凡此等等都为阅读造成了巨大障碍。利用一件文书研究相关问题，第一道关口是认字问题，这就使得敦煌学和吐鲁番学看上去有一种拒人千里的印象。其实，这也正是敦煌学吐鲁番学的一个魅力所在，这让人真实地领会了学问从认字开始的道理，也更让人明白一门综合性学问是怎样的。
所谓手写本问题，吐鲁番文书比敦煌更典型。从整体上比较，敦煌出土的文献，有汉代的汉简，也有最早期的印刷品，而吐鲁番一直没有发现过汉简。按照历史的记载，汉代在吐鲁番的军事政治活动频繁，驻扎在高昌壁的屯垦军队数量也不少，他们也应该使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西州回鹘时期的文书，多为回鹘文所写，至于典籍，则写本之外，还有不少印刷品，年代要较敦煌文献晚，一直延续到元朝初年。如果单从汉文文书一点来看，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与敦煌文书正可以互为补充，因为就整体的文书而言，吐鲁番出土的集中在南北朝和唐前期，而敦煌的集中在唐后期、五代和宋初。
和敦煌藏经洞宝藏一样，吐鲁番学的资料早期也遭到列强瓜分，俄国、德国、英国、日本、芬兰等都有一定的份额，但是因为吐鲁番文献的出土状况决定了瓜分虽然存在，但各国所得都有一定限度。敦煌的情况则不然，英国、法国和俄国三家瓜分的敦煌文献占据了敦煌所发现文献的绝大部分，中国虽然也剩下一部分，但是属于劫后剩余，数量上虽然也不算少，但在学术研究的质量上毕竟不是上乘。更为重要的是，敦煌文献的发现只此一次，不能指望今后再有发现，所以当初的流散状况决定了后来文献的分布格局。要全面研究敦煌文献，依然需要进行国际交流。从敦煌学起步时开始，其基本文献就永久地形成了国际分别占有的局面。无论中国的敦煌研究如何，对于文献保存的这个现状都无法改变。
但是，吐鲁番的文献出土情况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清末民国之初，俄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分别获得一些吐鲁番出土文物和文献。这些资料虽然确有独一无二之处，比如德国揭走的壁画。但在后来的考古进展中，吐鲁番不断出土新的文献，就这方面的总体状况而言，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献被发现，而这些新的文献当然属于中国，于是在吐鲁番出土文献方面，中国越来越多地占有优势。原来吐鲁番出土的文书，多是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两个古墓群发现的，日本带走的大谷文书，中国从1959年到1975年的十三次发掘，都集中在这两个古墓群中。但是，近年的吐鲁番考古证明，一些新的考古地点也开始出现古AI写作本文书，木纳尔、巴达木、洋海，这些新的考古地点，预示着吐鲁番考古的广阔前景，也预示着未来吐鲁番出土文书会不断地增长下去。
所以，敦煌学因为暂时不会再有新的文献出现，今后的研究是需要更加深入的问题意识③。吐鲁番学呢，不仅要继续深入，而且随时会有面对最新出土文献的问题。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推演开去，当敦煌文献越来越被人熟悉的时候，吐鲁番学却仍然不断地拥有新的资料，仍然能够保持新潮流的特征。一个没有起始时间的吐鲁番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是一个没有日落的朝阳学科。对此，一望无际的洋海墓地就是很直观的证明。
二、吐鲁番学的历程
吐鲁番出土文献的研究，开始的时候只是零星进行的。通常都是先有相关文献和资料公布，随后是相关研究跟进。最早进入吐鲁番地区并且带走相关文物的是俄国人。从1893年开始，罗波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和克列门兹，都先后到过吐鲁番并带走吐鲁番出土的文物。克列门兹曾经写过简单的介绍文章，但是俄国的情况一直是收藏的多研究的少④。
俄国人的发现，影响了德国。1902年8月，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成立，领队是格伦威德尔。1904年，第二次吐鲁番考察，勒柯克为队长。1905年第三次，1912年第四次。德国新疆考察队，都以吐鲁番为名义，但是考察的范围远远超出吐鲁番，涉及整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沿全境⑤。德国吐鲁番考察的收获虽然并非都是吐鲁番地区的产物，但却为吐鲁番名声远播起到了客观推动作用。他们的考察报告和收集品研究，对欧美日本影响深远，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的影响却微乎其微。应当说，吐鲁番文献为德国的东方、中亚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让德国在西域语文研究上、在中亚宗教研究上都长期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德国的吐鲁番考察活动影响到中国，是1905年的事情。清朝政府立宪改革，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著名收藏家端方到达欧洲，在柏林博物馆看到了出自吐鲁番的《凉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十分惊讶，立刻进行了拓印。归国后，这成为收藏界的一件盛事，著名学者纷纷前往观看，并书写感想。吐鲁番受到国内学者注意，此事甚为重要。
