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庆娟[1]2009年在《麦尔维尔:敢于说“不”的探索者》文中认为《玛迪》、《白鲸》、《皮埃尔》构成了麦尔维尔精神探索的三部曲,它们分别从人类思维形式、精神存在方面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表现形式真理、命运、善作出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考。正如西方文明的探索一开始就蒙上了悲剧的影子,麦尔维尔的探索注定是要失败的。即便这样,在追求精神自由、探索真理的道路上,麦尔维尔决不向既定的权威、信仰、观念以及同时代固有的哲学思想屈服,成了一个敢于说"不"的精神朝圣者。
代廷杰[2]2011年在《探索“探索者”》文中研究指明首先是对“鲁迅是谁”的重新思考。鲁迅是谁?这看似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实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因为这一发问本身无疑向我们宣告那个曾经被告知的鲁迅“名不属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个研究者都必须对此作出回答。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本文更多地是从对鲁迅文本的阅读体验和对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的体察出发的,在二者相互沟通的基础上为了有效地把内在于鲁迅与我们、历史与现实的问题紧密联结起来,本文选择了鲁迅的“立人”命题,并对“鲁迅是谁”作出了如下回答：鲁迅在思想上可以说终生都是一个在找路的人,从根本上说,他要找的是通向“立人”而达至“人国”,从而“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的路。这一对鲁迅的定位,包含三层含义：一是认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而且其最终的目的是在现实中实现每个人都能过上正当的幸福的生活；二是认为鲁迅的一生基本上都是寻找实现这样目的的道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鲁迅是人的解放的探索者；三是认为鲁迅既然是人的解放的探索者,那么,这一探索过程自然不会因为鲁迅的去世而终结,同时也意味着鲁迅的探索过程本身就值得再探索,其中包含站在当代的立场加以反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基于上述对鲁迅的总体认识,本论文把研究的题目定为：探索“探索者”一一以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当代重思为中心。关于选题的缘由,还有两点需要交代：一是研究“立人"的现实关切；二是为什么要以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为中心。重提鲁迅的“立人”话题,除了学理上的辩护,更重要的是现实的需要,即,“立人”之于我们,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现实问题,或者说鲁迅当年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今天依然在面对。“立人”,简明地说,就是“立,使之成人”。但现实中,“成人"主要被理解为“成才”,即首要的不是把人当作人,而是把人当作“人才”来看待和培养。其结果是,一方面我们很难培养出人才,另方面这种理解和追求在本质上却不能不说是人的另一种更高级的“物化”,片面突出人作为“才”的犹如物一样的有用性,其现实结果是把人在培养成“才”的过程中不断剥落人的内涵,以致“见物不见人”,从而极易导致一个“惟物”的社会,且总是倾向把人分为穷人与富人,强者与弱者,有权势与没权势,有背景与没背景,有关系与没关系,等等,并区别对待,而很少把人首先当作人看待和尊重,甚至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损害别人的权利和生命。如果说五四时代鲁迅通过子君之口喊出的时代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主要还停留在作为“人”的人身独立、自主及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层面上；那么,今天人所面对的问题就是：“我干涉了你的权利,你能怎么样?”即今天人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权利,而是你的权利如何保障不受侵犯,或者,受到了侵犯如何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这种人的问题和时代的精神症候,凸显了重提鲁迅“立人”命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启发了研究“立人”的思路,那就是,“立人”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启蒙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制度设计和安排的问题。之所以把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作为研究的重点,一方面对探索者而言,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探索的启动和定向,所以研究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可以看出青年鲁迅的价值偏好和判断力,也可以由此青年鲁迅对时代问题的独特思考和把握；另方面鲁迅早期已经提出“立人”和立“人国”的命题,这可以说是贯穿鲁迅一生的理想追求。基于上述种种理解,本文以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为中心,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立人”何以可能,一是“人国”何以可能。全文分为五章,结构如下：第一章主要揭示当前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并交代本文研究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勾勒鲁迅早期“立人”思想的发生机制和总体把握其演变的轨迹。