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耳目资》中的“u次”为舌尖前高无音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耳目论文,舌尖论文,前高无音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02)06-0103-04
《西儒耳目资》中的u韵分为甚、次、中三类，“u次”所收字皆为《中原音韵》的“支思”部的精组字。“u次”的音值如何，研究者有不同看法。
“甚者，自鸣字之完声也，次者，自鸣字之半声也，减甚之完，则成次之半。如‘药’甚，‘欲’次，同本一音，而有甚次之殊。又如‘叶’甚，‘一’次，同本一音，而亦有甚次之殊。”
又说：“中者，甚于次，次于甚之谓也。假如数，甚也，事，次也。其中有音不甚不次，如胥、诸、书是也。盖数sú，午u在末者，粗也；事sú，午u在末者，细也；书xū，午u在末者，比于甚略细，比于次略粗，故曰中耳。”
又说：“甚次中者，一字元母之德也。若二字三字母之有甚次中，则不在全母之上，单在其末。自鸣之字，如‘药’、‘欲’分甚次，不生之于衣i，乃生之于阿o。”
又说：“开唇而出者为甚，略闭唇而出者为次，是甚次者，开闭之别名也。”[4]
金氏在这里阐明了甚、次、中的异同。所同者，同本一音；所异者，粗与细。粗是开唇而出，细是略闭唇而出。而且这种区别表现在主要元音，与介音无关。
这是作者的本意。研究者无视其本意，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
罗常培说：“金氏分‘甚、次、中’三音，这是他对于不能用罗马字母标注的中国语音想出来的补救办法。”
又说：“e、u、u三个音各自代表一个舌尖元音，其余o、ie、io、uo几个韵的次音符合（·）似乎具有语音学的短音符号或下降符号两种作用。”[5]
李新魁说：“金氏之分‘甚、次、中’，实是套用法语的习惯而分的。盖法语中[a]、[e]、[oe]、[o]四个元音，每一个元音都可以分成前部、中部和后部或合、中、开三音，……这‘合’、‘中’、‘开’就相当于金氏所说的‘次’、‘中’、‘甚’。”[6]
曾晓渝同意罗常培的说法，她在对照了利玛窦、金尼阁的汉语罗马字注音后，认为：金氏“甚、次、中”各韵母总是与入声韵及舌尖元音有关。舌尖元音
、
利氏、金氏的母语中没有，而入声韵一般较短促，主要元音的音值难于准确把握，对此，作为西儒的利氏、金氏不得不在注音时采用加符号“·”或分“甚、次、中”来加以补充说明。
我们认为，“甚、次、中”的含义应充分遵从金氏自己的意见。首先，它们是同一个音，离开了这个前提，就失去了金氏的本意。其次，它们是同一个音的三种变体，主要区别在开口度的大小。金氏的“粗、细”、“开、闭”指的是主要元音开口度的大小。甚、次、中的区别就是同一元音开口度的大小。“甚”为平音（即正常音），“次”为“甚”音开口度一半的元音，“中”在二者之间。据此，则“u次”所代表的音应是"u"的闭口音，不会是。
是舌尖前高元音，与[u]的发音部位不同，音色相异，而与i的发音部位相近（皆为舌前高元音，唯舌尖舌面之别），音色也相近。如果“u次”代表的是，那么，金尼阁应将“u次”改为“i次”，列于i韵母下，不应如此排列。诚然，由于舌尖前高元音的特殊性，对于金氏来说，确实难以准确把握，但对于一个有较好拼音文字修养的传教士来说，要区别"u"与并不难，绝不会将与i音色相近的看作u，并将它列入u韵。