也是在1902年，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开始组建西域探险队，到1910年，他们一共进行了三次西域考察，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在吐鲁番都大有收获。因为他们进行了墓葬挖掘，所以获得了大量文书。这些文书被称作“大谷文书”，现在一共整理出版了三大册(即《大谷文书集成》)。1915年，日本出版《西域考古图谱》，公布了一部分大谷文书。而在前一年，罗振玉利用正在日本的便利，见到大谷探险队带回日本的吐鲁番文献，出版了《西陲石刻录》，公布了大谷所得吐鲁番墓志和碑刻，运用跋语的方式进行了研究。他还利用这些资料撰写了《高昌麹氏系谱》，对唐朝统一吐鲁番前的当地政权进行了初步研究。上世纪20年代，王国维也撰写过有关麹氏高昌和唐西州的论文，利用的也是日本人带走的资料。与此同时，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并使用吐鲁番出土文献。1911年，王树枏编撰《新疆图志》的时候，介绍了著名的《唐张怀寂墓志铭》，同时还对多种私家藏品进行了考释。
英国斯坦因多次到中国新疆，在考察的名义下搜集各种文物。1913年到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吐鲁番收获尤其丰富。他不仅切割壁画，还对阿斯塔那墓地进行了系统发掘，多达34座古墓被他一次挖掘完毕。到此为止，吐鲁番的古墓发掘，都是由外国人进行的。国人要么卖古物给洋人，要么自己收买当作古董宝贝。这种情形，决定了吐鲁番的早期出土物绝大多数流散国外，而国外学者的研究不仅造就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影响，也客观上促成了吐鲁番学的国际性。
1928年是吐鲁番学的一个重要时刻。中国、瑞典联合西北考察团成立，作为中方的成员，黄文弼开始了他的西北考察活动。1928年和1931年，黄文弼两次重点考察吐鲁番，古代遗址、古代石窟和古墓地都是他的考察对象。黄文弼后来整理发表了多部著作，有《高昌》(第一分本)、《高昌砖集》和后来的《吐鲁番考古记》。黄文弼不仅为吐鲁番学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他还亲自研究，写出了一批有学术影响的论文，如《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麹氏纪年》、《高昌国官制表》、《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等。黄文弼的考察与研究，不仅揭开了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黄文弼的学术活动标志着中国的吐鲁番学取得了坚实的成果，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甚至具有主导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继续讨论吐鲁番学的学者相继跟进。岑仲勉1933年作《麹氏高昌补说》，就是因由罗振玉、黄文弼的研究。同一时期，冯承钧一方面翻译伯希和等西方学者的相关学术成果，一方面也自己著述研究。他的《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一文写作时，已经知道黄文弼有《高昌疆域郡城考》一文。冯承钧的研究，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充分吸收伯希和、斯坦因等西人的研究，同时注意把传世史料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对此，他的《高昌事辑》就是这个方面的成功范例⑥。该文的正文部分，引证史籍中有关高昌的记载文字，自己的看法、考证则放在注释中。而在开篇中对高昌历史地位、发展阶段的归纳，影响深远。
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东邻日本的吐鲁番学有了很重要的进步。中央大学教授嶋崎昌成绩最为显著。吐鲁番出土文献，包括墓志类文字与文书，吸引了研究者对吐鲁番的广泛注意，探讨吐鲁番的历史于是成为吐鲁番学很重要的一个焦点问题。罗振玉、黄文弼、冯承钧、嶋崎昌等莫不如此。嶋崎昌先后发表多篇论著，如《唐朝征讨高昌国的原因》(1957年)、《关于高昌国的城邑》(1959年)、《关于高昌国的柳谷》(1960年)、《隋书高昌传解说》(1961年)、《麹氏高昌国官制考》(1963年)、《可汗浮图城考》(1963年)、《姑师和车师前、后王国》(1966年)、《高昌国及其周边》(1967年)等⑦。其中，他对麹氏高昌国官制的研究，明显是对黄文弼相关研究的推进，同时也构成了后来研究的重要基础。
50年代开始，随着大谷文书的公布与研究，吐鲁番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突显出来。唐朝贞观十四年(640年)讨伐麹氏高昌胜利后，在这里设置了西州。吐鲁番出土西州时期的文书，为证明唐代前期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唐朝前期，制度规范，执行严格，但是历史典籍记录的唐代制度，因为多是法典式记录，实施状况如何让人费解，以至于如均田制、府兵制这些对于唐代十分关键的制度，后人已经很难了解它实施的具体情况了。从二三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唐代均田制是否实施的问题，而中国、日本的学者先后发表研究，未有确论。50年代，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的加入，更加深化了相关问题的讨论。比如周藤吉之的《吐鲁番出土佃人文书研究——唐代前期的佃人制》、西嵨定生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实施均田制的状况》、西村元佑的《唐代吐鲁番均田制的意义——以大谷探险队带来欠田文书为中心》、大庭脩的《吐鲁番出土的北馆文书——中国驿传制度史上的一份资料》⑧、内藤乾吉的《西域发现的唐代官文书研究》、小笠原宣秀与西村元佑的《唐代役制文书考》、仁井田陞的《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交易法文书》等⑨，引入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为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注入了活力，而这些问题涉及的是唐帝国全境的统一制度，并非敦煌或吐鲁番当时的地方问题。这对于吐鲁番学而言，意义是重大的。吐鲁番提供的历史文献价值，超越了吐鲁番地方本身，所以吐鲁番学的性质也不再仅仅属于吐鲁番。