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探讨“立人”何以可能。其中第三章主要从“人作为人”和“人作为个体”的角度,论述“鲁迅式个人主义”在“个人认识史”上的历史意义和其特征。第四章主要论述作为精神主体的人的若干精神品质,及“精神界战士”之于现代个体理想人格建构的意义。第五章主要论述鲁迅的“人国”理想及其特点,并结合对鲁迅“国民性批判”问题的反思探讨实现“人国”理想的可能性现实途径。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创新之处是把历史感和现实感结合起来,并以现实感激活历史感。具体地说,就是基于时代和历史的异同,站在当代立场上对鲁迅的立人思想采取一种探讨和反思的双重态度,一方面挖掘鲁迅立人思想的特征和意义,另方面在反思中开显其立人思想缺少的环节。不足之处：首先这种反思性的研究思路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鲁迅立人思想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致使论文研究的语境不够具体。其次打算从“人与制度的关系”的角度切入鲁迅的立人思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进路,但很可惜论文没有贯彻始终,尽管它一直暗含其中。三是研究鲁迅的立人思想,却没有明确地把其意义表述出来。需要说明的是,这里,隐藏着作者的一个潜在的思路,即认为只有我们把自鲁迅提出“立人”命题一个世纪以来为何人总是不能在现实中立起来,和鲁迅在“立人”问题上可能存在的问题说清楚之后再谈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代意义才更恰当。这就是说需要首先给鲁迅立人思想划定一个意义的边界,否则,在边界不明确的情况下,直接论述鲁迅立人思想的意义就难免会有夸大和说教的嫌疑。但研究鲁迅的立人思想,却不明确地把其意义表述出来,这似乎也说不过去。同时,对鲁迅的立人思想反思还不够深入,很多问题触及了但没有系统并深入下去。比如鲁迅的“立人”和“人国”思想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程丽[3]2006年在《试论贝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探索者”形象》文中研究指明在以流派众多、标新立异闻名的当代美国文坛，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地位十分突出，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生活阅历丰富的美国犹太作家。他以自己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深入理解和冷静思考，打造了自己的小说世界，在其璀璨的小说世界里活跃着一批被排挤在现代文明社会之外的孤独、受难、焦虑的犹太知识分子探索者形象。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敏锐的洞察力，赋予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探索者们以深沉的文化意味和美学品格。 本文拟以贝娄小说中的一系列知识分子探索者为考察中心，主要涉及其描写知识分子颇具代表性的三部小说《赫索格》(Herzog，1964)、《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1975)、《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1987)中的人物形象，以对这三部作品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为分析的切入点，通过对贝娄这一人物系列的时代特征、他们在受难的生存状态下所做出的人生探索以及最终结局的剖析，来展示贝娄笔下知识分子探索者的独特审美品格，从而揭示出作家超越性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存在的人文关怀意识。贝娄式人物形象的魅力与研究价值也由此彰显。
宁虹[4]2005年在《马尔罗：东西方文化交流大潮中的探险者》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法国20世纪著名作家、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为研究对象,试图将这个与中国和亚洲有直接和多方面关系的法国作家放在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背景下进行考察。选择马尔罗作为论文的主题,有以下两个原因: 1、马尔罗与亚洲和中国的关系 马尔罗是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但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却受到了东方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他与东方相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亚洲残酷的现实使他从一个单纯的冒险家,成长为精神探索者;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成了他创造自己“神话”的熔炉并把他锻造为一个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者。东方以大异于西方的“他者”形象进入了他的视野,使他养成了用比较的方法进行思考,并始终把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他思考的基本框架。“亚洲三部曲”是奠定他的文坛声誉并使他跨入法国20世纪经典作家行列的代表作,其中富含比较文学研究所强调的“直接文学关系”研究的要素。尤其是亚洲对他的影响,无论是在他的作品里还是在他的艺术思考乃至政治活动的行为中,都是十分值得关注、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2、笼罩在神秘中的人生 马尔罗把自己的一生演绎得起伏跌宕,他频频出现在20世纪的历史事件中,曾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斯大林的支持者,也被冠以左翼作家、反法西斯斗士的名号,后又被批评为革命的变节分子、戴高乐分子……互相矛盾的称谓与评价给马尔罗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马尔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随着法国文学界对马尔罗研究的深入,各种传记的出版,一些事实渐渐明朗化,在马尔罗研究界也有了一些共识。鉴于马尔罗
