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系统论对整体与部分范畴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系统论论文,范畴论文,试论论文,丰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系统论是一门新兴的横断学科。自本世纪40年代诞生以来，它就以其巨大的生命力迅速地向一切知识领域渗透和拓展，不仅使人类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还以其特有的哲学潜能，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唯物辩证法的成对系列范畴的具体深化，提供了崭新的科学素材，特别是它对整体与部分这对传统的哲学范畴的丰富和发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
一
所谓现代系统论，就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也叫普通系统论（简称系统论）。最初，它主要涉足于生物学领域，叫做“机体系统论”。后来，贝塔朗菲和其他一些学者把它的原则推广到其他学科领域，从而形成了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现代系统论”。它以抽象的系统为研究对象，而撇开系统的具体物质运动形态，着重考察系统中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并运用数学手段和计算工具，确定适用于所有客体系统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系统论有三个主要原则，一是整体性。这就是指系统在整体上的性质并不等于它的多个组成部分在孤立状态下性质的机械相加。系统整体的新质是其要素、部分所没有的。美国在检查了一架米格25飞机以后发现，飞机上零件本身从单个来看，并不是最先进的，比美国相应的零部件落后，但整体机能却是世界第一流的水平。二是模型化。三是最优化。这后两个原则规定：构成系统的各要素按其固有的内在联系、结构和功能等等，运用数学方法加以定量化、形式化，建立起数学模型，从系统的整体出发，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使系统在整体上达到最佳目标。
系统论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贝塔朗菲明确承认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他的理论先驱。许多西方的系统论学者也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第一次把系统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把社会看成系统，把人类历史看成系统的运动，从而把马克思称为社会科学中现代系统方法的始祖（参阅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中的系统原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系统论处于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中间层次，相对于各门科学技术部门来说，它具有普遍性，如系统工程的兴起和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就是系统方法应用成功的极好例证：阿波罗计划中没有日本造不出的东西，但作为整体的计划、设计和管理技术，日本却达不到美国的水平。
整体性原则虽然是系统论的核心内容，但它却是从属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相互作用原理的。离开了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系统和环境、系统和要素等相互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就谈不上什么“系统”，也就无系统论产生的必要。正是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元素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才使系统呈现出不同于部分、要素的整体性特征，如果一个事物、对象的各个部分之间完全没有相互作用，整体在质上与部分完全同一，在量上等于部分的累加，那么它就不成其为系统。按照贝塔朗菲的观点：“系统就是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
可见，系统论特别强调整体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现代系统就是一种研究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科学理论。它要求事物作为某一系统的要素、某一整体的部分来研究，正是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原理的具体体现。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及其普遍联系原理是现代系统论最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同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现代系统论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和深刻化，尤其是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整体与部分范畴。
二
我们说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是对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的哲学范畴的丰富和发展，就在于系统论引起了人们对整体与部分辩证法的重视，提高了它在哲学中的地位，深化和丰富了它的内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使人们研究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出发点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研究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时候以往传统的出发点是从部分、单元出发，即往往先从事物本身的存在和消失的条件及其组成部分、单元入手，至于这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关系一般都看做是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即使予以考虑，也只是限制在从这些“外在”因素对事物本身影响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这实际上是从局部、部分角度来看全局、整体的，亦即从物质实体到其对外关系，从客体到环境。15世纪末叶后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如此。这种把部分从整体中分割出去又还原回来，只是孤立地研究部分，忘记了它和整体的联系的研究方法是贝塔朗菲所反对的。