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部门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先后进行了13次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和文物。197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以唐长孺为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从1981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十册录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到1996年，四卷本图版录文对照本也出版完毕。与大谷文书相比，这批新出的吐鲁番文书，有系统发掘记录，符合考古学的要求，所以在释读和理解上更加便利。此外，文书数量多、内容丰富，对于相关的研究促进很大。吐鲁番学从此进入一个研究的高峰时期。
在唐长孺领导下的整理小组，一边整理，一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3年)和《二编》(1990年)，可以看作是他们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共5辑)，虽然不是以吐鲁番新出文书的研究为主，但是也有很多新资料的介绍和研究。1986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其实也是以吐鲁番研究为主的。1983年，中国成立敦煌吐鲁番学会，下设《敦煌吐鲁番研究通讯》，在联络学者、交流信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7年夏，日本五名学者荒川正晴、片山章雄、白须淨真、関尾史郎和町田隆吉共同结成“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印刷《会报》，每年开会研究问题，成为日本方面吐鲁番学研究的生力军。2000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创刊《吐鲁番学研究》，对于吐鲁番学的促进意义巨大，证明吐鲁番学在故乡的健康发展。
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版以后，对于吐鲁番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学术事情还有以下几件。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除了柳洪亮自己的研究论文以外，公布了阿斯塔那382、385、386、388、389、360、384等七个古墓出土的文书，此外还有交河故城、吐峪沟千佛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出土的文书等。本书也有图版，但基本上看不清楚。同时，属于吐鲁番出土、收藏在日本宁乐美术馆的文书也被整理出版，这就是陈国灿、刘永增《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年)。这批资料由日比野丈夫首次使用⑩，对于理解战争状态的西州是十分典型的材料。
大约是因为“吐鲁番出土文书”这个名称的限制，所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不收同时出土的墓志，仅仅在解题的时候有所介绍，而墓志显然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过去，黄文弼的《高昌砖集》，已经把自己发掘所得吐鲁番出土墓志刊布。1959年以后的13次发掘所得墓志，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疆出土文物》仅仅发布了几幅照片。侯灿先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集(1990年)上发表《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只有录文没有图版。而穆舜英、王炳华主编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是把黄文弼与新出的吐鲁番墓志都收在一起，只有图版没有录文，更可惜的是收集不全。直到2003年，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下册(巴蜀书社)，才终于把所有吐鲁番出土的墓砖、墓志资料汇编到一起。这是一部图版与录文对照本，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重要研究参考文献。
