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稳定低生育水平研究”课题组报告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水平论文,稳定论文,课题组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口的发展在20世纪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它第一次在20世纪90年代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从增长型的人口改变为缩减型的人口，这是中国人口史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在世纪之交，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8左右。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挑战来自何方？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件关系到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重大事项。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在世纪之交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为了总结历史的教训与经验，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趋势与脉络，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发展战略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组织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研究”课题组。这份“稳定低生育水平：概念、理论与战略”就是课题组近期的研究报告之一。
1 概念：如何理解低生育水平？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实现中国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的关键环节。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心、任务和政策，都必须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实现人口零增长进行设计。因此，准确地把握与低生育水平有关的概念的定义和内涵，如更替水平、人口净再生产率、内在自然增长率、人口零增长等，深刻认识这些指标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迎接新世纪挑战、设计正确人口对策最基础的工作。
1.1 关于更替水平
所谓低生育水平，当然是相对于高生育水平而言。在世界人口转变开始之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在6.0左右， 而今天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0以下，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3.0左右。生育率在世界范围的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事实。相对于6.0来说， 总和生育率为3.0显然属于低生育水平。况且，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还远高于3.0，它们要想实现总和生育率为3.0的“低生育水平”，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才行。
就中国人口的具体情况而言，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只有低于更替水平，才能称之为低生育水平。那么，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更替水平究竟是多少？应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近几年的文献中不难找到。很多的学者都参照平均预期寿命与中国相近的发达国家的更替水平数值，估计中国的更替水平在2.1左右。 既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值，我们本没必要详细而深入地考察它。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目前的更替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度量的标准——低于它，就属于低生育水平；高于它，就不属于低生育水平。更替水平的概念、数值和意义似乎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如此重要。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地重新审视2.1 这个数字的科学性，审视更替水平对中国人口发展的人口学意义。
在经典的人口统计学教科书上， 人口再生产率分为粗再生产率（GRR）和净再生产率（NRR）。粗再生产率是指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女孩数。它是在不考虑死亡因素的条件下计算出的女儿一代人数与母亲一代人数之比。如果出生的女孩人数越多，未来能够接替母亲生育职能的人数也就越多，人口再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就小，甚至缩减。
当然，并不是所有出生的女孩都能活到接替母亲生育职能的年龄，她们中总有一部分人在儿童和青壮年时期死亡。正因为如此，粗再生产率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度量指标。净再生产率则不同，它不仅计算女孩人数，而且使用生命表上的生存概率，计算真正活到各个生育年龄的女儿人数。净再生产率考虑的因素全面，人口学的意义清晰，它所表示的是平均一个妇女一生生育的、能真正接替母亲生育职能的女婴数。很显然，当净再生产率等于1的时候， 能接替母亲生育职能的女儿一代人数恰好等于母亲一代人数，人口处于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 人口再生产将保持在同一规模上，不增不减。如果净再生产率大于1， 人口再生产规模趋于扩大。如果小于1， 那么人口再生产规模趋于缩小。在人口统计学上，与净再生产率（NRR）等于1相对应的总和生育率，就被定义为“更替水平”。
净再生产率的计算公式在任何一本人口统计学教科书里都可以查到。5岁分组的净再生产率公式如下：
45 Lx
NRR＝5·δ·∑ F[,x]·────
x＝15
500000
其中δ为出生婴儿中的女婴比例；
Fx为x岁年龄组妇女的分年龄生育率；x＝15～19，20～24，25～29，30～34，35～39，……45～49。
Lx为5岁组的女性生命表中x岁组的生存人年数，（Lx／500000）为女婴出生后活到x岁组的存活率。
人口更替水平的计算公式可以从NRR的公式中推导出来：
45
NRR＝5·δ·∑·Fx·（Lx／500000）
x＝15
45
＝5·δ·∑TFR·Hx·（Lx／500000）
x＝15
45
＝5·δ·TFR·∑Hx·（Lx／500000）
x＝15
其中Hx为分年龄生育率占总和生育率的比重。令NRR等于1，解出更替水平TFR′的值：
1
TFR′＝──────────────
5·δ·∑Hx·（Lx／500000）
公式中各个因子的人口学意义十分清楚。更替水平（TFR′）的高低是由3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出生性别比（δ）， 一个是生育分布（Hx），另外一个是生存率（Lx／500000）。由于中国生育率水平已经很低，其生育分布的变化十分有限，对更替水平高低的影响比较微弱，我们可以假定这个分布是一个固定模式，不考虑它对更替水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更替水平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出生性别比和生存率。
我们首先考察生存率。如果一个女性人口预期寿命提高，表明它的死亡率下降了，从零岁至某一年龄的生存概率也就提高了。女婴从出生至生育各个年龄期间的死亡人数减少了，为达到净再生产率等于1 所需的出生女婴数目自然也就比以前降低了，也就是说，更替水平下降了。简而言之，一个人口的生存率越高，更替水平就越低。发达国家的女性预期寿命平均高达79岁，（美国人口咨询局1999年世界人口数据表）它们的更替水平当然就很低，大约在2.05～2.1之间， 而发展中国家女性预期寿命（不含中国）仅为63岁，它们的更替水平就比较高，一般都在2.2～2.3左右。
由于更替水平的计算只涉及0岁至50岁间各年龄死亡率， 不涉及50岁以上死亡率，所以，在同等死亡率水平下（预期寿命相同），由于死亡在青少年组和老年组的分布不同，其更替水平也会不同。表1 以1995年中国分年龄生育率为基础数据，假定出生性别为106正常值， 分别采用1995年中国女性生命表（e[,0]＝73.15岁）和寇尔区域模型生命表中e[,0]＝73.15岁的西区女性生命表生存率，计算出更替水平为2.19（中国）和2.14（寇尔西区）。
表1 中国1995年人口更替水平
年龄分年龄生育率 生育分布生存人年数生存人年数
(中国)(寇尔)
x Fx Hx
Lx Lx
1510.89
0.037
475186 483644
20
154.07
0.53472835 481934
2591.87
0.32470004 479697
3026.50
0.09467257 476925
35 5.71
0.02464215 473350
40 1.58
0.01460249 468426
45 0.63
0.000
454548 461177
总计291.2×5=1456 1.00
更替水平
2.192.14
用中国生命表与用寇尔西区模型生命表计算结果的差别说明，尽管中国1995女性预期寿命与西区模型生命表的预期寿命相同，但两个人口的死亡分布不同，其更替水平就不同。中国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较高，老年死亡率较低，造成更替水平偏高。而寇尔西区模型生命表恰恰相反，它的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较低，而老年死亡率较高，所以更替水平仅为2.14，远低于2.19。
