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符号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符号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语言学是建立在索绪尔关于语言本质的两个基本命题上的。索绪尔按照结构主义观点，把语言的本质特征概括为两个基本原则：1.符号内部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原则；2.符号外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线条性原则。也就是说，这两个原则把对语言静态单位的结构关系描写放在了首位，语言被处理为一个音义任意结合的、静态的符号规则系统。
本文试图以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语言是一种活动”而不是形式结构的命题，提出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相对的、符号语言学理论的几个基本概念。文中的观点主要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当代的语言论哲学、结构主义诗学、符号学、后结构主义文论、周易哲学，以及国内学者葛本仪先生的动态造词理论和王希杰先生的“语言的四个世界、零度与偏离、潜与显”等某些具有先锋意识的语言观。
符号学语言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范畴：
1.符号化
符号学语言理论把语言看作是表情达意的符号化过程，而不是一套静态的结构关系或规则。
就语言内部的结构关系而言，符号化指创造、生成语言符号或话语的过程；就语言外部功能而言，指用语言给现实世界编码的过程。符号化还可进一步分为动态和静态两种存在方式：符号化过程和符号化结果。前者指动态地考察某个词语符号或话语的当下（共时）生成过程——如一个词实际的命名过程或一段话现实的表达过程；后者指对静态的语言符号进行动态历史演变的考察——如一个词的得名之由或重建一段话的发生过程。可见，符号化要领主要着眼的是语言符号的动态性、过程性。
前苏联哲学家巴赫金就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言谈活动。他分析了言谈的五个组成部分，即言谈的主题、意义、讲者、听者和音调。他甚至认为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现实的存在（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了符号，符号又是如何反映和折射着存在的生成过程”（注：刘康《对话的喧声》，第11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巴赫金将语言符号作为考察意识形态的关键，实际上着眼的是语言的动态符号化过程。
国内学者葛本仪先生把“解决一个词从无到有的问题”，看作是词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系统地提出了词语的符号化研究理论（注：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第4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王希杰先生把修辞学看作是研究语言的社会功能的语言学，并认为这种语言学主要包括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这四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互动、互补、不可或缺的关系（注：参见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实际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也就是符号化过程。因此，“四个世界”的语言理论把语言内部和外部世界以互补的方式结合起来，打破了传统的语言和言语划分的观念，消解了二者的对立，展示了语言的动态的符号化过程。
上述理论都着眼于语言的符号化过程的研究，体现了动态的符号学语言观。
2.符号化单位
传统语言学从静态结构关系的分析角度，将语言单位划分成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组五级。而符号语言学从独立的表情达意过程出发，将语言单位分为“命名与话语”、“名称与文本”。
2.1 命名与话语
符号化包括话语和命名两个方面的活动。
“我们称这样的文章是‘假大空’”——“假大空”即命名；“今天天气不错”即为话语。
从语言的内部关系分析，话语包括判断、推理、陈述、描述、说明等等，表现在语言结构上，即以句子以上的单位为形式，通过语言的线性组合，达到表情达意的目的。命名则主要是形成概念、指称或表现或区别对象，表现在语言上，以独立的符号——词为单位。
