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与启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正确处理论文,启示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00年6月，江总书记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正确认识”的重大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正确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在千年世纪更替之际着重提出这“四个正确认识”，不能不说具有深邃的战略眼光。在我看来，这既是迎接新世纪、新千年的挑战和机遇的重要理论准备，同时也是对我们党80年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
这“四个正确认识”，最重要的是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还有理论界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胡绳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在回顾20世纪的百年历史时，把革命兴衰、发展起落、社会进退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就凝聚到了这个问题上。他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总结。因此，有的学者称赞胡绳同志对历史经验的“这个精辟概括抓住了要害，点到了真缔。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曲折其根源盖出于此，近20年中国的成功也源于此，未来的百年间中国的崛起和兴盛同样有赖于此。”我觉得这个评论是中肯的。
就胡绳同志来说，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过长期研究，在1985年曾就此写过长篇读书笔记。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有两重性关系，一是对立的关系，二是继承的关系。我们的老祖宗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方面的关系都是很重视的。因为有对立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在历史上创造了以往从未有过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社会文明，但终于成为它自己所产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桎梏，因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它必然要为更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为这个发展带来更大空间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第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揭示了这个历史规律。
胡绳同志还摘录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重视这两者继承关系的许多论述，强调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指出：“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还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使用一种“公式”来表达上述看法。在他看来，“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6卷第129页，第6页；第34卷第520页。）据此，胡绳修正了一种说法：人们通常说，“社会主义能够依靠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文明。这样的说法，也需要补充。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这制度的优越性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然后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真正发挥出来，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注：《胡绳全书》第3卷第137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就自然而然会表现出来的。理论上的优越性在要变成现实，使这种优越性在历史的进程中充分地发挥出来，是有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继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有益的一切科学文化成果。社会主义只有这样先继承资本主义，然后才能高于资本主义。
但是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者的对立与继承的关系很不容易。中国革命所发生的曲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因而发生右的错误，特别是“左”的错误。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初期，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有“二次革命论”思想，认为中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后，才谈得上搞社会主义；中国进行的民主革命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人参加这个革命就是“为国民党做苦力”，这个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政权；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不必去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等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再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将两者绝然割裂开来的思想，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发展起来的理论根源，也是导致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遭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30年代初期，党的领导人指导革命的主导思想，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将民主革命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毕其功于一役”，主张在民主革命阶级就应采取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政策，把“中间势力”看做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在土地政策方面侵犯中农利益，在工商业政策方面侵犯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最为突出，革命事业遭受的挫折也最为严重。
建国后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就比较成功，国家的发展就比较健康，取得的成就则比较显著；反之则不然。新中国成立后头八年，我们国家能够凯歌前进，取得辉煌成就，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基本上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就规定了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政策；建国之初的七届三中全会及时地纠正刚刚冒头的“左”的倾向，强调不要“四面出击”，调整工商业政策，缓和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当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猖獗时，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通过限制、利用、改造，实行“和平赎买”政策，有步骤地将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公私合营企业；在此之后，还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来调整政策、处理善后。这样，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小平同志肯定这一成就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剥夺的政策，消灭资产阶级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但是这以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走到了极左。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片面强调两者的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完全忽视两者的继承和转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两者的对立关系进一步推向极端，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将资本主义彻底消灭。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就是对这两者关系错误认识和最典型、最荒谬的表现形式。对两者关系的错误认识走到这种极端，也使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达到了极端。小平同志总结这个教训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11页，第237-238页。）
在世界范围内，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也在于没能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经济畸形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在不少问题上，对资本主义先是“左”得出奇，后是右得要命，按照我们的语言来说，最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导致改换门庭，彻底改制。从而，社会主义运动也进入低迷时期。