表2不同出生性别比假设下的更替水平
出生性别比 更替水平
1102.22
1152.28
1202.33
1252.38
1302.44
当我们把考察的目光放到更替水平的另一个决定因素——出生性别比时，所获得的结果令我们自己也略感吃惊。我们仍以表1中国1995 年生育率和1995年女性生命表数据为基础，以118为1995 年中国出生性别比数值（Zhang Weimin，1997），所获得的更替水平立刻上升到2.31。表2列出了在不同出生性别比假设下，利用1995 年生育和死亡数据计算出来的更替水平数值。
人口是由男女两个性别的人群组成的，研究人口的更替水平或再生产状况，本该两个性别同时考察。可能由于西方国家出生性别比数值一直比较稳定，所以，起源于西方的人口统计学就把出生性别比定为一个常数（106左右），以女性人口更替水平代表了全部人口的更替水平。 在出生性别比基本为常数的条件下，前辈人口学家如此处理也是恰当的。后来，西方国家也从未遇到出生性别比大幅度变化的情况，所以出生性别比在更替水平确定中的贡献和作用就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仅把死亡水平高低和死亡模式变化做为影响更替水平的主要因素，而很少有人提及出生性别比。也可能正是上述原因，我们有些国内学者在观察到中国女性预期寿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自然而然地推断中国更替水平也大体在2.1左右。这显然忽略了中国的特殊国情， 忽略了出生性别比的重大作用。中国人口是有着独特特征的群体，研究中国人口，必须把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任何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生搬硬套西方人口研究的结论与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关于更替水平的结论如下：
（1）更替水平不仅仅受死亡率和死亡分布影响， 它还强烈地受到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2）根据1995年中国出生性别比118的数据，我们计算出的中国人口更替水平不是2.1，而是2.31或更高一点。
（3）更替水平不是一个固定值。 它会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而下降，它也会随着出生性别比的提高而提高。如果将来中国出生性别比能降下一个幅度，那么更替水平也会从2.31的水平上降下来。
1.2 关于人口零增长与低生育水平
如果更替水平高低主要由死亡水平决定，那么妇女生育率一旦达到更替水平，人口实现零增长的时间就不会太长（几十年）。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更替水平高主要是出生性别比偏高造成的，不是死亡率偏高造成的。所以，当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31个孩子，这些孩子长大到生育年龄时，女儿人数与母亲相等，而儿子人数却大大超过父亲人数。人口再生产的规模（两性别合计的人口再生产）是在扩大，而不是维持不变。因为在人口增长率的计算中，新增人口就是新增人口，它不区分性别。只有再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男性人口增加达到峰值后，人口增长也达到峰值，人口才能在更大的规模和基数上静止下来，实现零增长。我们对中国人口的预测表明：如果中国的TFR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2.31不变，中国人口在整个21世纪都会呈现正增长的状态，只有在22世纪上半叶才会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静止下来。很显然，这不是我们的目标。若要想让中国人口在21世纪30～40年代就进入零增长时代， 现在的TFR就不能仅控制在更替水平上，而是要控制在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一个水平上。我们把这个水平暂称为“控制水平”。按照我们的预测，为了实现2030年左右人口零增长，TFR应控制1.8～1.9之间。 这比现实的更替水平低了近半个孩子的数量。
按照我们的分析和理解，“低生育水平”不应该仅定位于“低于更替水平就算数”，而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能使中国人口在2030年左右达到零增长的生育水平，即我们说的控制水平（全国平均1.8）左右， 而不是更替水平或略低于更替水平。否则，我们在整个21世纪都实现不了我们的人口目标。
1.3 关于内在自然增长率
一个封闭人口如果长期维持现有的分年龄生育率和分年龄死亡率不变，在未来肯定会达到一种稳定状态。而达到稳定状态时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人口学上称为内在自然增长率。这个增长率与目前实际人口年龄构成无关。当前的实际人口自然增长率受现存实际年龄构成的影响，它有时不反映人口发展的内在趋势。正因为内在自然增长率能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到人口发展的真正趋势，所以，在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观察一下中国内在人口自然增长率。内在自然增长率计算公式并不复杂：
其中r[,i]为内在自然增长率，NRR为净再生产率，T 为平均世代间隔。我们仍以1995年分年龄生育率（调整后的TFR＝1.8）和1995年生命表数据计算出中国目前净再生产率为0.802，平均世代间隔25年， 内在自然增长率（－0.0087）。
中国1999年的实际自然增长率是0.9%左右， 但它是受年龄结构影响而扭曲地反映了人口发展趋势。实际计算表明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达到（－0.0087）。只不过受年龄结构影响， 它还没有从“内在”表现为“外在”。但是，如果把中国生育率长期稳定在现行的生育水平上（TFR＝1.8），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在2030年左右就会确切无疑地到来。而且，这种负增长将最终稳定在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水平上（－0.0087）。
那么，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口发展的长期目标是人口负增长呢？中央的《决定》只是在描述未来人口发展时谈到“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中央并没有明确地把人口负增长做为一个目标而提出来，但是，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看，稳定低生育水平实际上就意味着追求未来人口的负增长。我们觉得，既然内在自然增长率这个指标已经明确无误地向我们传达了中国人口发展趋势信息，而我们又要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平，那么，中国人口长期发展战略目标到底是什么？这已是需要我们认真而明确地讨论和确立的重大问题了。
2 理论：中国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
中国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转变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它在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重塑了中国人口增长历史，也一定程度地改变了世界人口增长状况。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的国情，但也遵循人口转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国的生育水平看，20世纪80年代在略高于更替水平上波动，而90年代开始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世纪之末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李建民等，2000；于学军，2000）。“后人口转变”不是一个新名词，西方学者在8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人类人口增长的历史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前人口转变时期、人口转变时期和后人口转变时期。人类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前人口转变时期，近400年是人口转变时期，20世纪7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步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从西方国家看，前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和后人口转变时期分别对应于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人口转变与社会经济转变是一致和同步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经历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这是由它们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际环境与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认识不能脱离中国国情，也不能仅仅从生育率、死亡率指标的变化而简单地下结论。人口转变作为由前人口转变时期向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过渡，不仅体现在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各种指标的变化上，也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上。人口转变是社会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
