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产业结构调整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周期论文,制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先后经历了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城镇国企改制以及汇率改革等阶段。在这一系列的重大制度变革中，我国经济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实现了长达30年的年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30年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市场化与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这些都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的古典经济周期（正、负增长交替出现）波动趋向于增长型周期（保持正的增长，但是水平高低出现周期变化）波动（见图1）。根据阿瑟·刘易斯“谷－谷”划分，我国经济从1953年至2008年，共经历了10次经济周期。若以1978年为界，1953年～1977年与1978年～2008年期间各5次。改革前后相比较，有如下特征：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由6.5％上升到9.9％，上升了3.4％；最大值由21.3％下降到15.2％，下降了6.1％；最小值由－27.3％上升到3.8％，上升了31.1％；反映波动幅度的标准差，由10.5％下降到2.9％，下降了7.6％。改革前后波动的变化可以简洁地表述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
图1 中国1953年～2008年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整理得到），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经网初步公布数据。
是什么因素造成中国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为什么改革之后的经济波动幅度变小？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但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出新的尝试。
二 文献综述
自1860年法国经济学家莱芒特·朱格拉（Clement·Juglar）出版了《商业危机》以来，在此后的近150年中，国内外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933年，费里希（Frisch）开创性地把冲击机制（impulse）与传导机制（propagation）引入到经济周期分析中。该理论认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原因有二：一是外部冲击，导致经济运行波动；二是内部条件，它决定了经济系统以某种方式对初始外部冲击做出反应。外部冲击又分为两类：随机因素的冲击、技术创新与企业家创新造成的冲击。随后，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沿袭费里希这个思路研究经济周期波动，例如，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货币因素引起信贷规模的变化，传导到利率，诱发投资变化，引起经济周期性的波动。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模型，仍属于内部传导机制理论，在数学模型中包含滞后内生变量，反映经济波动的“内生性”。费里德曼和米希尔曼（Friedman和Meiselman,1964）等货币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由外部不规则（例如货币政策等）的冲击引起，他们通过动态的传导机制来影响经济活动，从而形成经济波动。而卢卡斯（Lucas,1977）认为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外部冲击既可以是一个货币冲击，也可以是一个生产率冲击，这些冲击包括石油危机、信用危机、货币政策冲击等等。斯蒂格利茨（Stiglitz）、曼昆（Mankiw）、布兰查德（Blanchard）等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机制，可以扩大各种小的和中等规模的外在的、未预期到的冲击，并且把这些冲击转变成大的波动。
Kydland和Prescott（1982）提出了真实周期（RBC）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来源。RBC理论将资本、劳动投入质量改变、新的管理方法、新产品的开发及新生产技术引进引起的冲击定义为“技术冲击”，并将其作为供给冲击的代表因素建立模型并进行经验分析。技术波动决定生产函数，引起产出与就业波动。
格林伍德、赫尔考威茨和赫夫曼（Greenwood,Hercowitz和Huffman,1998）通过把凯恩斯冲击融合到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考察这种冲击决定经济周期波动的程度。德琼、英格拉姆和怀特曼（Dejong,Ingram和Whiteman,2000）在格林伍德等人模型基础上，分析了凯恩斯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认为这两种冲击对于解释经济周期的成因最为重要。
二战之后的50多年来，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出现了显著性下降，一些学者对这个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Barro（1995）认为，实际产出波动的稳定主要来源于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并认为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长期的负相关性，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和稳定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稳定。Blanchard等人（2001）利用产出时间序列的样本分段均值和标准差的方法，分析了美国产出增长率序列中出现显著波动性下降的原因，认为产出波动性的显著下降不是源于显著的需求冲击，也不是源于显著的供给冲击，而是由市场投资和消费的平稳性导致的。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中国1953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展开了大量的理论与计量分析。这些研究仍沿袭着费里希的冲击与传导机制，但研究视角与计量方法上有许多突破与创新，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波动
从1978年之前的赶超战略、内向型、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向遵循比较优势、外向型、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制度变革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经历的影响最深远的整体性、持久性的外生冲击之一。经济制度改革是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微观主体的选择行为。利益关系的变化，将导致经济运行出现变化，宏观上产生扩张和紧缩效益，这就是体制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这一效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可能导致经济波动提前或延后、弱化或强化，即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形式如周期的振幅、波型、长度等产生放大或变形效果。