有鉴于此，胡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逆转的，但是这个“代替”是一个历史过程。若放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看，也不算太慢。对于这个观点，他是这样表述的：“公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终将取得对于私有制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胜利。胜利以何种方式实现，这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只要吸取以往社会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各方面超过以往，那么它在将来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
“在20世纪初期的世界上，社会主义不仅是以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制度兴起。到了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当一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国。中国咀嚼这种经验时有特别深切的体会。
“可以设想，在新的世纪(2001-2100)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再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202-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以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注：《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5-156页。）
本来，这是对中国和人类历史前景的一种乐观的估计，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表现出坚定信念。但是一个时期，流言不径而传，说胡绳发表文章讲三百年内不要谈社会主义，研究了一辈子马列主义，最后爱上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悲观绝望，云云。这真是匪夷所思。仅此区区一事，也说明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多么不容易！其实，我们正要沿着包括胡绳同志在内的老一辈理论家们所阐述的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继续对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理论和政治关系上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统一关系。它们之间既具有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也存在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过去的失误在于，只强调前者，而忽视了后者。邓小平同志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近80年之经验，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从多个角度或多个层面进行了论述。
——就社会制度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小平同志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大量的人会长期摆脱不了贫穷。这样，我们国家“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摆脱不了贫困，“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因此，“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第124页，第158页，第229页。）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当然，我们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能充分体现出对于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邓小平同志充满信心地指出：尽管我们目前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过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就发展生产力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他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168页，第3卷第373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包括利用外国智力、引进外资技术、开办合资企业、建设经济特区等等。这就是在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特点的同时，“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150页。）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81页，第122页，第112页。）
——就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为了中华民族统一大业，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国两制”。邓小平同志认为，为了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我国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和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港、澳等地区回归祖国的问题，无论对实现祖国统一，促进国内的建设与改革，还是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利的。他说：和平统一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同语言，大陆和台湾，还有港澳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它们的对内政策可以搞自己的一套，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第219页。）这个“一国两制”的新构想，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多重设定：一是两种对立的制度要和平共处于一个国家之中，“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7页。）二是两种制度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均衡对等的，社会主义是整个国家的主体。“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三是还要利用小地区的资本主义来促进大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3页。）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构想的这些设定，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大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辩证法。
——就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要作具体分析。对属于资本主义腐朽和没落的那些东西必须进行坚决斗争。邓小平同志一直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要向人民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他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伟大号召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扩大对外交流的同时，资本主义丑恶颓废的那些东西也在国内蔓延开来。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忧虑。小平同志一方面指出：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全党：“开放以后，一些腐朽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第2卷第403页，第3卷第379-380页。）小平同志对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又对克服这些消极影响充满自信。这里所引上面的论述，全面地说明了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时，怎样正确看待资本主义腐朽、丑恶东西的影响问题。
基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上述多重关系的分析，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创立了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许多方面，包括诸如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改革开放论、市场经济论、主体地位论、一国两制论、四项基本原则论、精神文明建设论等理论观点。这个理论体系完全改变了过去比较简单直接的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当然也有某种限制和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新思路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56年底讲的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火花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新思路，毫无疑问，包含了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新概括。也正是根据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认识的这个新概括而形成的上述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才使邓小平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显著标志；表现在实践上，是使20世纪中国在最后21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上一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七位；人民生活的总体水平已由贫困过温饱而达到梦寐以求的小康型，并有相当部分人形成富裕群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开始跨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第三步发展战略而奋斗的新阶段。正如有的国际评论所指出：“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三
在跨入新世纪之际，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具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的现实性。