2.1 人口转变的界定与度量
人口转变理论初创者诺特斯坦（Notestein，1953，转引自Coale，1973）对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人口转变进行了描述性解释，他将出生率、死亡率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并把这种转变看作是“发展”或“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生变革的产物。为了使我们能准确地把握人口转变的内涵，我们这里直接引述诺特斯坦关于人口转变的论述：
前现代欧洲人口在无力控制死亡率，因而高死亡率不可避免的条件下，理所当然具有维持高出生率所必须的生理能力和社会组织。这种强有力的鼓励多生育的规范由世俗的或神圣的价值观念所维持，并得以高度制度化而很少改变。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样一种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所形成的人口均衡状态。
死亡率相对迅速的下降是对外部变迁的反应，因为人类总是渴望健康。新的减少死亡的方法一旦问世，便迅速被人们采用。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都被视为上帝的赐福。由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不均衡造成了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
出生率的下降总是远远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它有待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逐渐消失和有关家庭规模的新观念的逐步确立。小家庭的新观念主要出现在都市工业社会中。都市生活在生产、消费、娱乐和教育诸方面剥夺了家庭的许多功能。家庭重要性的减小，削弱了对高生育率的社会压力。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儿童养育费用的提高，使儿童的经济价值降低。死亡率的下降使生较少孩子就能使家庭达到一定子女数的规模，从而削弱了多生多育的动机。此外，妇女发现了家庭义务之外的新的独立性和与生育活动不大相容的新的经济角色。这些社会变化，使旧观念和旧信念被削弱，少要孩子的新观念逐步增强。节制生育在早期通过一些古老的民间方法，后来使用现代的更有效的避孕方法得以实现。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又回到均衡状态，到20世纪30年代，人口转变过程宣告完成。
从以上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转变就是一种由传统的、高水平（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上的人口平衡向现代的、低水平（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上的人口平衡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质和量互动的过程。欧洲的人口转变是寓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之中的一个自然过程，其量变的过程反映了其质变的过程。与此相比，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转变却有很大不同。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是在国家与政府的干预下进行的，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政府干预下的转变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而在没有工业化、城市化产生的内生性压力下，人口转变中的量变与质变相脱离。这样仅从量的变化来考察人口转变的发生和完成是片面的，而这在发达国家是不成问题的。
人口转变的度量指标一般用出生率和死亡率或总和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但是仅仅从这些指标的变化来判断人口转变是否完成，是不够的。有时这些指标的变化并不能真实反映事物质的转变过程。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以及强制性的干预，都会在短期内使这些指标发生很大变化，而一旦这些干扰消失，原有的状态就会回复。脱离质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的量的变化是不稳定的。
从生育的角度讲，质的变化就是指生育观念的转变，而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在生育观没有发生转变的条件下，生育的数量在外力的制约下可以迅速下降，而在外力削弱后就会出现反弹，中国80年代的生育率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而明显高于政策水平的生育数量意愿和强烈的性别偏好正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还没有达到现代化水平的一种反映。
另外，选择什么指标度量人口转变还需要谨慎研究。一般来说，经历人口转变过程时，总和生育率将由6以上下降到2以下，平均预期寿命将由30岁以下上升到70岁以上；相应地，出生率将由35 ‰以上下降到15‰以下，死亡率将由30‰以上下降到10‰以下。 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这两套指标的一致性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却出现了分离。因此，用这两套指标来度量人口转变的长度，结果会有很大差别。比如，用总和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度量时，亚洲的人口转变过程所用时间只是欧洲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用出生率和死亡率度量时，以转变前的零增长到转变后的零增长的时间来衡量，则亚洲所用的时间相当于欧洲的三分之二，差别就小得多。亚洲年轻的年龄结构使得在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三、四十年时间。
人口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诺特斯坦在阐述了欧洲的人口转变之后，曾正确地预言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将发生人口转变，尽管后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实践出现了超乎寻常和预料的特点。历史地看，在17～21世纪的500年间， 人类人口将由点到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口转变，但各国人口转变的道路千差万别，不仅与人口转变发生的时间有密切关系，而且体现出浓重的地缘文化特色。人口转变的地理格局与工业化、现代化和技术文明的分布格局是基本一致的：人口转变发源于北欧、西欧，逐步扩散到南欧、东欧；而在发展中国家，则从受西方和中国文化影响的岛国和沿海国家向内陆国家蔓延。从时间上看，人口转变发生越晚的国家，转变的速度就越快，转变增长率就越高，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所受到的影响就越强烈。
刻划人口转变特征的主要方法是度量人口转变的长度与高度。长度是指人口转变从开始到完成所经历的时间，高度是指人口转变增长率所达到的峰值水平。应用前述的人口转变的定义，那么人口转变时期就由与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相对应的人口低零增长的结束和与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相对应的人口低零增长的开始时间所界定。这一时期包括三个阶段：第一是人口增长逐渐加速阶段，由死亡率的下降速度而定；第二是人口增长率处于峰值阶段，取决于生育率何时下降；第三是人口增长率下降阶段，取决于生育率下降速度。历史上看，完成和接近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但在时间、速度和方式上有很大差别。那些尚未开始和正在经历人口转变的国家，也都将经历这三个阶段。
2.2 中国的人口转变：正处于第三阶段
中国人口转变所受到的关注可能超过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而中国的人口政策却是史无前例的，死亡率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可以称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根据联合国（1999）的数据，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1950～1955年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都很低，但很快到1965～1970年时超过了其它地区，在20世纪末达到了70岁。同样，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五、六十年代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相似，都很高，而自70年代开始，中国生育率出现迅速下降，由1965～1970年的6.06下降到1980～1985年的2.55，90年代后进入更替水平以下。其他发展中地区下降缓慢，到1995～2000年时，最高的非洲为5.06，最低的拉美为2.69，都大大高于中国的水平。
中国死亡率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既有制度性（政策性）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尽管两者的相对作用很难计算，但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是计划生育政策，大致占60～70%。而随着低生育率的实现，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变化的条件下，政策性因素在未来生育率变化中的作用将不断减轻。