另外，斯坦因在新疆获得的部分汉文资料，有的本来就出自吐鲁番，有的虽不是吐鲁番出土，但是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此，目前有三部著作，分别是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和沙知、吴芳思编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前两部著作没有附图版，后者属于图版录文对照本。
三、吐鲁番学的研究课题与展望
吐鲁番学的发展历程，每一次进步，都与新的资料公布有关。研究资料代表的是研究对象和基础，这种现象应该是广泛存在的。对于吐鲁番学而言，新资料对研究的推进，从时间上看，几乎每过若干年就会有新的推进。这充分显示了吐鲁番学的特点——年轻而富有前途。新出资料不仅本身满带新信息，更重要的是新资料往往能够激活旧有资料的信息。新旧资料的对比、连带等关系的存在，使得新资料从来都会再一次带动对旧有资料的研究和认识。最近一两年来，我们一直在整理近十年新出的吐鲁番文献资料，同时也参考过去发表的文书，考虑一些新的课题，我们相信新旧资料放在一起，一定也能发挥同样的作用(11)。以下就我们考虑的一些问题，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略表浅见如下。
吐鲁番学发展至今，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地方历史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以往了解吐鲁番的历史，只能依靠传世史籍。但是，在中原本位的史书记录系统中，西域的历史记录往往是十分贫乏的。唐朝以前的吐鲁番历史，主要写在西域传中，笔墨不多是基本特色，简单的描述仅仅给人以很粗浅的印象。但是，自从有了吐鲁番文献，吐鲁番的历史很快丰富起来。现在我们对于十六国时期的吐鲁番的了解，和过去相比有了根本的改观。
前凉占据高昌，设立高昌郡，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罗布泊发现的李柏文书。此后，此地经过前秦、后凉、西凉和北凉的统治时期。一系列古代年号的发现，对于理解当地政权易手的情形给出了很重要的证据，虽然不是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但是至少比以前要明确多了。北凉后期河西走廊的战乱直接影响了吐鲁番地区，在各种势力的较量之中，吐鲁番深深卷入其中。如果没有《凉王大沮渠安周造祠碑》和河西走廊的佛教写经在吐鲁番的发现，北凉灭亡后余部转移高昌所给予高昌地方带来的巨变，我们至今也无法了解(12)。佛教一贯的从西向东的传播路径，在这个时候、这个地域忽然出现了逆转，河西走廊的佛教传入高昌。不仅如此，由于大凉移民的进入，加剧了吐鲁番盆地的两个政治中心的冲突，高昌终于兼并交河的车师王国，吐鲁番盆地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统一。
北凉残余势力在吐鲁番建立的流亡式的王国体制，为后来的各个姓氏的高昌王国打下了基础。高昌郡时期的吐鲁番本来就在河西的统治之下，属于河西文化的一部分。而从北凉建立的大凉王朝开始，各个高昌国都继承了北凉带来的河西文化传统。大约也是从大凉王朝开始，吐鲁番地方盛行的墓砖写作、追赠制度和丧葬礼俗，无不打上河西文化的烙印。中国历史的皇帝制度时代，各地的联系并不都是帝国州县一体的，王国在分裂时期的存在，与皇帝制度的衔接，都反映了当时特有的政治状况(13)。高昌国经历阚氏、张氏、马氏到鞠氏，虽然现有的出土文书并不平均，但是为我们了解皇帝制度下的王国体制，还是给出了最生动具体的证明。传世史籍与出土文书的记载，同样一个高昌，简直判若两国(14)。
洋海墓地位于高昌城东面的高宁县境，这里是河西王国在高昌地区设立郡县制度较早的地区，因此也是中原文化传播较早的地区。在新清理的两座洋海的墓葬中，发现丰富的前凉、北凉和阚氏高昌时期的文书，改写了部分高昌郡的历史，大大补充了阚氏高昌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史，相信这里丰富的墓葬还会填补更多的历史空白。
在高昌王国时代，麹氏高昌(502～640年)的信息我们了解最多。通过出土文献，我们不仅可以基本复原它的纪年系统，甚至了解到它的许多制度和政治。通过《麹斌造寺碑》，我们知道这个小王国是如何臣服突厥的，甚至知道突厥给了高昌王什么样的官爵。通过张雄墓志和其他文书资料，我们知道了这个王朝晚期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政变，也了解到这个政变对于这个小王国后来的深远影响。高昌王国的制度，许多来自中原，但是它也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改变。比如，高昌虽然实行郡县制度，但是它的郡县不统属，跟中原的同一制度并不相同(15)。总之，很多在原来传世史籍中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今通过出土文书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吐鲁番出土文书解决了传世史籍记载的错误，填补了史籍的缺失，丰富了我们对当地历史的认识。不仅如此，后来的出土文书，还会进一步推进对先出文书的认识。罗振玉、黄文弼早年排列的高昌纪年表早已过时，因为新出的文献大大丰富了这个课题。嶋崎昌的《麹氏高昌国官制考》，曾经被看作是奠基之作，但是经过荒川正晴、白须淨真和侯灿的研究(16)，因为利用了新出土文书，已经有了很大超越。而从前所知甚少的高昌经济制度，经过関尾史郎的研究，获得了极大的进步(17)。而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则有卢开万、程喜霖、谢重光和冻国栋等人的论著(18)。后浪推前浪的情形还在不断进行着，因为吐鲁番出土文书一直在不断地涌现。在新出文书和墓志继续提供给我们研究麴氏高昌王国政治、制度、经济史方面的材料的同时，在交河沟西、巴达木两处墓地都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胡人墓葬，使我们对于高昌粟特及其他中亚胡人在高昌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在粟特研究的热潮到来之际，吐鲁番仍将提供新的材料，提出新的问题。
