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技术革命论文,制度论文,评佩蕾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6X(2009)02-0005-07
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蕾斯自2002年出版《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1]以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多次讲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和长期发展趋势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并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两年内，多次谈到金融体系将出现重大震荡。2008年9月，在哈佛商学院百年纪念讲演中，佩蕾斯指出，为了理解目前“百年一遇”的美国金融危机，必须采用长期的历史观点，从历史的规律性中进行学习，以确认当前情况的独特性，这是制定正确政策的前提条件。[2]本文将对佩蕾斯的研究成果及对解决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启示做出简要的评论。
一、技术革命的巨浪以及与技术相关的泡沫经济
佩蕾斯认为，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恶果，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则与世界经济每次发展巨浪的阶段性具有直接联系。所谓的发展巨浪是指每次技术革命从大爆炸到产业成熟所历经的扩散和社会吸收的全过程。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五次发展巨浪，它们分别是：1771年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1829年开始的蒸汽动力、煤炭、铁和铁路的时代；1875年开始的以钢、重型机械制造业和电力等为标志的时代，它产生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第四次则是从1908年开始，这是一个石油、汽车、石化产品和大量生产的时代；目前的第五次发展巨浪是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时代，它开始于1971年英特尔微处理器的诞生，目前还有20多年的技术拓展期。[2]而下一次也就是第六次发展巨浪将由生物技术、生物电子、纳米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所引发，据预测，第六次发展巨浪大约在2020-2030年左右开始其发端。
发展巨浪每次要持续45年～60年，虽然在技术上很不相同，但每次巨浪都遵循类似的阶段和商业氛围。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种由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原则所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这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能够逐渐地使整个经济实现现代化并逐步提高其生产率。因此，每次巨浪都具有双重意义：创造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新产业和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它首先创造了爆炸性的增长，然后使传统产业现代化并恢复其活力。[3]由于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要遭遇根植于上一技术经济范式在制度上的巨大抵抗，所以，每次技术革命的扩散都分裂为大致各为二三十年的两个不同时期，即导入期和拓展期。
导入期是新旧范式的斗争时期，这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时期。由金融资本接管经济的控制权，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其领导下，学习新范式并遗忘旧范式，进行各种市场实验，为新技术建立基础设施，但通常却伴随着过度的投资和泡沫经济，最终导致股票市场的崩溃。那么，在这一时期，为什么金融资本取得了控制权？与国家相比较，为什么自由市场力量占了上风？这是因为，在每次发展巨浪的成熟期，由于生产资本在原先革命性的技术经济范式下对固定资本、供销网络和管理经验进行了大量投资，并对这种成功产生了自满心理，因而锁定在这种潜力已趋于枯竭的技术经济轨道中，并顽固地抵制新范式的创新。而金融资本则避免了这种锁定性联系，它本质上是灵活的、自由自在的并具有投机性和短期盈利倾向的资本。佩蕾斯认为，由于在驱动力、性质和功能上的不同，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在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和拓展期发挥着截然不同的作用。[1]
在拓展期的末端也就是成熟期到来时，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因而产生了大量的游资。在这种情况下，锁定于原来技术经济轨道的生产资本不得不到越来越遥远的市场中去寻找机会，而一些金融资本虽然也陪伴了这种远行，但它们却在走自己的路，寻求新奇和冒险的投资机会。这时，由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新型企业家们只有技术能力和雄心勃勃的野心，但缺乏资金和政治力量，而后者恰好是金融资本所拥有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融资本在导入期逐渐地接管了经济领导权的原因。它使用金融力量支持新技术企业家，并广泛地发起对已经成为障碍的现有制度框架的斗争。同时，由于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是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特征的，因此，在过去240年间的每次发展巨浪中，都出现了由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对新型基础设施过度投资的狂潮，大量的货币倾泻到这种过程中，最后在泡沫破灭后，大量堆积的纸面财富被消灭了。
只有当技术泡沫破灭后，人们才能逐渐地醒悟到，过去引导变革的金融资本因为其投机和寻求短期利润的行为，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通过这种“创造性毁灭”，虽然泡沫破灭了，但新的基础设施却保留了下来，新范式被人们接受了，主导产业也建立起来了，这客观上要求生产和市场有所扩张。但是，这种扩张如果能够实现，至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长期投资决策要在没有股票市场压力的情况下作出，因此，金融资本必须向生产资本移交经济的领导权；第二，生产的扩张反过来需要需求扩大，而这种需求扩大常常是以收入分配为前提的，因此它意味着出台福利型政府政策；第三，为了从普遍的增长中获益，社会价值观要从个人主义的生存竞争转变为对合作和集体福利的强调。佩蕾斯指出，这些条件就是她称之为转折点的内容。一旦这些条件被满足，每次发展巨浪的拓展期就到来了。在这个时期，新范式所包含的财富创造的潜力被挖掘出来，产生了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的经济增长。但是，如何才能实现从导入期到拓展期的过渡？在转折点又会发生哪些事情？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分析目前泡沫经济破灭的具体情况。
二、美国金融危机与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本质不同