樊明太（1995）对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经济波动的特征及机制进行了比较分析，综合考察经济体制模式（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调控）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刘树成（1996）对改革前后的经济波动从波动的幅度、高度、深度，平均位势及扩张长度进行对比后，认为改革后经济周期波动在状态特征上所发生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原因：一类是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化，另一类是宏观调控作为外在冲击的改善。杜婷等（2006）利用1978年～2003年的数据检验经济制度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结论表明中国经济体制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前两篇文章对中国改革前后的经济波动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并推断这种经济波动变化的原因是宏观调控改善所致，但没有进一步实证检验制度变迁是会否造成经济波动；第三篇文章对改革后制度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1978年～2003年期间制度变迁显著地造成经济波动，但其结论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二）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解释中国经济波动
钱纳里对多国的实证研究后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非均衡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会促进产业结构变迁，因为要素边际生产率不均等，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服务部门转移，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然而，经济增长并不是以某一个恒定的速度稳定进行的，而是在某一阶段发展速度可能快些，在另一阶段发展速度可能会慢些，甚至出现徘徊、停滞或负增长。增长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长期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增长的波峰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波谷交替出现，形成所谓的经济波动现象。产业结构的变迁带来结构效果的变化，结构效果的变化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引起经济波动。McConnell等人（2000）发现美国1980年之后的产出波动模式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
近两年，中国学者也开始从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波动的内在联系来解释我国的经济波动。罗光强和曾伟（2007）从产业结构的研究视角，采用了TARCH和状态空间模型从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的角度考察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李云娥（2008）研究发现第一、二产业对宏观经济的波动贡献率最大，而第三产业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不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上述两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调整造成了我国经济波动，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波动幅度变窄的现象。
（三）从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外部冲击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
刘金全和范剑青（2001）采用ARMA、HP滤波等计量方法，对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随机分解和相关分析，并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长尾性质进行大量实证检验，得出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造成的，而价格水平和总需求等因素却保持了比较明显的稳定性。黄赜琳（2005）采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考察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周期特征及财政政策的效益问题，得出中国经济波动是技术因素、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综合影响的共同产物。
从这个角度解释中国经济波动，也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同样没有回答中国在改革前后经济波动特征的变化。
本文主要脉络：在费瑞希的冲击与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变迁（外生冲击）和产业结构调整（内在因素）解释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在费里希的理论上，本文综合国内当前研究经济波动的观点，拓展了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制度变迁指标、三大产业与宏观经济的实际增长率的波动成分进行分析，更能反映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相关性，而这恰好被很多学者忽视了。第三，通过对我国经济波动改革前后的纵向比较，证实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宏观调控的改善（由“赶超”战略转向“比较优势”战略）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波动变平缓的原因。
三 制度变迁、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一般的模型仅仅是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应，而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则考虑了模型中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所以，VAR成为描述变量动态关系的一种实用的方法。一般的P阶无约束VAR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
是一个K维向量，P是滞后阶数，T是样本个数。
是K维扰动向量。VAR模型可用来检验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称之为Ganger检验。VAR模型的系数通常是很难解释的，而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通常通过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来推断VAR的内涵。同时，VAR的方差分解技术（Variance Decomposition）可以考察变量间在解释对方变动时的相对重要性。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鉴于中国改革前经济波动主要源于制度变迁的冲击已形成统一的认识（樊明太，1995；刘树成，1996），以及受制度变量统计数据限制的情况，本文重点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波动及波幅变窄的原因。选择变量样本区间为1978年～2007年，本文数据均来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与《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2008年），使用EViews5.1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1.经济波动指标
