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问题与农村社会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工作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农村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08-0175-11
社会工作的根本宗旨是维护边缘弱势人群的权利，践行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要实现专业价值观必须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对个人困扰的社会历史根源作出深入的分析，①在此基础上运用整合社会工作策略实现助人自助。因此，农村社会工作者要维护底层农民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深入分析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境况，在此基础上评估农民的需求，并与村民一起探寻出路。本文选择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绿耕)②云南师宗项目(2001年至今)、四川映秀项目(2008年至今)和广东从化项目(2009年至今)作为经验材料，阐述中国农村发展中的问题并反思农村社会工作。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三农问题
1.三农问题的历史演变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借鉴解放区的土改经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将全国43%的耕地重新分配给约60%的农村人口。③通过“划分阶级成分”，没收了传统乡绅的土地和财产。“地霸”被彻底消灭，广大贫雇农翻身做了主人。④在土地革命中，农民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在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上也被塑造成符合社会主义的新人。
土改结束不久，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在农村推动经济变革，举全国乡村之人财物力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服务。农民还没来得及享受土改的成果，国家就大张旗鼓地发动农村建社(集体化)运动，以确保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的实现。凭借农民对党和伟大领袖的“崇拜”，国家在短暂的两三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实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⑤国家强制性推动农业集体化，为城市工业化累积了巨额资源，与此同时，集体化中的盲目冒进(“大跃进”)使部分持不同意见的社队干部及中富农遭受磨难，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大跃进”狂潮的结果是中国农村出现大面积饥荒。面对社队干部和社员的“倒退”⑥，国家继续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确保集体化的革命果实。⑦1964-1965年党在农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四清运动”，这场旨在提高农村干部思想意识的运动，使更多农村干部蒙受冤屈被打倒，党的干部队伍遭受损害。⑧此后，农村始终以阶级斗争为纲，理想的“村队模式”⑨一直延续到公社制度解体。
1978年底邓小平复出，共产主义学说及阶级斗争论述变换成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⑩改革开放，特别是国家大包干政策(土地包产到户、“林业三定”、财政包干等)促使农村社会面貌发生巨变。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农民从集体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耕种粮食并从事多种经营，或者将余粮和经济作物拿到市场上自由买卖；许多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明显增加；重获自由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11)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出现了第二次“蜜月期”。(12)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承担的国家税费越来越沉重；1990年代中期起，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跨越式发展，市场的持续波动使农副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农民增产不增收；农民工在城镇遭受排斥，打工收入减少，农民生计日益困难，出现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加入WTO，中国与国际资本市场(跨国公司等)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影响日益深入。
2.中国“新三农”问题
近年来，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三农”影响极大，出现了“新三农”问题。相比10年前的“三农”问题，“新三农”问题的背景和成因更加复杂，问题更为深刻。“仅仅用‘苦’与‘不苦’、‘穷’与‘富’和‘危险’与‘安全’这样的字眼看待当前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已经是远远不够的，而是急需突破只关注‘农民增收’的思维定式。”(13)