朱勤[5]2001年在《生命、生存价值的探索者》文中提出“五四”以来，许多思想启蒙作家在新文化运动旗手鲁迅的影响下，坚持“文学为人生”的创作原则，自觉担负起“改造国民灵魂”的责任，将创作视角投向社会下层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反映他们艰难的生存状况及麻木的精神状态，以期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引起疗救的希望。 萧红，这位呼兰河的女儿，就是在鲁迅思想观、创作观的影响下走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的。她的笔触始终对准家乡的平凡百姓，反映他们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的痛苦生活，揭示他们蒙昧、麻木的精神病态，进而审视人的生命意识，反思人的生存本相，追求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存价值。她的笔始终为家乡百姓而写作。 同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二代女性作家，萧红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以觉醒了的知识女性的眼光，去审视三十年代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展示她们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非人生活。她以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考与追求，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并以她们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农民文化的原始野蛮与女性自身的局限使妇女终难逃脱苦难的命运这一事实。萧红以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引发人们对非人生状态的审视及自身弱点的反思，进而引动人们去改变文化生态，追求生命意义与价值。 本文分三大部分对萧红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与研究：一、生命审视与体悟。二、生存困境剖析。三、女性命运的垂问。其中第一、二部分分别从生命、生存两个视点对萧红的作品及其思想进行详尽地论述，第三部分则通过对妇女问题这一个案的深入研究，来全面地透视并反观人类的生命、生存状态，试图对前两部分论题起一个综合、深化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这三大部分的论述，能够真正走进萧红的文学世界，透视萧红作品关于生命、生存等终极追问的深层底蕴，发现它的先锋意识与现代魅力，从而对萧红的小说创作能够有一个全新而深刻的理解与把握。
吴舜立[6]2010年在《自然审美：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文中指出“川端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弥久不衰,原因不仅在于获奖,更在于“川端文学”自身的深刻性和独特性。尤其是“川端文学”中浓郁的自然审美,不仅孕含着关于人类生命与生存问题的诸多深层拷问,而且指涉了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古老而又弥新的话题。本文试图以自然审美为统摄,从文化批评的视角,通过对“川端文学”自然抒描的整析,梳理“川端文学”自然美意识的文化动因,透视“川端文学”自然美的构建机制,揭示“川端文学”深刻性的具体内涵,归结“川端文学”的现代世界意义。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川端康成本人以及“川端文学”浓郁的大自然情结,并指出“自然”元素在川端康成文学世界的建构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章大和民族自然观念的整体察考。自然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一个民族的自然观必定向这个民族的其他意识形态渗透。所以,本文首章对大和民族的自然观做了整体考察。万物有灵观：大和民族认为万物有灵,而且这些灵魂都包涵在神性的绝对统一之中,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自然崇拜意识。而“灵”的实质是对生命的崇拜,“神”的观念则是对宇宙本体的象征性表述和把握。天人合一观：受佛老思想影响,日本文化也主张“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明显包含有人类初年那种与自然同根同源的自然观的回声。虽然作为自然物的人回归自然理所当然,但这不是从自然回返自然之乡,而是回归超自然。日本文化把“天”(大自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天”成了宇宙本源和终极的象征。在自然向人生成、人向自然生成的过程中,通过物我相亲达到物我同化,进入物我两忘的超然。植物美学观：大和民族的美意识多源生于大自然,也由自然风物所规定。在他们看来自然即美。从自然风物来感悟美,植物的生长状态当然就积淀为审美意识,惟其如此,审美意识的基本语词中的最为重要的概念都是来自于植物的。第二章“川端文学”自然美意识的深层文化动因。大和民族的自然观念无不影响着“川端文学”的自然审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川端文学”美学风格和艺术形态的建构。所以,本章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对“川端文学”自然美意识进行深层文化透视,揭示出蕴涵在“川端文学”自然美意识之中的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和作家本人的独特感悟,并梳理出川端氏的自然观与其文学创作之间、尤其是“川端文学”自然观和“川端文学”独特的自然审美之间的一些内在联系。