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及其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城乡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统筹城乡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的重要目标任务。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缘起
从上届政府开始，国家在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本届政府在这些方面又加大了政策力度。比如在农村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2005年全国已有28个省份全部免征农业税，到2006年，全国31个省(区、市)将全部免征农业税。为支持税费改革，中央连续多年向地方转移支付，2004年转移510亿元的财政补贴，2005年将会超过600亿元。同时中央政府还增加了各种补贴，比如直接补贴、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等。2005年，为调动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财政拿出55亿元对88个粮食主产县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从2001年以来，国家在国债资金和预算内投资中专门拨出一笔资金重点支持农村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建立农村“六小工程”。国家对农村“六小工程”的投入逐年增加，2001年为150亿元，2004年为281亿元，2005年预计达288亿元。交通部2005年还拿出60亿元的投资专门搞乡村的道路建设。由于政策好、天帮忙、价格高、老百姓有积极性，这两年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发展出现重大转机。其标志如下：一是粮食产量从2004年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两年增产量超过500亿千克，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2004年粮食产量由上年的4300亿千克增产到4690亿千克，2005年粮食产量会超过4800亿千克，加上500亿千克的大豆进口，2005年全国的粮食供给量会超过5000亿千克。不考虑库存，如果我国粮食超过5000亿千克供给，供给总量就会超过需求总量，粮食安全程度大大提高。最近粮食价格有所下跌就说明了问题。二是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增幅从1996年达到9％以后，一直在2％～4％徘徊，到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跃升到6.8％，2005年为6％左右。受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影响，农村市场开始回暖。目前我国的消费品市场，增量贡献最大的不是城市而是农村。2005年1～10月，全国城市消费品市场的增幅比2004年降低0.7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尽管收入明显提高，但其收入增加后，并没有增加消费，而是明显增加了储蓄；而同期内农村消费比去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消费增量为2089亿元。这对扩大内需是一个重要贡献。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结构转换过程中，由于二元结构的不断扩大，导致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有些问题用传统的办法或政策很难解决。另外从当前看，我国自20世纪末以来，利用国债进行的持续大量投资形成的一些产能也相继进入生产期，许多产品开始出现过剩，如钢材、水泥、电解铝、部分化工产品，甚至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以及纺织品等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过剩。2005年1～9月全国的工业品库存占压资金超过12000亿元，就是说，在现有的GDP中，10％的产品是库存积压品。面对这些矛盾，国家推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开展新农村建设，对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不但可以尽快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同时还可以刺激农村消费，消化产能过剩，拉动内需，推进工业化进程。
我国在工农、城乡协调发展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差距在扩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与城市相比，全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相对突出。在传统的体制中，我国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是两种制度，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国家财政投资，农村的路、电、水、气、通信等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投资建设，国家只给予适当的补助。这种政策安排导致国家财政将大量公共资金投向城市，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但是，由于农村公共资金投资不足，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落后于城市。目前，我国的省会城市和北京、上海、深圳等大都市的建设不比发达国家差，真正的差距在农村。北京、上海与纽约、华盛顿、巴黎、伦敦、多伦多、温哥华等国际城市相比，其道路、水电、楼房、通信设施等硬件设施并不差，信息化建设甚至还比它们的条件好，唯独环境质量较差。当前，我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各地在建设城市时，竞相搞“四化建设”，即道路要硬化，路面铺很厚的水泥，上面可以过坦克；墙面要白化，为了漂亮，将马路两边的楼面全部贴瓷砖；环境要绿化，在城市中建设现代化的大广场，大面积铺上“洋草坪”，大量地移植外来树种。在这种格外豪华张扬的思想追求下，全国各大城市出现了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市容美化”现象。许多城市提出的建设口号就是，“要将城市建在花园里，花园建在城市里”。于是，我国的城市越来越漂亮。但是，这种超越经济发展的城市建设，是关起城门来以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为代价的。因为，拥有13亿人口的公共财政，将公共资金主要集中用在城市，而很少用在农村。由此，农村出现行路难、饮水难、通信难、上学难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二是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发展滞后。农村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发展滞后，既远远落后于城市，也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我国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也实行向城市偏斜的政策。财政将大量公共卫生资源、公共教育资源投向了城市，农村获得的公共财政资源很少。比如2002年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中，中央的教育经费只占2％，98％的教育经费都是由省、县、乡、村自己筹集，其中有78％是由乡村和农民负担。现在我国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些教育基础设施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是教育质量较差，农民交了同样多的钱甚至更多的钱，却未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这种状况令人担忧。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大学生中农民的孩子所占比重非常大，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比例不断下降。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农民的孩子交不起学费，被迫辍学；另一方面是农民的孩子即使能够上了高中，但由于农村教育质量差，他们也很难考上大学。城镇和农村教育经费对比，无论从教育经费总量还是从中央财政经费投入看，都是农村低城市高，城市比农村要高23％～30％。在农村教育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农村的中小学只好从农民那里收钱，目前农村的学杂费、资金摊派费要明显高于城市。尽管全国各省都在农村实行一费制，但一些实行一费制后的中小学对学生收的费用还很高。由于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学校被迫向农民的孩子收费，现在上学问题成为农村一大致贫因素。