武汉大学刘伟在分析农民的生存状况时说：“种子、化肥和农业机械的费用不断攀升，种粮的收益依然非常有限。农民虽然在经济上不向国家承担太多，但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外部世界的刺激和示范效应日益显著，消费主义不断席卷乡村地区，农民日常经济压力并没有减少。”“而除了经济负担之苦，农民精神之苦在这十余年更是加剧。随着乡村的凋敝和乡村社会的解体，传统伦理道德和信仰在乡村日益淡化，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理性化，农民的生活及其意义感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伴随‘打工经济’出现的留守人群的精神之苦更是让人揪心。5300万留守儿童缺乏家庭关爱，4700万留守妇女和5500万留守老人的精神世界缺乏应有关照，他们当中的自杀事件频频出现就是证明。”(14)
对于农村的发展状况，刘伟分析：“乡村两级热衷于‘计生罚款’、‘拆迁卖地’、‘招商引资’、‘发展本地经济’，除了政绩的压力，显然也有财政压力的推动。就此而言，乡村两级的‘集体’之穷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特别是那些无地可卖、无商可招、无经济可发展的地区，乡村之穷甚至比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只能寄希望于国家的投入。”(15)农村基层政府的贫穷与普遍破产，无力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至于农业问题，刘伟引用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话：“目前粮食生产的资源要素已绷得很紧，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的空间有限，继续提高单产的难度很大。”而且，“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特别是柴油供应和价格可能面临新的问题，劳动力价格居高不下，农业生产正在进入高成本阶段”。刘伟进一步分析指出：“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年来我国农业所处的国内外新环境，如部分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城镇化致使耕地面积减少，部分种子的市场越来越受制于国际市场，等等，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并不亚于世纪之初。”(16)除此之外，教育和医疗导致中国农村困局的因素，刘伟未有谈及。
就中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而言，“新三农”问题与其他地区相比，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集体制度的“同质化”状况被打破，全国农村地区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较发达地区明显滞后。大包干及市场化的扶贫开发浪潮不仅激发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潜藏的民族矛盾，而且在致富与扶贫开发的浪潮中，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尚未脱贫的情况下，又在扶贫发展中付出了沉重的生计和生态代价。在开发式扶贫的实践中，许多少数民族逐渐被建构成为“贫穷落后”的边缘群体。(17)
二、中国农村贫困问题与不可持续发展
从“三农”问题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困扰不难看出，中国“三农”问题，尤其是“新三农”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其中的核心议题是农民的贫困问题。如何正视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贫困问题，探寻贫困的社会政治根源，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是农村社会工作不可回避的责任。下面以广东绿耕近10年来在云南绿寨、四川龙坡和广东溪流等乡村的行动研究案例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
1.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关于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有一个基本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扶贫开发任务仍十分艰巨。”(18)
按国际惯例，人均日生活费1.25美元为贫困线标准。2011年12月，中国政府决定将农村扶贫的国家标准由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提高到2300元，也就是说2300元是中国的贫困线，按照这个标准换算后约等于每天1美元。童剑在《新贫困标准高低之辩》一文中讨论了一系列国家扶贫数据及其背后的意涵。他认为最近国家“扶贫线”大幅上调至2300元后，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大致相当于每日1美元。先不说执行状况如何，单看2300元的“扶贫线”，就有如下结果：第一，贫困线提高使全国贫困人口数量从2688万人扩大到1.28亿人，但仍然存在起码21%(0.99美元到1.25美元之间)的“被脱贫”人群；第二，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纯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到最新标准的2300元，26年来提高了约11.5倍，但同期的GDP则增长了近56倍；第三，每天1.25美元的生活只能是不挨饿，这条线实际上是赤贫线、活命线；第四，自2001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指数大部分月份都高于CPI，1978年至2008年3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收购价上涨7.49倍，穷人的实际购买力其实大不如前；第五，据2000年的审计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向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投入的总共488亿元扶贫资金中，竟有43.43亿元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在被审计的扶贫资金总额中占20.43%。(19)