3.中国制度变迁指标
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主要沿着三条线展开：一是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要是打破计划体系，建立以价格机制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系；二是经济主体产权制度变革，主要是通过发展民营经济、集体经济壮大非国有制经济，通过“抓大放小”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是发展战略的全面调整，通过全面改革外贸体制以及其他相应的制度，用外向型发展模式代替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将经济制度变量界定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总额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二是非国有化水平（NOSL），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改用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表示。三是开放程度（ORL），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用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即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
同样采用HP滤波分离出市场化指标（MRL）、非国有化水平（NOSL）和开放程度（ORL）的短期波动成分，分别记为
。
（三）变量平稳性检验及格兰杰因果检验
对上述各波动序列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为防止“伪回归”，我们需要对这几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通过ADF、PP单位根检验，均表明这几个变量波动成分为平稳过程，见表1。
对变量波动成分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AIC与SC信息准则选择最佳滞后期为1，其检验结果见表2。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论：
（1）第一产业的波动单向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第二产业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互为格兰杰因果，第三产业的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另外，第一产业的波动单向引起第二、三产业波动，却不受它们波动的影响，这说明第一产业在改革进程中仍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农产品是我国国民基本的食物来源，也是轻工业的主要原料。我国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若农产品丰收，市场供给比较充足，价格比较稳定时，对工业品的成本影响不大，企业便会增加投资，扩张生产，而且农民会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或其他非农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反之，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歉收，就必然影响当期和下期的投资和工业生产，农产品生产波动有着明显的“超前性”。
（2）制度变迁各指标波动均不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宏观经济波动会引起市场发展指标、非国有水平的显著波动。这点与杜婷等（2006）的结论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该文在数据处理结果与我们运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处理的结果有所差别。
那为什么制度变迁在改革前显著地造成经济周期波动而在改革之后变得不显著呢？根据林毅夫（2007）的观点，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实施的是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在经济体制上倾向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选择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对经济体制实行渐进式变革。不同的战略决定了不同的产业政策（制度安排），如图2所示。
图2 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变迁
赶超战略的制度变迁显然比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要激烈得多。而且，渐进式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经济增长的大幅度波动。从这个视角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不同。
（3）第一、三产业波动与制度变迁的波动无格兰杰因果关系；第二产业波动与市场化发展指标波动互为格兰杰因果，对非国有水平波动有单向冲击，而与开放度水平波动互不影响；这说明了制度变迁可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失衡，因为制度变迁会影响第二产业的波动、而不影响第一、三产业的波动。同时，第二产业的波动会引起制度变迁。
（四）动态分析
归模型（VAR），滞后期为2，对各变量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即分析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冲击后对各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基于VAR方程各残差之间相关，若使用传统的Cholesky分解法，脉冲分析结果必然对变量的顺序特别敏感，故使用该方法对变量顺序的选择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本文使用广义脉冲函数，此方法的分析结果不再与变量的顺序相关，结果见图3。
图3 宏观经济波动、三次产业波动对各变量的脉冲响应
从图3中可以看出，所有的分图都是最后收敛到零的，这既说明了VAR模型本身是稳定的方程系统，又说明了国民经济系统本身具有自动调整的机制，使得经济系统能够逐渐消化系统内部的随机冲击对系统的影响。
从第一幅分图可以看出，除了市场发展指标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负向冲击外，其他变量的新息均会给宏观经济波动正向冲击，但这些冲击衰减很快，在第3期之后经过反向的调整最后收敛到零。
从第二到第四幅分图看，第一产业对本行业、宏观经济波动及第三产业的新息有1期的正向波动，对第二产业及制度变迁的波动无显著反应，但从第2期之后，其他变量的波动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不显著。第二产业对本行业、宏观经济波动的新息有2期的正向波动，对市场发展指标的波动有2期的负向波动，对非国有化的波动有2期的正向波动，对来自第一、三产业的波动新息有1期滞后的正向波动。第三产业对本行业、宏观经济波动及第一产业的新息有2期的正向波动，对市场化发展指标有2期的负向波动。
（五）宏观经济波动与三大产业波动的方差分解
上文已经阐明了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再基于建立的VAR模型，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把系统预测的均方误差分解成各内生变量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刻画出每个变量的随机冲击对系统预测的相对重要性。按照