鉴于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0岁以上，而总和生育率已明显低于更替水平，一些学者（李建民等，2000；于学军，2000）提出，在世纪之末，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开始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目前人口态势的诸多特点与发达国家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有很大差别。
首先，90年代中国的低生育率带有明显的时期效应。郭志刚（2000）的研究表明，90年代中国生育率的显著下降类似于70年代末的情况，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婚姻、生育年龄的推迟的作用，那末生育率随后的回升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政策约束下的低生育率还需要由政策引向稳定。
其次，即使保持目前的低生育率（TFR＝1.8），未来40年，人口的惯性增长也将使中国的总人口再增加3亿。当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时， 就标志着人口在内在趋势上将停止增长。但在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国家，从更替水平到人口零增长还要经历几十年时间。北欧、西欧国家在70年代初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人口增长率就已低于0.5%； 而中国生育率在达到更替水平时，人口增长率仍高达1.5%，是前者的3倍。
再次，尽管有调查表明，90年代中国妇女的生育数量意愿也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于学军，2000），但仍明显高于政策要求的生育水平。然而，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的可信度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回答者很难摆脱政策的束缚并经常受到诱导。另一方面，90年代出生婴儿性别比的不断上升表明，生育的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十分强烈且愈演愈烈，这实际上是广大农民生育意愿大大高于“低生育水平”的一种反映。
最后，从广义上讲，人口转变包括死亡率转变（流行病转变）、生育率转变、迁移转变（城市化转变）和人口结构转变。在这诸多转变中，在中国只有死亡率转变业已完成，生育率转变处于完成前的稳定阶段，而城市化和人口结构转变则仅仅处于转变初期。在发达国家，这些转变都是协调一致的，而在中国，反映量的变化的转变较快，而反映质的变化的转变较慢。“后人口转变”不单纯是一个人口再生产指标上的概念，也是人口全面现代化的标志。稳定低生育水平（而且可能是较长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必要准备。
至少基于以上几点，我们很难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已经完成，更进一步，我们甚至不能认为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中国的生育率转变过程可以分为生育率下降和生育率稳定两个阶段，尽管下降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大为缩短，但稳定阶段至少会不比下降阶段短。从发达国家看，一些国家在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一直平稳地保持着某一水平，而多数国家却在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仍在不断下降。中国的生育率也只有表现出这样的趋势才能称作已经完成转变。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将至少是在21世纪20年代之后。到那时，经过20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生育水平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将带来价值观、社会规范等的进一步变化，导致生育观与生育行为的彻底转变。那时，不需要政策的外部力量，生育率可以自然地地保持在低水平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人口转变尚未最后完成，如果按照“人口转变三阶段”划分的话，中国人口还处于转变的第三阶段，即从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逐步走向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中国还没有进入到“后人口转变”时期。所以，稳定住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转变的最后完成至少是21世纪前20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任务。
3 辨证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
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和风风雨雨，我国的计划生育、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回顾这些年的艰难历程，计划生育带给我国的，不仅仅是人口增长速度显著降低，以及由此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创造的有利人口条件和贡献，更重要、也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在反复曲折的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识，确立了相对明确的人口发展目标，做出了较为理性的战略抉择。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迄今为止，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以至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分歧不仅仅来自于对现实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因的不同判断，也来自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不同构想。在跨入新世纪的历史关头，反思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我们在计划生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当前的中国人口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特别是重新审视我们对人口发展的战略定位，进而对未来数十年的中国人口变动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是关系到我们将一个什么样的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赋予新百年的重大全局性问题。
近些年，随着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的到来，国内的人口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
一些学者认为：尽管人口问题仍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由于经济持续迅速的增长和计划生育卓有成效的开展，使得人口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因而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性正在减弱。对其是否需要继续如过去那样重视，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部分研究者看到世界发达地区、包括亚洲的一些地区（如：日本、韩国等），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长期的人口低出生率，出现了劳动力不足问题，开始对我国是否会重蹈覆辙，在将来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有所担忧。
再有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认为：由于我国采取了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措施，导致人口结构出现剧烈变动，已经或正在继续引发出一系列新的人口及社会问题。诸如：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独生子女一代人的教育和发展问题，以及人口素质“逆淘汰”，等等。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到了不能不受到重视的程度，因此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人口政策，将调整人口结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
上述表明：学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已经普遍关注到我国人口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在这中间明显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强调某一人口问题、甚至是单个问题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证和建议，却忽视了其他紧密相连的人口问题或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而另一种倾向则是不分主次地罗列各种人口问题。