金尼阁说：“元母之三衣i用不用（笔者按，指用不用甚、次、中）未详，盖风气不同，有为甚，亦有为次，如‘知、纸’之类，但忒细易乱，故从便。寻之用，一甚之中俱包之，未敢细别，余心未安故耳。”这说明，金氏还是认为i韵是可以分甚、次的，“知、纸”等字就是“i次”，但他没提“赀、雌、私”中的任何一字，看来，在金氏所熟悉的官话中，有些地方有舌尖后元音，有些地方没有，所谓风气不同，而“赀、雌、私”等字则不读舌尖元音，所以他没有举例。如果“赀、雌”“知、纸”都读舌尖元音，他可以将i韵分为甚次中，“i甚”为一般的i韵字，如“赍、妻、齐、机”等，“i中”列i韵精组字，“i次”列i韵“照知”两系字。他没有再分，一则是因为“忒细易乱”，二则是“资、雌”等字读u，不能入i韵，“i甚”可以勉强囊括这些字，可以“从便”。这也可说明金氏的“u次”不会是。
如果“u次”真的代表，那金氏的“同本一音”就没有着落了。在汉语中可以看作i的变体，因为它们互补，但绝不能看作"u"的变体，因为二者没有互补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归于u韵。承认金尼阁“同本一音”的解释，就得承认“u次”不代表元音。
再者，“u次”所收字皆为《广韵》“支脂之”三韵的齿头音，即赀、雌、私、疵、词、紫、此、死、恣、刺、泗。如果这些字真的读[1]，金氏纵使把握不准它的准确音值，也绝不会将它们收入u韵。金氏是读过中国的韵书的，如《广韵》、《洪武正韵》和其他等韵著作，从他的收字可以看出这一点。他绝对知道这些字来自“支脂之”，而不是来自“鱼虞模”。“支脂之”开口读i，“鱼虞模”开口读u，他是很清楚的。从语音的继承关系来看，他是不会将它们编入u韵的，再不济也会编入i韵。他所以将它们编入u韵，是以语音实际为根据的，否则无法解释。所谓对舌尖元音把握不准，而将它们编入u韵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人们所以将“赀、雌、私”这些“u次”的字，拟为，全是由现代普通话推测出来的，而忽视了这些字被编入u韵的实际。
我们再看金氏《列字韵谱》中所收例字。除了现代普通话读舌尖前高元音的字，金氏还收了其他的字在“u次”。如：积、师、狮、使、驶、屣、析、柿、士、仕、史。其中“师、狮、史、使、驶、士、仕、柿”诸字现在读舌尖后元音，如果当时读舌尖前元音，现代又变为舌尖后元音，似乎不好理解。这几个字古音在庄系的崇母和山母，现代普通话都读
声母。《西儒耳目资》所据之音系知、草、庄三系已经合流，崇母清化，与山母合一，二母的大多数字都读作，完成了山、书的合流，只有少数字读[s]，归于精组心母，如“士、仕”之类，这些字如果当时读
，后代就不会再读
，重归于“书”了，因为它们错过了与章照二系合流的时机。语音演变是有阶段性的，错过这一时机，就不会再发生相同的变化。“士仕”诸字在《西儒耳目资》里不读作是例外，既然是例外了，就不会再发生读的变化了。现代普通话中，古庄组字读[s]的，只有这么几个：俟（涘），搜（馊、溲、螋、瘦、飕、搜、蒐）、谡、缩、索、所。除掉括号里的同音字外，实际上只有6个字，也可以看作例外。据此，我们认为，《西儒耳目资》里的“仕、士、史、驶、柿”并不读，将“u次”拟作用在这些字身上不合适。
再看“积”、“屣”。“积”现代读jī，韵母为i。如果当时读
，后代不可能读jī。“屣”现代读xǐ，韵母为i，如果当时读，后世不可能有xǐ的读音。
再看“析”字，今读为xī，韵母为i，如果当时读舌尖元音，现代就不会再读为舌面元音i了。
我们再看同为“u次”的入声字。金氏于“u次”的入声下收了“率、帅、蟀”三字。“率”在《广韵》有“所律”、“所类”二音，今读shuà i，用的是“所类切”。《西儒耳目资》列在入声，用的是“所律切”。“所律切”今读什么？应该是sù。“率”的入声读在《广韵》“质”韵，而反切下字“律”又在“术”韵，如果根据反切下字读，读sù是对的，因为整个“术”韵字的韵母现代都读作u。无论读shuà i，还读sù，当时都不可能是，读舌尖元音，舌尖元音是不可能再读为u的。
综上所论，“u次”的音值绝对不是。那么，它的音值是什么呢？我们认为，“u次”是一个闭口的u，发音不如“u甚”“u中”响亮，含糊一些。