广东绿耕在云南绿寨、四川龙坡和广东溪流三个村委会对村干部的访谈中了解到，2010年绿寨人均年纯收入不到800元，溪流村人均年毛收入3500元左右，龙坡村地震后农地尽失，村民生计归零，以打零工为生。很明显，对于这些村寨的村民而言，距离人均每日1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
由此可见，按照中央最新确定的2300元“扶贫线”计算，我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不仅表现在有超过1.28亿人口仍处于“赤贫线”和“活命线”上，而且还表现为扶贫工作面临巨额扶贫资金无法到位和开发式扶贫的困局。
2.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与生态致贫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农村日益贫困？贫困背后的社会政治根源是什么？2007年至今，我们一直在追寻答案，初步的结论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农村贫困的社会政治根源，这一发展模式既包括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包括不可持续的资源开发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通过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十七大以后提出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的策略，这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恰好吻合，正是全球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合力使中国城乡社区出现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和过度资源开发的发展模式，在推动地方经济总量(GDP)跨越式增长的同时，也产生当地民众生计危机、文化丧落、社会关系疏离、干群关系对立、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20)
(1)农业市场化导致农户“生产致贫”。
图1 农业产业化致贫(不可持续生产)
据笔者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绿寨人绝大多数过着“温饱、和谐而闲暇的生活”。但之后，为了适应农业市场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为了迅速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地方政府的扶贫策略从救济式扶贫转变为市场化的开发式扶贫。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积极执行市场化扶贫开发新政策，基层干部将经济发展的思路从企业经营转向扶贫经营。地区首长某一次偶然造访“下三乡”(包括绿寨)，他的长官意志推动了全县少数民族地区规模化种甘蔗、建糖厂的扶贫开发热潮。从那时至今，政府与公司合谋动员农民种了两年甘蔗、三年马铃薯，结果政府给农民打了甘蔗白条，又与村民互欠马铃薯债。村干部费尽心机的青刀豆还没来得及下种便“泡汤了”。在地方国家农业商业化的权力运作中，乡村干部陷入频繁调整产业结构的旋涡里不能自拔，干群关系紧张，文化丧落，生态危机，村民生计严重困难。(21)
而地处东部沿海的广东溪流村，其日益贫困的历程与云南绿寨“生产致贫”的情况大致相同，即与20世纪90年代初地方国家实施的市场化开发式扶贫政策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地方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扶贫开发项目没有改善当地的生计状况，反而给村民扣上了“贫困落后”的帽子，村民对金钱的依赖越来越重，也急切地需要“脱贫致富”。后来“一村一品”砂糖桔种植不仅没有改善村民的生计，反而使村民生计陷入到“贫困”、“无奈”的怪圈中，对生活前景几乎失去了信心，而与此同时砂糖桔种植也对当地传统生产模式、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严重影响到了当地长久可持续生计。(22)
可见，像绿寨和溪流村这样因为推动农业市场化或产业化而致贫的案例在中国农村绝非个案。笔者将这种因推动农业产业化而导致的贫困称之为不可持续的生产致贫。
(2)消费主义导致农户“消费致贫”。
图2 消费致贫(不可持续生活)