为此，我们认为：在分析和认识目前和未来的中国人口现象及其变化时，需要树立科学、辨证的人口观，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判断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客观和科学地认识我国的人口问题，从而提出合理可行的人口发展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3.1 本世纪中叶人口总量不突破16亿， 不应成为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依据
很多预测表明：几十年来，在计划生育的引导、约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人口增长表现出持续递减的发展态势，这为我们赢得了本世纪中叶人口总量的高峰值不突破16亿甚至更少的有利局面。
为此，国内出现了“只要在16亿之内，将生育政策调整、放宽有利无弊”、“经济已经发展了，人口多生一些、少生一些无关紧要”等观点。
但是我们认为：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不突破16亿，不应成为调整生育政策的依据。因为16亿仅仅是我国人口长期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它是现阶段在政策调控区间内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相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生育文化传统等）。但是，这一结果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发展的既定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马放南山，更不应该做出“只要不超过16亿，生育政策就可以放宽调整”的逻辑判断。依中国目前的人口态势与走向，还需要继续坚持控制人口增长，并将已开始形成的人口低生育水平的局面长时间保持稳定，为国家的发展与建设创造更宽松、更有利的人口环境。
我们得出上述结论，主要是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尽管中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口增长速度在很短的时间中大幅度下降，但是至今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占据着全球人口20%左右的份额（注意：这一份额的减少并不明显），并且每年还在继续净增出一个世界上中等国家的人口；虽然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走上了腾飞之路，但是与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综合国力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所面临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方面的挑战依旧严峻。
当然，世界各国（地区）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证明：在现代社会，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人口数量多寡，并不是决定国家发展成败和强弱盛衰的根本性原因，而只是决定国家（地区）发展模式与道路需要考虑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有着个自的国情（区情），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既不乏人口高度稠密、人均资源短缺，但社会经济发达程度很高的个案，如：新加坡、以色列、日本、韩国等；也不缺地大、物博、人稀、充分利用资源的“多”和人口的“少”优势，取得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范例，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见表3）。因此，在现实中，人口的数量和规模不应、 也不可能成为一国（地区）发展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人少有人少的发展道路，而人多也有人多的发展道路。在遵循人口发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人口调控道路的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制度安排和创新。
表3 1999年部分国家和地区人口密度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国家或者地区 人口密度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人/平方公里) (美元/人)
加拿大 319640
美国28
29080
澳大利亚220650
新西兰 14
15830
以色列 294 16180
新加坡 6525 32810
中国132 860
香港6503 25200
日本339 38160
韩国477 10550
台湾614 12872*
英国245 20870
比利时 338 26730
荷兰391 25830
瑞士174 43060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咨询局编、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编译《1999年世界人口数据表》
* 为1996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
进一步，就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言，国外大量的人口经济学研究成果表明：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都没有一成不变、具有显著统计意义的一致性相关关系（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两者的相关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换句话说，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只是一系列作用着的复杂事物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并且随各种要素与条件的不同会有所变异。统计数据所表明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两者弱相关的观点（林富德、翟振武，1996）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人口的规模大小、数量多寡，并非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包括经济发展）成败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就中国而言，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国情、国力条件下，人口再少一些，要比人口多一些对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更有利。也就是说，即便我国的计划生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世界上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现代人口转变道路，人口总量相对过大、人口数量依然过多，仍是我们面临的客观现实。由此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负担，有目共睹。因此，继续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仍十分必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和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尽量减少人口数量增长，乃是最佳的选择。事实已经证明：过多的人口将会使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道路延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中国人口达到了17亿、甚至18亿，国家就没有希望、无法发展了；国际上现有的经验已经证明：人口密度更高、人均资源更少，也可以实现综合国力的强盛和经济发展的成功。但是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如果在一定时期中，能够使人口增长速度继续放慢，人口总量再减少一些，将对加快我国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的现代化，使国家尽早迈入世界强国之林，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接近16亿的人口高峰值，也已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别无选择。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需要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规模。只要总数不超过16亿，就可以任意调整政策。
