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这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长期以来，我国在“重经济、轻社会、轻生活”的指导思想下，把追求GDP的增长速度放在突出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亟待解决的。
为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度，本文选择了38个重要指标组成指标体系，它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六个子系统，全面、概括地反映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度。
一、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出现负增长
1979—2004年26年经济社会27个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速度为5.4％，各子系统指数递增最快的是人口素质递增6.0％，其次经济效益递增5.8％，生活质量递增5.6％，社会结构递增3.8％。
但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却出现负增长。社会秩序指数由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26年年均递减1.7％。其中每万人口刑事案件立案率，从1978年5.5件上升为2004年36.4件，按逆指标计算，年均递减7.0％；贪污贿赂渎职受案率和治安案件发案率，年均递减1.6％和5.4％；每10万人交通、工伤、火灾死亡率从1979年4.4人增至2004年11.3人，年均递减3.5％。
26年间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1.1％。其中通货膨胀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年均递减5.8％，实际失业率年均递减0.8％，贫富差距年均递减3.7％，城乡贫困率递增1.1％，其中城镇贫困率年均递减6.4％，农村贫困率递增1.1％，城乡收入差距递减0.8％。
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是互相制约的，如果贫困率上升，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就会直接影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上升。26年来，此两项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负增长，它直接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如26年经济社会的27项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为5.4％，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11项总共38项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3％，它影响了综合指数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0％，其中1991—2004年14年影响度上升至30％。这充分反映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二、在GDP总量中社会发展总支出速度慢、比例低
国家财政用于文教科卫、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统称为社会发展总支出，不包括社会和集体个人投入，从历年看，社会发展总支出虽然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在改革开放前，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文教费(包括科教文卫)占GDP的比例在3％左右，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4.6％，近几年比例有所提高，2004年社会文教支出达7491亿元，占GDP比例提高到5.5％，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上述支出中未包括社会保障支出，2004年若包括用于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费支出、财政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财政用于民政系统优抚、救济、福利等支出共计6715亿元，占GDP4.9％，加上社会文教费大致为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14206亿元，占GDP的10.4％，这个水平和比例还是很低的，人均只有1100元，而用于经济和其他支出高达90％左右，人均达9500元。
我国的社会发展支出比例与世界各国比也是偏低的。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低于美、法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南非占27％—10％的比例。
三、追求GDP的高速度，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低下
我国经济高速度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即投资率，在“六五”期间为25％，“九五”即提高到36％，2003、2004年虽采取了调整措施，投资率仍提高至47.3％和51.5％，由于投资过热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据统计部门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30％—40％，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6％，银行的不良资产也仍然较高。
综合反映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是投资效果系数(新增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和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这两项指标26年中分别下降了48％和49％，平均每年递减2.5％和2.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1—2004年，年均递增21.5％，按可比价格计算递增15.3％，快于同期GDP递增9.7％的速度，使每百元投资新增的GDP由1980年的52.7元降至2004年的27.6元，降低了25元；工业总资产贡献率由1978年的24.2％降至2004年的12.3％，下降了近一半，如果2004年提高到1978年的水平，一年就可增加利税1.9万多亿元，可见，由于追求高速度，忽视效益，损失是很惨重的，同时也反映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很大的。
四、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教育机会不均等
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作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而受到重视。据联合国统计，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130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1996年的4.8％，低收入国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入国家已达5.5％，其中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已高达7％—8％。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各国教育弹性系数均在1％以上。
我国教育事业基础差，建国以来教育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为了与国际可比，中国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也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大致与国外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可比的。从历年看，最低为1970年，只占1.2％，最高为1985年占2.8％，以后各年均低于2.8％，1995—1997年降至1.8％，200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为3454亿元，占GDP2.94％，2003年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851亿元，占GDP的3.3％。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财政性教育经费按人口平均，2003年仅为300元，折36美元，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6％。《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至今没有完成。
教育经费分配在城乡间极不公平，教育机会不均等，且有扩大趋势。据2003年教育部的预算内经费统计，用于农村小学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农村贫困地区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新文盲。
在教育结构上，对基础教育投入偏低，2004年15岁以上文盲率达10.3％，西藏、青海、甘肃、贵州、云南西部地区高达44％—1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全国平均为5.1％，西部地区只有1％—4％，农村普九未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缺口很大，师资质量差，因此农民子女考上大学的比例很低，据对清华、北大的调查，来自农村的学生仅占1/5。在城市人口中，大专和本科学历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分别高于农村55倍和280倍。
五、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农村缺医少药
我国卫生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2004年预算内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为1274亿元，占GDP的0.9％，与上年持平，人均仅98元。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为卫生弹性系数，加拿大、日、法、英、意、德、美、瑞典均在1.4％—2％之间，我国1991—2004年的14年间，弹性系数只有0.96％，反映了卫生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
医疗资源的城乡分配严重不公平。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用于农村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至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1.3％，农民人均卫生事业费只有1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28％。乡镇卫生院只有1/3正常运转，2004年每千人口医生数，农村只有0.85人，仅为城市2.32人的1/3，农村中还有10％的村没有医疗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和医疗费水平均很低，在2004年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副部长说，近几年中央财政支出中卫生支出仅占1.6％—1.7％，其中有70％的医疗费用于占30％的城镇人口，在农村约有40—60％的人因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返贫，中西部地区因病无钱医疗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近十几年医疗费猛涨，至今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综合医院每一诊疗人次的医疗费，从1990年的10.9元上涨至2003年的108.2元，上涨了8.9倍，同期平均每一出院者住院医疗费由473元升至3911元，上涨了7.3倍。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0年的25.1％降至2003年的17％，社会投入比例由39.2％降为27％，而个人医疗支出由36％上升至56％，个人医疗费用从1990年267.0亿元增至2003年的3679亿元，13年中增长了12.8倍，同期政府投入只增长5倍，社会投入增长5.1倍。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
