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超越：中国传播学研究十年历程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中国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语有云：“十年磨一剑”，意指历经多年的刻苦磨炼而终成利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变化显著，成果非凡，但是否已阶段性地成为“利器”可以来解释、描述、分析和参与中国与世界的传播现实，还需要理论界和社会大众冷静、全面而历史地加以评判。
本文仅作一种简要的历史学分析：在描述和比较十年发展主要脉络的同时，对传播学研究进行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的反思和考察，力图在批判地审视过往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对未来中国传播学研究理论想象和制度化建设等方面的预期。
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曾提出：“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了它。”[1](P.34)关于这一基本的认识论和价值论预设，本文作者非常清楚，因此，以下的梳理和分析并不讳言我们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历史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文化背景以及各种知识传统和知识分子角色的批判性反思。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则是在更长远的历史时期内，使得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超越诸多的认知窠臼和理论局限，对历史和现实表现出更多的责任感。
一 描述：壮大中的中国传播学
学者李金铨在探讨有关中国的传播研究时，曾引用了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的“三个圈圈的象征世界”之说，即“中港台和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北美和东南亚的少数华人社会，以及在知识上促进对中国了解的所有成员”。[2](P.7)按照这一判断，关于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的历史考察理应涉及世界范围内的多个主体层面。篇幅所限，本文仅仅聚焦于中国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并力图将之放在上述“三个圈圈”的框架中勾画三者之间的互动。
在一定意义上，过去的十年是传播学在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十年。当然，这一称谓更多地建基在一种浅表的统计学层面，比如全国范围内传播学本科点、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几何级数增加，每年入学学生和传播学教员数量的增长，各种传播学研究期刊的活跃，各种传播学研究著作和论文的出版，以及传播学学术活动(比如“中国传播学论坛”)的繁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伴随着这一数据增长的，则是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制度化完善。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传播学学科的研究议题开始出现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点也是和中国传媒与社会的急剧变迁，以及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比如，大众传播过程与效果、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国际传播、发展传播、生态传播、健康传播、文化研究、性别与传播研究、媒介经济学研究、传播心理学研究、媒介素养、媒介伦理和文化产业研究，等等。研究方向的多元化可以十分清晰地从每年举办的“中国传播学论坛”的议程中找寻到证明。
在学术合作层面，大陆的学术组织、高校院系和其他研究机构正在更为积极地拓展与港澳台、国外高校以及国际传播学学术组织的沟通与交流，各种国际合作教育和科研项目应运而生。国际传播学会(ICA)、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和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等知名国际传播学学术组织已经成为大陆学术会议的经常性合作伙伴。研究者个体之间的合作在具体的研究层面也日益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播学在制度化完善的过程中，也开始内化为主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从而为未来的发展，为理论工作的创造性和指导性价值的实现，设置了诸多的障碍。下文会对这一局限进行着重分析。
二 比较：全球视野中的中国传播学
不管是从语言、研究对象还是理论框架层面，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都与其他国家存在着异同，而这种异同深深地扎根于传播学作为一个“舶来”学科的本土化过程中；与此同时，这一理论的移植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本土社会结构、文化源流和在政治经济层面逐渐参与全球化进程的烙印。
首先，中国日渐“主流”的传播学研究与美国实证传播学保持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其基本共享的价值预设、理论框架、方法论体系乃至研究对象正在使得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向国际“主流”靠近。这一学术现实一方面得益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西方传播学的“选择性”引进①，另一方面也从更大的社会层面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学术界或者说思想界的影响，那就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传播产业和“主流”传播学研究为目标，并将之应用于中国的传播与社会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实际上体现出“主流化”和“美国化”特征：一方面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媒介变革和社会变迁保持着紧密的互动，扮演着葛兰西所说的这个领域的“有机知识分子”角色；另一方面，这一路径实际上并未就国际或全球传播研究体系本身进行认真的解读、分析和评判，因此也就难以将复杂而多元的传播理论与中国多样的传播现实相对应。
其次，就建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的批判研究来说，不管是政治经济学还是文化研究，中国传播学界的引介和发展都十分有限，而且缺乏系统性(当然，作为文献研究著作，陈力丹于1993年完成的《精神交往论》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传播学研究作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但在传播学界却鲜见将这一丰富的批判思想来源与日益资本化的传播与社会现实进行关联的学术努力。2011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以国际化学者集体亮相、集中表达的形式，再一次宣示了这一理论关怀的重大社会价值。
再次，从具体的研究维度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了本土化的特征：
第一，研究议题多追随信息技术更替和社会舆论热点，表现出鲜明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倾向。在这个层面上，传播学研究的主题过于分散、琐碎和细化。正如卡尔·博格斯分析的那样，“随着对科学准确性的追求，使甚至最具人文精神的领域也充满了明显很精确的目标，学术性问题已变得更为狭隘了”[3](P.155)。另一方面，传播学研究缺乏宏观的社会整体分析和历史批判，研究视野的“内卷化”非常明显。这一主题或者说话题导向使得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相形见绌，从而只能跟在“技术决定论”和“单一现代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后面亦步亦趋。
第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训练相比不足，并更多地采用简单思辨的方法来分析和归纳问题。相比北美和欧洲的传播学教育，大陆的传播学高等教育体系建立较晚，相关的课程体系和学术环境有待完善。尽管长期以来存在着“定性”和“定量”在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上的争论，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能够做到严格遵循相关规程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