在每次发展巨浪的导入期，虽然金融资本在把资源重新配置到新技术和新产业并强化新技术经济范式上具有积极作用，但它也产生了以财富再分配为特征的、具有消极后果的、难以克服的冲突。第一，在导入期结束时，出现了纸上财富与实际财富不可持续的冲突，股票市场的价值严重背离其实际价值，这种冲突通过泡沫破灭只能部分得到解决。第二，严重偏向金融利润的倾向，严重地挫伤了生产资本扩张技术革命成果的动力。第三，严重的两极分化。在每次发展巨浪的导入期都会出现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特别是在泡沫破灭后更是如此。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在第四次发展巨浪和第五次发展巨浪的泡沫经济中，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和目前的美国，只占纳税人0.1％的人口却占有国民收入的10％；但到了拓展期，这个比例下降为6％。[4]这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不会因为泡沫的破灭而得到克服，反而有可能加重，其结果是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和潜在供给的大量过剩。第四，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在社会政治领域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不断恶化、暴力事件的急剧增加和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移民压力，甚至酿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从而使转折点成为各种矛盾的爆发期。
按照上述讨论，政府在转折点能否有效解决它所遗留的严重冲突成为转入技术革命拓展期的前提条件。在每次大的技术泡沫破灭后，不仅要对金融进行严格的管制，而且还必须进行广泛的社会制度变革，以便创造有利于生产资本扩张的条件，这就是历史上前四次发展巨浪在转折点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目前我们所处的第五次发展巨浪却与之不同，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在这次巨浪的中途所发生的泡沫经济被劈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狂热以及2000年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灭；第二个阶段则是2003-2007年的信用扩张泡沫，这是前四次发展巨浪所不具有的。佩蕾斯指出，区分这两种不同的泡沫经济对于确认目前危机的性质、后果以及可采取的对策都是至关重要的。此次发展巨浪的转折点之所以产生“信用崩溃”的泡沫经济，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在技术泡沫破灭后，不仅没有着手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反而继续推行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市场制度，实施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纵容伪劣的房贷信用扩张泡沫，终于酿成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危机，这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2]
此外，中国和印度等从前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外的许多国家，它们的市场开放也是造成此次金融大危机的重要原因。在目前的第五次发展巨浪中，发达国家把工作外包给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被看做是一种对其经济困境的“奇异治愈”，特别是对美国更是如此。一方面，它通过成本的降低和更低的消费品价格暂时缓和了发达国家市场饱和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等东亚地区的外汇盈余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再投资助长了美国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投机。这似乎是一种“良性循环”，但却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的缓和矛盾的做法，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变成恶性循环。其结果是，在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不断下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纸上的财富通过次级住宅信贷、衍生工具和对冲基金等所谓金融创新不断导致资产膨胀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剧了资产持有者和工资收入者之间的两极分化[5]，我们前面谈到的在转折点时期所发生的4种冲突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综上所述，佩蕾斯认为，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在本质是不同的。技术泡沫是由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是经济增长过程内生的，因而无法避免。而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则是由寻求投机对象的信用扩张泡沫所导致的，并非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放任自由市场的恶果。与技术泡沫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以及对实体经济不会产生巨大破坏性影响有本质上的不同，这种信用扩张的泡沫起不到任何一种转变性作用，它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财富创造能力，只不过是通过资产膨胀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因而不仅没有逆转反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它把投资引向了金融赌博，对生产企业产生了短视的压力，其结果必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产生系统性风险，堵塞了所有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潜力的道路，并有可能产生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全球大衰退。因此，佩蕾斯指出，在目前转折点上的制度变革不能再被延迟了，我们必须把投资和创新从金融赌博中拯救出来，使其进入生产和实体经济，现在就是采取行动的时刻！[2]
三、转折点的制度大转型
按照佩蕾斯的这种以经济史为基础的历史模型，由于技术革命的内在动力，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存在着一种大约每隔二三十年，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地位就像钟摆一样，向相反方向摆动的轮回，这可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在技术革命导入期开始时，由于经济停滞严重，为了唤起市场的动力，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开始处于上升地位，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美欧国家的滞胀危机中，所谓“凯恩斯主义的终结”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但到了拓展期开始时，这种方向就又颠倒过来了。由于自由市场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因此，只有金融危机非常严重，才能大大削弱金融资本的权力，恢复并加强国家管制的力量以及对公共福利的关注，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起。目前的世界经济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金融危机之后，争论已经不再是要不要管制，而是好的管制或坏的管制。而且，整个社会现在需要达成一种新的共识，为了收获信息革命的丰硕成果，必须重新强调政府的作用和福利型政策，进行广泛的制度变革。[2]
笔者前面已经谈到在转折点需要克服的4种冲突和必须满足的3个条件。显而易见，依靠自由市场是无法达到这种目标的，这是因为，在转折点所存在的4种冲突正是自由市场的结果，没有约束的自由市场将会使状况更坏。目前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就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家原教旨主义一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然而，尽管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因金融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大伤元气，但如果要强调政府干预、集体价值观念、生产资本主导和福利型政策等这些与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制度大转型，遭遇抵抗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转折点时期，美国企业界相当多的人指责“罗斯福新政”正在把美国引向共产主义。当然，因为有成功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目前美国采取类似的措施不会再遭遇较大的抵抗，反而在一些新兴经济中，例如在我国，阻力可能更大一些，转型的时间也要更长一些。
