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笔谈）——论邓小平的实践品格与批判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品格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形态并被写进党章和载入宪法，主要在于他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突破不是个别具体结论的修修补补，而是集中于一些重大基本结论与基本观点之上。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不是书斋思辨的产物，而是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与科学思维相结合的理论结晶，体现了邓小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的实践品格与批判精神。
1.生活、实践的诉求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任何一种理论形态的形成，当然都需要有相应的概念范畴、逻辑演绎以及理论原则的支撑，但是，理论的最终来源决不能简单归之于理念的神秘性和深奥性，只有活生生的实践才提供了人类思维演进的驱动力。历史条件和实践水平的变化，奠定了后人超越、突破前人的实践基础。邓小平及其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决非出于一种单纯的理论创新冲动，而是出于解释和回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所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需要。问题在实践中产生和形成，又要在实践中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国内国际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正处在解体变质的“前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将遭受重大挫折；中国的情况也不令人乐观，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综合国力薄弱、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未得到根本改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与缓解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相对平稳的态势。这种状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执政的共产党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已经对理论的突破性发展提出急切的要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再不能建立在长期徘徊不前的理论基础之上。
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层次上看，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在具体结论和某些基本观点的层次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特定的制约性和局限性。对我们来说，经典理论只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对于启迪我们的思维具有有效性，决不能要求经典理论为当代中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观点和结论是有着严格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规定的，不能够五条件地照抄照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为他们身后的事情提供现成的解决问题的答案。面对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的差距和矛盾，固守理论教条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做法是大胆地进行实践。他坚信，理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要精，要管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体制的探索中，经典理论不仅从未讨论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经济制度层次的概念，并分别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是不相容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根据中国人民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定水平，通过在一部分地区组织一部分群众率先进行市场经济模式的摸索，通过对群众实践的积极总结，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从经济制度的层面成功地剥离出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先河。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突破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对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的辩证否定。同时，这一观点也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上看，邓小平的选择恰恰是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灵活运用。这毫无疑问是在坚持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突破性发展。通过对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只有活生生的实践才能为马克思主义新质要素的生成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才能为发展了的理论在现实土壤中找到扎实的根基。
2.科学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是创新的源泉
邓小平是中国最早一批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以其为终生事业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同时更是一位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亲历者，他目睹并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复杂关联的若干重大历史时刻。邓小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漫长曲折过程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观，培养了他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与批判精神。这是他突破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依据。
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不把它当作完成了的绝对真理体系，而是把它看成是在实践中发展的相对真理体系。“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为邓小平突破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现实土壤和基础。由此出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实践课题，大胆果断地“突破”前人、“突破”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结论和基本观点，从而真正实现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批判精神是突破性思维的核心与精髓。邓小平的思维模式中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他的思维是一种典型的批判性思维。由于传统观念、固定观念和思维定势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当中，使人们不自觉地受到它们的支配，因此，要想克服这些因素的束缚，就要求思维者必须有反思传统的自觉意识，有怀疑和批判的精神。邓小平正是以这种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去审视前人的成果，从而突破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思维模式中的这种批判精神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邓小平的思维模式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相契合。就方法层面而言，邓小平的思维模式符合发散性思维方法的基本要求。邓小平习惯于通过多种多样的思路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善于从多种多样的思维结果中选择出最佳结论，而决不固执于某一僵化的思维定势，从而达到突破前人、打破常规、不断创造的思维目的。其次，邓小平的思维模式中体现着一种挑战传统的勇气。突破前人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和胆量。因为传统与权威所支持的东西同时也是为社会多数成员所承认和接受的东西。突破之，就意味着向多数人支持的东西挑战。而这种挑战本身却不是有着绝对成功之把握的，相反，与挑战相伴随的往往是挫折和失败。马克思曾经说过：“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p.35)因此，向传统和权威进行挑战时必须克服怯懦的心理。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必须敢于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最后，邓小平的思维模式中内含有一种超越自我的精神。如果说超越前人就已经比较困难的话，那么超越自我则更为不易。早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就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统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改革开放这项崭新的事业来说，已经形成的理解和认识既可能成为有利的因素，也可能成为不利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强调的就是在思想上进行理论的自我批判，恰恰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表现出超越常人的自我批判和超越自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