首先，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既是难得机遇，又是严峻挑战。决定加入WTO组织，是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经过反复权衡，认为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这是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出发所作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是符合目前的实际的，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以后实际的进程能否按照这种估计发展，则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一个重要因素，就看我们能否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与资本主义国家，既要友好往来，在事关民族利益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又要坚持斗争，这个“度”是不容易把握好的。如果说目前的交往、较量，还是按照各自的国家法律法规在进行，那么加入WTO之后，就要按照大家认可的统一的WTO法规来进行。这个法规遵照了所谓公平竞争的国际准则，但是它制定时，我们国家没有参加，因而不能不更多地有利于操纵这个组织的发达国家。在竞争时，他们比我们具有更多的主动权，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可能更被动，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WTO内竞争与不在其中竞争，就如同上擂台比武与没上擂台比武，参加奥运会比赛与不参加奥运会比赛一样，情况大不相同。既然加入在即，那么正确处理这个关系的严重紧迫性就不言自明了。
第二，我们正在建立和运作的市场经济是一面双刃剑。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都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了。一方面，它加大了资源合理配置的力度，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唯利是图、坑蒙拐骗、欺诈勒索、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以及黄赌毒、黑社会势力等沉渣也泛滥开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也与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密切关系。如果还不能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市场经济的正面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受到抑制，而且其负面效应会更加泛滥，最后难以收拾，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国家失控和社会动乱。这种负面效应如果得不到遏制，就有可能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第三，从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层来看，各级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正面临“大换班”。两个千年的世纪交替，也带来了新老干部队伍的权力交接。“文化大革命”前培养出来的那么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信念，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坚定信仰，无论遭受过什么挫折，即使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仍能坚持信奉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改革开放以来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样一个年龄层的干部目前都要走下领导岗位。在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干部将陆续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甚至相当不少的40岁出头的年轻一代将掌握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这是党和国家在世纪之交将要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年轻干部有很多突出的优点：受过现代化的教育，了解当今世界最前沿的信息科技知识，视野开阔，思想敏锐，精力充沛，工作高效。其中还有一些人留过学，较少保守思想，极富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这样的干部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但是，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新生代的一些人也有难以避免的弱点，即对党的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知之不多；对国情、省情、地情、乡情缺乏实际的深入的了解；再则，在一些价值观念上可能跟上辈有很大的不同，会打上当今社会上的这样那样的印记，有的思想倾向也会受到西方国家的不良影响。如果这些弱点得不到克服，就很难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即既不能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也不能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那是十分危险的。一位有国际影响的政治家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中国的前景时说：在西方学习过的20-30岁年轻人，同他们父辈的看法大不相同。在未来20-30年里，“他们这一代将改变中国”。这位政治家讲的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怎样改变中国，朝什么方向进行改变。如果能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按照中国的国情来作具体的分析，对资本主义文明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使社会主义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现存体制的弊端得到认真改革，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朝着继续复兴和腾飞的态势发展。那位政治家说得好，“中国进步的希望在他们最优秀和最有才华的一批人身上。”如果不能这样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那就有可能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我们国家前进的道路就会发生曲折。
因此，从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来看，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来看，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权力交接在未来存在的忧虑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都是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在当前，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要注意两方面的倾向。这两方面倾向都有一个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能作具体分析而发生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
一种倾向是对资本主义不能作具体分析，盲目地崇尚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把发达国家的一切说得好得不得了；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不能作具体分析，把党过去在探索中发生的失误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不行得不得了。因而，抛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制造舆论，鼓吹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这种倾向的影响不可低估。
还有一种倾向是，将目前的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负面效应夸大得不得了，把消极、丑恶、腐败现象的产生单纯地归结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完全否认这20多年来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诋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对内是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是民族投降主义，散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污蔑中国共产党已由一个革命的党变成了不革命的党。持这种倾向者，号召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真正的走资派”。这种倾向虽然是潜流，但也流不全潜。这种倾向同样不可低估。
因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只作纯学理性研究。当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走向，也知之甚少，需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都是毫无疑义的。我非常赞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研究上还有十五大报告讲的学风问题。在加强研究国外当代资本主义的同时，还要密切注意加强我们国家现实生活中的不良倾向的研究。理论的研究与对策的研究应同时并举。事实上，对于后者的研究也同样是不够的，需要大力加强。
四