自然神灵论所倡导的自然崇拜,使咏叹自然成为“川端文学”的重要构成；自然价值论所启悟的生死无常则使“川端文学”在其“孤儿根性”的基质上更加富有悲哀色彩；“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论既是救助也是超越,“川端文学”中始终保持着的闲寂和虚幻氛围,就是来自于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审美。第三章“川端文学”自然美意识的传统美学内驱。“物哀”作为大和民族传统的和最高的审美追求,作为“川端文学”自然美意识的传统美学内驱,有其浓郁的生态氛围和深厚的人文背景。论文本章主要论述产生“物哀”观念的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而且还从审美思维对象、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思维结果三个层面对日本美学这一最高观念进行了剖析,旨在揭示“川端文学”的自然审美与日本民族这一传统的美学追求之间的承秉关系。第四章“川端文学”自然审美镜像的情感内涵分析。“川端文学”自然审美境像的情感内涵是指蕴含在“川端文学”自然景物抒描和自然审美境像营构中的意绪、情感、理趣和题旨等“文意”类成分和元素。所以,对“川端文学”自然审美境像情感内涵的分析和归结,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川端文学”的主题思想的分析和归结。从描写对象概括而言,可以说“自然”与“女性”是“川端文学”集中表现的两个主题；具体说来就是“风景”、“女性”与“情爱”。从思想(倾向)情绪笼统言之,“爱与美”是“川端文学”永恒的基本的主题；具体说来又有“女性”、“死亡”、“无常”、“虚无”、“幻美”等题旨蕴含其中。“川端文学”主题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与日本民族的传统、作者个人的经历以及审美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密切相关,笔者在本章把“川端文学”自然审美境像的情感内涵按着由浅入深、由表层到内里的顺序归结为“女性母性色彩”、“情爱性爱意绪”、“无常死亡情调”和“虚无空幻感念”四点,并从文本体现、主题探讨、缘由追寻和意蕴阐发4个层面进行整析。第五章“川端文学”自然审美镜像的表层显现分析。本章要完成的任务是结合川端康成的艺术文本来具体分析“川端文学”自然美镜像的营构方式,也就是“川端文学”自然美的表现手法,主要解答在“川端文学”中自然怎样才美的问题。“川端文学”的自然抒描秉承了日本的“物哀”审美。论文本章分别从“物”(景)和“哀”(情)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川端文学”自然美境像的营构特点。从景切入,归结为以下几点：季节感、色彩感、画面感、动态感、朦胧感、空灵感。以情聚焦,其特点则体现在下列几个层面：景与环境、景与情节、景物与人物、景与情、景物与心理刻画。总之,物化于情,情化于物；哀中写景,景中抒哀；交互溶铸,双向建构,是“川端文学”自然美营构的总规律。第六章“川端文学”自然审美的价值及意义。论文本章主要从民族文学传统、文化人类学、生命哲学和东方美学四个层面对“川端文学”自然审美价值及意义进行了论析。民族文学传统：感悟自然、追求物哀,这不仅是日本文化精神的传统,也是日本文艺审美的传统。“川端文学”自然审美的价值意义,不仅在于继承、弘扬了这—传统,而且还体现在,其自然思索和自然美的追求已和诸多普遍困扰现代人精神的问题相通,并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启示。文化人类学：这一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川端康成通过其文学创作中亲和自然的倾向,深触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回归意识,揭示出——返本归源是人类的一个文化理想。生命哲学：这一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川端文学”的自然思索,抚触到了人类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悲剧感,并以东方“天人合一”的方式,试图探索生命自身对这种悲剧感的解救。东方美学：这一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川端康成通过其文学创作给我们充分展示了“意境”、“意象”、“境界”、“镜像”等东方美的魅力,进一步丰盈了“空灵美”、“哀怜美”、“虚幻美”、“朦胧美”等审美形态的内涵,可以说是东方审美形态的集大成；把“天人合—”的本体论审美推向了极致,显示了与西方纯形式主义审美趣味和实用主义审美态度相左的东方传统审美意识的深厚度。
姚子涵[7]2012年在《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聚和性”意识》文中提出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欧洲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作为文学巨擘和道德圣哲,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早已彰显在每一个阅读过他的著作并受其影响的人面前。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托尔斯泰的评价总体上是肯定的、推崇的,尤其是对艺术成就。但具体评论中,也有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最集中地体现在思想家托尔斯泰与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关系问题上及具体作品的评价上。我国学界除了译介国外的学术观点以外,主要是从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视角来探讨的,然而,仅从这一视角来评论托尔斯泰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显然是不够的。本文力求从东正教“聚和性”(C060pHocTb)这一视角来探讨这一问题,因为“聚”反映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对上帝的信仰,即对“博爱”思想的推崇,“和”又反映出他创作中对不同思想的包容。