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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列宁点燃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理智之光，你也许不相信或认为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这是谁也无法推翻的真理。
1.列宁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创造性地将两种不可战胜的原则融入自己的活动。第一个原则是严格的科学性，他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社会现象。第二个原则是真正的人民性。他密切联系劳动群众，毫不利己，无私奉献。对此，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有切身感受。
列宁是独一无二的苏联政治体系的缔造者（斯大林步其后尘）。在此无法尽述该体系的本质特征，可以称道的一点是标准的集中管理和列宁战略科学性的结合。那么该体系的领导人，尤其是那些被称为“首脑”的人，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他应当集理论家和组织者的优秀才能于一身，在道德方面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列宁就是这样一位集大成者。斯大林也做了很多，但他不能胜任把整个工作人员队伍培养成兼具理论家和组织者才能的人才的任务。于是在50年代我国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就分离了。结果后者占了上风，前者变为某种权力的精神附庸，变成为权力宣传服务的官僚。领袖缺乏理论头脑早在赫鲁晓夫时期就沉重打击了国家、党、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很明显，先进的理论原理对于新的社会制度而言，既不是装饰品，也不是奢侈物，而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2.列宁认为，共产党人的主要活动领域应该是提高创造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觉悟。为了让无产阶级的自发意识变为历史的自觉，列宁孜孜不倦地奋斗着。这种自觉能将受剥削的生产工人从一个消极受苦的“自在”阶级变成积极斗争的“自为”阶级，变成肩负全世界解放使命的代表。
从俄罗斯工人运动的现状来看，列宁在世纪之初的所思所为是多么正确。真正社会主义的科学革命意识不会在工人群众内部自生，而要由工人政党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激进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在21世纪来临之际，尽管由于工人阶级中知识阶层的数量大增而使这种灌输变得更容易了，但也不能低估这种灌输的困难程度。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每时每刻都会因受到由当局和金融寡头控制的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的侵蚀而发生变形，蜕变成资产阶级的意识。不进行持续不断的启蒙工作，左派政党就没有前途。只有学会了说服大众，党才能够获胜。
这里谈的启蒙，不同于信息的搜集和积累，不同于固守传统。启蒙应是正确地指引方向，锻造人民劳动和斗争的意志。列宁说，工人渴望知识，因为知识对于他们取得胜利是必不可少的。列宁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是依靠任何信仰都无法替代的知识的最有用的方面。
3.列宁所面对的是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组成的国家。这种类型的国家是前所未有的。在此之前，国家是富人的组织，也就是决定生产资料和交换的私有者的组织，国家主要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
如今，众多丑恶的东西和大把的美元蜂拥而入，妄图从人民的美好记忆中彻底消除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管理模式。而同时资产阶级专政，也即资本的统治却稳固地保存了下来，并伪装成民主的制度。
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共产党人本身也是有过错的。首先在受到被推翻阶级不择手段的顽强抵抗时，共产党人被迫采取了恐怖这类的对策。另外在实现了“俄罗斯奇迹”和反法西斯胜利后，共产党人有所松懈。列宁曾警告说，我们时刻面临敌人的入侵；党骄傲自满是危险的。不听从列宁的警告则更是一种犯罪。但主要的问题是共产党人都变了，比如说变成了一些羞羞答答的马克思主义者。从60年代初起，我们就不再明确区分劳动的政权和资本的政权了，而空想的“全民国家”的公式却流行开来。苏维埃的生产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工人群众监督生产和分配原则都没有得到坚决地贯彻落实。随之而来的就是严重脱离群众，从而导致1991年至1993年右派的政变。
4.列宁不仅赞成要尽力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推动进步的社会变革，并且重视社会变革的物质前提。他一方面以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结果是“剥夺剥夺者”）为依据，但另一方面决未忽视劳动社会化这一客观规律的广泛作用。比如，将汽车生产变成全国范围的，甚至世界范围的综合技术过程，首先决定了经济组织的集中民主的、带有计划因素的性质，其次还会冲刷掉一部分传统私有制的阵地并使之发生动摇。在列宁之前，还没有人像他这样把上述这些变化同可预见的未来科技革命的特征联系起来。一战造成的俄罗斯经济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四年的内战影响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阶段全面运用劳动社会化的这些总的结论。以后又由于二战、消除二战后果的后续工作和领导人的外行而未进一步运用这些结论。但劳动社会化的规律并未停止发挥作用，反而使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从国家局部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但世界资本主义在耗尽了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牺牲了人和文化之后，现在却企图回避这些问题和矛盾。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有价值。它需要在几十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延续和丰富。列宁的一些论断仍然不容质疑并为实践广泛证实。他认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就破坏了传统的商品生产。“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93页）苏联和一系列欧亚国家建立了这个“新的社会秩序”， 也即1917年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状态。但一些最成熟的帝国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暂时得以避免走这条道路。这些国家调整了它们新殖民化的、剥削广大“第三世界”的体系，狡猾地将其内部固有的对抗性的“劳资”矛盾转移到国际关系领域，这使在本国还未“完全社会化”的、也即还未变成生产资料主人的雇佣劳动者有可能享受到技术工艺和组织技术社会化的成果，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曙光”或社会让步，因为帝国主义不这样做就会危及其生存。
随着苏联的衰落，“两极世界”的消除，以美国为首的超帝国主义吸引力大大增强，这在北约对南联盟的行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列宁早在理论上就认为超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是可能的，并同考茨基就超帝国主义是否实际存在的问题发生过争论。这场争论究竟谁对谁错，尚不必匆忙下结论。人民中国这个成长中的巨人的存在就迫使我们谨慎地作出判断。现在俄国斯元气大伤，但也不能轻易将其从“大棋局”（布热津斯基语）中抹去，它迄今仍是一个强国。现在和将来都有人不让俄罗斯进入国家垄断巨头的“俱乐部”，但俄罗斯也不甘充当七国集团殖民体系的前沿阵地。那么出路何在呢？只有具有创造性的现代列宁主义。
5.列宁发展了劳动和生产社会化的思想，以此为现代人类规划了历史发展的进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运用列宁的分析去解决当代的许多尖锐问题，但资本主义国家的运用更积极，更成功。社会化进程当然的、客观的社会主义走向可以达到一定的战术效果，能够使任何社会体系的国家暂时摆脱困境。这在30年代初的罗斯福“新政”中得到了直观的体现。但所谓“新政”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它采用了社会主义常采用的一些措施， 从而拯救了受大萧条重创的美国资本主义。 曾在1920年拜访过列宁的赫·威尔斯承认，“现在资本家应该向你们学习理解社会主义精神。”遗憾的是，大概从30年代中期起，资本家向我们学习比我们向他们学习得更好。他们善于将强大的社会化过程为己所用，他们允许社会化所造成的一切可能的恶果存在，但决不允许社会化达到其自然而然的后果，即确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列宁的三代继承人即使在一些最关键问题上的观点也未达到列宁的思维水平，而这正是被社会主义敌人利用的最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