中山大学王宁教授认为：“社会变迁包括人们欲望形态的转型……支撑消费主义欲望形态的意义供给机制主要是市场话语(包括广告等)，它教人们追求现世的享受和快乐，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并把这种享乐和物欲看成是人生的终极意义所在。”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王宁将消费主义与国家关联起来思考，指出：“由于消费主义与国家经济主义在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国家便以扩大内需为由从政策上鼓励消费主义。如果说，国家昔日鼓励市民成为‘劳动积极分子’，那么，今天，国家则鼓励市民成为‘消费积极分子’。”(23)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学者潘毅、卢晖临等也指出：“在消费社会里，人们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大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24)正如学者们所言，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相互配合下，透过广播电视对“现代化”的展示和外出打工返乡青年的示范，广东绿耕三个项目点所在村庄的绝大多数村民都成为了“消费积极分子”。以绿寨为例，2000年前后，村里基本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但近10年来，绿寨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村村通”广播电视和手机信号的全面覆盖，许多村民仿效城市生活，购买了摩托车、电视机、手机等用品。对人均年纯收入不到800元的绿寨人来说，加油、充值话费等花费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甚至有人不惜赊账(借高利贷)买摩托车，用卖猪的钱买手机，卖鸡的钱充话费。2011年7月20日，笔者访问该村一户中等收入的家庭，了解到其家庭每月最大的消费支出竟然是为外出打工失败而返乡的儿子支付摩托车汽油费、手机话费(月均300元左右)、为摩托车还本付息以及为手机升级等费用。其次，近几年绿寨许多家庭相互攀比盖大房子，一些村民为了争面子，不顾自身的实际经济状况，加入炫耀消费的行列，他们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此外，为支付越来越昂贵的教育、医疗费用等，许多家庭入不敷出(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上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消费政策相配套，导致消费链最底端农户日益贫困的案例在中国城乡社区比比皆是。笔者将消费致贫的社会现象归纳为不可持续生活致贫。
(3)灾难的恶性循环。
2010年9月20日，超强台风“凡亚比”使广东省茂名市出现特大暴雨，导致许多乡镇遭受家园尽失的命运。灾后第九天笔者曾赴两个重灾村庄进行灾情调研，进入第一个行政村时(简称S村)，眼前是一片“灭顶之灾”的情景：河谷两岸的许多房屋几乎被冲刷干净，大片农田和许多残存的房基被黑色的泥沙和石块覆盖，废墟上除了零星散落着摩托车、冰箱、电视机的碎片，还残存着被褥、衣服和拖鞋等生活用品和几根扭曲断裂的发电机铁管。当我们走到河流上游的临时棚屋时，围过来许多人，一位情绪激动的中年男子说：“台风雨到我们这里只有几百毫升，你看看山上都是绿绿的(指着远处群山)，我们这里是人祸啊，是上面的水坝垮了，把我们村给冲了。”“怎样冲刷下来的泥沙是黑色的呢？”我询问众人。“水是从几十公里的上游紫金矿业冲下来的，那个尾矿溃坝把我们的水坝冲毁了，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村民答道。
图3 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生态难民
我们到第二个行政村(事发点，简称D村)，只见多处废墟悬挂着“紫金矿业，还我家园。坚决揪出事故背后的腐败”等标语条幅，一名老人悲愤地说：“这次溃坝既是天灾，更是人祸啊！”村民们指着远处的坝址激愤地说：“紫金矿业尾矿坝是豆腐渣工程，修坝就是用大石块和矿砂一层一层堆起来，水泥都没有。每天上千方尾矿砂堆在那里，一场暴雨把我们淹没了。”原来真正造成灭顶之灾的祸根是紫金矿业的尾矿溃坝。9月20日的暴雨使紫金银岩锡矿尾库水量暴涨，汹涌的洪水裹挟着泥石流，冲垮了尾库坝，导致尾库坝下端的D村、S村遭受没顶之灾——D村死亡5人、S村死亡17人。灾后核定，两村全倒户达523户、受损户815户。(25)一瞬间，小康村变成了生态难民村(图3)。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汶川H村也是灾难恶性循环的典型案例。位于岷江边的H村曾经是土地肥沃、山场宽广的丰饶山村。但2000年以来，“天灾”和“人祸”不断困扰这个山村，村民生计日益困难。2006年随着岷江紫平铺大坝蓄水，H村大量优质农田被淹没，丧失土地的村民只能上山依靠零星的山地种植经济作物为生。同样因为水坝蓄水，造成地质结构受损，H村成为2008年汶川地震全镇泥石流滑坡最严重的地方，民房和山地几乎损失殆尽。2010年“5·12”两周年时，凭借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精神H村成为全镇恢复家园和生产最快的村庄。但笔者最近重访H村时，村民们正遭受新的困扰。一位村干部指着紫平铺水库边一座巨大的矿厂对笔者说：“地震时矿厂刚建好没生产就垮了，首长一句话(一定要恢复生产)军队马上恢复生产。原来一万吨(产量)，现在是五万吨。每天工厂粉子(粉尘)飘过来，家里到处一层灰。去年我们村猕猴桃、包谷长得好啊，但今年树只开花不结果，庄稼也没有收成，老人娃儿病多。但不住这住哪儿吆！”
最近的东日本大地震也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由地震海啸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恶性循环，导致全球性恐慌：地震海啸引发核爆、核污染，人们因此流离失所、惊恐万状。
早在20世纪60年代，海洋生物学家、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卡森在其名著《寂静的春天》中，运用大量丰富而鲜活的案例展示了人类的发展计划如何将生命之网撕裂，从而危及自身生存，形成灾难恶性循环的：“这个计划(消灭鼠尾草的计划)只顾达到眼前的目的，其结果显然是使整个密切联系着的生命结构被撕裂，羚羊和松鸡将随同鼠尾草一起绝迹，鹿儿也将受到迫害；由于依赖土地的野生生物的毁灭，土地将变得更加贫瘠。甚至人工饲养的牲畜也将遭难；夏天的青草不够多，在缺少鼠尾草、耐寒灌木和其他野生植物的平原上，绵羊在冬季风雪中只好挨饿……”(26)卡森在该书的扉页写道：“谨以本书呈现给声明‘人类已经失去预见和自制能力，人类自身将摧毁地球并随之而灭亡’之论的艾伯特·施伟策。”时至今日，卡森的警世恒言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反思和警觉。相反，半个世纪以来，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27)已经成为主流的全球化发展方向。凭借都市化、工业化、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我们的个案研究，(28)这种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更造成灾难的恶性循环，导致脆弱的现代生活。(29)