从语言的外部关系分析，话语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命名则是人给世界赋予意义或名称的过程。由此产生两个学科：话语学——研究交际规律的语言学；命名学——研究词语符号产生规律的语言学。其中命名学的研究在学术界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领域。
命名与话语是从符号当下发生的角度划分出的语言单位。
2.2 名称与文本
从符号化结果的静态分析角度考察命名和话语，它们就分别称为“名称和文本”。
名称是命名的产物。符号语言学研究名称，主要是考察它的历史发生即产生、演变规律及“得名之由”，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间静态的意义关系。文本是话语的结果或凝固，一般表现为书面形式。名称和文本的特点是非当下性和离境化。即它们是脱离了具体交际环境和表达主体的静态符号形式，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主要是解释的、文化的——重建这些符号产生的语境及人文精神。由此产生了两个学科：名称学和叙事学。
3.符号化方式
符号化方式是利用符号为世界编码时所依据的结构原则或精神方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范畴如任意性、线条性、动机性、聚合性等等都可看作为某种符号化方式。所不同的是，结构主义者把这些范畴看作是语言客观的、理性的、唯一的法则；符号学理论则认为这些所谓的法则是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它们只是一种主观选择方式，而不客观规则。
符号化方式可分为表层和深层两种方式。
3.1 表层方式
表层方式是符号的显性结构所表现出来的、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方式。包括对应方式和意义方式两类。
3.1.1 对应方式
指符号化过程中能指和所指的同构性或两者之间的对应程度问题。主要有四种对应方式：
（1）能指的有限／所指的多样：如多义词、同音词或一语双关、言简意丰的话语。
（2 ）能指的多样／所指的有限：如同义词或话语中围绕同一内容展开的多种表达手法（同义手段）。
（3 ）能指的多样／所指的多样：如多义同音词或话语中从表层语法结构到深层语义结构的多义情况。
（4）能指的有限／所指的有限：如单义词或话语中逻辑性、 准确性强的科学语言。以上四种对应方式可分为两类：第（4 ）种方式能指和所指保持最高的一致性或同构性，我们称之为显性的方式：第（1 ）—（3）种方式能指和所指间具有某种不对应性或不同构性， 我们称之为潜性的方式。
潜与显，代表符号化对应方式的两极。这两极也体现在符号化的各个侧面：
（1）在命名中表现为形化和意化。 形化（显）即用能指和所指一一对应的方式为对象命名，例如科学术语的命名：意化（潜）即用不对应的方式为事物命名，如用“长城”指代电视机，同时又是一个钢窗产品的牌子：或者用“长城”既指古代的伟大建筑，又转指解放军。
（2）在名称中表现为单义性（显）和多义性（潜）。
（3）在话语中表现为变异（潜）和规范（显）。
（4 ）在本文中表现为线条性（显）——按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语言单位，空间性（潜）——按修辞或同义联想原则组织起来的语言单位。
3.1.2 意义方式
对应方式是从语言符号内部结构关系的角度分析的，而意义方式则是从符号的外部关系——人与符号关系的角度划分的；换言之，意义方式主要研究符号化过程中的主体选择问题。在符号化过程中，主体选择性越强，语言越偏离客观的逻辑世界和语法规则；反之，则是客体意识增强，语言便越符合客观的逻辑世界和语法规则。概言之，符号化的意义方式，包括两大类：主体选择性强的意义方式我们称为偏离，客体意识强的意义方式我们称为零度。也就是说，偏离强化语言符号的主体意识，零度则尽量淡化主体意识而力求降至为零，是为“零度”（事实上绝对的“零度”是不存在的，任何语言的表达都是对现实世界的一定“偏离”）。
零度与偏离在不同的符号单位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在命名中表现为动动机性（偏离）和任意性（零度）。 动机性是一种按命名者的主观动机和价值趋向去选择、创造符号的命名方式，任意性则是一种淡化动机选择性或突出对象客体特征的命名方式。
（2）在名称中表现为理据性（偏离）和非理据性（零度）。 理据性是指在静态的结构分析中，符号的能指（语音形式或字面义）与所指之间有某种意义或象征性的联系，非理据性则没有这种联系。
（3）在话语中表现为隐喻（偏离）和转喻（零度）， 这是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逊提出的一对术语。隐喻大致相当于艺术的、美学的、修辞的表达方式，转喻大致相当于科学的、逻辑的、语法的表达方式。
（4）在文本中表现为互文（偏离）和结构（零度）。 “文本”作为符号学概念具有意指性和生成性，它是表意过程的静态结构分析单位，包括结构性文本和互文性文本两种。
