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起点论”论辩--以“新青年”为中心_新青年论文

“1918年起点说”申议——以《新青年》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青年论文,起点论文,中心论文,申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5-0181-07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学术界一个常说常新、众说纷纭、争议不断，甚至纠缠不清的话题。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降，人们就力图消解以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学事件为标志划分中国近、现、当代文学，乃至生硬割裂文学史的分期观念，尝试寻找中国文学自身的转捩处，确定现代文学起点。许多学者纷纷提出新观点，大体包括陈平原、钱理群等的20世纪文学说；冯光廉、刘增人、徐鹏绪的近百年文学史说；王德威的晚清说；范伯群的《海上花列传》说；2010年，严家炎提出了“《黄衫客传奇》说”①；2013年，丁帆又提出“民国元年说”②；另一方面，由于新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新世纪以来，人们处于还原文学现场和文学原生态的理论诉求，对文学史书写的质疑之声不断出现，如“文学史先入为主”、“文学史害人不浅”、“文学史遮蔽了文本”等，随之出现了“消除文学史意识，模糊甚至消解现代文学的起点说”的观点。但笔者认为，将中国现代文学史(包括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起点或分期点“固态化”的理念确实不妥，但“模糊和消解文学史的转捩点”也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是否可以在对文学史的“时间段”和“转折点”间的关系进行辩证思考的基础上，寻求相应的解决之道。所谓“时间段”，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应有一个长期的考量和认知，不应像过去那样以政治、历史事件和文学事件生硬地切割文学史，忽略和遮蔽“准备期”；所谓“点”，就是某一类新文学诞生的“临界点”或“标志点”，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嬗变”和“突变”的关系，既不能因强调“点”，忽视了“时间段”，也不必突出“时间段”，而否定“点”的存在，应在重视“时间段”的前提下，寻找“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临界点”、“标志点”应是这个线性时间段的“后点”(末端点)，而不能为这个时间段的“前点”(初始点)，因为“前点”仅仅是某一新型文学诞生准备期的开始，这时的新、旧文学尚处于混沌的状态，而“后点”才是准备期的结束，也是新型文学诞生的开始。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也应有自己的“时间段”，它说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必然要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和酝酿期，比如近代甚至更早。但无论这个“时间段”有多长，或者我们暂且不论它的“前点”在哪儿，但它必然要有一个“后点”，或者“终点”，它就是旧文学与新文学的“临界点”，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个时间段的“后点”，是无论如何不能省略的，尽管当下学界，对文学史的质疑甚嚣尘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更是广受诟病，我们可以不以政治事件和历史事件为标志，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的节点却不是可有可无，不然我们就会陷入文学发展过程的混沌和无序的泥淖之中。由是观之，文学史的观念和书写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乃至修订，但不能全面否定，实际上，这也是“二元背反”思维方式的又一产物。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前点”与“后点”混淆，单纯以某一个作品，或某一个言论为临界点。③

      “我们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要竖立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界碑，首先须探讨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工程的启动发力点何在”，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滥觞期是以‘文学观念更新’为启动发力点的”[1]。我们若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即准备期时间段的“后点”)，重点应从“文学观念更新”以及与其密切勾连的“文学场”入手。与前移的大潮不同，笔者在梳理、统计、细读、比较了1917、1918两年的《新青年》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应以1918年为起点。因为就文学观念更新而言，无论现代文学观念的深度还是广度，1917年与1918年远非同日可语。同时，1918年的“文学场”也比1917年更加的成熟，其场域面积和场域影响也更加扩大和持久。

      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1917年1月1日胡适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从“八事”入手，提倡文学观念的转变，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胡适此文的发表恰逢其时，虽然写的比较温和持重，但毫无疑问是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2]这似乎已成为“不刊之论”。但笔者详细查阅1917年和1918年的《新青年》出版的所有20册期刊(1917年8期，1918年12期)后，对涉及文学观念的论文进行了统计，详看表格所示(见下页)。

      通过表格，可以直观地看出，1918年《新青年》发表的涉及文学观念的文章较1917年，数量多且参与者众。1917年仅有4期，1918年的12期每期都有，有时一期多篇；作者群也由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三人增加到周作人、朱经农、钱玄同、傅斯年、盛兆熊、张厚载等十余人。

      就文学观念的深度而言，1917年所论及的文学观念更新，大都为初步提出文学革命设想，然而，对于文学革命的内涵是什么？文学革命目标是什么？文学革命的程序是什么？文学革命应如何实施？几乎没有涉及和论证。1918年的观念则深刻和成熟许多，试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为例。

