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滞后：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农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战略目标。“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今后十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认真贯彻的重要指导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国农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警示我们：跨世纪发展的中国农村必须把农村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发展整体水平连年提高。突出表现为：经济基础领域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环境问题得到重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人口过快的增长势头得到缓解，素质有所提高，社会就业不断扩大，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事业迅速发展，社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明显加强。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态势，还是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既制约了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村全面发展及社会正常秩序。
1.人口问题日益尖锐。我国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1995年2月15日全国总人口已达12亿，提前达到2000年的预期人口数，现每年仍以1300—1400万人的速度增长。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00年全国人口可达13亿，2010年可达14亿，到2050年达到16亿左右。人口过快增长一是影响和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88年《生产年鉴》，以1978—1981年人均农业生产指数为100，中国1985年增至124.22，1988年为129.49，增长甚微；二是直接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初步测算，到2000年，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农民纯收入总量将达到11077亿元，比1994年增加3700多亿元，其中因人口增加占用1100多亿，即近1／4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被新增人口所吞噬；三是加大了资源环境压力。联合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国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及其人口承载力”课题组人员，选用反映综合气候要素的实际蒸发量与地区自然植被年产量的关系计算我国土地资源能力，每年约为22.6亿吨干物质，其理论最高承载能力约为15—16亿人。即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土地资源承载力将处于临界状态。农村人口中最严峻的问题是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2—1.5亿人，据预测，“九五时期”农村新增劳动力与现有剩余劳动力之和将达2.14亿人，如不采取有力措施，2000年剩余劳动力将达到2亿人。
2.资源短缺，浪费严重。首先是我国耕地面积自1957年以来呈现净减少的趋势，在80年代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1995年未实有耕地面积9441万公顷，比1957年的11183万公顷减少1742万公顷，下降了15.6%。沿海地区的一些省市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到0.04公顷以内，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0.053公顷。耕地减少将是今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据测算，到2030年，人均耕地将下降到0.055公顷。其次是水资源日益短缺。全国农业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受旱面积约2000万公顷，因灌溉缺水而减产粮食250多万吨，有6500万农村人口和3000万头牲畜缺少清洁用水，如果按1950年以来淡水用量的递增速度，到2000年我国人口用水的缺口将由目前的350亿立方米扩大到1000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的高低是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要有较明显的整体生态功能，它的森林覆盖率必须达到30%以上，而且分布均匀。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3.29%，这样宝贵的资源还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侵蚀。每年因盗砍、滥伐等损失林地700多万亩，因病虫害损失林木资源达1000万立方米。
3.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污染严重。根据1992年的遥感普查，我国水蚀面积达17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7%。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每年水土流失土壤总量达50亿吨，约占世界流失量的1／5。为此损失的氮、磷、钾养分约400多万吨，相当于100个年产40万吨化肥厂的产量。预计到2000年，我国表土流失量将比目前增加20—25%。土地荒漠化的程度更是触目惊心。全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且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相当于损失一个中等县的面积，造成的损失高达540亿元。另外，由于长期过牧、重用轻养、盲目开垦，以致于草场退化呈发展趋势。严重退化的草场面积达13亿亩，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1／3以上，平均产草量下降30—50%。目前，我国干旱、半干旱及亚湿润干旱区许多草场的实际载畜量都远远超过了理论载畜量，为草地退化加剧埋下了伏笔。
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根据水利部公布的最新水质调查报告，78%的淡水物超标，50%的地下水被污染，40%的水源已不能饮用。全国有0.1亿公顷耕地深受工业“三废”的污染，农用化学品污染农田906.6万公顷，酸雨污染农田266.3万公顷。
4.农民负担沉重。1977年第一次提出农民负担时，农民人均负担只有10多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抽样调查，1996年农民累计人均纳税、上交集体承包任务和摊派三项共计107元，高于农民实际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大部分农民负担无法可依，根据1992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30.5%的农户不用上交集体提留，17.1%的农户上交的集体提留超过全部纯收入的10%。不少农民因负担过重对干部存有压抑、积怨和潜在的对立情绪，对搞强迫命令十分反感。部分群众群体上访，严重的地方出现群体性闹事，干群关系紧张。由于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案件极易激起群众公愤，不少农民与基层政府离心倾向增大，致使党和政府在农村社会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农民负担过重已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5.农民对工业化的巨额贡献使之难以支撑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重任。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为工业提供包括资金、劳动力在内的要素积累是一个必然现象。