自从20世纪40年代系统论创立以来，它的整体性原则所构成的哲学认识论上的“特殊棱镜”，使得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要求人们研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时，一定要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系统与环境、单元与单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从整体性角度把握诸要素、各部分在系统中所具有的特殊的质和功能，以及它们在整体的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新质。这种“特殊棱镜”认识事物的程序就是立足于整体，经过对部分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后，达到对整体的认识。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主义者应该善于区分整体和部分，应该按整体提口号，而不应该按部分提口号，应该提出真正变革的根本条件，而反对往往使战士们脱离革命道路的缝补部分破绽的行为。”这就是说，系统论使人们研究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着重点和出发点不是放在一个个孤立的部分物体上，而是放在整体上，放在事物之间和事物同外在环境的种种联系和关系上，对这种联系和关系只有站在系统整体的高度才能把它抽象出来。因此，人们现在是从整体目标出发来认识事物的作用，并规定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关系。这种思维方式，还要求人们对自然界的视野要从狭小的“实物中心论”转到“系统中心论”上来。所谓“实物中心论”就是把个别对象、部分事物及事物的部分特征置于认识的中心；而“系统中心论”则是把系统整体，即把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置于认识中心，个别现象、部分事物及事物的部分特征都表现为整体的构成部分或功能部分，表现为它的单元、要素或成分。这样，就从系统的整体上认识到了事物形成的真正原因，即认识到物质的属性及其质乃是依赖于事物的整体性。这是系统论的整体性质原则给整体部分关系的认识上带来的深刻变化。
第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使整体与部分范畴具有一种“非加和性”（即“非总和观”）。
把整体了解为部分的总和是近代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的必然后果。这种“总和观”即“加和性”原则被推广到了外部世界以及意识现象中，被推广到了主观认识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中。尽管这种总和观或加和性原则和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的，是反对宗教唯心主义的，但它把机体看做部分的总和的观点是有严重弱点的。正如贝塔朗菲指出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错误之一是“分析和相加”的观点，即把有机体分割为部分加以研究，然后再以部分的简单相加来说明整体属性。几百年来简单分解和简单相加的“加和性”，往往使人们发生片面性和表面性，缺乏全面性和整体性，从而在观察处理问题时陷入形而上学，离开了辩证法。这种形而上学的“加和性”必然要被系统整体的“非加和性”所代替，因为“各种系统本质是非加法的”（参见《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美国当代系统论学者E·拉兹洛等人也认为，整体性是现代系统论的重要原则，复杂现象大于因果链的孤立属性的简单总和，解释这些现象不仅要通过它们的组成部分，而且也要估计到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总和。有联系的事物的总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体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系统。看来，这种整体观点在生物学中是卓有成效的。贝塔朗菲首先在生物学研究中运用了，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整体性原则应用于方法论（参阅拉契科夫《科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实际上，系统论整体性原则和这种“非加和性”指的就是整体性能不等于要素、部分性能的常数和，而是产生了新质。如由原子组成的分子、单个人构成的社会，它们作为整体具有的性质是其构成要素或要素、部分总和所不具有的。生物分子水平的功能和属性的简单相加，并不等于细胞水平的功能和属性；每个家庭的功能和属性的机械组合，也不等于全社会的功能和属性，这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看来，这种“非加和性”也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总和”哲学命题的崭新说明和深刻阐述。贝塔朗菲把这种多少有点神秘的悖论借用到系统论中来，以表述系统论的核心思想，从而成为现代系统论的基本原则和著名定律。正如他指出的：“亚里士多德的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的论点，至今仍然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
对于现代系统论赋予整体与部分范畴的这种“非加和性”，我们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但它不是各个部分机械相加的总和。因为事物的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着的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结构形式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一旦形成，就产生了整体性的新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指出，集体“协作”所发挥的整体力量不同于同等数量的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协作”一章中，马克思举例说：“每一个别工人的劳动日只是作为总劳动日的相应部分而存在，这里同12个工人是否一道共同劳动，或者他们是否给同一个资本家做工是完全无关的。”这里，总和变成了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特性并不归结为组成它的部分的特性的总和。马克思特别着重指出，问题不是简单增加每一个别劳动者的力量，而是创立新的、群众的生产力。
第二，系统诸要素、整体各部分联系的有序性引起整体存在之质的倍增现象，从而导致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孤立部分功能之总和。贝塔朗菲所说的“2＝1+1，5＝2+3不是系统工程，5＞2+3 才是系统工程”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1000＞1500”的道理一样。 1000 ＞1500的关键是前者纪律严明，在集中兵力的情况下，法国骑兵纪律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严格的战斗纪律和严密的战斗组织）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因而造成了战斗力的倍增现象。马克思也举例说：“12 个人在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天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363 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生产力表述为包括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生产关系并不是几个要素的静止形式的总和，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现实条件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系统。
