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祖孙父子监察官们：坚硬背后的柔软
文/李天锐
在山西晋中平遥古城里，隐匿着一座特别的建筑——在明代平遥察院基础上修建的监察文化博物馆。博物馆里，几对父子、祖孙监察官们吸引了笔者的目光。
中国古代曾涌现出不少父子、祖孙监察官，从展陈和搜集资料来看，以唐代、明代、清代最多。这既与这些朝代监督制度较为健全、重视发挥监督作用有关，也有当事人活动年代距当下更近，资料保存更为全面的因素。
不少父子、祖孙监察官们都颇负盛名。如唐代的陆元方、陆象先父子，后曾双双出任宰相；明代的左史、左佩玹父子，被后人立牌坊纪念；清代的祁寯藻、祁世长父子，留下许多轶事；还有“祖孙三代御史”——郑积、郑方迕、郑朗……从地域上看，这些官员多出生于山东、山西、陕西、江苏、福建等省份。
总体上看，不少对父子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担任监察官等职，或子继父位，行监察、巡视之责，但也有例外。如清雍正年间的尹泰获任左都御史，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其子尹继善的光。雍正曾说：“朕嘉悦之怀笔难批谕，汝父积何德生汝如此之子也！”尹继善历任多职，曾巡按地方，敢于坚持己见违抗上级不切实际的命令，最后意见被皇帝采纳。
梳理生平事迹，每对父子、祖孙监察官们都留下了敢言直谏、敢把“老虎”拉下马的故事。如唐代御史大夫韦思谦，“持纲不避于权豪”，弹劾当朝宰相褚遂良以权谋私低价购地，一度将其赶出了朝廷；其孙韦恒在监察巡行官任上，亦不避权势、敢于直言。但更能引起人们深思的，还有其坚硬背后的多重柔软。
父辈言传身教，兄长代弟受罚
给予大剂量LPS刺激后，Kupffer细胞胞质组织蛋白酶B活性检测结果显示：分别与各自对照组（NS组）比较，WT LPS组与TLR4-/-LPS组Kupffer细胞胞质中组织蛋白酶B活性显著增加（P＜0.05，图4）；WT LPS组与TLR4-/-LPS组相比，Kupffer细胞胞质中组织蛋白酶B活性增加程度无明显差异（图4）。表明TLR4缺失并不影响大剂量LPS刺激下胞质中组织蛋白酶B活性的增加。
“父兄教子，必正其身以率之”，“以忠孝遗子孙者昌”。祁寯藻年少时父亲因事获罪，全靠母亲刘氏悉心培养长大。十五岁那年，祁寯藻考中了秀才。当他兴高采烈地向母亲报告时，母亲却批评他，刚中个秀才就如此得意，日后还会有什么大的出息？学无止境！自此，祁寯藻再不自满，后来他也严格要求家人，纠正了个别人的不良行为。
不少监察官都有仕途起伏，甚至被朝廷错怪，长期贬谪的时候，有的用后半生的归隐来寻得心灵的宁静和自由。此外，有的父子监察官归隐，也有因奸臣当道无法实现抱负、朝廷灭亡不愿再出仕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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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爬梳史料，还有个有意思的发现：上述父子监察官中，往往父辈更加坚硬，子孙辈则相对柔和，有的还表现出从坚硬到柔和的转变。
在监察官们的教化下，其子孙亦相互谦抑、友爱。韦思谦之子韦承庆和韦嗣立同父异母，韦承庆对继母非常孝顺，可是继母对他很严厉，经常责打他。每次杖罚时，韦嗣立都请求代替受罚。母亲不允许，韦嗣立就让仆人杖打自己。母亲深受感动，对兄弟二人一视同仁。后来，“韦氏一门三相”成为佳话。
父辈更加坚硬，子孙相对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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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柔软，来自于家风家教潜移默化下，几代监察官们善良仁慈，坚守道义。
还有不少提前致仕的。明朝父子御史中的子邢侗曾任监察御史，代皇帝巡视各地，发现问题，严惩腐败，名震天下。但其36岁后选择了回家归隐，成为一代大书法家。与之类似的还有明末的左佩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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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古代一些父子监察官提前告老还乡，原因不难理解。封建监察制度并不完善，一切均决于上，监察官们弹劾的是重臣豪强，自然面临极大压力。有时弹劾成功与否，还与“势”，即皇帝愿不愿、能不能惩治问题官员有关。如韦思谦弹劾褚遂良将其逐出京城，但褚遂良树大根深，没多久又返回朝廷，韦思谦反而被贬出京城。直至后来褚遂良彻底倒台，韦思谦才再次被重用。
唐代韦思谦曾有言，“御史出朝，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誓要为国家“明目张胆”。被其弹劾的王公贵族、朝廷重臣等众多，且弹劾原因有理有据。其孙韦恒尽管也曾任御史，但“为政宽惠，人吏爱之”。清于成龙之孙于准与其合称“祖孙按察使”，但比起其祖父的直言敢谏，于准更多在地方行赈灾、兴学等善政的功绩，并为其祖上整理资料，编写文集，扩大影响。唐代陆元方之子陆象先亦为政仁恕，不主张严刑峻法，做刺史时推行“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自省主张。
事实上，监察官们大都很重视言传身教。晚清时，当时已身为二品大员的祁寯藻之子祁世长，带其孙回乡参加秋试，为了不惊动当地，借住在粮店里，考完立马离开。而唐代陆元方曾打算卖掉一处洛阳的小宅院，有商人来看房，陆元方一听他们要开酒楼，立马告知，这房子没有出水口，阻止了此事。当家人为一时没有卖出房子而埋怨时，他说了一句话，“岂可为钱而诳个人”。后来，同曾为监察官的其子陆象先，亦多次提及父亲对自己润物无声的影响。
净化官场与社会，他们因何多善终？
不过，细数这些祖孙、父子监察官的晚景，心灵仍会获得柔软的慰藉。正因为身为监察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生正直清廉、人品上甚少有瑕疵，财富上甚少余钱，才在波诡云谲的仕宦生涯中得以善终，生前身后都赢得了从朝廷到群众的认可。
唐代监察官陆象先72岁去世后，唐玄宗念其德高望重，又追赠尚书左丞相官职，谥号文贞。晚清祁寯藻身后，朝廷也给予极高的评价，“予告大学士祁寯藻学粹品端，忠清亮直，入祀贤良祠。”
而群众更是自发致敬和纪念监察官们。唐代御史郑积曾多次阻止皇帝大兴土木，汉阳（今湖北）百姓立碑以纪之”。明代朱海与朱守恕为父子监察官，朱海去世后，朱守恕回家奔丧，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送。后来，后人为纪念父子俩，在其老家湖南汝城县建起了一座“父子绣衣（绣衣即监察御史的别称）坊”。
其实，这些监察官们品行端方，正直敢言，不光对家庭和官场，对社会亦有教化作用，留下了感人的故事，展现出另一种柔软。
一个事例是，卖房的陆元方告诫家人不能骗人后，本已离去的商人再次登门。原来，陆元方的诚信令他们感动，并使其坚信，这宅院不会再有其他缺陷，于是执意买下，改开绸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