当工业化进入到一定阶段，农业提供剩余结束，并很快转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对农业保护力度随之逐渐加大。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无论是资金之巨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相提并论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数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农产品名义保护率提高，但据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仍然是负值（即通过价格、税收、农村储畜存款流失等经济手段迫使农业为工业发展作贡献），并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品价格的上涨，负值逐年增大（由1982年的-12.27%提高到1986年的-38.4%）。九十年代，当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接近甚至超过70%时，中国农民贡献的角色还没有根本改革（1992年仍有18.5%的负值），1979—1994年大约向国家付出了1.5万亿元的资金（1），使本来就落后的农村因价值补偿不足而缺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难以支撑社会发展的重任。
6.国家对农村社会事业投入不足，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与农村发展不相适应。国家用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199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亿元的水平上，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呈下降趋势。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0.07%下降到1994年的0.01%，不但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数的0.55%，与发达国家2.5%的水平差距更大。国家拨给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费只够人头费的60—90%，不少农业科研人员相继转行，重大科技成果储备不足，农业科技推广机构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心凉”的局面。全国每年教育经费200亿元，大多用于城市。农村教育经费基本上靠农民自己解决，子女接受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农村教育事业已处于倒退的趋势，有19.44%的6－11岁的儿童因各种原因没有入学或中断了学业。在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农村劳动力中，由于各种原因有10%属于文盲半文盲。即使在每年由小学、初中、高中毕业返乡的1100多万“三后生”中，因存在教育和农村生产实践相脱离的教学而使之成为“文盲”。农村卫生事业停滞，乡卫生院平均每院床位数由1985年的15.2张下降到1996年的14.3张，卫生技术人员一直维持在17人左右的水平上，曾经覆盖90%农村人口的合作医疗目前全国仅有10%的行政村实施，覆盖人口1亿左右。群众看病住院问题仍未解决，1995年全国只有64.6%的县达到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山区有43.08%的村在3公里范围内没有卫生院（所），一些地区还存在缺医少药的问题。文化消费载体落后，1994年在全国48075个乡镇中属于文化部系统内部的文化站只有8015人，仅占乡镇总数的17%，农村集镇文化中心4年仅增长0.8%，真正发挥作用的不足1／3。文化户由1988年的24.2万户减少到23.3万个，下降3.7%，民间职业剧团由1989年的5823个减少到5473个，下降6%，群众业余演出队由1985年的60678个减少到36967个，下降39%。30%以上的农村地区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农村百户电视机的普及率1994年只有75%。农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1994年20%最高和最低收入层次的农户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等非商品消费支出占生活消费的比重仅相差3个百分点，且均不足10%。一些地区农村居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赌博及封建迷信死灰复然，人情风越演越烈，严重影响了农村精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7.城乡及地区差别拉大，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心理不平衡。199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20.98元，比1985年的397.6元增长2.07倍，城镇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由738.92元增加到3481.77元，增长3.7倍，城乡居民收入的显性差距系数由1.86∶1扩大到2.85∶1，按国际通用口径计算的实际差别系数由2.26∶1扩大到3.36∶1，远远超过改革初期1980年的2.24∶1和3.09∶1的水平，超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合理度（2∶1）的50%以上。与经济改革的总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极为不符。
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差别进一步扩大。1995年，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27元、1403元和1061元，比1990年分别增长1.51倍、1.22倍和99%，以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00，从1991年到1995年，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差距分别扩大41.4%和13.5%，东部与中部的差距也扩大了27.9%。同时，农民的生活消费差距也在扩大，1990年东、中、西农村居民生活消费之比为150∶107∶100，而1995年则扩大为170∶121∶100。这种差别的存在和拉大是在各地带农村经济都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一定阶段带有客观必然性，但在我国由于地区差距明显为民族之间的差距，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在影响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同时，可能导致地区和民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的矛盾甚至冲突。
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别逐年扩大。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由1980年的0.25扩大到1995年的0.34，15年共上涨了36%。收入最高省与最低省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以收入最低省为1）1980年为1∶2.79，1996年为1∶3.23，收入水平差距由100多元扩大到2000多元。按人口5等分比较，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个国30个省（区、市）农村住房抽样调查，1996年呈现出20%调查人口最高收入组的农村居民，拥有40.4%的纯收入份额，而20%调查人口最低收入组的农村居民，只占有7.5%的纯收入份额，一部分人已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还有6700万农民不得温饱。从国际经验来看，目前的分配差别尚在合理区间（基尼系数0.3—0.4之间）之内，但由于这种差距是短时间内以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迅速暴富而造成的，使实际的贫富差距在人们的心理上进一步扩大，并且损害了对社会公正的认同。