      就提倡白话而言，1887年，黄遵宪就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出了“言文一致”的主张，但他只是把白话当做“开通民智”的工具；1903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刊载“小说丛话”，他所撰写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但很可惜，其“俗语文学观”仅仅停留在设想的层面，并未能充分展开论证。他们虽力图对中国的语言系统进行更新，但或立足启蒙的诉求，或未及深究、浅尝辄止……直到1917年1月1日，胡适在黄、梁等人“止步之处起步”，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再次提出白话取代文言的问题，并将该问题推进到白话文学的层面，得出“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视之，则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的结论。[3]然而此时胡氏自己还颇不自信，底气也显不足，不但题目为“刍议”，言语也多为“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之类[4]，此时，在胡适心目中，除了破坏性的“八事”以外④，对今后的白话文学何等模样，如何建设白话文学，并没有整体的规划和成熟的考量。

      15个月后的1918年4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既总结了此前的“八事”主张，更提出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宗旨，围绕“建设什么”和“怎样建设”两个主题展开论证。此文中，胡适用“国语”一词替换了之前的“白话”，试图通过国语这种官方语言的推行，为白话文学争得“合法”的位置。“国语”作为一个现代语言概念，其内涵核心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语，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具备较强的现代性色彩；在线性时间区间内，国语运动早于胡适提倡的现代白话文运动⑤，随着国语运动的深入开展，文言的语言功能和社会职用受到严峻挑战，因为国语作为一种民族国家的共同语，必须具有普适性和交流性(言文合一)⑥，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白话才比传统文言具有无可比拟的天然优势。“提倡有心”的胡适敏感地意识到该问题，在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之后，迅速将现代白话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使其上升为通行全国的书面语。过去，学术界总是从新、旧对立的角度去阐释现代白话运动，相对忽略了国语运动对现代白话运动的内在助推作用。

      

      然而，胡适的“醉翁之意”并不在此。在用国语替代了白话之后，他提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十字宗旨。在胡适看来，前者为用国语创作的文学，后者是可以用做文学语言的国语，这样，他就将国语与文学紧密勾连在一起，“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5]。他认为，白话不但可以成为国语，成为现代民族共同语，还可以成为文学的国语，成为具有审美朴质的国语[6]，我们可以用它创作国语的文学，进而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若我们从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学建构以科学和民主为内核的现代文化，甚至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宏赡视域考量的话，“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互动是这个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向前它紧联着《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白话文学，向后它又导向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因此《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较《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观念更为成熟，更为深远。

      在解决了“建设什么之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还提供了“怎样解决”的方案，这是它超越《刍议》另一表现。如果说《刍议》重在破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贵在立新。正如胡适本人所说：“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7]他首先非常巧妙地将破坏性的“八不”，变为了建设性的“四要”。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不避俗话俗字”等“八不”，变为了“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从而将《刍议》中“消极性的主张”变为“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8]。在此基础上，胡适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方案：“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9]对于工具，胡适主张既要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又要使用白话创作各体文学。他把文学的方法分为“集收材料的方法”、“结构的方法”和“描写的方法”三类，而且力主通过翻译西方文学经典名著来借鉴西方的文学方法，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进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至此，胡适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思路、方法、步骤甚至文体样式，均明晰地呈现出来，其内在的理路可以概括为“白话——国语——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化”，也就是说，胡适在该文中呼吁人们应在“白话——国语——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的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化”。

      总之，笔者认为，就文学观念更新而言，《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深刻程度和成熟程度均远超《刍议》，它可以视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最完备、最全面、最深刻、最具现代观念的理论文献，也可视为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纲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胡适的‘文学革命’论也应该用他后来的表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来指称，才更近实际”[10]。笔者认为，正是1918年4月15日该文的发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文学观念才得以真正确立。

      就文学观念的广度而言，1917年也远非1918年可比。1918年12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6号刊登了周作人《人的文学》，胡适评价此文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11]。与新文化运动中不少人纠缠于学理层面空泛阐释“民主”“自由”不同，周作人论证了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概念，从个性解放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提出了“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观点，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的发现”，强调现代文学应“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充分表现“灵肉一致”的人性。[12]该文以“人的文学”概括了现代文学的内涵，从内容的角度厘清了新旧文学的本质不同，成为现代文学滥觞时期最具现代性理念的文学观念之一，对日后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严家炎说的那样，“近七八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毕竟有一条现代性线索可寻——‘人的觉醒’，‘文的觉醒’……它构成了有别于古代文学的独特段落”[13]。我们完全可以说，1918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成为“文的觉醒”和“人的觉醒”标志物，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观念更新的两大理论奠基石。