考u韵的各小韵代表字，凡列于“甚”者，皆一等字或二等字（“夫、符、甫、附、无、武、务”诸字虽三等字亦列于u甚，可能是由于这些字的声母是唇音的原故，唇音与u相拼，更能突出"u"音，元音音色不因声母原因而影响，所以金氏将它们列于“甚”），如“租、粗、孤、枯、逋、铺、都、
苏、呼”（举平以赅上去），为一等字，“初、诅、楚”为二等字。列于“中”者，皆三等字，如“诸、枢、书、除、儒、殊、主、杵、汝、著、处、术、黜、入、術”。列于“次”者，皆四等字，如“赀、雌、私、疵、词、紫、此、死、恣、刺、泗”，只有“率”字例外，是二等字。
这说明金氏u韵甚、次、中的分别，除韵母外，跟声母也有一定的关系。凡来自一等“模”（包括上去）韵的，皆为“甚”，来自“虞、鱼”和“支、脂、之”等三等韵的，则根据声母分别“甚、次、中”，声母是庄系的列“甚”，声母是“章”、“知”二系的则列为“中”，声母是“精”系的，则列为“次”。它们同是u韵，因来源的不同，声母的不同，金氏才将它们分为三类。"u"为后高元音，所谓“次”为“甚”之半，“甚”为“开”，“次”为“闭”的说法，在后高元音面前，就无从说起了。如果"u"为开，在u的基础上，怎么闭？无法再闭了。所以这三个"u"应是没有区别的。要有变化，也只是在发“赀、雌”等字的"u"时，由于声母的原因，气流少一些，音量也显得小一些，不如发“孤、初、诸”类字那么亮丽，那么响亮，如此而已。还有一种可能就是u韵的“甚、次、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区别，金氏从等韵的角度，将它们强加分别，没有什么音位学上的意义。
所以，我们认为，“u次”的音值是[u]，“赀、雌、私”的韵母与“租、粗、初”的韵母没有区别。
“赀、雌、私”诸字韵母读u，应是当时方言在官话中的反映，也有可能，当时的官话就是如此。
《西儒耳目资》反映的是明代的官话。据鲁国尧研究，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
明代的南京话的读音情况如何？除《西儒耳目资》（金书是在利玛窦的音系上修改扩充而成，实际上是一个音系）以外，笔者寡陋，尚未见到其他材料。等韵著作中有李登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研究者或认为反映的是江淮方言，或认为反映的是口语标准音。如果当时的口语标准音是以南京方言为基础的，那么二种观点没有实际的区别。李书分韵母为22韵。其中有“支”韵、“鱼”韵、“模”韵而无“赀”韵。其子李世泽著的《韵法横图》在齐齿呼“基”韵“精”系的声母下列有两个代表字，如：“兹、赍、雌妻、慈齐、思西、词”，在“照”系的声母下也列有两个代表字，如：“支、菑、鸱差、茌、诗澌”，“兹、雌、慈”有别于“赍、妻、齐”，“支、鸱、诗”有别于“赍、差、澌”，当时的“齐”韵开口已与“支脂之”开口合流，二者本已没有区别，作者将齐韵的“妻”诸字与“雌”诸字区别开来，唯一的可能，就是“兹”诸字已念舌尖元音。这说明当时的江淮方言已有舌尖元音。此外，《韵法直图》的作者将“赀”韵单列，并加注说：“惟赀韵乃咬齿之韵”，“咬齿”二字准确地描述了舌尖元音的发音状况。就笔者所见，这是古籍中最早的用文字描写舌尖元音的资料，弥足珍贵。这说明明代的官话中确实有舌尖元音。但它们或单列，如《韵法直图》，或与“基”韵同韵，如《韵法横图》，绝无混入u韵者。官话有舌尖元音，金书的“u次”不一定也是舌尖元音。如上所论，无论从来源来讲，还是从音色上讲，舌尖元音绝不能列入u韵。金尼阁u韵的代表字与《均韵指掌图》的代表字基本相同。不同者，金氏有iu韵，专列《切韵指掌图》中“鱼、虞”三韵的喉、牙、齿头音的字，将“支、脂、之”的精组字列于u韵。这说明金氏编书时参考过《切韵指掌图》一类的韵图，其他韵的例字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尤其是那些生僻字，如果不是有所本，不是因袭旧韵书，口语中是不可能用到的。金氏既然参考了旧韵图，如果不是以某地区的官话的基础，是绝对不会将“支脂之”的齿头音列于u次的，如果不单独分韵的话，应该象u韵法横图那样，将它们归于基韵。