要把正确认识和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同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解决当前现实生活中由于没有能正确处理这个关系而发生的各种问题，以及面临的严峻挑战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既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继承和发展两个方面，那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文化发展前进方向、以及为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先进性，就有助于正确把握这两者的关系，以及在这方面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在即将加入WTO之际，迎接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就更加及时和重要。加入WTO组织，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经济，而是全方位的。怎么样同对方打交道，除了加强实际运作方面的培训外，在指导思想上，就要用“三个代表”思想来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政治素质、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使之在同资本主义的较量中，善于趋利避害，由被动变主动、由不利变有利，很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一个时期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问题讲得较多，使人们的思想产生不少困惑。这主要是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澄清所致。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一个和平演变战略呢？当然有。前些时美国历史档案的解密，已作了批露，讲得非常赤裸。尼克松写了本《1999：不战而胜》的书，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被他不幸而言中。他们非常得意，目前把主要目标对准我们中国，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家一点也不讳言。从50年代末杜勒斯开始，数十年来，西方反华势力的亡我之心不死，始终在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搞垮我们国家。在策略方法上，有所谓“鹰派”、“鸽派”之分，但这个战略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有这个问题上的失误，不在于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提出这个问题，应被认为是一大功绩。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反思，那时的失误在于应对的战略和策略不对。即不应当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改变了应对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内外政治风波之后，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了应对的战略和策略。这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指导方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合理配置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努力把我们国家发展上去。与这个发展战略相适应，在策略上对它不搞铺天盖地的政治宣传，主要是让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保持清醒头脑，在任何时候都牢记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因此，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不存在反不反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反的问题。既然有这个问题存在，那么这方面的斗争在加入WTO之后，就会更加激烈、更加直接。面对这样的斗争形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装，不坚持“三个代表”的先进性，那就很有可能被和平演变掉。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因此，加强“三个代表”思想的教育，使我们党的队伍永远保持先进性，是在加入WTO之后，面临新的形势，迎接挑战，战胜风险的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对解决国内问题、党内问题，也都具有这样的作用。
“三个代表”思想，除了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意义之外，还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三个代表”思想的讲话文本，目前见到的，虽然就是2月在广东、5月在江苏上海浙江讲的那几段话，江泽民同志本人至今还没有长篇大论，但是绝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从篇幅上去看待。“三个代表”思想的底蕴非常深刻，要不断地挖掘它的涵义。毛主席谈到早年读《共产党宣言》的体会说：《共产党宣言》里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蒋介石、陈独秀，但是读书之后掌握了一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就是要搞阶级斗争。于是，他就投身到中国革命运动的洪流中去了。这里有一个领悟能力问题。对“三个代表”这样的重要思想，也要有较高的悟性，把握它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三个代表”思想，从方法论来说，至少使我们在四个方面得到启示。
——“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同样离不开世界。既然如此，就必须从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复杂斗争的角度，来考虑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并同当今世界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相联系，用最先进的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样，就能够在与强手的较量和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紧跟时代的创新意识。创新，是江泽民同志一个非常突出的意识。这些年来，他一直强调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三个代表”的提出，就是这种创新意识的直接体现。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作了深刻总结，强调要坚持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认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责任。“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是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全党作出的光辉榜样。十五大在概括邓小平理论时指出，这个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同样也可以说，“三个代表”思想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使我们对党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境界。因为长期以来，从党的二大到十五大都只强调一个“忠实代表”。二大说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十五大说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江泽民同志将“一个代表”拓展为“三个代表”，使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更加完整、更加全面。这既是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整个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它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创新理念。
——“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锐意改革的坚定信念。“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既然如此，它就不但决定国家的命运，也决定党的命运。事实上，党也需要改革。“三个代表”就蕴含着深刻的改革思想。党要始终体现“三个代表”，就意味着现在不符合“三个代表”的各种具体制度和机制，统统都要改革。不改革，就很难始终成为三个“忠实代表”，也就很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因此，“三个代表”思想有很强烈的改革意识。这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关键。
——“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近代中国遭受的深重苦难，是任何一个有血性的华夏子孙都不堪忍受的。振兴中华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强烈愿望。孙中山提出了这个口号，并为它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但是，他缔造的国民党不能担当此任，惟有中国共产党才不辱使命。不仅它的成立是要接过振兴中华的接力棒，而且它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因为国家不独立，民族不解放，中华不振兴，共产主义的大目标是谈不上的。因此，革命、建设、改革，说到底，都是为了这一点。同样地，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加强党的建设，强调党的先进性，最终也是为了实现振兴中华、强盛中华的宏伟目标。为此，党提出了三步发展战略。目前，前两步已经实现。进入新世纪后，就要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而艰苦奋斗。这是振兴中华、强盛中华关键的关键。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国家，那时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就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给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页。）“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去奉献一切。
因此，“三个代表”思想是一个法宝，既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利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法宝，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腾飞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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