诚然，迄今为止，在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中，还没有人口大范围和大幅度持续减少的先例。这种局面的出现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复杂后果，人们尚难准确地预见和把握。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另一个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创造的生育转变奇迹，也是“史无前例”，甚至可能会是“空前绝后”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以及如何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做出我们明智和合理的选择。我们也并非主张就不能调整生育政策，只是需要对适时适度的调整有正确的判断。
总之，要辨证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既不能丧失民族的自信心，也需要有民族的忧患意识。
3.2 在中国人口问题中，数量问题仍是第一位的
人口是一个包含了数量、素质、结构及分布等多个方面有机联系的整体，这就使得人口问题的出现往往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特征，构成一系列具有不同特质的人口问题组。作为人口大国，在这方面，我国表现得更为典型和充分。为此我们认为，要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需要确立下列基本观念和思路：
其一，不同的人口问题，对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各不相同。但是这中间，有主次之分，有层次的差别。对于任何社会而言，处理人口问题都应该抓住主要问题和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
其二，在人口转换的过程中，有些问题的出现是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有些问题则是失误导致的不利甚至有害的后果，还有些是不能不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对此需要进行区分。
其三，从根本上来看，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它是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现象。但是在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人口问题，即所出现的任何人口问题，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认识和分析人口问题也要有科学的辨证观。
以政策先行为特征的中国人口转变，在人为加速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人口现象、甚至人口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要给予准确的定位和全面的认识。下面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口问题为例。
众所周知，由于极有效率的计划生育实践，使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下降了一半以上，只以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众多发达国家耗时一个世纪才完成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这必然带来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动，其中人口加速老龄化就是最典型、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表现。它成为众多学者和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成为近期调整生育政策的呼声中，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一。但是对此，我们认为应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
根据人口预测，我国在21世纪前半期，将进入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程度空前加速、加深的时期。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7.01%，迅升到2020年的11.09%，并进一步递增到2030年的14.94%； 最终将在2050年达到20.72%的高值。为此， 人们担忧由于很高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给社会的发展活力和潜力带来不可逆转的不利影响，并导致社会不堪重负的养老负担。
但与此同时，我们所不能忽视的是：即便在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的高值点，中国也还算不上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目前瑞典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超过17%。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40年时，瑞典和瑞士等国该比例将达到27～30%左右。虽然这些国家因人口的“白色浪潮”，正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和困难，但它们依然是目前世界上人口福利水平最高、社会最发达的国家。从全球人口发展趋势看，人口老龄化过程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由之路。
当然，与其他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不仅因为中国是在社会经济尚不很发达的背景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程，而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和老龄问题本身，也具有其他任何国家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很快放宽生育政策的方案并不能缓解人口老龄化，更无助于老年人口问题的解决。原因是：
（1）中国一些老龄问题被突出，直接缘于老年人口规模庞大、 数量过多。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近些年我国的离退休及退职人员的数量迅速增多，由1985年的1637万人递增到1990年的2301万人，又进一步增加到1995年的3094万人和1997年的3351万人。与之相应，仅国有单位所支付的离退休金，在1990年到1997年的8年间，就剧增了5倍多。所以中国的老年人口问题，并非仅仅是比重高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人口数量更少一些就更有利。而过早地放宽生育限制，无疑是背道而驰。
（2）中国目前的劳动力已存在大量过剩， 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这种局面不会逆转。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21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是一个几十年持续增长的发展趋势（笔者注：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而且劳动力数量相对于可能增加的就业需求来说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换言之，在未来几十年里，我国将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相对过剩的剩余劳动力。”（李竞能，1999）这种状况将在中国延续多久尚不可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因此中国养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头重脚轻”，出路也不应是增加出生人口。这样会在数十年后引起新一轮的养老重负。
（3）从老年抚养比指标来看，分子是65[+]岁的老年人口数，而分母是15～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数。很显然，在特定时期增加出生人数，只会在经历了一定的滞后期后增加分母的权重，而对于减少老年人口数量毫无补益。
这就是在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的同时，中国还面临着老年人口规模空前庞大这一严峻挑战的现实国情。有关预测结果告诉我们：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在2010年超过1亿，到2045年左右突破3亿。如果以60岁为界进行测算，本世纪中叶，我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将达4 亿之多，几乎为西欧、北欧及南欧各国人口的总和。
