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概念
在“现代化”这一概念中自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而要探讨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又必须弄清什么叫现代化？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C.E.Black)把人类历史上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的革命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他指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过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它发源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那么，‘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1]
我们认为，布莱克对现代化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典型性。其中蕴涵的内容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发生学意义上看，现代化是在新科技革命影响下伴随着社会发生变革、转型的过程而发生的；第二，从过程论意义上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动态性的转变和跟踪跃进过程；第三，从价值论意义上看，现代化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诸层面在内的社会各领域的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
根据上述理解，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是指社会在向现代化变革、转型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为适应和服务于这一过程而引发的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范围、研究手段（方法）的变革和创新过程。
二、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表征
综合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第一大特征和标志。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分化到重新综合的过程，即从分工的日益精细和专门化到再一次走向相融、交叉和整合。社会科学各学科门类间相互渗透、彼此交叉的发展态势，为其提供了更多的拓展领域和创新机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据有关资料统计，现代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横向学科和综合性学科在不到100年的发展过程中，已产生了2500个门类，远远超过两千多年来形成的非交叉学科的总数。其中文理交叉达295种，社会科学和综合科学交叉达数百种[2]。上述特点和趋势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联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认识上的不断深化，反映了人类企图更为科学地解释客观世界的强烈愿望。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学科间大范围的、全面的、高水平的相互影响和兼容，为人类利用跨学科、多学科的理论和技能去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许多大型的综合性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这类问题包括：人口和贫困、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环境和生态保护、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和智能化、公众福利和社会保障、人的资源和人的发展等等。若仅依靠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及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想象的。在此还须补充指出的是，在社会科学研究走向新的综合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关新学科、新理论的涌现，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原则和有效的研究工具。特别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及其应用，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建设的实质性进展。
应用性，乃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第二大特征和标志。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史上，理论学科与应用技术的分化具有重要意义。而只要我们仔细考察一下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便会看到，社会科学也早就分化成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大类，且其分化过程几乎与自然科学同步！只是由于种种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社会科学中的应用研究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长期处于孱弱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中叶才得以改观。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生产过程采用社会技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而加强了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社会科学研究通过对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渗透和干预，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面向应用、面向发展、面向决策服务，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也构成社会科学研究走向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为推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广泛而迅速的应用，现代思想库应运而生。思想库是指这样一些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或各国政府的智囊团，它们主要致力于经济、社会、科技综合发展问题的研究，以便为政府及各种社会组织提供估计形势、制订政策、确定目标的科学依据和决策指导。罗马俱乐部便是它们中的佼佼者。罗马俱乐部周围聚集着许多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成为当代国际重大问题和全球发展战略的综合研究机构和咨询机构。它先后提供了关系世界未来发展的十几个大型报告和一系列重要著作，有的被列入联合国大会的参考文件。它提出的有关全球发展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战略，得到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的普遍关注和广泛接受。可以说，罗马俱乐部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第三大特征和标志是它的全球性，或曰国际性。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骄傲的辉煌成就。然而与这些美好的奇迹相伴而来的还有令人生畏的“遗产”，即威胁着人类安全及文明的全球性问题。解决这类问题不仅需要许多门学科的联合作战，且常常需要打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进行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综合研究和治理。现实的需要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形式的变化，国际间的合作研究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势。这种国际化的趋势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大型跨国思想库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跨国研究在世界范围的蓬勃展开。这些思想库大多人才密集，实力雄厚、研究经费充实。根据1992年统计，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拥有82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和专家，研究经费超过6.1亿美元。美国的斯坦福研究所也拥有3000多位研究人员，研究内容涉及100多个学科。这类跨国思想库还在许多国家设立了自己的研究中心和分支机构，有的甚至与别国的许多部门或省、市、县合作，开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和咨询活动[3]。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性联合除了上述一些比较稳固的组织在发挥重要作用外，各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们还通过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彼此互访、合作承担研究课题、共同开拓新领域等学术活动，交流观点，互通信息，共商发展，有力地推进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与此同时，我们确也注意到，这种国际间的合作研究往往带有较明显的“西方色彩”。