第三，系统论整体性原则使整体与部分范畴具有“非机械性”。
18世纪法国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拉美特利发挥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观点，写了《人是机器》。黑格尔批评说，这种“机械关系的肤浅性一般即在于各部分既彼此独立，而部分又离全体而独立”（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3页）。 他还举例说：“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的存在，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体上时那样，它的灵活性、运动、形状、颜色等等都改变了，而且它就腐烂起来了，丧失它的整个存在了。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获得它的地位”（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6页）。恩格斯也批评说：“无论骨、血、软骨、肌肉、纤维质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能造成一个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6页）列宁也说：“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们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6 页）这都说明，机械论者割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看不到整体的质的飞跃，看不到整体对部分的支配控制作用及部分对整体的依赖关系。
而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强调的正是机械论者所忽视的系统整体对其组成部分的支配控制作用，以及部分对整体的依赖性，它更接近于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客观事物是具体的，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而存在的。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要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在思维中复制出来，达到思维的具体。所谓系统工程，也就是要求人们从整体的特性、功能的目标出发去认识和规划、设计各个组成部分，运用数学工具和手段，协调好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既保证整体最优化，又适当照顾部分的相对独立性。例如从系统的观点出发进行决策时，领导者必须时刻牢记：先抓大局（整体），再看细节（部分），因为整体支配控制部分，部分依赖整体。一个领导部门制订发展规划，首先应该确定规划的战略思想、目标方向和基本原则，而决不可一头栽到具体项目之中，各个项目的简单迭加不等于规划，只有各个项目按照战略目标的原则有机地组合起来，才是真正的规划。因为制订规划的目的不是为了个别项的“夺魁”，而是为了提高全局的整体效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个别的具体情况下，部分可能和整体相矛盾，那时必须抛弃这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 页）为了全局的整体性，必要时就要放弃单项部分的“夺魁”，这也叫“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当然，大局清楚以后，细节也是不可忽视的，由于某个细节失误而功亏一篑，也是屡见不鲜的。然而细节安排主要是各层次子系统的事，把握大局才是大系统、领导部门的头等大事。
所以，部分要服从整体的要求，部分如果脱离了整体或失去了整体的控制，就是没有价值的，犹如一条腿脱离了动物整体，就无行走的功能一样。
第四，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使整体与部分范畴具有“非活力性”。
活力论者片面强调生物体的整体功能不能分割为无生命的组成部分，主张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神秘的“活力”赋予生物体以生命的功能。这是一种神秘唯心主义，因为它使得物体的现象成为那种本原是不可认识的，而人们只能根据它的活动结果间接地加以判断。
而现代系统论则是一种“非活力论”，它原则上承认部分对整体的决定作用，认为整体的功能与特性归根结底是来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正如贝塔朗菲所说：“只要我们知道一个系统所包含的所有部分以及它们之间所有关系，系统的行为就可以从部分中推出来。”（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
第五，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使整体与部分范畴具有辩证的决定论性能。
在系统中，整体首先决定部分，规定部分的贡献和活动的范畴。整体是部分赖以存在的前提，整体包含部分又高于部分，部分是通过整体来揭示的，必须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和认识部分，其次才是部分决定整体。这种反作用表现为：（1）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 并不是形成直线因果链最终决定整体，而是原因决定结果又反过来控制原因，因果“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才决定整体。（2 ）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往往是以动态平衡决定整体的特性，部分随机变化呈现的大量偶然性中所包含的必然性，决定整体的规律，各部分的运动和性质是整体运动和性质的基础。（3）各个组成部分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综合地决定整体， 而不是各部分平行地、互不相干地决定整体。不难看出，部分对整体的反作用尽管情形复杂，但它最终不得不受整体特性的制约和控制，离开整体对部分的决定作用，部分就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决定整体。总之，系统的整体特性不能还原为孤立的组成部分，而整体性又可以在组成部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找到根据。
第六，系统论提高了整体与部分范畴的地位和作用。