结构性文本指一个文本内部的各要素是按等级对立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单位是更大结构的构成成分。如一段话可分出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六种成分，各单位之间不是一种意义互补关系而是等级对立关系，即一个单位的价值和功能来自与另一个单位的对立区别。一般而言，转喻性话语的静态形式就是结构性文本。
互文性文本指一个文本内部的每个单位彼此在意义上是平等互补的，它们互相联系互相指涉。“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中的“美”和“水”就是互文关系。再如诗经[周南·苤莒]
采采苤莒，薄言采之。采采苤莒，薄言有之。
采采苤莒，薄言掇之。采采苤莒，薄言捋之。
采采苤莒，薄言袺之。采采苤莒，薄言襭之。
该诗可看作是一个文本。全诗共三章十二句。其中六句完全是重句，“采采苤莒”这一简短的语言明快的节奏，构成了全诗的主旋律；另外又通过六个近义的动词“采”“有”“掇”“捋”“袺”“襭”，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妇女们轻快利落的劳动姿态。这是诗经常见的手法：重章迭句，回还反复。章与章、句与句之间是典型的互文关系。章句的重复并没有增加新的所指内容，复沓章法所强调的不是表达了什么，而是如何表达；不是所指对象，而是能指链的意义生成——互文性，后者恰恰是修辞或艺术的本质。
3.2 深层符号化方式
在对应和意义两种表层的符号化方式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使它们成为可能的深层符号化方式，深层方式是造成表层方式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语言学不应仅仅研究表层方式，还必须研究符号化的深层方式，当然，这种深层方式也是精神的、文化的。符号语言学就是从精神的、文化的、修辞的属性方面来研究语言的。
这就是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深层符号化方式。
3.2.1 语言的二元性 结构主义者倾向于认为， 偶值性思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结构语言的基本方式。所谓的偶值思维就是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从多元的复杂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二元划分，依次做为文化价值的架构或意义的来源。如下面常见的一系列二元划分：男女，昼夜，阴阳，曲直，高低等等；在人类的哲学和宗教中更存在着大量的二元划分范畴：天人，主体客体，人神，精神物质，瞬间永恒等等。结构主义者认为这种无所不在的二元划分是人类认知、交流的基础，也是语言的基础，所以在处理语言现象时，重要的是在多元关系中找出基础的二元划分。
偶值性结构的分析可能是结构主义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他们把偶值性看作是语言系统无处不在的基本结构原则。现代音位学告诉我们，语言中的音位是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每个音位之所以不同于另一些音位，就是因为其中某些区别特征不相同。如汉语辅音音位[p ]、[p']就是由送气和不送气两个区别性特征区分的。许多音位学家认为，音位的区别性特征具有二值性，人类创造语言时倾向于用一些二值特征（是或非）来构成音的对立。如送气不送气、清与浊、舌尖与非舌尖、前部与非前部等等，布拉格学派的雅格布逊甚至将人类一切语言的语音的区别归纳为十二对对立体。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概念如能指、所指，语言、言语，组合、聚合，共时、历时，主语、谓语等等，也体现了整个语言系统的二值性原则。
语言的二元划分实际上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把握世界的符号化能力。人类是通过符号来认知世界的，而认识世界的符号化过程又是从最简单的“是或非”的二元划分中开始的。一个好的符号系统，就是能以最少的要素表达最大的信息量。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二元划分的符号方式去反映千变万化的世界。如计算机语言符号系统，就是用0和1偶值对立来描写整个世界的。周易符号也是使用阴阳区分的二元方式表达世界的。
因此，语言的偶值性或二元性其实是一种深层的符号化方式，即语言符号化活动的二元化方式，它包括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的两种方式，这是两种具有深刻文化性的表达方式。二元对立体现的是信息论原则，二元互补体现的是修辞学原则。
3.2.2 二元对立方式