在理解每次发展巨浪所导致的制度大转型上，佩蕾斯指出了以下值得注意的两点。第一，转折点的制度变革并不一定会导致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而有可能产生所谓的“镀金时代”(1870-1920年)，这就是第三次发展巨浪在美国所发生的事情[4]，其后期史称美国“进步时代”(1900-1917年)。在这个时代，虽然采取了市场监管、最低工资、保护中下阶层利益的措施和立法，以纠正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因此其经济增长并没有使普通老百姓较普遍地受益，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做“镀金时代”的基本原因。第二，转折点的制度变革虽然是由技术革命的内在特点所决定的，但其产生的制度框架却要取决于技术之外的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例如，发端于1908年的技术革命具有规模经济和标准化大量消费的特点，它内生地要求通过政府干预调节需求、促进就业和管理国民经济，但是这种共同的要求却因为不同国家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产生了4种不同的社会类型：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法西斯主义和东亚“发展型国家”。
佩蕾斯的这种研究为我们观察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历史背景。目前的美国经济遭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奥巴马之所以提出“改变美国”的口号赢得大量支持者的基本原因。如果仔细分析目前在转折点上所存在的4种难以克服的冲突，我们就会发现，除了金融问题外，冲突的核心无非是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罗斯福新政”的经验来看，这需要政府通过增加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收入来加以解决，包括增加工资、创造就业、税收政策、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保险或者诸如此类的再分配措施。[5]现在，奥巴马在竞选中提出了如下解决办法：逐年提高劳工的最低工资；创造就业机会并扩大增进公共福利的基础设施建设；把税负负担转移给高收入者；允诺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医疗保险，并结束已经实行20多年的放松管制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措施与“罗斯福新政”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人们讨论奥巴马是否会成为“21世纪的罗斯福”并非没有道理。
那么，如何判断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制度变革呢？它是否会产生“罗斯福新政”式的制度大转型，从而在数年后再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呢？或者由于种种限制，“奥巴马改革”只能是20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在当代的翻版？笔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奥巴马上台后将实行较大力度的新政，终止自里根总统以来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行政府干预。但有两个严峻的挑战限制了奥巴马的改革。首先，在国内，由于美国政府已背负巨额债务等因素的限制，奥巴马实施“罗斯福新政”式的福利型政策面临巨大挑战，未来出现新版本的“镀金时代”的可能性比较大。其次，如何处理资本和劳工在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的冲突是决定“黄金时代”能否出现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它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只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而对劳工不利的状态：工作外包、国外直接投资和廉价商品对本国产业的冲击已经成为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下降和失业的直接原因。如果继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黄金时代”就难以出现。因此，以产品质量标准、劳工人权状况、环保、公共采购和汇率操纵等非关税壁垒形式存在的保护主义很可能就是奥巴马政府的必然选择。总而言之，奥巴马所谓“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就是指政府干预、关注民生和国家保护主义上升这种制度大转型的到来。
四、佩蕾斯的研究成果对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启示
佩蕾斯的研究为我们认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提供了深邃的分析框架。按照这种框架，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是第五次发展巨浪导入期的直接结果。在第四次发展巨浪中所产生的4种社会类型中，除了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消灭外，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和东亚“发展型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开始了历史性的改革或转型，这并非偶然。我国从1978年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的改革开放时期恰好是第五次发展巨浪的导入期，在这个时期，与其他国家一样，我国也极大地释放了市场的力量。
但正如卡尔·波拉尼所指出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十足的乌托邦，它自身具有一种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的倾向，为了躲避自由市场所固有的危险，抵抗它对民族国家社会凝聚力的瓦解，必然要兴起抵抗其严重危害的反向性社会保护运动和政府干预[6]，这就是我国近几年来之所以推出“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重要原因。如果说过去人们还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这种重大制度转型心存疑虑的话，那么，2008年所发生的毒奶粉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重大事件，使人们再也不可能相信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仍在大肆宣传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而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由于经济不景气目前不得不推迟实施的《工资增长机制》，新医改方案将由政府主导等，诸多的改革方案都是对市场化改革鼓吹者最好的驳斥。