      除此之外，1918年的重要文章还有1918年6月胡适在《新青年》第四卷第6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胡适认为“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今日的文学要“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提倡文学为人生，形成面向人生的批判写实主义理念，他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成为日后现实主义创作的主潮。值得注意的还有1918年傅斯年发表的《文学革新申议》和《文言合一草议》两篇文章。傅斯年分别从理论维度阐释了文学革命的必要性，从历史维度揭示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从现实维度说明了文学革命的迫切性。难能可贵的是，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傅斯年认为“所谓变古者，非继祖龙以肆虐，束文籍而不观。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尽可取为我用。但能以我为本，而用古人，终不为古人所用，则正义几矣”[14]。他并没有像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那样采取极端和过激的态度，而是认为古代文化为千年文明传承的结晶，应该以我为本，尽量吸纳古代文化中的精华。对于文言与白话，傅斯年也没有像胡适那样以“死”、“活”之分生硬割裂，而是主张言文合一，“取其优而弃其劣”，他认为白话的优点在于切合当世，缺点在于使用的时候常有不足的感觉。文言的优点在于“富满充盈”，缺点在于“已成过往”。所以对于白话，应取其简洁，切合近世人情，活泼饶有生趣之处；对于文言，应取其文采，取其繁富，词汇充盈之处。[15]如果说1917年的三篇文章更多地涉及打破旧文学的窠臼，1918年的文章则显示出众声喧哗的态势，其文学观念更新的广度已经远远超出前者。

      与文学观念紧密勾连的是“文学场”。布迪厄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中提出了“文学场”的理论，他认为文学场就是在文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式下”[16]。在布迪厄看来，传统社会中文学场的构成与文学观念有很大关系，甚至文学场就是文学观念的“衍生物”，当然，在现代社会中文学场还会受到权力、传媒、习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1918年，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场”也顺势而生，具体而言，这个“文学场”围绕距今创刊100周年的《新青年》而成型，因为1918年的《新青年》的编辑结构、作者群体和辐射空间较之1917年甚至更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而形成的“《新青年》文学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

      作为资深“报人”的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在创刊号到1917年的最后一期3卷6号的封面上，都用醒目的近似于现在二号宋体字标明“陈独秀先生主撰”。但时间刚刚迈入1918年，《新青年》4卷1号的编辑就由此前的陈独秀主撰，改为了“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表明了“《新青年》编辑结构文学场”的正式成型。当然，关于所谓的“编辑部同人”，目前学界尚存争议，但多数人倾向于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树人、周作人七人。⑦这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从一人变为七人，“诸种力量被调整定型成一个体系，成为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到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的身上”[17]。胡适等七人尽管个体的个性各不相同，但“建设的文学革命的文学观念”把他们定型为一个共同的“文学场域”，并构成了一个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可以从1917年与1918年的《新青年》的栏目设置的变化中看出这种文学场的构型来。进入1918年后，《新青年》就撤销了1917年的“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两个栏目，第4卷第1号始增加了“诗”栏目，第4卷第4号始增加“随感录”栏目。同时，这种文学场的辐射力还会作用于每一个进入该场域的个体身上，围绕着1918年《新青年》所形成的作家群，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文学场的烙印。

      我们知道，《青年杂志》的作者群与《甲寅》具有不少交集，很多人同时为两份期刊的撰稿人。编辑部由上海到了北京，改为《新青年》后，陈独秀广揽吴稚晖、马君武、吴虞、苏曼殊等社会名流，实现了作者群的第一次转换。第2卷第1号《通告》：“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吴稚晖、马君武、张溥泉、温宗尧、胡适、苏曼殊、李大钊诸君，允许担任本志撰述。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地。”[18]从1918年4卷1号起，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教授成为了编辑，《新青年》也由此前陈独秀的“独角戏”变成了“众声喧哗”，北京大学的文人群体随之成为了主要撰稿人，实现了《新青年》作家群的第二次转换，意味着现代文学文学场的进一步成型。同时，在1918年第4卷第3期《新青年》上，刊登了一则编辑启事称：“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19]。这则启事，不只是表明了《新青年》将成为一个“文学革命的诸君共同担纲的同人刊物”，更意味着《新青年》文学场的“同质化”自信。从此，《新青年》与北京大学文科文人群相互推动，相互依存，后者因前者而“暴得大名”，前者依托后者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中心，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门。