第三，价值层面，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更多地表现出浓郁的“去政治化”倾向，极力地将自己描绘为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角色。这一点也和不断市场化的传播产业保持了价值前提上的一致。值得一提的是，当国际传播学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范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②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并未相应地做出调整，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延续着这一“主流化”的发展路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作为理论对于现实尤其是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指导意义。
三 反思与超越：中国传播学的未来
对中国传播学作为一个学术系统的反思和建设，我们认为可以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首先，在本体论方面，詹森(Janson)在《批判的传播理论》一书中引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术语——情境化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来描述传播学：知识是被历史、物质、文化和语言所中介的，因此，知识也是有限的，而且，知识是被权力所维护的，尽管它并不必然与一系列权力关系相一致。[4](P.43)学者蔡骐在分析传播学多种研究范式的中国化过程时，也认为“范式的采纳与发展与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有关”，并且相关的研究工作受制于“经济基础”。[5](P.50)换句话说，反思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轨迹需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尤其是权力关系中加以考察。
历史地来看，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或者制度性学科，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开端和演变的。而这一历史情境下的知识引进和生产，如上所述，表现出了浓烈的美国化或者说“主流化”特征。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认为，“‘传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馈’这些概念使厌恶了‘工具论’、‘阶级’和‘意识形态斗争’话语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可以说，美国实证传播理论在中国之所以有吸引力，部分是因为权力范畴在该理论表述中的缺席及其‘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主义’倾向。”[6](P.32)而这种看似“去政治化”的客观、实证和信息论路径不仅为基于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媒体与社会变迁扫除了旧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而且直接成为媒体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新政治”意识形态霸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6](P.32)
因此，关于传播学的跨学科特征、多元研究方法、多层面的研究主题选择等等的讨论，在具体的研究计划和个案中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解决传播学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在应对传播、媒体与社会变迁的重大问题或者说道路问题上的贫乏。正如陆晔所提出的那样，即便是在主流的学科历史中被称作奠基人的那些学者，也“从来都是将传播研究置于探究人的本质和行为，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更宏大的学术框架之中”，由是，“在传播学的安身立命之处，跨学科与多种理论来源，以及基于维系民主制度的目标回答社会实践问题，从来都占据一席之地”。[7](P.55)
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中国传播学在本体论上的建设，需要通过以下几个维度开拓研究视野和提升研究高度：一方面深化具体的研究项目，并将之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联；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传播学的研究话题和目标锁定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问题，锁定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全球传播议题，从而为传播学研究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开辟空间，并逐渐加强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变革现实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出学术工作的整体指导性和反思性。
在价值论方面，学界需要增强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正义责任，将各种细化的研究项目和宏观的研究议题纳入改善社会发展、缩小社会差距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上来。
在这个意义上，学界首先需要破除和超越的就是从施拉姆以来，困扰着中国传播学乃至整个学术界的“现代化范式”问题。关于西方主流的“现代化范式”的问题，袁靖华提出，“要走出学科身份的自我认知焦虑，走出学科自主性危机，就有必要反思和探讨这一西方主流范式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情在这一范式之外讨论其他范式的可行性与可能性；其根本出路还是在于：结合本土语境，融合本土深厚的文化积淀，创立本土原创的学科自主范式。”[8](P.71)而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汪晖早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中国近代以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既伴随着对于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模式的吸纳与主动认同，也因后殖民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呈现出反思与超越。[9]传播学研究需要从这种辩证而多元的历史中汲取营养，才可以将某种具有超越潜能的东方理论智慧和赵月枝所界定的“全球认知正义”(cognitive justice)，赋予未来的理论工作。
换句话说，在核心的价值层面，中国的传播学需要超越一系列的认知局限和意识形态偏见，回归对社会现实的全面观察，回归对社会正义的主动诉求。尤其需要对接日益复杂而紧张的社会变迁过程，从社会层面强调传播的公共性和公益性。
其次，中国的传播学需要超越具体的职业利益和专业主义偏见，因为“学科的过度分化使抓住社会生活的整体变得困难，所以，对意义和观点的追求不可避免地迷失在专业技能和经验性资料的困境之中”[3](P.158)。而日渐庞大的学者和专家群体，也预示着理论价值与具体利益之间的张力，正如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所分析的那样，“现代学术现实是，与提出有创见的或创造性的学问相比，专业人员更执著于他们的职业和地位”。[3](P.161)
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的价值导向回答和负责的是中国社会变迁和道路选择的问题，与其他任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是一致的。
在方法论层面，相关研究需要继续拓展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和范围，从方法论的角度增加传播学学科的包容度。具有现实关怀力的传播学研究需要在重大问题意识的导向下，选择合适的方法体系来开展经验材料的整理和分析，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以某种终极的理性(比如科学性)为前提。
无论如何，理论的目的或者说价值，总是与平等而和谐的社会发展保持互动，传播学亦不能出乎其外。在这个意义上，讨论传播学是否成熟、是否成为“显学”，需要看传播学者是否将自己的研究落实到关系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核心议题上来，是否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奠基于社会公正与公平的主旨，是否选择了合适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方法从而进行研究。
面对传播与中国社会、传播与全球化的复杂图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会在未来调整好自己的位置，不寓于简单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想象之中，而是充分回应国家发展、社会变迁、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跨入“中国思想界的前沿”。
注释：
①参见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②关于这一学术范式的变迁，可以参见国际传播学会(ICA)的刊物《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刊文章内容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