无论是研究的组织形式、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及研究课题的设计或资料的处理，均或多或少地显示着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影响。可喜的是，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情况逐步发生变化。由于当代世界整合化、知识信息国际化速度的加快，国际分工协作的必要性，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促使许多西方学者不断走出欧美，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去寻求更有效的理论、方法和资料。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国际性重大研究活动中的参与意识也逐年增强，东西方联合研究的项目日见其多。即使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也开始致力于寻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合作研究。正如有的人所指出的：在这种联合研究中，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地区、理论、方法、资料等方面各具优势和特色，同时又要求必须突破各自的局限，特别要突破欧美中心论的局限，实行东西方互相参与与渗透，借鉴与互补，进行具有最大普遍性、综合性和适应性的研究。[4]
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呈现的上述三大特征，即它的综合性、应用性、国际性，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这三者密切联系，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进展的总体特征。
三、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国家向现代化社会的跃进过程中，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农村联产承包制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理论的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社会科学的现状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求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原因有种种，有外部原因：首先体现在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上。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已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重视知识、尊重科学、珍惜人才已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另外一种偏见。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只有自然科学家才是人才，而社会科学及其研究人员却倍受冷落。比如国家对自然科学研究有统一的奖励制度（即国家三大奖），而社会科学至今还没有设立国家级的科研成果奖；自然科学设有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而这种被国家授予最高学术职位的荣幸却与社会科学家无缘[5]。凡此种种，极大地影响了广大社科工作者的积极性。
其次，还表现为杯水车薪的经费投入。据统计，“八五”期间，国家对社科规划项目的平均资助为每项1.2万元，而同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平均资助为每项10万元。以工科为主的清华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为2.5亿元，而以基础理论学科研究见长的北京大学只有6000万元，其中文科经费又只占1/10弱，不到600万元。社科界有一个著名的基金投入等式颇能形象地说明问题：即国家一年的社科基金数＝1.2公里沈大高速公路的费用。如此微弱的经费投入，使研究所必需的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无法进行，研究专业日益狭窄，许多确实是高水平的学术专著难以出版，图书资料也因经费拮据而连年递减。北京图书馆近年来已削减了700多种国外期刊，北大图书馆原来的7000多种国内外期刊，现在也缩至6000种。该校副校长王义遒极为动情地说：“我们有一些从清朝时就订起的国外期刊，历经军阀、抗日、文革都没停，今天反而被迫停了。”[6]上述状况若不改变，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物质基础。
再次，受上述两种因素影响所引发的必然现象也随之出现：即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断层严重，后继乏人。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文史哲三系，师资力量最强，学术根基最厚，曾经是全校生源最好、录取分数最高的系科，而去年考入北大的33个全国状元，竟无一人报考文史哲三系。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考研热”，但依然是经济、法律类热，文史哲冷。而且从考生组成看，主要有两类，一种是应届毕业生中对分配没把握，希望通过考研暂缓就业的学生；另一种是应届及往届师范院校毕业生，希望通过考研改变自己从事教师职业的清苦生涯。“学子”不为学术而来，必然影响考生素质及入学后的学习动力。先天不足，后天再不足，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7]
阻碍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自身因素也不容忽视。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其一，重传统学科轻新兴学科。如前所述，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学科之间渗透交叉和分化综合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我们的许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或看不到这种趋势，或看到这种趋势却因自己知识结构的老化而难以进行调适。对于改革开放中涌现的诸多现实问题，特别是那些必须运用多学科知识，调动多学科力量去攻关研究的重大综合性课题，皆囿于传统学科条件和学术视野的限制而无从问津。
其二，重基础轻应用。我国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起步较晚，且屡遭挫折，分析其原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至今为止社会科学研究仍被不少同志曲解为只是一种宣传形式，一种舆论工具，致使社会科学本来应该具有的预见性、超前性功能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二是错误地认为社会科学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自我封闭，热衷于“为学术而学术”的经院式研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应用研究排斥于学术之外。四是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成果难以有效介入决策过程，显示其价值。五是信息处理手段的落后，也降低了研究成果的产品化、社会化程度[8]。这些都是由于我们对社会科学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足、轻视应用研究造成的结果。
其三，重“个体生产”，轻群体攻关。社会科学研究作为一项创造性、探索性的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研究者个体的艰辛劳动，尤其是作为学科带头人的研究个体，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更为重要，他们是研究群体中的“龙头”。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位研究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大面积地提高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个体素质及研究水平。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许多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调动多学科力量去研究攻关的重大综合性课题，仅靠个体力量，人自为战，是无法胜任的。它必须依赖群体力量去完成，甚至需要依靠跨地区、跨国合作的方式才能解决。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涌现了大量诸如“思想库”、“智囊团”等形式的学术研究群体，他们因其人才密集、力量雄厚、研究成果的优质高效而日益受到本国乃至世界的重视和瞩目。相形之下，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主要依靠“散兵作战”和“个体小生产方式”的状况仍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样落后的研究方式很难使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真正走向现代化。