公共卫生资源集中投向城市也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投向农村的资源也主要投在县和乡镇，村几乎没有。由此造成目前城市人均公共卫生经费远高于农村。目前在农村，农民“看病难，难于上青天”，据有关方面统计，农民有病该看病而不去看病的占60％；有病该住院但不住院的占35％。当前，一方面农民看病没有好医生，没有好医院；另一方面农民看病药费太贵。由于国家公共卫生教育资源不能及时分配到农村去，近几年农村还出现了绝迹多年的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传染病和地方病之所以会出现反复，关键是公共医疗卫生资源忽视了农村，一些救助制度不及时。尽管这两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迅速推广，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56亿农民受益，占农村总人口的16.6％，还有83.4％的农民期待享受这种惠民政策。在大中城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大病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一应俱全，而在农村目前除了正在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外，唯一比较完善的是“五保户”救助，还有到年底乡干部、村干部到衬里贫困家庭，一次性发放一袋面或者二三百元钱。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更谈不上，只在个别发达地区才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安排。
三是工农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食品特别是粮食安全隐患增加。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刺激下，这两年的粮食生产出现了恢复增长，粮食产量明显增加。但从长期看，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着很大的隐患。工业化、城市化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导致粮食生产的空间越来越小。对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人口在不断增加，土地在持续减少。我国目前在粮食安全方面尽管没有大问题，但长期问题不容忽视。据测算，2010年我国粮食缺口大约在350亿～500亿千克，缺口是全社会消费总量的10％左右，到2020年这个缺口还将进一步扩大。
四是资源要素向城市快速流动，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目前我国仍然实行的是较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可以进城打工，但不能随便落户进城。相反，在金融和土地等制度安排上，我们却可以促使大量土地和资金快速向城市流动。在资金上，银行采取“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的方式，大量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资金。根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过去十年里，农村有7000多亿元储蓄资金流向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的土地大概有1亿亩流向工业、流向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在城市打工，但要想在城市落脚、安户非常难。现在我国有政策规定，农民具备三个条件才可以落户城市：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这三个条件对于进城打工农民来说门槛太高，而且即使具备这三条想进城也难，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子女就学制度、住房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都不对农民开放。在西方国家，一个国家现代化往往通过两种形式来减少农村人口，一是农民可以跟城里人一样自由流动，通过自由流动改变身份，由农村人变成城市人，最后导致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减少，社会实现现代化。农民是土地所有者，当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后，工厂和城市周围的土地迅速增值。土地增值以后，农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土地通过各种形式卖掉，然后携带资本金进城置业变成城市人。土地实行公有制，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以及农村集体组织无权把这些土地拿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卖掉。土地在一二级市场怎么卖，卖多少钱，卖出来的钱如何分配，这些都不由农民自己决定，因此农民无法通过土地增值改变身份。显然，想通过上述两种方式推动我国城市化来减少农村人口，是不现实的。如果一个国家城市化实现不了，农业人口减少不了，这个国家现代化也难以实现。现在出现的问题在于，当大量资本和土地流向城市后，会导致农村人口占有的资源份额、资本金份额下降。而没有资源、没有资本，农民增加收入、发展经济是相当困难的。
五是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份额在持续萎缩。没有基础设施投资、没有资金，土地份额还在减少，农村收入增加肯定低于城市。由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低，消费增长势必不高，因此农村消费在全国消费品市场上占有的份额也呈萎缩态势。据统计，1990～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4.6％，比20世纪80年代降低160％，而同期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6％，比农民收入增长提高65％。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就越来越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2.2，到了2004年差距扩大到1∶3.2。毫无疑问，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消费能力强，而农民收入水平低，其消费能力必然要弱得多。但现在面临的矛盾是，城市居民增加收入以后，他们并没有将增加的收入用于消费，而是将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储蓄；相反，农民有消费需求，却没有钱。由此我国出现了两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在银行，就是城里人将越来越多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在银行造就了一座“金山”，到2005年10月底，全国的储蓄存款超过28万亿元，其中居民储蓄为13.7万亿元，80％是城市居民存款。