偶值性在结构主义者那里有特殊的含义：二元对立。所谓的二元对立，是以两项之间的对立性差异为基础的。其基本原则是，我的价值在于与你的区别或对立。 （计算机语言的）“0”和“1”在对立中获得了各自的价值， “有”在和“无”的对立中获得了自己的意义。所以，二元对立实际上反映了理性逻辑思维的抽象原则：从事物的相对静止的状态出发，发现偶值性事物之间其最简单、最基本的区别性对立特征，二者之间非此即彼、决不混淆，从而进一步进行思维抽象。理性逻辑思维所遵守的基本思维规律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的公式是：A是A。矛盾律的公式是：不能既是A又不是A。排中律则是：或者是A或者不是A。由此可见，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反映了一条最基本的思维原则：非此即彼。这正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二元对立思想的逻辑基础，也是西方哲学传统中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表现。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就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方式的基础上的。他所区分出的两两相对的概念如“能指和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等，这些两项对立的范畴并非是平等互渗而是非此即彼、等级制的：前一项优于或先于后一项。前项是首位的、中心的、本源的，后项是次要的、边缘的、衍生的——二项之间有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因果关系。建立起这种形而上学的主次秩序后，索绪尔把语言、共时、能指、组合……这些范畴放在中心位置，语言被虚伪为一个静态封闭的符号系统。在我国的结构主义理论眼中，语法和修辞就是这种二元等级对立的关系，这两项分别代表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语音）与所指（语义）、组合（句法）与聚合（同义手段）的对立，前一项是语言的本质和中心，因此修辞被置于边缘的、从属的地位。
二元对立作为一种意指方式，确实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原则。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符号化的对应关系上， 表现为显性即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对应性和同构性。（2）在符号化的意义关系上， 表现为零度即语言的逻辑性语法性规则。
3.2.3 二元互补的符号化方式
所谓的二元互补是指任何事物都包含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同时这两个方面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互相包含的。二元互补的观点旨在消解对立双方的界限，强调彼此间的趋同和动态转化关系。互补的原则是：我的价值在于与你相似或趋同：对立的原则是，我的价值在于与你的不同或对立。可见，二元互补作为一种价值观、一种结构原则、一种符号化方式，在于强调两项单位之间的动态转化的辩证关系和相似性，而相似性具有联想性质，相似性联系又是主观联想、价值选择的结果，因此，二元互补体现了符号化的主体性选择原则，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符号化的对应关系上， 表现为潜性即符号能指和所指的非对应性、非同构性。
例如聚合关系就体现了二元互补的原则。各聚合单位是在语言行使功能的过程中，在完成具体的交际任务基础上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围绕同一个表达意念或功能而类聚，成为具有互换性、互补性的同义选择单位。因此，如果我们从语言的功能、意义的角度分析，聚合结构的本质特征就不是一个线性（显）的问题，而是一种意义、功能上的互补、互换关系的空间性（潜）问题。各聚合单位之间因具有等值性、相近性而成为语言表达的选择性手段。换言之，不应从显在的外部结构形式而应从隐性的语言意义、功能的角度确定聚合关系：凡是在意义、功能、语言风格上相近而具有互补、互换关系的，都是聚合关系。聚合单位具有面对同一内容而存在无数可能性表达手段的性质，这正是语言符号系统能指和所指非对应性、空间性的表现。
（2）在符号化的意义的关系上，表现为偏离， 即符号化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动机性、理据性以及隐喻和互文，都是由互补性符号化方式所决定的。