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还有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即旧的“整体观”），它片面强调整体决定部分、统率部分，忽视部分的重要作用。这种“整体观”内容的贫乏性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贝塔朗菲把它确定为系统论的重要定律之后，才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它不仅认为整体决定部分，同时也承认部分的反作用；又进而把整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上升为“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这样高度概括的哲学命题，这对原先贫乏的整体与部分的辩证法无疑是一个丰富。
本来，整体与部分这对范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被许多思想家提出来了，但多年来也不被重视，哲学教科书历来不讲它。近几年来各地新编的哲学教材，大多都没有论及，个别教材也只是一带而过。由于现在整体性原则成为系统论的核心原则，而且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整体性问题显得愈来愈重要，才开始有哲学工作者对整体与部分范畴进行新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现代系统论给我们的一大启迪。
第七，系统论丰富了研究整体与部分关系的方法论。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思维方式。古代科学由于受到实践深度和广度的限制，只有建筑在“观察加臆测”基础上的朴素整体论。以哥白尼为发端的近代科学运用分析的方法对自然界的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正如著名系统论学者W·艾什贝指出的， “近代科学探索的战略主要是把一个复杂的整体分为许多简单的部分”（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页），以此对古代科学的朴素整体论作了一次合理的扬弃，使之成为近代科学的主导思维方法。分析方法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随着实践规模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日益整体化，也暴露了它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性。因为它把分析与综合、部分与整体、原因与结果机械地割裂开来，认为部分是原因，整体是结果，原因决定结果，部分决定整体，结果不能反作用于原因，整体不能决定部分。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必然得出部分功能好整体功能一定好，部分功能不好整体功能也不可能好的逻辑结论。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曾用分析方法研制成性能较好的喷气式发动机，但用它来拼凑“下士”导弹时，却存在维修不便和成本昂贵等缺陷。后来他们参加了导弹的整体设计，在综合中进行分析，才造出性能较好的“中士”导弹。可见，部件功能好却不一定整体功能好。要使整体功能好，重要的是从整体出发，把各部件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分析和综合高度统一。这也说明，现代科学的巨大进展，使整体与部分相互联系、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已经被提到了首位，从而使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又一次受到了历史的扬弃，由此诞生了现代科学的主导思维方式——系统方法。这种科学思维方法，经过了“整体——分析——系统”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呈现出分析与综合、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运用这种方法论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研究整体与部分关系时，先从整体出发，进行系统综合，形成可能的系统方案，再进行系统分析，分析系统各要素、整体诸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建立数学模型，然后进行系统选择，达到最优化，重新组合成全新的整体。在思维方式上，就是把综合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综合——分析——综合），并把分析与综合贯串于“整体——部分——整体”过程的始终。这正是现代系统论对整体与部分传统哲学范畴丰富的表现所在。
三
贝塔朗菲在创立一般系统论时，从哲学中借用了“整体与部分”范畴，是为了同“系统和要素”相对应。实际上，他在这里是把整体与系统、部分与要素看成了同等程度的范畴。然而，我们认为，系统论不仅丰富了整体与部分的传统哲学范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的“系统和要素”范畴，也正是对整体与部分这对古老范畴的内容的进一步发展，为它增添了新的科学因素。
恩格斯在他的不朽著作《自然辩证法》中指出：“部分和整体逐渐变成了有机界中有缺陷的一种范畴。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做和‘整体’分开来的‘部分’，如果看做这样，那便是错误的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6页）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也指出， 整体和部分是表象首先碰到而同思想格格不入的一种关系，或者从客观上来了解，这种关系是一种死的、机械的组合物。可见，整体和部分范畴是有局限性的，它必然要进一步发展。而现代系统论所提出的“系统和要素”则正是对这一传统哲学范畴的深化和发展。
从“系统和要素”的定义看，只有存在相互作用的、整体不同于部分的对象，事物才是“系统”，否则就不是系统（而是非系统）；同样，“要素”只有就它们参与整体性联系或就它们结合起来构成整体或总体而言，它们才是“要素”，不能把通常的或任何意义上的分离开的个别对象或者过程看做“要素”。
“系统和要素”这对新范畴之所以是对“整体与部分”古老范畴的深化和发展，就在于：
第一，“系统和要素”与“整体和部分”具有同一性，这是发展深化的基础。
系统和要素按其直接形式来说，就是整体和部分，也就是说，系统和要素可直接表现为整体和部分；而整体和部分按其实质，按其所包含的整体联系来理解，就是系统和要素。可见整体和部分的实质是系统和要素。因而这两对范畴在一定意义上，即在我们讨论的整体联系的意义上是同一的，是同等程度的范畴。如果没有这种同一性作为基础，系统和要素就不能深化和发展整体和部分范畴。
第二，“系统和要素”与“整体和部分”范畴具有差别性，这就是深化和发展的重心（关键）所在，也就是一种前进性。