在卡森看来，人与自然的生命之网原本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一方面人类道法自然(或顺应自然)，另一方面大自然滋养人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当人类发展计划将生命之网撕裂时，就会造成“唇亡齿寒”的结果——“人祸”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危害性，更加剧了现代生活的脆弱性和贫困化。在“天灾”、“人祸”面前，人的无力感和易受伤害性尤其突出，这就是灾难的恶性循环。由此可见，天灾、人祸肆虐导致现代生活的脆弱性和贫困化，是“唇亡齿寒”的结果。
3.农村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
毫无疑问，无论是生产致贫、消费致贫，还是生态致贫，贫困的社会政治根源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生活模式。笔者曾经在《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一文反思贫困与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关系，期望能够探寻可持续发展的另类出路。在这篇文章中，笔者通过云南绿寨的贫穷与经济发展状况反思了中国农村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从经济收入而言，绿寨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但地方政府市场化、产业化的“冬季农业开发”、“调整产业结构”、“推广高科技品种”等扶贫模式，不仅没有达到扶贫的目的，反而造成村民更加贫困。与此同时，在农业市场化和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村民的医疗、教育、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农药等)、消费品(摩托车、手机等)等现金需求不断攀升，许多村民债务负担沉重，被迫外出打工。除了造成生计危机外，还对农村的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在绿寨传统的凝聚社会互助关系的“换工”习俗已变成买卖关系的“卖工”；村民在高科技农业推广过程中被建构成为“文盲农民”；地方政府强力推广的新品种农作物不仅没有增加村民的收入，反而因为过度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污染了水源和土壤；许多村民迫于生计毁林开荒种植经济作物，违反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等等。这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底层农民生计的发展，还造成农村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形成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循环(见图4)。
图4 不可持续生计(30)
三、反思农村社会工作
正是在反思农村贫困的社会政治根源之后，笔者开始思考社会工作如何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此后，广东绿耕以生计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突破口，通过社区经济实验，尝试走出一条经济发展—社会互助—文化传承—生态良好的农村可持续发展道路。
事实上，绿耕在云南绿寨、四川龙坡和广东溪流等地推动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有许多经验教训，对农村社会工作的内涵及其策略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笔者曾经以绿耕最初几年经验撰写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主题与介入策略反思》一文，运用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地方国家强力介入农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而造成的农村贫困、干群关系紧张、农民自信心低落等问题，由此提出“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和“以妇女为中心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并总结了两方面的具体介入点：一是重建干部群众的信任关系；二是通过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摆脱农村贫困，重建农民自信心。为此，将农村社会工作定义为：“农村社会工作就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和现实‘社会工作者’(政府或准政府农村工作者)的合作，以村庄为基础，持守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重建政府与农民间的信任关系和农民的自信、自尊和权力意识为根本宗旨，通过与村民的同行、广泛参与和增能，倡导政府的社会政策改进或使政策更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减少社会冲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通过村民合作组织的发育，达到村民团结互助，以便共同应对市场压力；通过非正规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项目的推行，使村民获得与其生活相关的知识，提高他们应对社会变迁的能力；通过对村民提供个人、家庭、小组等直接支持和服务，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以适应社区重建的需要，最终通过个人及社区能力的增强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31)