所以，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越快，银行的“金山”长得就越高。面临这座大山，国有银行压力很大，怎么办？一是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从银行买回资金；二是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拆借；三是以企业债券形式将钱“卖”出去。在这两股资金的支持下，一方面是城市基础设施越来越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工业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大，供给越来越饱和。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经济方面，我们取得最大的成功是调动起了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全国各地有能力加班加点生产各种商品，这样另一座大山造就出来了，即商品大山。现在我国商品的大多是过剩的，如钢铁、水泥、汽车、家用电器、衬衫等产品，唯独城乡居民消费不足。现在我们面临两大矛盾，一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总会终结；二是工业品市场空间总会饱和，最终将产生明显过剩。从长远看，人民币一旦升值到一定程度，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就会下降，大量出口必然受阻。到那时，由全国人民造就的“商品大山”要靠9亿农民，要靠城市中低收入阶层来消费。正是基于这种形势，近几年国家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从制度上着手，开始解决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从战略上寻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消除经济社会转型中积累和出现的矛盾，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
二、统筹城乡发展、“两个趋向”和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问题，在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方面，国家曾经历过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核心是给农民放权，让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劳动时间，有权利支配土地经营，有权支配自己的产品收益，这次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次是20世纪末期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核心是为农民减负，进一步落实和体现国家对农民的“少取”精神。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一是取消了2600年来对农民的皇粮国税，农民种粮不纳税的梦想得以实现，这从制度上消除了加重农民负担的源泉，赢得了民心。二是税费改革动摇了城乡二元制度的基础，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走向一体化创造条件。这两次改革主要是从单方面改革入手。第三次就是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两个趋向”和新农村建设。这次工农、城乡关系改革调整，有两个特点：一是这次调整是从单方面改革向多方面改革转化，用的政策面宽；二是这次调整的核心是从过去的“少取”转向“多予”。就是说，以给农民为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这次改革调整实际上是中央要给农民更多的公平待遇，更大范围的实惠，要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
党的十六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点，明确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而且还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趋向”论断，并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紧接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统筹城乡发展的提出到“两个趋向”论断，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感悟党和国家在调整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大政方针。上述三大概念的产生具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层次，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从战略决策思路演变到具体化的过程。统筹城乡发展是党和国家调整城乡关系的一种战略思路，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是党和国家调整城乡关系的一种战略取向，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则是落实统筹城乡发展、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举措，它是将战略思路、战略取向进一步具体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必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在现阶段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政策内容。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用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
新农村建设的概念内涵是什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由此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是一个综合概念。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综合概念，它不但涵盖国家以往在处理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政策内容，还赋予其新时期的建设内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既包括路电水气等生活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也包括以农田、水利、科技等农业基础设施为主的产业能力建设；既包括村容村貌环境整治，也包括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通过以上综合建设，最终目标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可以概括为五新：新农民、新社区、新组织、新设施、新风貌。
新农村建设不是新概念，在历史上已有人提出过。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就有人搞过新农村建设，著名学者梁漱溟、陶行知曾想通过贫民教育来救国；毛泽东在解放后也曾多次提到“要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那时是按照计划体制搞，不成功。20世纪70年代韩国朴正熙政府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新村运动”。韩国的新村建设经验是：首先，从农民最想要的基础设施开始入手，先修路、架桥、换房子，接着通电、饮水，然后引进良种，最后才是建村民会馆等，这样容易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其次，在组织方式上，政府要搞好规划、协调服务，同时政府要增加投资，给农民奖励；还有搞好宣传，鼓励城里的党政机关人员、学校教师、学生到农村去，搞帮扶。第三，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培养农民自立、自强、勤俭、自主的精神，调动农民改变家乡面貌的积极性。韩国新村建设也有三方面的教训：一是当年推行农村建设采取的是一套强制性行政命令；二是当时新村建设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把全国农村的房屋全换成瓦片和铁皮屋顶，结果全国都是灰色的，“千房一面”，失去了民族的特色；三是忽视后来人口、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因素，使一些农村后来成为“空心村”。