这样一个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给社会提出的特殊需求和产生的复杂影响，将不是百分点的升高或下降所能涵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老年人口问题的核心还是一个数量问题。而这不是靠调整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相反，生育政策的松动，不仅会葬送掉我们来之不易的计划生育成果，而且还可能会适得其反，进一步加重未来中国老年人口问题的程度，并延长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过程。因为，未来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恰恰是过去我们没有及早实行计划生育所产生的不利后果；不适时的政策调整，必将再次带来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的扩张，也就必然意味着半个世纪以后其顶部无法回避的膨胀“再现”。相反，明智的做法应该是：继续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稳定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为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社会加速进步，创造更加宽松、有利的人口条件，从而从根本上为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提供必要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这也就是在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中，与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各种问题相比，人口的数量问题仍占首位的真正含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说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人口问题不重要。而只是说，在一定时期中，人口的数量问题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老龄化等都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3.3 辨证、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长期以来，地区发展不平衡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中国人口发展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但是多年来，对于如何认识和看待中国人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始终存在着或明显或潜在的分歧及差异。在一定意义上说，如果不能客观、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人口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走势，也就谈不上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人口问题。在中国人口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紧要关头，明确区域人口发展的基本特征及其政策涵义，又具有了一层特殊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40年中，中国各地区人口增长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集中表现在：
（1）近40年来，我国区域人口增长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些今天是人口转变先行的地区，在早期都是我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如：上海市和北京市，都是50年代末期我国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接近或达到3%）；相反， 少数目前仍保持相对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地区，在早年却是人口增长最慢的地区，如：云南、甘肃和新疆。其中不论影响的原因有多少或多么复杂，区域格局的这种根本性变化，都是对国家以及各个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及其发展的直接反映。
（2 ）尽管数十年来我国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在不断缩小（极距由1958年的28‰缩小到1998年的17‰左右），但是人口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始终是一个客观事实。特别是由于中国地广人众，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比较发展优势和历史传统，因此地区差异的存在不仅是一种客观现实，而且还表现为一种规律性的特征。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差异将会始终存在，它对全国的人口趋势和特点，已经、正在并将继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中国人口发展地理空间上的差异， 实质上是人口发展在阶段（时间）上差异的一种表现。因此，在同一时期，起点不同的各个地区所面临的人口发展形势、人口问题以至人口调控的内容，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其中有些差别甚至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在思考和分析中国人口问题时所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
（4）虽然在人口增长状况的度量中， 全国数值（即平均水平）具有独特的综合和概括意义，但是它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人口的全貌，更不能代表各个地区的真实情况。因为有平均数，就必然有上有下。所以，以高于或者低于全国平均数来衡量工作水平的高低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有些时候甚至会出现某种“虚假性”。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中国永远都会是：在一个特定时点，总有一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另一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而不论这两类地区本身是否在不断地变换。在统计学中，特别强调均值与分布指标的互补，以避免平均数的误用及由此带来的误导。
上述给我们的启示有二：其一，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就全国而言，是相对于反弹来说的；它并不排除地区变化，也不拒绝政策微调。其二，在对中国人口展开分析时，要慎重使用平均数指标作出判断和得出结论。
总之，我国的计划生育、人口调控实践，对于逐步缩小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在人口的现实增长中，地区不平衡的问题仍很突出。而且这种不平衡还在继续向着未来延伸。根据我国学者的人口预测，在未来数十年，由于不同的发展基础和工作水平，我国各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达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将相差半个世纪。也就是说，上海市早在1993年就已经开始了户籍人口持续负增长的局面，而宁夏等地区则要在2050年前后才能结束人口长期递增的历史，使人口增长逆转为“零增长”及以后可能的负增长。这就意味着：区域人口发展不平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还将继续作为中国人口发展的主体特征之一而始终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正确认识中国人口发展的地区差异，并辨证地理解这种差异所蕴涵的政策意义及其对确定全国人口形势的地位与作用。
3.4 解决中国人口结构问题， 并非仅仅只有调整生育政策这一条路
21世纪，曾经被有些人口学家称为“人口结构的世纪”。特别是伴随着我国生育率在9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持续降低，正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和提出：在今天的中国，人口问题的重心正从数量转向结构。与之相应，缘于人口结构的剧烈变动所产生或加重的人口问题，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1）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持续降低的共同作用下， 所产生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口、社会、经济问题。这中间包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持续攀升，老年人口内部出现高龄化现象，劳动力的老化问题以及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双重挤压下产生的养老保障问题等。
（2 ）独生子女一代人的教育问题以及与这一代人相关的特殊人口、社会、经济问题。如：众多独生子女个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未来因独生子女产生的家庭结构问题，等等。
（3）因严格限制生育数量引致子女性别偏好强化，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由此在未来埋下的“婚姻挤压”隐患以及可能带来的相关社会问题。
（4）因为城乡人口转变在时间上的差异， 而出现的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等等。