现在看来，运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分析地方国家强力介入农业生产(调整产业结构等)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村民生计困难等问题，从而提出改变不合理的国家政策、减少社会冲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从重建干部群众的信任关系入手的观点，虽然对农村基层政治状况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将农村社会工作定位于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是过于理想化。绿耕11年的经验表明，面对中国乡村治理危机和干群关系紧张的现实，社会工作是无能为力的。(32)
2004年后，随着绿耕农村社会工作实验范围扩大(从云南绿寨扩大到四川和广东乡村)和项目周期加长，我们对中国农村和农村社会工作有了更多新的认识，在策略上逐步走向以社区经济为突破口的乡村再造的道路。
绿耕在云南绿寨扎根期间，更多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个案、小组、社区工作等)来践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工理念。比如，运用口述史方法评估村民的需求，发育出包括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在内的七个兴趣小组，与村民一起建立绿寨文化活动中心大楼并成立管理委员会。依托“中心点”，工作员与部分村民编写出版村史，开办妇女夜校，资助小学教育，举办大型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当时的总目标是：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活动，在丰富村落文化娱乐生活的同时，弘扬少数民族文化，重拾民族自信心。(33)但这种基于文化与发展的实践，遭遇了农村社会工作者面对村民现实最迫切的生计困难无能为力的难题。村民不断向我们述说：“没钱买化肥”、“没钱看病”、“没钱交学费”、“没钱盖房子”……尽管碍于情面，村民会来参加我们召集的一些活动，但很被动，面对社工不厌其烦的询问，他们不是说：“我们不会(懂)说”，就是请求我们帮助销售农副产品。这种情况使农村社会工作者感到非常无奈和挫败。
从2008年后，我们团队参与了一系列灾害救助和恢复工作。先是扎根四川汶川龙坡村推动灾害社会工作，经历了3年从紧急救助到社区重建的过程，其间绿寨遭遇了百年一遇的西南大旱。后来，笔者还到青海玉树和广东茂名就社工介入灾后重建问题开展深度调研。2011年日本突遭强震和海啸袭击后引发核爆，导致全球核危机。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巨灾，我们逐渐地意识到“灾难既是天灾，也是人祸”，人类进入了灾难社会。(34)当我们亲眼目睹面对突如其来的强震，豆腐渣工程里的普通百姓何其脆弱；面对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久旱的村民“近水解不了近渴”，只能望水兴叹；面对“紫金矿业”尾矿溃坝，河流下游的民众突遭灭顶之灾；日本核泄露远比地震和海啸使人类更加恐慌……不禁感叹：“人祸猛于虎！”
在反思绿寨文化行动的局限性和灾难恶性循环的同时，我们开始思考贫困与灾难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根源，深刻反思农村社会工作中遭遇的“生产致贫”、“消费致贫”、“生态致贫”等社会现象，并逐步将生计作为农村社会工作的突破口。我们坚信是市场化或工业化农业(过度生产)、都市化生活(过度消费)和环境破坏(过度开发)导致了当前“三农”危机，为此，要真正化解农村贫困问题，必须超越市场神话、消费主义和对资源依赖，因而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实践是摆脱生计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路径。(35)在这种理念下，绿耕选择以生计为突破口，推动社区民众公共参与、文化传承、社会互助、性别平等、生态保护，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绿耕采取了“社区支持‘三农’，村民惠及居民”的城乡互惠模式，从2007年开始，陆续在云南绿寨—昆明、四川龙坡—成都、广东溪流—广州城乡社区间持续推动城乡合作和公平贸易。下面以广东溪流—广州的城乡合作行动之乡村生态体验游为例，阐述我们的农村社会工作新策略以及对农村社会工作内涵的理解。
在推动城乡合作乡村生态体验游的行动中，重点有三个环节：
第一，在乡村组织建设(组织起来)方面，绿耕的行动策略是从村庄的低收入人群和弱势人群的家访或访贫问难(个案家庭社会工作)切入，逐步将弱势人群组织起来(小组工作)，推动他们建立生计互助组或合作社，并利用社工搭建的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平台自主创业，实现经济自助与互动。2009年底至今，在广州从化市各级政府资助下(政府购买农村社会工作项目)，绿耕社工扎根从化最偏僻的溪流村，运用优势视角，推动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36)
社工社区组织的方法包括社区行(几乎遍访村庄每一户人家)，与村民建立信任关系，拣选社区积极分子，推动他们组成生计小组，大家一起盘点社区优势资源，确定并实施乡村体验游计划。在社区组织过程中，社工首先扮演资源链接者、平台搭建者和能力促进者的角色，利用政府资金将村庄一片废弃的“围屋”修旧如旧，改造成乡村旅社；其次，社工扮演同行者和陪伴者的角色，将社区最弱势(贫困)的7位中年妇女组织起来，将修整完好的乡村旅社交由妇女们经营管理，并承诺一定从广州带领游客进村吃住和体验。