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可谓百舸争流，方兴未艾。而我们国内，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强烈地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面对这双重压力和各方的挑战，广大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管理者肩负的任务十分艰巨。当前，尤其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走出误区，更新观念，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属性和作用的问题。社会科学是认识和改造社会、探索和把握客观规律的真理体系，是科学决策和人的行为的智力支持和理性根据。社会科学对宣传舆论有重大作用，这还需要研究和发挥，但它决不仅止于此。简单地将社会科学视作宣传舆论的工具，或者要求社会科学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是片面的。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些负面因素，还有赖于我们进一步发挥社会科学的功能和作用来加以消解。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所具有的认识、论证、预测、导向、决策、调控、咨询、教育等多种功能，使其能够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推动社会的进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任何狭隘的社会科学观都是极其错误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为我们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和参考。我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速思想解放，树立现代观念，充分认识和发挥社会科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切实推进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向前发展。
第二、不断学习，适应形势，加快知识更新和手段革新的进程，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代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由于缺少更为简便和先进的研究工具，一直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去获得经受过科学实验检验的精确结论和科学预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社会科学研究，已逐步摆脱纯思辩方式的桎梏，在“老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新三论”（即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广泛采用，给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科研面貌的大改观。先进的研究手段不仅节省人的精力，延长了进行创造性思维的学术生命，更大程度上发挥出了人的聪明才智，也为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社会科学研究只能依靠口头和文字上的功夫，无法“做”出来给人看的窘境，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单纯的定性描述型说明方式正逐渐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更为精确可靠的说明方式所代替；个体经验式的、偏重主观抽象的思维方式正逐渐为遵循逻辑程序的交叉探求方式所代替；成果的表达形式也由议论性的、舆论性的逐渐向可证明性的、可检验性的、决策支持性的转变。由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变得更为宽广与复杂，要求其研究方式更注重综合、更注重应用、更注重定性和定量的结合；要求采取实证考察、多参数信息处理、变量间的复杂选择和优化组合，以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证和系统分析，最终拿出科学可行的实施方案。现代化的研究方法已成为今天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必备手段。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进步，还会引起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深刻变革，促进思维方式和科研模式、程序、途径、手段、评价体系的更新换代，成为新理论甚至新的学科的“催生者”。方法的现代化确已构成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极其关键的环节。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程度还比较低，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远不能满足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目前都面临着一个尽快适应新形势、加紧学习和掌握新方法的迫切任务。这一问题解决得好，将有力地推动整个事业的发展。反之，将有可能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新羁绊。对此，我们应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第三、把握趋势，转换机制，增强活力，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管理的现代化。我国现行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是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科研机构、科研编制、科研计划由国家统一确定，科研人员的工资以及科研经费由国家包揽，依靠行政方式实现管理。如此，一方面造成研究机构重叠分散、研究课题低水平重复、研究方法陈旧落后、人力物力财力浪费、效益欠佳的种种不良状况，僵化的体制和不合理的学科配置，还人为地造成学科间融合、交叉、综合的重重障碍，使我国的综合性学科、边缘学科以及一些新兴学科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凡此种种，与迅速发展的形势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趋势是极不相称的。针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管理体制方面所存在的种种不适应状态，我们认为，首先应尽快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宏观领导机构，着重加强社会科学的全面规划和有关协调工作。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合理布局科研力量，逐步形成国家扶持重点、地方突出特色、院所发挥优势的良性运行模式；还应加强以应用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建设，在条件成熟时，倡导建立跨系统，跨单位、跨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打破原有条块分割结构的束缚。要鼓励和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联合攻关，鼓励他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相互参考和借鉴，在课题立项上彼此交叉和融合，促进横向学科、急需学科、应用学科的更快发展。其次，应尽快建立一种顺应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发展的人事管理制度和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形成人才合理流动的动态结构，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广大社会科学研究者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各级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应进一步重视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新动态和潮流的掌握和了解，密切注视新的研究特点和走向；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和进一步推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开拓多渠道、跨文化的联合研究，并注重在国际间的合作研究中，锻炼队伍，提高水平，为将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理论和新学派储备人才，为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走向世界创造条件。
目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强烈要求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我们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努力学习和吸收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同时，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之路，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广大社会科学研究者及管理者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
注释：
[1]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4]王勤田：当代国际社会科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
[3]泰麟征：跨学科研究的未来，《中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5]龚廷泰：再论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南京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6][7]潘燕、庄会宁：关于人文科学现状的思考，《 望》1996年第17期。
[8]林加奇：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变革的市场取向，《理论导报》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