我们承认：因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是超前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主要通过计划生育途径实现的。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的生育政策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人们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是迄今为止，这种差距始终还是存在的），这必然导致中国的人口调控实践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来缓解以至最终解决这些由人口结构引发的问题？我们是否只有生育调节这一条路？恐怕未必如此。下面，我们以人口迁移和区域老龄化关系为例说明我们的思路。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背景、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及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等的综合影响，迄今为止，我国各个地区的人口发展状况极不平衡，使得各个地区目前正处在人口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成为世界各国人口变动各种类型的一个缩影。不同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导致各不相同的人口问题。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速度，由各个地区的空间差表现为人口老龄化过程的时间差。其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北京等国内最发达的地区，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已经分别超过15%和10%；而人口老龄化进程相对滞后、老龄化程度最低的青海省和宁夏自治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还不到5%。 此外，可以预见，由于上海、北京等地的妇女生育率已经达到世界的最低水平，这些地区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口问题。特别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独生子女比例非常高，因此老年人口问题，不仅仅是在宏观层次上表现出的地区老年人口数量及比例过高、社会负担太重的问题，而且还包括家庭结构带来的在微观层次上的为老年人服务等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需要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放宽多生条件来缓解？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新生出的下一代人要成长为有能力的抚养者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在教育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这一时间长度还可能会延长为25年左右），这不能不谓之“远水解不了近渴”，暂且还不说到那时家庭养老在中国发达地区还会占多大的比重。所以调整、放宽生育政策本身就不是最好的选择。
更不能忽略的是：20多年来，改革开放、社会转轨，给国家的社会、经济及人口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与契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客观要求、城乡隔绝壁垒的被打破、不发达地区人们求新求富意识的觉醒，带来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迁移流动人口大潮。这一汹涌澎湃的人口空间大转移，主流是从农村向城市、尤其是向特大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移动。频率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大潮，对整个国家以及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与作用。但若是仅从人口发展的视角看，人口迁移流动也对各个地区快慢不一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和严峻程度不等的老年人口问题的缓解，起到了“削峰填谷、以时间换空间”的重要作用。因为我们看到：我国的落后地区、特别是落后的农村地区，恰恰都是人口生育水平相对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轻的地区；同时，这些地区也是人口外出流动“推力”最大的地区。改变生存现状、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使得这些地区的年轻人口大批流向城镇、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大量迁移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务工经商，不仅给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生机，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也给其“偏老”的人口年龄结构注入了“年轻化”的活力。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目前已经聚集了数百万“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具有显著“年龄堆积”特征的迁移流动人口，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结构有着双重影响。他们在促进两类地区社会经济共同加速发展的同时，对两类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包括人口老龄化程度，起到了某种削峰填谷的“补偿”或“修补”作用。这对于减弱老龄化区域发展不平衡，无疑有着正向效应。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异长期存在的背景下，人口迁移流动作为影响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基本因素之一，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随着城乡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迁移流动人口给迁入地（尤其是大城市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带来的“补偿效应”也会越来越强。
总之，在我国的特定国情下，人口迁移流动对部分地区一定时点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会起到削峰填谷的“补偿效应”。具体来看，这一效应的基本涵义就是：缘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一定时期中，由于迁移流动人口大批来自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在我国，这类地区往往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快），且以20、30岁的青壮年为主体，因而这类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和在城市地区的滞留，将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过程领先又是人口吸引中心的地区（主要是城市地区或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老年人口比重减缓增长甚至相对下降；同时也会导致人口净流出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加速及超前，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程度的不平衡性和时差特点。在未来中国老年人口增长大体已成定局的条件下，这一“补偿效应”在不改变全国人口老龄化总态势的基础上，将可能削低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地区的峰值点，而拉高老龄化程度最为轻弱地区的“谷底水平”，从而改变以往差异极大的区域人口老龄化过程。显然，迄今为止，中国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过程参差不齐，这不仅使得各个地区解决老龄问题的时间表不同，而且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老年人口问题的性质和内容有很大区别。“补偿效应”的存在和逐渐强化，将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与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区域老年人口问题。
上述仅是利用非生育调节手段，缓解复杂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典型例子。以此类推，我们估计，城乡人口素质“逆淘汰”等因人口结构引起的诸多问题，也都将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推动下，得到缓解以至最终解决。所以，如果说20世纪是以生育控制为主调去解决人口问题的话，那么21世纪人口的迁移流动将成为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主要塑造力量。我们用非生育调节手段缓解人口结构问题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削峰填谷，迁移流动，以时间换空间，推动中国区域人口协调发展。这里削峰填谷是结果，迁移流动是动力，以时间换空间是过程，推动中国区域人口协调发展是目的。
这意味着：由于人口结构问题是一个“相对数”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利用非生育调节手段，解决因人口数量、以至人口结构带来的矛盾，具有很大的政策发挥空间。虽然这个思路和方案不一定是充分的，但它肯定是可能的、可行的，而且还是大国独具的优势。关键在于：我们要客观、正确地认识和判断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辨证地分析和看待复杂多样的中国人口问题，真正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战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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