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长期重治轻防，传染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卫生部在2004年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22.7％，死亡率上升了10.4％。
卫生事业的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占14.6％。相反如果重视预防为主的方针和健全卫生体系，增加对卫生保健事业的投资，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和医疗费，还可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六、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加剧，各种收入差距扩大
一是贫富收入差距扩大。近年来我国贫富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统计，经调整后的中国基尼系数2001年已达0.415；据国内有关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调查，2004年为0.53左右，此数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一倍，已超过了警戒线。以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为依据，参考了世界银行的调整数，用五等分法测算出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4年的7.2倍，26年中扩大了4.5倍。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转变为贫富悬殊的国家。与国际比较，也已超过了发达国家，接近了中等收入国家。据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基尼系数：中国已高达0.45—0.53，高于美、法、日、英、德、韩等国的0.3—0.4，接近俄罗斯、新加坡、伊朗的0.46—0.43，低于巴西、智利、墨西哥的0.55—0.59。
据调查，近年来富人收入来源呈多样化，增值速度加快，而穷人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呈递减趋势，形成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引起了富者过度储蓄和穷人的紧缩消费。据估算在金融资产和储蓄存款中，60％—80％为20％的高收入者所占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贫富悬殊会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如群体性事件、各种社会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均呈上升趋势。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也呈加速扩大的趋势。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幅慢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使差距加速扩大，如1978年城乡差距为2.57倍，在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4年扩大为3.21倍；由于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而城镇居民享受了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每年人均约三四千元，加上此因素，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应为6倍左右，这一比例大大超过了世界各国。据2004年的劳动和民政统计年鉴中的2003年数据整理，城镇劳动者(包括私企、个体、离退休人员)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1765元，而农村劳动者仅有14元，城乡比例高达126∶1，这是城乡差距比例最大的领域。由于城镇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决定了城镇收入增幅必然高于农民收入，如果农村没有特殊的政策支持，则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将难以扭转。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扩大。近几年国家虽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如人均GDP，东西部的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2004年扩大为2.52倍，省际差距更大，如浙江与贵州比较，由13年前的2.7倍扩大为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4年浙江、广东高达1.5万和1.4万元，而贵州只有7322元，相差一倍，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浙江与贵州比较为3.45倍，比1991年扩大0.86倍。
四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以2004年各行业的平均工资为例，最高为金融保险业达2.7万元，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达2.5万元，如按行业细分，以证券业最高，达5.05万元，其次是航空运输业，达4.0万元，而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只有7611元，最高与最低的比例为7.5倍，比1978年的1.3倍扩大了6.2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
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影响消费，影响劳动积极性，还影响社会成员的合理流动和社会稳定。
七、代际之间不和谐，老年人口贫困率较高
反映在老龄化加速过程中，老龄人口贫困化正在扩大。据有关资料估算，在全国60岁及以上的1.4亿多人口中，贫困人口约有2000—2500万人，贫困率达13％—17％，平均6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个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
城镇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差距日益扩大，从1978年的90％降为2004年的61％，尤其是企业的离退休人员收入低下，人均不足8千元。农村老人数量多，收入更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留村老人要负担劳务和家务双重劳动，如遇天灾、疾病，更是雪上加霜，必然导致早衰早亡。
社会上存在老年歧视的倾向，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策实施者更注重在岗人员的利益而忽视老年人的利益，加上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比例升高，年轻一代已顾及不了老年人，社会养老措施跟不上，就必然使老一代无论在精神上、经济上均缺乏安全感，成为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若不采取措施，这种代际之间的不和谐还将日益扩大。
几点对策建议：
1.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大社会发展支出、提高教育经费的比例。发展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实施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要把教育当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作为硬指标纳入法制轨道，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建议到2020年，社会发展支出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10％提高到15％—17％左右，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3％左右提高到5.5％左右。
2.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要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做好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力求在今后10—15年内使实际失业率从目前的6％—7％左右降至5％以下。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60％左右。
3.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建立较完善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调整福利政策。应逐步向低收入者倾斜，利用税收、价格政策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工资外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强财政的转移支付、调节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的能力，以防止城乡收入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切实提高农民收入。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在财税关系上要逐步向农村倾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这是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根本措施；同时，加快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发展，加快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步伐，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只有使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城乡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
5.在经济建设中要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要从过去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从扩大外延转到以提高内涵、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6.增强各部门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和力度。严惩腐败，要从制度上和立法上加强监督，杜绝腐败的滋生，加快社会的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公正司法、公平竞争，加强对腐败的公开舆论监督并狠抓制度建设。改进信访工作与群众沟通渠道。
7.彻底改变单纯追求速度的考核指标。计划统计部门要尽快提出一套切合实际的考核指标，应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的综合指标体系，增加经济效益、投资效果、环境质量、安全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指标，并加强对考核目标的督促检查。
注：资料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公安部等提供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