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和部分范畴具有简单性、直接性，而系统和要素范畴则具有复杂性、间接性。说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直接的、简单的，是由于它没有把其中所包含的整体性联系突出出来，因而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部分显得不仅相互间，而且对于整体似乎都不相干。因此，仅靠它们是不能完全理解较深刻的和具体的关系的。黑格尔早就看到这一点，他指出，虽然许多事物（例如有些无机物）确实处于整体和部分这样的直接关系中，但当我们寻求较深刻的关系时，则不能以种直接关系为满足。“譬如，一个活的有机体的官能和肢体并不能仅视作那个有机体的各部分，因为这些肢体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里，它们才是肢体和器官，它们对于那有机的统一体是有联系的，决非毫不相干的。只有在解剖学者手里，这些官能和肢体才是些单纯的机械的部分。但在那种情况下，解剖学者所要处理的也不再是活的身体，而是尸体了。”（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2页）可见，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具有直接性和简单性，而系统和要素的关系就不这么直接简单了，它们不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而且是相互否定和相互排斥的，此外还是相互异化和独立的。它们往往互相交错，人们要真正把它们识别清楚，还必须通过一些中介环节方能奏效，这就体现出它们的复杂性和间接性。
二是整体和部分范畴具有肤浅性、有限性，而系统和要素范畴具有深刻性、无限性。
现代科学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一方面承认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总和，同时又承认这是一个悖论。这实际上是由于整体和部分关系的直接性所致。因为这种直接简单的关系，解释不清像整体大于部分总和这样较复杂、深奥的关系。可见，整体和部分范畴的直接性和简单性又导致出它们的机械性、有限性和肤浅性。这种肤浅性，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般即在于各部分既彼此独立，而部分又离全体而独立。”（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83页）与此相反， 系统和要素乃是通过整体联系建立起来的范畴，其规定都与整体联系有关，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以整体联系为中介的，因而能满足人们寻求较为深奥的关系。它们虽也表现为整体和部分，但它们已经通过整体联系而扬弃了整体和部分的直接性，因而它们的关系包含着比整体和部分的直接关系更多的内容，即整体联系的内容。因此，它能解释整体和部分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如果说整体和部分是简单的范畴，那么系统和要素则为复杂的范畴，比之整体和部分更深刻、更广泛、更具体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把整体和部分范畴具体化、科学化、深刻化了，向前发展了。
第三，“系统和要素”比“整体和部分”的实践性更强。
整体和部分范畴表现在实践中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法。（顺便指出：有人说整体和部分与全局和局部之间也有差别性，似乎前者比后者范围更广一些。这有一定道理，后者是实践意义上的整体与部分。）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全局和局部辩证法的研究，强调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联系。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对整体与部分范畴的丰富和发展。他认为，整体居于全局地位，部分从属于整体，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应统观全局，树立整体观念。强调整体居于全局地位，并非无视局部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局部对全局也有决定性的影响，“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是说带全局性的局部对全局起的决定作用，下棋如此，打仗和建设概莫能外。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胜利，从哲学上加以总结，正是唯物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必然逻辑结果。尽管这样，整体和部分、全局和局部的实践性还受到一定的局限。比如，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企业管理科学领域，它们虽有一定的适应性，但范围和程度都很小很窄。而现代系统论所提出的系统和要素则无此局限，它既能说明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所能解释的一切实践问题，又能说明它们解释不了的许多实际的纷繁复杂的现象。例如，我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制成功，就是上海的生物化学、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综合性大学（北大、复旦）、工科大学（上海交大）、医科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之间的有关专业配合构成跨学科开放性系统的大协作、联合攻关所得到的辉煌成果。对此，用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就难以解释清楚，而用系统工程、系统和要素的观点就易于说明。再如，四川某钢厂一号高炉的大修工程，原计划75天，后来改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和系统与要素的辩证法处理，提前21天完成了任务，由此节约了400多万元。 实践证明，系统和要素范畴比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具有更实用的价值，它的实践性更强，适用范围更广，实际意义更大。
现代系统论的问世，系统和要素范畴的提出，使近400 年来传统的把整体分割为部分再分别加以研究的方法受到进一步扬弃，再次证明了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也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的发展找到了一座新的桥梁。同时，系统论的运用，不仅涉及到整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原因和结果、形式和内容、必然和偶然等传统的哲学范畴，而且提出了诸如系统和要素、功能和结构、有序和无序、层次与等级等崭新的哲学范畴，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成对系列范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现代系统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认真研究，使整体与部分等传统范畴不断丰富起来，变得更加充实，获得新的更精确的解释，以新的生命力而大放异彩；同时又将“系统和要素”等新的范畴不断加以提炼，从而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现在，有的学者呼吁，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体系中应给整体与部分范畴以一席之地，并把它和辩证法的其他成对系列范畴（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等）作为同等程度的基本范畴列入哲学教材中，这是有道理的，是现代系统论给人们的重大启示。但笔者认为与其如此，倒不如把“系统和要素”这对全新的范畴写入教材，因为它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