8.社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首先是人口文化构成低。据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1995年我国农村地区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为12057万，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19.66%；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63.3%，劳动者素质极为低下。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就业结构调整落后于产业结构变动。农村非农化进程在工业与农业比较利益扩大的趋势下加速进行，在农村各业总产值中，非农产业产值占的比重由31.4%上升到75%，上升43.6个百分点。但由于城乡分割，非农比就地进行，无法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并没有带动就业结构的变动。在农村劳动力中，非农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由9.6%上升到28.4%，仅上升18.8个百分点，变动幅度仅相当于产值变动幅度的43%，两者不合理的偏差加剧。极大地阻碍高效现代化农业的实现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是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有人对114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关系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当人均GDP从300美元增至645美元（1980年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下限时，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从20%升至33%，提高13个百分点；而我国人均GDP从1980的300美元增至1990年的625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的下限），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从19%升至26%，只提高了7个百分点，增加额仅为一般趋势的一半稍多。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居住在市、镇的总人口2965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6.23%，城市化水平不但大大低于1990年世界平均45%的水平（发达国家超过80%），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30%的水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农村落后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完成，调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迅速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
9.社会发展领域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发展领域的改革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然没有摆脱原来的框架，保留着计划体制的烙印，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层次低，范围小，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管理分散，缺乏法律保障。到1995年全国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只有15377个，仅占乡镇总数的32.6%，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仅占村委会的27%，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在70年代曾覆盖90%的农村人口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只有10%的行政村实施合作医疗。劳动用工制度，没有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界限，不但使3亿多农业劳动力分布在农村，而且使转移到非农行业的1亿多劳动力在实现了产业转换之后不能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由农村向城镇的空间转换，严重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矛盾，从根本上压抑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空间；至于户籍管理制度，现已成为分割城乡正常关系，阻碍城乡正常交流，影响社会正常流动的最大障碍。现行的社会发展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不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也束缚了社会事业本身的发展。
10.社会综合治理和转变社会风气任务繁重。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是社会价值标准混乱，是非界限混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成为很多人的行为准则；二是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社会风气不断滑坡，人际关系信誉降低，坑蒙拐骗不断发生，假冒伪劣随处可见；三是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尤其是重大刑事发案率直线上升，经济罪犯和腐败分子越抓越多，犯罪种类已与国际接轨，某些地区治安恶化，群众缺乏安全感。四是许多腐朽现象如几十年来一度绝迹的贩毒、吸毒和卖淫嫖娼如洪水涌来，封建迷信泛滥成灾。五是腐败成为一大公害，贪污受贿、损公肥私、钱权交易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腐败已并不局限于乡村干部、而是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
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那些与人民日常生活和公共权力运用有关的问题对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乃至改革开放产生着大量的负面作用，这已是有目共睹。广大群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近年来，“两会”代表议论的五大问题是腐败、通货膨胀、治安、教育、贫困。人们迫切希望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各种社会问题能得到解决，以及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并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集中精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把社会的全面发展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农村良性运行、健康发展是我国农村走向新世纪的重要战略和重要目标。实现这一战略任务和目标的基本途径是：
①转变发展观，实现从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模式转变，纠正各种重经济轻社会的片面做法，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②充分发挥政府的社会发展主体作用，建立健全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③加快土地、农业投入、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加速社会结构转型；④加大科技文化投入，提高农民现代化文化素质；⑤建立资源节约型农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⑥加大扶贫力度，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⑦集中力量，解决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⑧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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