本文将结合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主要作品《童年、少年、青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以及《哈吉·穆拉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探究“聚和性”意识是如何体现在其创作文本中,并揭示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的关系,进一步挖掘“聚和性”意识在作家生命中的根源。文学批评研究对象是本身就很复杂的文学现象,解读托尔斯泰这样一位复杂性和多样性作家时不能用什么结论来概括,也不必概括。评论家们往往受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个人的限制,不管怎样力图做到客观的评论,都无法真正达到。本文倡导回归到文本本身,去体会托尔斯泰作品创造出来的许多美好和真实的东西,领悟他作品的永恒意义。
林会丽[8]2013年在《生命的探索者——索尔·贝娄笔下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索尔·贝娄是美国探究知识分子形象的伟大作家,他的多部作品展现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在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下如何生存,如何面对生存困境,这一创作主题体现出索尔·贝娄对人的思考以及对命运的关注的伟大艺术魅力。
李汇[9]2011年在《现代性视野中的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戏剧,一方面面临着突如其来的低谷和危机,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全面的现代化追求和改革开放,这使戏剧产生了急迫的变革要求,也成就了探索戏剧以中国戏剧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特姿态,进行自己的艺术创造。80年代是中国新时期戏剧最宝贵的探索期,探索性戏剧作品贯穿于80年代,可以说是80年代中国戏剧的主流,尽管它们无论是从精神诉求还是从形态表征来看,都具有相当的悬殊,但是在80年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态中,因为它们共有的、对于戏剧艺术的探索精神而被归约到一起,称为“探索戏剧”。探索戏剧的“探索”,应该体现在作品的两个层面：一是对社会、文化以及人生意义的探索,二是对戏剧手法和技巧的探索,在这样两个层面上实现了跨越的戏剧才是我们所谓的“探索戏剧”,虽然大部分作品并不具备经典的成熟性,却也已经成为80年代戏剧的“经典”。探索戏剧萌发的现代性历史语境决定了以现代性的视角进行探索戏剧研究是可取的。探索戏剧的研究资料中不乏精彩的零散论述,但是仍然欠缺在现代性的有效视角下对探索戏剧的整体研究,以致于探索戏剧许多有价值的问题,难以得到更进一步的观照和分析,甚至会把丰富的探索戏剧剪裁为一个简单的探索戏剧,而且对于探索戏剧的价值评判仍然是或褒或贬的两极,或者貌似辩证的一分为二,亦难以在现代性背景下认识其“得与失”或“成就与不足”之纠结。因此,把探索戏剧置于其存在的现代性历史语境中,分析其现代性追求之精神诉求与形态表征是十分必要的。它一方面弥补了探索戏剧研究中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论文对探索戏剧的研究立足于多元包容的学术眼光,将探索戏剧置于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语境,试图在探索戏剧的纵向发展以及与西方戏剧的横向联系中,描述探索戏剧的精神诉求与形态表征,说明探索戏剧的启蒙精神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探索戏剧的现代主义则是本土的话语,显示探索戏剧在中国戏剧发展中的意义以及对于未来戏剧发展的启示。论文共六个部分,包括导言、结语和主体四章。论文第一章首先对现代性进行描述,主要从与探索戏剧之现代性关系紧密的两个方面,一是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二是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逆动。启蒙铸成了现代性的气质,即现代性的内在动力或精神。启蒙精神,亦即现代性精神不仅体现在康德在总结启蒙运动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启蒙所做的最好的表述中,也体现在福科对康德启蒙思想的创造性阐释和回应中。现代性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它不断地批判着我们的历史时代、我们自身的历史性存在。现代主义真正形成了内向的视角,它以彻底的绝望直面异化的“自我”；现代主义对全部传统进行了一次突然的爆炸,它要在艺术废墟之上创造一批面目“狰狞”的作品。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现代主义转而反对现代性自身,现代主义同社会的现代性拉开了一道巨大的沟壑。以现代性描述为基础,论文在探索戏剧的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语境中分析探索戏剧之启蒙精神呈现的样态与选择现代主义的原因,这样就从启蒙精神诉求和现代主义选择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萃取,还原了探索戏剧的现代性历史语境,也显示出探索戏剧存在着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之间的统一与对立。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探索戏剧的启蒙精神和现代主义因子两个方面对探索戏剧的现代性进行解读。第二章大体依据探索戏剧的历史发展过程将其启蒙精神概括为社会批判、文化批判以及现代性之隐忧。社会批判是探索戏剧的启蒙精神在其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主题,主要是就其“反‘左’”话语而言,包括控诉人性的扭曲、呼唤个体的自由以及重建道德等三个方面；文化批判则是第二个阶段的主题,主要是就其“反封建”话语而言,包括封闭状态、主奴人格以及封建伦理等三个方面；现代性之隐忧主要论述探索戏剧对于现代化进程所可能带来或者已经带来的、不能乐观对待的问题的思考,如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城市与乡村、东方与西方等,它贯穿了探索戏剧发展的整个过程。