现代闽方言中的“支脂之”三韵的齿头音读作u或y。如厦门方言“资、滋、疵、司、私、思、祠、此、子、自、刺、四”诸字读u而不读
、i，建瓯方言“资、自、此、仕”读u，与“祖、助、粗、苏、素”等字同韵母。福州方言“滋、兹、子、自、此、私、斯、祠、词、辞、伺、巳”的韵图读"y"。[7]
看来“资、雌、私”的韵母读[u]或[y]是有方言根据的。
厦门话“租、粗、苏、补、胡”等来自《广韵》一等模韵的字韵母是
，“珠、诸、书、如、儒、无”等来自《广韵》三等“鱼、虞”韵的字韵母是u，福州话“资、雌、私”等来自三等“支脂之”韵的字韵母是y。如果将这两个音系综合起来作为《西儒耳目资》u韵的构拟参照物，则“u甚”应拟作，“u中”应拟作[u]，“u次”应拟作[y]。这种构拟，符合金氏的“‘甚’是开，‘次’是闭”的说法，而[y]的开口度对于来说，要闭一些，对于[u]这个圆唇元音来说，也要闭一些，虽然发音部位相同，但由于圆唇展唇之别，外观上看来，展唇音是要闭一些。
我们的论证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没有提供明代江淮方言，尤其是明代南京话“资、雌、思”的韵母读[u]或[y]的例证来，由于文献不足征，目前只好如此，待他日发现这类材料再行补苴。现代南京话中“资、雌、思”的韵母已读舌尖元音，只能为本文提供反证。但明代距今已有四百余年，现代南京话有舌尖元音，不一定明代也有舌尖元音。所以斗胆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供同行批评。
又，琉汉对音材料中也有“司、思、兹、子、孜、自、资”与“祖、足、速、俗”同读"u"韵母的情况。丁锋说：“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两类音都有u韵母，一是两者有别。”[8]但丁锋对“资”等字的拟音选择了有别，将它们的韵母拟作舌尖元音。
琉汉对音材料有编者姓名者为陈编《使琉球录》和萧编《使琉球录》，前书编者为陈侃、高澄，后书编者的萧崇业、谢杰。陈侃系浙江鄞县人，萧崇业系云南建水人，移籍上元（南京），应是南京人，谢杰，福建长乐人，高澄，顺天固安人。绝大部分是南方人，操南京官话或带吴音、闽音特色的官话。
琉汉对音材料是用汉字的读音来记录琉球话的语音，编纂者都是进士出身，是明代派往琉球的使节，有很高的语言文字修养，他们是能辨别出舌尖元音的，如果说金尼阁因为是外族人难以准确把握舌尖元音，而将舌尖元音收入u韵，那么，作为进士出身的陈、萧诸人就不会用u来对音舌尖元音了。因为在音色上i比u更接近舌尖元音。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可能就是在他们所依据的官话中，“资雌私”等字的韵母读作u。如果这几种琉汉对音材料是以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话（萧是南京人），那么，明代的南京话里，“资雌私”等字的韵母为u，还是有点根据的。
其余的分“甚、次、中”的韵都是入声韵，金书将入声韵单列，应是独立的。入声韵应有一个唯闭的喉塞音，陆志韦的意见是对的。如此，“u韵”的“甚、次、中”就不会与入声韵的“甚、次”在音值上混一了。
收稿日期：2002-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