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目前的我国经济发展正遭受着外部需求明显下降的严重困境。奥巴马上台后，这种困境将会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和加快结构转型就成为我国最基本的选择。转型的痛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这种危机并非完全是坏事，如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我国将“因祸得福”。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制成品出口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一直在不断恶化，它不仅通过低廉的价格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补贴，而且由于价格竞争所导致的通过人为压低工资所产生的“冲向底部的竞争”，也使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工人实际工资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目的成为泡影。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巨额的外汇盈余通过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再投资，不仅为美国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也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肆收购我国企业并进而控制我国产业特别是高端产业提供了融资。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来说，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自杀性的，它不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根本利益。我国早在10年前就已经提出启动内需的口号，但为什么一直无法实现？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由于路径依赖，外向型发展模式自身根本就不具有改弦更张的自我变革的动力。但愿目前的危机能够产生深刻的结构变革，引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巨大转变！
在这方面，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美国的崛起实际上就得益于类似的“因祸得福”。美国在独立后的30多年时间里，实际上并没有摆脱初级产品出口型经济对英国经济的依附地位。重大的转变起因于1807年的《禁运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19世纪初，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危害到美国利益，美国于1807年颁布《禁运法案》对英国实施打击。但没有料到，禁运不仅没有对英国产生影响，反而沉重地打击了美国自身的对外贸易，并产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强大的压力下，《禁运法案》不得不于1809年初取消。然而，正是这个禁运风潮，使美国的工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也使美国人切身感受到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对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重要性。1812年的美英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与禁运十分相似，在对外贸易和航海业陷入长期萧条和停滞的同时，美国工业却飞速发展，为其后来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长期实施高关税保护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两个“意外”事件在当时给美国人民所造成的痛苦绝不亚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以廉价商品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危机，但正是这种“因祸得福”使美国避免了拉丁美洲国家直到今天仍没有摆脱的依附型经济的命运。
面对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变，我们必须认识到扩大内需和结构转型的紧迫性，认识到由此所导致的结构变革和制度大转型对以内需引导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为了推动这种新模式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相关政策的制定，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这里只提出一些不系统的具体建议：
首先，为了解决内需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状况，要较大幅度提高“低保”标准；在各种经济政策上向增加工人和农民等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倾斜，像奥巴马那样，把税收负担转移给高收入者；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等公共福利上，国家要承担更大的比例，并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对于特困学生特别是农村特困学生提供所有学费，并酌情提供必要生活费；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完全由政府特别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其次，修订国货采购制度，坚决落实并严格执行政府、国有企业和其他公共机构采购国货的制度，违背纪律者将被免职，情节严重者将被开除公职，并追究其法律责任。现在，单就政府采购一项来说，它就可以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6％左右，如果再加上国有企业和医疗等公共机构对国货的采购，这将对拉动内需起到不小的作用。据报道，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部门后，美国政府就把IBM公司排除在政府采购名单之外。另据报道，奥巴马在2008年10月29日致美国全国纺织业组织理事会的信中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支持贝里修订案的要求：美国国防部只采购在美国制造的纺织品。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对我国曾经流行多年的所谓“全球采购”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日前，我国公布了在两年内投资40 000亿元人民币拉动内需的计划，笔者在这里暂不讨论这种投资是否恰当，但要指出的是，我们要学习奥巴马的爱国主义精神，千万不要再发生“中华之星”被弃而不用这种令人心痛的事情。
最后，利用非关税以及关税等手段支持民族产业并严格禁止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为扩大内需提供产业和收入提高的基础。为了缓解目前的压力，重新恢复出口退税并降低一些产品的出口税在很大程度上是饮鸩止渴式缓和危机的做法，它将使我国更深地锁定在这种依附性的外向型经济上而推迟发展模式的转型。我国在大豆以及许多高端产业上的关税保护远远不够，非关税保护更是付之阙如，现在需要大力加强保护，因为这些产业不仅是就业而且也是收入增长的重要基础，如果这些产业不景气，它对扩大内需是非常不利的。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人一想到扩大内需就联想到消费，而没有认识到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挤占了我国民族企业多么大的投资机会，而这些投资机会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内需啊！这也是造成我国近十年来迟迟不能启动内需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我们不仅要严格禁止外资对民族产业的收购和控制，而且还应使用外汇储备回购已经被外资收购的企业；对于执意要出售给外资的企业如汇源果汁等，国家要通过收购实行国有化。目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我们应该对“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企业国籍不再重要”和“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等诸多论调进行深刻反思，在笔者看来，这些流行的看法都是不能成立的，它助长了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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