最早对吐鲁番地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著作是荣新江撰写的《吐鲁番的历史与文化》，载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合著的《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但因为是通俗性质的书籍，没有学术注释。関尾史郎和自己的学生青木茂对这部中文著作的专章进行了翻译，并且加以注释，于是完成了很标准的学术化加工(20)。侯灿的《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收录高昌研究12篇论文，涉及到高昌官制、郡县考证和纪年问题等研究，属于论文集而不是有内在联系的专著。王素有一个庞大的高昌史研究计划，如今已经出版的《高昌史稿·统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和《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是现在高昌史研究的最系统专著。田卫疆主编的《吐鲁番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于众人之手，体制上属于描述性质。宋晓梅《高昌国——公元五至七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移民小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年)，也属于相关研究著作。不断出现的新资料为高昌通史的撰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我们希望王素的《高昌史稿》其他各编早日完成，也希望能有更多雅俗共赏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以推动高昌史研究的进步。
公元640年，唐太宗发兵灭高昌王国，在吐鲁番设立西州，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对西州历史的研究，看起来也属于地方历史的研究，但是因为唐朝前期律令制度清晰，执行力度有保障，所以西州历史其实也是唐朝前期的地方历史，至少是当时边州的一个缩影。这样的西州历史，因为缺少同时期其他地方的研究可以提供相对完整的参照，于是西州历史的研究就远远超出了地方历史的意义。现在的研究表明，了解唐朝前期的许多制度，都离不开对西州历史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运用吐鲁番文书考察唐代的均田制问题，至今已经形成了惯性，如果没有对吐鲁番文书的分析、理解和运用，要考察均田制以及相关问题，就会给人以不可靠的印象。所以，现在出版的有关土地制度方面的著作，无不涉及大量的吐鲁番文书研究。这方面，日本学者走在前面，堀敏一《均田制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与土地所有制》(岩波书店，1975年)和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是代表作。后者，特别是把相关文书资料汇集在一起，不仅对具体文书的考订十分精到，而且十分便于读者的使用。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岳麓书社，1993年)、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都是很重视对文书资料的利用的。当然，因为吐鲁番文书公布的时间有所不同，对相关研究的影响也比较大，比如堀敏一能够利用的吐鲁番文献还是很有限的。同类的问题还有府兵制度的研究，如果研究唐代府兵制度而不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现在很难再有新的创获，所以孙继民研究唐代军事制度的专著《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才会直接把研究资料写入书名之中。在法制史的研究上，吐鲁番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那当然也是大唐帝国的法律制度(21)。新出吐鲁番文书已经开启了重新探讨唐代制度的大门(22)，也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利用旧出文书对某些制度的解读(23)。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文书，依然以官府文书为主，考察官府特别是地方官府的行政运作，吐鲁番文书提供了重要资料。唐代的其他地方，无论当年比西州如何繁华和重要，如今在提供研究资料上，都无法跟吐鲁番相提并论。当年的一个边远州县，如何随着唐帝国的节奏起舞，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看到了大量的生动例证。所以，李方的大作《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的完成，不得不归因于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为其他地方州县确实没有提供这样的研究基础。