2004年以来，我国江西省赣州市在借鉴韩国经验基础上进行新农村建设。赣州市经验值得中西部学习，2004年这里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400元。赣州市的具体做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村镇规划为龙头，搞好整体规划。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免费给各个村、镇搞规划，免费为农民提供一些体现各种特色的户型，户型由农民自己选。规划一步到位，建设分步实施同时全面开展“三清三改”工作。“三清三改”：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改水、改厕、改路。由村民理事会和村民代表会制定“三清”标准，发动群众开展“三清”工作，制定保持农村卫生环境的村规民约，实行村民自治，建立村庄环境管理长效机制。
第二，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新产业。一是制定产业建设规划。每个县抓2～3个主导产业、每个乡镇抓好1～2个主导产业。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抓好龙头企业建设的基础上，加强主导产业基地和产业化示范县、示范乡建设，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格局。三是建立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促进农业科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四是抓好农产品品牌建设和农产品的标准体系建设。
第三，以“农民知识化”工程为依托，培育新农民。主要是大力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建立科学合理的培训体系，整合培训资源，构建农民培训体系，建立农民知识化工程师资库，组织专家编写实用培训教材；完善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方法，广泛开展订单培训、协议培训，农业生产技术培训工作，对村两委干部、带头人进行所需专业技能知识为主的大专学历教育；开展以遵纪守法、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等。
第四，组建农村新经济组织。一是按照“先运行、多扶持、后规范”和“民办、民管、民营、民受益”的原则，建立相应的产业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建立健全良种繁育、农资供应、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加工流通服务体系。三是鼓励、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村能人创办合作经济组织。
第五，以创建文明村镇为先导，塑造新风貌。广泛开展道德、法律、文化、科普“四进农家活动”；创评文明信用户、关心留守儿童、开展“除陋习、树新风”活动；建立健全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将行政村为单位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延伸到共同利益更加紧密的以一个或几个聚集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村落，创建村组理事会；创建示范带动能力强的文明村镇；加强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建立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实现每村有一个文化活动场所。
第六，以“三民”活动为抓手，创建好班子。围绕“亲民、爱民、富民”活动，把新农村建设成果，作为衡量、检验好班子、好干部的标准；选拔大学本科生到乡镇基层工作，全面实施乡镇领导干部农业专业技能过关制度，开展农村基层干部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工作；实施乡村干部“素质培训工程”，加强对乡镇、村干部的新农村建设知识培训工作。
通过新农村建设，赣州试点村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第一，村中面貌得到改变，脏乱差明显减少。第二，农民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第三，干群关系得到改善。第四，节约土地资源。通过环境治理，把一些猪圈、鸡舍集中后，减少了土地浪费。利用补贴引导农民建设新房。
赣州的经验是：用人得当，领导先行；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科学引导；建章立制；规范工作；整体推进，突出重点；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赣州的新农村建设也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新农村建设范围广、对象复杂、难度大；新农村建设缺乏法制化的制度保障；政府投入严重不足；资源整合困难；农村土地管理法规不完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容易突破省政府规定的上限等。
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与政策建议
我国要根据韩国经验和赣州经验，加强全国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范围广、内容庞大、建设时期长，一定要有重点、有阶段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的世纪工程，不是要解决政府给农民什么，而是要解决农村需要什么，要考虑农民的真实需求，不要搞成政治运动和形象工程；新农村建设是硬件和软件的结合，不要单方面建房架桥修路，不能强制扒农民的房子。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目前应该是首先解决农民最需要、最基本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些内容包括“六通、五改、两建设、一提高”，即通路、通水、通气、通电视等，改厕所、改厨房、改校舍、改卫生所等，建公共活动场所、建垃圾处理站，发展新产业、提高人民收入。
上述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改善其生存条件。包括“六通、五改、两建设”内容，各级政府要进行必要投入，加强农村道路、安全饮水、燃料、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设施建设，同时改造中小学校舍、改造卫生所，并帮助农民改厕所、改厨房、改圈舍；另外在农村还要建设必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建设必需的垃圾处理处理场所。
第二，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重点解决农民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的问题。“十一五”期间，应该对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全部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并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到所有地区，要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对农村孤寡老人、贫困人口建立长效的救济机制。