      为了进一步强化《新青年》文学场的影响力，《新青年》同人还策划了一次颇有意思、同时也颇有争议的“噱头”。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3期上发表了《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20]，对文学革命提出质疑，而后，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身份发表著名的长文《复王敬轩的信》[21]，唱出了一场著名的“双簧信”，并引发了一场关于“《新青年》同人和文学革命之关系”的论争，参与的人员涉及胡适、陈独秀、鲁迅和汪懋祖、胡先骕、戴主一等各方人士，在社会各界产生了较大反响，且不说其学术价值几何、学术风气如何[22]，但扩大了《新青年》文学场的影响，却也是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新青年》文学场影响力的另一表现为1918年10月成立的“新潮社”。正是在《新青年》文学场的辐射和刺激下，“新潮社”才应运而生，与《新青年》遥相呼应，呈掎角之势。“新潮社”成员大都是北京大学文科学生，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徐彦之、康白情等21人。相比《新青年》同人多为北京大学教授，新潮社成员大都是20多岁的青年学生，年轻气盛，性情直率，他们认为“自己的真正解放才是最重要的，因而具有强烈平等意识和自省精神的新型知识分子意识”[23]。在反抗传统文化时，表现得无所顾忌，慷慨激越，《新潮》续接和增添了《新青年》所具有的青春朝气和蓬勃活力，以致“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些，引起青年的同情更多一些”[24]。与《新青年》致力于新文学、新文化，特别是思想、政治和社会问题不同，《新潮》“更侧重于文艺方面，并从切己的人生出发，以人生体悟的状态去建立一套以人为本的社会观、文学观”[25]。《新潮》开辟了文学创作、文学翻译、文艺评论、书报介绍等栏目，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将精力集中于新文学，有力地推进了现代文学的建设。除此之外，同年3月，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创刊；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这些社团和期刊相互补充，相互促动，吸引了更多的人们关注和投身于现代文学的场域之中。例如，《新青年》设立“随感录”不久，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邵力子主持的《觉悟》等，也开辟了“随感录”栏目。此外，还有不少报刊开设了类似于“随感录”专栏的“杂感”、“评坛”、“乱谈”等栏目，发表杂文、杂感和时评，一时间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杂文“气场”。同样，《新青年》“易卜生专号”出版后，也迅速形成了介绍外国戏剧理论、翻译和改编外国戏剧创作的热潮，吸引了不同层面的人们进入其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到1924年，全国26种报刊、4家出版社共发表、出版了翻译剧本170余部，涉及17个国家70多位剧作家。西方戏剧史上各种流派，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戏剧到现代象征派、未来派、表现派、唯美派、新浪漫派的戏剧几乎同时涌进了中国，带来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多元场域的现代戏剧观念。⑧同时，还有一点不容忽略，1918年伊始，《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改用白话文，并且采用了新式标点，这就使得白话文更加规范并且在全国得以迅速推广，且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年后，教育部下令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改“国文”为“国语”。总之，与1917年相较，围绕1918年的《新青年》，现代文学的“文学场”正式形成，并在今后的现代文学进程中持续不断地产生作用和发挥影响。

      在对《新青年》的梳理和细读的基础上，就文学观和文学场而言，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以及影响力、辐射面，1918年都全方位超越了1917年，如果说1917年立足单向度上“破”的话，1918年则真正地立足于“立”，1918年已经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规划、建设目标和具体方法，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创作方法、对文学革命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等进行了整体建构和观照；如果说，1917年的文学场还显得稚嫩的话，1918年则显得成熟而丰满，无论是场域面积，还是场域影响，均有较大程度的提升。正如胡适在1925年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写的《导言》中所说：“简单说来，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而无论是“活的文学”还是“人的文学”，其文学观念和文学场域都在1918年得以确立，成为日后“中国新文学运动一切理论的两个中心思想”，并产生泽被后世的持续性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将1918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较1917年更为合适。当然除却文学观念和文学场之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还必须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即标志性的文本的出现，因为“只有新文学经典的出现，才是新旧文学最终完成质变的标志……如果以文学本身为本体来描述历史的话，更确切的说法是经典创造了‘五四’”[26]。在文学创作方面，1918年大量异质于古代和清末民初的文学的现代文学作品不断涌现，现代文学四种文体类型渐露端倪，经典文本横空出世……它也与本文论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场一起，共同支撑起了“1918年的起点说”。

      ①严家炎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②丁帆主编：《中国新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③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众多观点中，就有一部分存在“前点”代替“后点”的问题。

      ④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⑤国语运动的正式发端以1903年清政府的《学堂章程》为开端；1911年清朝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成立“国语调查总会”。从此，“国语”开始取代“官话”。参见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语文建设》1999年第6期。

      ⑥正如黎锦熙所言“现代普用的语文为国语，在我国就是汉语的普通语，利用汉字写出的语体白话文”。胡适也在《国语文法概论》中表明了同样的观点。

      ⑦据沈尹默回忆编辑部为文中七人，但周作人却否认参与编辑。沈尹默：《我和北京大学》，《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周作人：《知堂回忆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8页。

      ⑧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第八章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建设西洋式新剧”的战略选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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