必须再一次说明，这些研究，看起来还是吐鲁番地方史，但是本质上属于唐朝历史。对此，関尾史郎的《西域文书かちみた中国史》(山川出版社，1998年)的研究视角可以证明。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最近整理出版的《天圣令》所保留的唐令(24)，这是唐朝国家政令最集中最权威地一次重要发现，而理解这些唐令，单单凭借令文本身是不够的，能够提供最多的佐证资料的，非吐鲁番出土文书莫属(25)。因此，从制度史到社会史研究，《天圣令》保存的唐令与吐鲁番文书相互发明，相互印证的研究，将开启唐史研究的一扇大门，前景光明无限。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于是吐鲁番出土的文献中保存了许多中西交通史的资料正在情理之中，相关研究的推进也是吐鲁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高昌国际贸易的往来商品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而高昌提供的文书表明，因为高昌在收取交易税确实大有好处，所以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历史记载高昌反对焉耆另外开辟通往中原的道路，甚至不惜因此发动战争(26)。在这方面，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堪称代表作，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都在某些方面对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所推进。最近新出的阚氏高昌送使文书和唐天宝十年西州客馆文书，再次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27)，一定会推动相关的许多方面的研究。
另外，过去比较多地从观念史加以探讨的随葬衣物疏，其实从东西方物质文化交往的研究上也会提供新的资料，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衣物疏中每件物品的来历和用途(28)，这既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东西文化交往研究的新视角。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揭示的古代世界与传世史籍记录的历史有着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传世史籍的记录体现着中央集权的基本精神，地方永远处于中央的领导之下，记录中央的文字当然要大大超过关于地方的记录。所谓大事记录原则，其实永远需要地方服从中央。出土文书不同，它是当地真实的反应。这些文书的存在，只是地方行政运作的材料，并没有准备留给后世作为历史研究资料，于是文书不仅作为史料的真实性特别可靠，而且给我们看到了在传世史籍中往往看不到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基层政府组织和基层社会(29)。这就是说，出土文书成了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而这个方面在传世史籍中是最欠缺的。
在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中，有一批墓砖墓志资料。这些资料记录墓主的生平事迹，主要是历官与婚姻，于是相关的墓志资料，就能够提供一些家族的信息。白须净真就是从这些墓志资料入手，来考察高昌大族问题的。毫无疑问，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讲究门阀的士族时代，任何政权都会与一些特定的大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于是，这个研究不仅对于了解社会史大有帮助，而且对于了解高昌政权的某些特性也提供了重要解释(30)。唐朝统一高昌以后，高昌的原有大家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白须研究了唐朝针对高昌旧豪族的移民政策(31)，之后，他继续研究唐代吐鲁番的豪族问题，发现在阿史那贺鲁叛乱之后，高昌旧豪族的地位获得回升(32)。但是，白须的研究并没有到此止步，随着唐朝整个社会士族的衰落，西州的豪族情况如何呢？白须根据张无价家族的状况，在西州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33)。总之，白须净真的豪族研究，贯彻了从高昌到西州两个历史时期，为同类问题给出了一个边地豪族兴衰的历史素描，给人的启发极大。白须的研究主要立足于过去出土资料较多的张氏家族，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我们可以继续讨论麴氏、宋氏等大家族的情况(34)，这无疑会更加深入我们对高昌豪族社会的认识。