第二，城市社区支持网络建设(动员起来)方面，具体做法是深入广州居民小区举办社区活动，参与合作伙伴的社区沙龙，同时，利用绿耕博客、网站、邮件群发、短信(飞信)、QQ群、电子简报等网络媒介，全方位宣传绿耕理念和乡村体验游项目，以此凝聚人气，推动社区居民支持“三农”。此外，绿耕联合广州关注小农、健康、环保的公益慈善组织成立了非正式社区支持网络——“城乡汇”，该组织不定期在社区举办“小农墟”活动，直接向城市居民推广健康生活和乡村体验游……(37)当城乡社区组织到位时，绿耕社工及时将城乡联动起来。
第三，城乡合作、公平贸易(互动起来)。借助乡村生活体验游的契机，推动村民与居民携手合作，互惠互利，既突破“施与受”的助人模式，也有利于增进理解，减低城乡社会之间的排斥。
绿耕农村社会工作11年的经验表明，无论是早期的文化与发展行动，还是近几年来的社区经济实验，社会工作专业在中国农村大有作为。笔者将2007年以来绿耕农村社会工作的经验总结为：秉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助人自助的社工精神，以“城乡合作、公平贸易、共创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生计”为奋斗目标，采取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策略，立足社区，以社区经济作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社区支持网络，综合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动研究等专业的方法和技术，整合推动微观的个人、家庭、社区能力的提升和宏观的社会政策乃至全球生态政治的改变。在具体操作层面，社工借助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平台，在与社区民众同行的过程中发育农民互助组和专业合作社，通过乡村旅舍食宿、乡村生活体验游、农副产品公平贸易、公平贸易店销售等城乡合作项目，协助农民改善生计，从而实现生计、社会互助、文化传承、性别平等、生态保育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图可以进一步说明绿耕对可持续生计的构想：
图5 可持续生计(38)
特别强调的是，鉴于中国农村的复杂性和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差异性，农村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策略方法和角色定位等是很不相同的。学习和践行农村社会工作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式可以遵循，绿耕的实践经验也只是提供一种尝试的可能性，不能完全照搬复制。农村社会工作者必须扎根乡村，在深刻理解当地“三农”处境的基础上，深入评估村民的需求，在与村民同行过程中致力于提升村民的自助与互助能力，共同推动农村的变革。此外，农村社会工作者还必须在理论与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新农村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和方法技术，使专业知识本土化，造福社区民众。
①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②本文的村庄名均为化名。2011年8月23日，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正式注册成立，成为全省第一家省级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绿耕的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早在2001年，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师生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督导作为绿耕的开拓者，就深入云南少数民族行政村绿寨发展中国农村社会工作，至今已经深耕乡村11年，成为中国开展城乡社区工作和农村社会工作时间最长的社工院校及社工机构。2008年6月24日至今，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下，以中山大学社工师生和香港理工大学社工督导为骨干的绿耕人又扎根四川映秀等乡村3年多，成为中国开展灾害社会工作时间最长的社工院校及社工机构。2009年至今，绿耕又创造性地借鉴云南、四川的经验，承接了广州市第一批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唯一的农村社会工作项目，此项目选择广州从化市最偏僻的溪流村开展社工服务。
③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载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5-127页。
④张鸣：《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
⑤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年。