以命名中的意义关系为例，动机性就体现了符号互补性本质。索绪尔的任意性符号观认为，符号的能指是及物的：它指向它以外的某个概念、或某个实体，如我们一听到“niǎo”这个汉语音节，马上就会意识到“飞禽”的概念，这样我们便“得意忘形”，把作为媒体手段的能指忽略了。任意观预设了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性：事先存在某个概念，然后赋予它一个物质外壳。这实际上仅仅揭示了符号化二元对立的方式。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指出：“词，不是被感知的事物的等价物，而是在发明词的具体时刻为言语行为所理解了的事物的等价物。”这是与二元对立的任意观相反的符号观，意思是一个词语符号不是直接体现了它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词语不过是一种人们理解事物或概念的主观形式，因此，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动机性的，即词语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结合过程中带有人的动机、意愿，命名者总是用含有某种意味或意义的能指去指称所指，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隐喻或象征关系。例如汉语中“猫”、“鸭”、“乒乓（球）”这一类拟声词，就是用含有象征意味的语音做能指，与所指为符号，二者间构成一种动机性的、互补性的意义联系。命名者对事物的主观理解形式更多地则是表现在词语的字面义上。例如，同样一种圆形、多孔的煤块，在我国北方人的眼中象蜂窝，于是命名为“蜂窝煤”；而在湖南人眼中象藕，于是命名为“藕煤”。这说明命名者总是按照他所熟悉的、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为事物命名的，他的主观命名动机必然是凝结在词语的能指（字面义）上，洪堡特称这种命名动机为“内部形式”。
然面，语言中确实有大量的词语看上去是不含有任何命名动机的。如汉语中的“天”“地”“山”“水”“甜”“酸”“苦”“辣”等等，我们无法发现它们的能指（语音）与所指（语义）之间含有什么意义或动机。那么，这些词是否反映了命名的任意性？
许多语言学家倾向认为，词语的命名本质上是动机性的，一个词语看上去是任意的，是因为我们无法重建出它命名时所具有的动机性联系。一个任意性符号只不过是过去的动机性符号的化石，我们无法将其动机的原貌还原，于是就断定为任意性。有人曾推测汉语的“酸甜苦辣”这四个词从历时结合关系上看是动机性的。众所周知，舌头的味觉是有分工的：舌尖对甜比较敏感，舌的两侧对酸比较敏感，舌根对苦比较敏感，辣感则分布在舌的各个部位。再看这四个词的发音：“甜”是一个舌尖音。“苦”是一个舌根音，“酸”的发音模仿了舌头酸出口水时的那种感觉，而“辣”所发出的元音“a”则表现了满口的辣感。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是用共时构拟的方法去推测词语能指和所指的命名关系。语言存在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它本身是不断变化的，而且语言是一个不可逆的事件——我们永远无法贴近语言的原始状态去考察词语最初产生的动机性方式，只能靠共时构拟。而共时构拟缺少事实材料的支持，所以绝大多数的任意性符号，是无法还原出它们原始的命名动机。
无论是动机性的意义关系，还是聚合性的对应关系，都是建立在二元互补的原则之上的。二元互补作为一种结构原则，是与二元对立的方式相对立的。
我们把偶值性看作是语言的一种符号化方式，看作是一种组织文化、组织经验、结构语言的深层符号化原则。这种符号化原则包括二元对立和二元互补两种基本方式。二元对立的符号化方式是根据意识到的在场客体的外在特征区分事物的。例如“黑暗”的概念是由我们对其对立面“光明”的感觉来界定的，“热”的概念是由我们对其对立面“冷”的感觉来界定的。在语言符号中，二元对立也是通过符号之间的显性差别来体现的，例如汉语中的[p]音位， 通过送气和不送气的可感觉差异，区别了“波”和“坡”这两个词。因此，二元对立方式具有感觉、实证的认知特征。
二元互补的原则是我的价值在于与你相似或趋同，即在具有差异的两项中寻求相似性联系和相互转化。而相似性具有联想的性质，任何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联系都是主体联想、价值选择的结果。
这两种方式是语言符号的基本结构原则，这两种原则又以互补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决定语言面貌的根本性的原因。它们本质上是精神的、文化的、修辞的，符号语言学就是从这些因素来考虑语言的本质的。一般而言，汉语更侧重用二元互补的方式来组织语言；西方语言更侧重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组织语言。这也可能是东西方语言文化的最深刻的差异之处。而符号学语言理论，就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化的二元互补结构原则基础之上的。因此，符号学语言理论是一种二元互补的语言理论。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倒转了索绪尔的命题：
（1）在符号内部结构关系上， 将动机性而不是任意性看作是语言符号的最高原则。
（2）在符号与符号的外部系统关系上， 将空间性（聚合性）而不是线条性看作是语言结构系统的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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