当然，吐鲁番社会历史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豪族历史。政府基层组织与社会的交界处，从来是社会史研究所重视的，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双方如何互动都要在这个边界上进行观察(35)。吐鲁番在高昌和西州时期，社会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但是其他民族同样杂居其间，民族之间、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当然也是重要的历史考察焦点(36)。高昌的传统到了西州时期命运怎样，当代表中央的中原文化进入这里的时候，原有的文化是怎样转化为社会传统的呢？这显然也是让人大有兴趣的问题。任何时候，传统与现实，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法律与风俗，凡此等等都是社会史比较重视的课题，而在同时期没有其他地方能够提供这类观察材料的时候，吐鲁番学要承担的任务就远远超出了吐鲁番本身。以唐朝的西州而言，因为其他地区没有吐鲁番如此丰富的历史资料出现，研究西州社会史，不仅对于理解西州社会有意义，对于理解整个唐朝的地方社会都有参照价值。随着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社会史的研究一定会引起更多的研究者重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预期的。
本文只是粗线条地回顾了吐鲁番学的一些问题，不是详细的学术动态描述，或有不当，敬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页。
②本文所说的“文献”，是指所有手写和印刷的文字材料，包括公私文书；而在使用“文书”一词时，基本上用它的狭义概念，即指官府和民间使用的公私文书，这些文书往往是手写的、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
③参看荣新江：《敦煌学：二十一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原载《辞海新知》第5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收入《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4～221页。
④参看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4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4～138页。
⑤参看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3章，第69～113页。
⑥冯氏两文，都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
⑦以上文章俱收入作者《隋唐时代的东突厥斯坦研究——以高昌国史研究为中心》，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
⑧《西域文化研究》第2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上，京都：法藏馆，1959年。
⑨《西域文化研究》第3卷《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料》下，法藏馆，1960年。以上论文，收入《敦煌学译文集——敦煌吐鲁番出土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姜镇庆、那向芹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⑩日比野丈夫：《蒲昌府文书の研究》，载《东方学报》第33册，京都，1961年，第267～314页。
(11)荣新江、李肖、孟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概说》，载《文物》2007年第2期。
(12)参看荣新江：《(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载《燕京学报》新5辑，1998年，第65～92页；孟宪实《北凉高昌初期内争索隐——以法进自杀事件为中心》，载《西域文史》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5～144页。
(13)参看陈仲安：《麹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收入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14)参看関尾史郎：《文书と正史の高昌国》，载《东洋史研究》第47卷第3号，1988年，第119～132页。
(15)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にぉけゐ郡县制の性格きめぐつて——主としてトゥルフアソ出土资料にょゐ》，载《史学杂志》第95编第3号，1986年，第37～74页。
(16)荒川正晴：《麹氏高昌国の官制につぃて》，载《史观》第109册，1983年，第29～43页；白须淨真：《麹氏高昌にぉけゐ上奏文书试释——民部、兵部、都官、屯田等诸官司上奏文书の检讨》，载《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第13～66页；侯灿：《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载《文史》第22辑，1984年；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
(17)関尾史郎研究麹氏高昌经济制度，有多篇论著，其中围绕条记文书——高昌一种纳税收据所进行的研究就多达七篇之多，对于高昌税制研究，具体而深入。此外，还有《高昌国“丁输”考》，收入《小田义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1995年，第51～76页。恕不一一列举。