⑦尼古拉斯·R.拉迪：《重压下的中国经济：1958-1965年》，载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⑧马德森：《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载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⑨张乐天：《浙江省人民公社制度的变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⑩尽管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都高举起现代化(发展)和民族主义的旗帜进行社会动员，但从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而言，集体化时期强调共同发展(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阶级斗争话语被熄灭，国家变换了社会动员的策略，明确树立起发展主义的旗帜(“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化”等)。所以，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一样都持守“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只不过集体化时期发展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共产主义愿景和阶级斗争。参见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11)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曹树基：《国家与农民的两次蜜月》，《读书》2002年第7期。
(13)刘伟：《“三农”问题的旧与新》，《南风窗》2012年第2期。
(14)刘伟：《“三农”问题的旧与新》，《南风窗》2012年第2期。
(15)刘伟：《“三农”问题的旧与新》，《南风窗》2012年第2期。
(16)刘伟：《“三农”问题的旧与新》，《南风窗》2012年第2期。
(17)张和清：《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六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18)新华社：《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http://www.gov.cn/jrzg/2011-12/01/content 2008462.htm。
(19)童剑：《新贫困标准高低之辩》，http://guancha.gmw.cn/2011-12/02/content_3092052.htm。
(20)张和清：《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六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21)张和清：《国家、民族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蚌岚河槽六十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25-326页。
(22)张文浩：《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贫困问题思考：一个华南山村“一村一品”发展的个案分析》，中山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士学位论文，2009年。
(23)王宁：《从节俭主义到消费主义转型的文化逻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4)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上——中国农民工之歌》，香港：商务印书馆，2011年。
(25)赵杨：《这是天灾，更是违纪违规导致的人祸》，《南方日报》2011年2月24日。
(26)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27)潘毅：《走向以社会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化》，《南方都市报(南方评论)》2011年4月3日。
(28)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29)陈映芳：《面对灾难，日本国民不会隐忍》，《南方都市报(南方评论)》2011年3月20日。
(30)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31)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主题与介入策略反思——以西南贫困地区综合社会工作介入项目为例》，载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2)笔者正在撰写的文章《政府让渡空间 专业自主发展》中提出：“无论在云南、四川还是广东的乡村，绿耕作为一支独立性的社工专业力量或社会组织，在与地方国家和社区民众权力互动的过程中，走上了一条政府让渡空间，专业自主发展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倡导专业社工与基层政府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33)更加具体的文化与发展行动及社工介入方法，参见张和清、张扬、古学斌、杨锡聪：《文化与发展践行——平寨故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34)李丁讃：《重回土地：灾难社会的重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第78期。
(35)陈强：《你可以参与公平贸易 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羊城晚报》2011年6月11日。
(36)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37)对“城乡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登录http://blog.sina.com.cn/u/1919528321。
(38)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与资产建立为核心的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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