第三章则是从与西方现代主义戏剧整体的横向比对解读探索戏剧中的象征、表现、存在、荒诞因子。20世纪80年代,“象征”成为探索戏剧共同的追求,探索戏剧的象征主义因子主要表现在它对于深层结构、对于艺术张力的追求,以及所采用的象征的艺术手法和象征的艺术思维。探索戏剧也正是从对于象征的追求开始迈出了现代主义的第一步,相当开放又相当谨慎。表现主义因子主要是由于视角的“向内转”,探索戏剧追求内心的真实以及为此在形式技巧方面进行的努力,如内心独白和心理活动外化。探索戏剧对于内心世界的触及,虽然不无稚拙,但是它无疑打开了戏剧通往现代精神领域的大门。探索戏剧关注人的存在状况,表现出对存在主义的亲和,一些作品开始致力于表现对人的存在问题的形而上的感受和体验,体现了与存在主义戏剧相似的主题追求和审美风貌。探索戏剧的存在主义因子体现为从设置极限的情境和塑写自由选择的人物两个方面来表现戏剧对历史和人生的独特思考。荒诞因子的表现则是在荒诞的心理情绪基础上打开一个认识荒诞的现实的“缺口”,并且使用创造性的荒诞手法加以强化。探索戏剧的荒诞因子一方面表现了作家自己对于荒诞的体验和把握,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家创造一种与其所理解的荒诞的内容相适应的艺术形式的尝试,在语言、情节、人物和道具等方面丰富了当代戏剧艺术风格。第四章主要分析戏剧探索在90年代的走向,分析90年代戏剧之启蒙精神的萎缩和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一方面在90年代,探索戏剧作家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中开始了不可避免的分化,作家或者“失语”,或者“失踪”。探索戏剧在90年代创作的分化,是作家启蒙精神萎缩的表现,纠结于政治变革、经济冲击和文化替代的启蒙精神,似乎走向终结是历史的必然,90年代的戏剧格局显然是娱乐和歌颂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而没有启蒙精神的位置。另一方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选择使90年代实验戏剧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它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后现代性,表现在解构精神——消解价值与否定剧本、拼贴与戏仿的手法以及语言游戏,后现代主义在实验戏剧某些方面的体现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对后现代主义的学步使实验戏剧构成了多面的当代戏剧之一面,也使实验戏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明显问题。90年代的戏剧探索屈服于商业利益,迷失于形式实验,戏剧面临着新的危机。由此我们看到探索戏剧有效的努力。探索戏剧的启蒙精神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探索戏剧的现代主义则是本土的话语,虽然它有着与生俱来的、难以摆脱的局限,但是探索戏剧证明了符合现代人精神与审美选择的戏剧才具有顽强的艺术生命,只有在与生活的相互激荡中不断创新的戏剧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它是人类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指引中国戏剧再次走出危机的方向。戏剧面临的问题层出不穷,戏剧的前途却不是一个死胡同,在戏剧构筑的家园,有着人生与艺术可以无限驰骋的时空。
张群[10]2013年在《平凡的人生,不屈的抗争——析海明威式和路遥式硬汉风格》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中美伟大作家海明威和路遥都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这两种硬汉风格既相似又相异。一方面他们都出身平凡,都是各自所处社会历史转型期的探索者,都有着悲剧的命运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另一方面,受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们在文化心理、硬汉品质的形成和归宿上又有着极大的不同。同中存异,这两种硬汉之间有着明显的可比性,在他们身上反映着两位作者在各自历史背景下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参考文献：
[1]. 麦尔维尔:敢于说“不”的探索者[J]. 聂庆娟.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探索“探索者”[D]. 代廷杰. 山东大学. 2011
[3]. 试论贝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探索者”形象[D]. 程丽. 暨南大学. 2006
[4]. 马尔罗：东西方文化交流大潮中的探险者[D]. 宁虹. 四川大学. 2005
[5]. 生命、生存价值的探索者[D]. 朱勤.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6]. 自然审美：川端康成的文学世界[D]. 吴舜立.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7]. 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的“聚和性”意识[D]. 姚子涵.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8]. 生命的探索者——索尔·贝娄笔下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性[J]. 林会丽. 剑南文学(经典教苑). 2013
[9]. 现代性视野中的1980年代探索戏剧研究[D]. 李汇. 山东大学. 2011
[10]. 平凡的人生,不屈的抗争——析海明威式和路遥式硬汉风格[J]. 张群.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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