(18)参看卢开万：《试论麹氏高昌时期的赋役制度》，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66～99页；程喜霖：《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麹氏高昌的计田输租与计田承役》，收入《出土文献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59～174页；谢重光：《麹氏高昌赋役制度考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冻国栋：《麹氏高昌役制研究》，载《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收入《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4～100页。
(19)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人》，载《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张铭心：《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李肖：《交河沟西康家墓地与交河粟特移民的汉化》，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0)《吐鲁番の历史と文化》，《吐鲁番出土文物研究会会报》第34～77号。
(21)参看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
(22)雷闻：《吐鲁番新出土唐开元〈礼部式〉残卷考释》，载《文物》2007年第2期；孟宪实：《唐代府兵“番上”新解》，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史睿：《唐代前期铨选制度的演进》，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
(23)裴成国：《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文欣：《唐代差科簿制作过程——从阿斯塔那61号墓所出役制文书谈起》，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文欣：《吐鲁番阿斯塔那501号墓所出军事文书的整理——兼论府兵番代文书的运行及垂拱战时的西州前庭府》，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
(24)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
(25)孟宪实：《吐鲁番新发现的〈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载《文物》2007年第2期；陈昊：《“历日”还是“具注历日”——敦煌吐鲁番历书名称与形制关系再讨论》，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以上两文在研究吐鲁番文书时都利用了《天圣令》的记载。
(26)朱雷：《麹氏高昌的“称价钱”——麹朝税制零拾》，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期，1982年。
(27)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毕波：《怛逻斯之战和天威健儿赴碎叶》，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8)韩香：《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的“石灰”探析——兼谈其在古代吐鲁番地区的运用》一文是一个新的尝试，文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辑。
(29)本期《西域研究》发表的一组吐鲁番学研究论文，就是我们从社会史的角度来阅读吐鲁番文书的初步研究成果，参看季爱民、苏玉敏文，又姚崇新《在宗教与世俗之间：从新出吐鲁番文书看高昌国僧尼的社会角色》、林晓洁《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时与空》，将刊发《西域研究》2008年第1期。
(30)白须淨真：《高昌门阀社会の研究——张氏を通じてみたその构造の一端》，载《史学杂志》第88编第1号，1979年，第25～48页。
(31)白须淨真：《唐代吐鲁番の豪族——墓砖ょりみた初期西州占领策と残留豪族の考察せ中心として》，《东洋史苑》第9号，1975年，第19～60页。
(32)白须淨真：《唐代吐鲁番の豪族——とくに阿史那贺鲁の反乱以后にぉけゐ旧高昌豪族ヘの处遇を中心として》，载《龙谷史坛》第72号，1977年，第47～60页。
(33)白须淨真：《吐鲁番社会——新兴庶民层の成长と名族の没落》，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第143～171页；柳洪亮汉译文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
(34)参看本期《西域研究》所载高丹丹《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与高昌王国的家族联姻》对宋氏的讨论。
(35)参看孟宪实：《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36)张铭心：《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载《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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