，把方差分解的结果绘成图4。
图4 三次产业波动和宏观经济波动的方差分解
从图4的第1分图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波动的均方误差主要是由第一产业的波动贡献的，在4期之后，稳定在47％左右；第二产业的贡献率次之，在5期之后稳定在15％左右；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很低，在7期之后稳定在3.5％左右，GDP自身的贡献率在6期之后稳定在13％左右；另外，市场发展指标的贡献率在4期滞后之后稳定在10％左右，非国有化水平与开放度的贡献率在4期之后分别为1.4％与7.5％左右。这说明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波动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而且第一产业的波动会引起第二、三产业的显著波动（参见图4的第3、第4分图）。但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降低，已经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3％，这使得第一产业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推动力不断减弱③。另外，第一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变小④，已经从1978年的24.1％下降到2007年的3.6％，远远小于其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率；因此，第一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出为波动效应，而不是增长效应。
第二产业波动同样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而且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从1978年的47.9％上升到2007年的48.6％，因此，第二产业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推动力最强。另外，第二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1978年～2007年间在50％到65％的范围内变化，因此，第二产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仅表现为最强的波动效应，而且有最强的增长效应。这说明了第二产业处于国民经济的中心地位。
第三产业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率很低，可能与产业自身的特征有关，比如直接与相对稳定的居民基本生活消费联系紧密，这使得第三产业波动幅度很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很小。但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7年的40.1％，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从1979年的24.7％上升至2007年的42.3％；因此，第三产业对宏观经济主要表现为增长效应，无明显的波动效应。
从图4的第2～4分图看，产业处于稳定状态时，第一产业波动的均方误差主要是其本身贡献的，高达73％，第二、三产业合计贡献率为6％，制度变迁的三个指标的贡献率合计为11％；第二产业波动均方误差主要是第一产业与宏观经济贡献的，分别达35％、22％，本身的贡献率为16％，市场发展指标的贡献率为15％；第三产业波动的均分误差主要是第一、二产业贡献的，分别达50％、21％，市场发展指标的贡献率为11％。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探讨了制度变迁、产业结构演变与宏观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增长率以及反映制度变迁的三个指标（市场化水平、非国有化程度、开放度）中运用HP滤波方法分离出波动成分，然后采用VAR模型、广义脉冲函数及方差分解等计量技术对7个变量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走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之路，制度变迁并不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第一、二产业波动是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2）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高位稳定，而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但由于第三产业的波动幅度很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率很低，这很好地解释了我国经济波动幅度改革开放之后变窄的事实。
政策建议：
第一，重视农业发展，加大农业资本与技术投入力度。第一产业尽管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小，但其波动直接影响到非农产业的波动，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波动；要保证宏观经济的高位平稳增长与防止产业结构失衡，必须得重视农业发展，加大农业的资本投入及技术创新，使得第一产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协调发展。
第二，稳定发展第二产业，大力推进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波动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以及市场化进程、非国有化水平的波动，这说明宏观经济波动及体制变革对第二产业的波动很敏感，因此，第二产业处于国民经济的中心地位，一定要保证其平稳发展。第三产业的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波动及制度变迁并不造成显著冲击，这为我国大力推进第三产业发展刺激经济增长而不会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三，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实施渐进式的体制变革。进行经济体制变革，一定要防止经济的大幅波动。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由于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之路，并没有造成经济的显著波动，这说明我国的体制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因此，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过程中，仍应该沿袭渐进式改革模式，逐步提升开放度、非国有化水平，循序渐进地推进市场化程度，防止经济的大幅度起伏。
注释：
① HP滤波是由Hodrick和Prescott在1980年分析美国经济周期的论文中首次提出，该方法既考虑了对数据的拟合效果又考虑了趋势的平滑性，使用比较灵活，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
② 由于方差分解对变量的顺序比较敏感，本文在综合考虑各变量的外生性及输出结果的经济含义后选择了以上顺序。
③ 三次产业对经济波动的推动力等于各产业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率与该产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乘积。
④ 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各产业增加值与GDP增量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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