第三，改善农业、农村生产条件，培育农村的支撑产业，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基本保证。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涉及到国家食品安全问题，这部分成本应该由国家和社会承担；另外，农民是弱势群体，又是拉动内需的潜力所在，政府应该帮助农民培育支撑产业，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和进城打工。
第四，深化农村改革，健全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大力推进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协会等农民自治组织的建设；同时，帮助农民提高素质，要建立科学的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方式，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培训、进城打工技能培训、遵纪守法和移风易俗培训等。
新农村建设还是一项历史性战略工程，一定要有阶段和建设原则。新农村建设应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试点阶段，两年内重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推广扩散阶段，试点成功后向全国推广；三是完善阶段，总结前两个阶段的经验教训，以农村软件建设为主。面对新村建设诸多内容，应该坚持六项基本原则：第一，统一规划，整村推进；第二，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第三，以点为主，相对集中；第四，量力而行，逐步推进；第五，政府引导，自愿进行；第六，引路引导，示范带动。
对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要提高全社会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新农村建设是抓好农村工作的着力点，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今后要用新农村建设统领我国的“三农”工作。对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和政治含义须有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让94000万农民过上好日子，享受最基本的公共品服务是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三农”问题涉及到国家的稳定，关系到现代化能否快速实现，是我国能否迅速崛起的战略问题，全社会一定要高度重视。
其次，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公共财政以较大幅度向“三农”倾斜。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是要为农民切切实实办几件实事。通过对100个农户调查发现，农民对新农村建设有较高的积极性和希望。有67％的农民认为应该开展新农村建设，有98％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要先修路，78％的农民要求优先解决饮水问题，只有30％农民要求支持产业发展。在新农村建设的出资上，26％的农民不管出钱不出钱都愿意，而有68％的农民认为只要不自己出钱就愿意。可见，新农村建设各级政府必须投入一定的资金。当前，我国财政完全有能力支持农民进行新农村建设，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从存量和增量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向农业、农村发展，并不会给财政支出结构带来实质性影响。但这对农民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因此，国家应下决心调整国民分配结构，公共财政重点要向“三农”倾斜。“十一五”期间，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将国家对“三农”政策的重点从过去的“少取”转向“多子”，“多予”的核心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个是存量结构，一个是增量结构，增量结构要重点倾斜，存量结构要适度倾斜。总之，“十一五”期间要让财政的阳光在农村升起来，然后普照到农村各地。从调查和当前农村的经济条件看，新农村建设的首要政策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新农村建设中涉及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建设，政府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还有对中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村的投资建设，各级政府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因此，“十一五”期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都要向农业、农村适当、重点倾斜，今后几年我国的“三农”政策应从“少取”向“多予”转化，重点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资金需求问题。
根据对江西赣州市、四川泸州市、宁夏吴中市和贵州麻江县等25个村的问卷调查情况，当前开展新农村建设，按照一定标准要满足农村道路、安全饮水、沼气(燃料)、用电、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并对农村厕所、厨房、圈舍、中小学校舍和卫生所改造，另外在农村还要建设必要的公共活动场所和垃圾处理场所，扣除已建成的基础设施项目，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大概为1700元至4900元，其中贫困山区、丘陵和一般地区投资需求较大，而城市近郊投资需求较低，中西部地区平均每户8265元，农民希望政府补助资金4158元。
第三，要制定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确定新农村建设的标准，实施乡村综合整治，有计划、有步骤的集中连片推进。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为了避免在新农村建设中不顾各地实际和农民承受能力，一哄而上，“一刀切”，把新农村建设搞成一项劳民伤财、千篇一律的形象工程，必须制定我国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做到“规划先行、科学指导”。通过规划的制定，使新农村建设一开始就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确保各项建设工程有序进展。同时，各地也要结合实际，编制省域内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明确空间布局和实施步骤，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城镇建设规划，以县为单位编制新农村建设实施规划，坚持用规划统领新农村建设。要改变以往零星、分散的做法，实施乡村综合整治，集中连片推进。
第四，加强管理体制创新，对投入“三农”的资金要从来源上进行整合，集中使用，以提高使用效率；同时改变国家财政支持新村建设的支持方式，实行以奖代补、以物抵资、先建后补等支持形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吸引社会投资主体广泛参与新农村建设。
第五，要分清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责任，东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应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要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新农村建设中外部性非常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于社区性很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第六，要加强组织引导，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门部门负责。在开展新农村建设中，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扬民主精神，号召农民广泛参与，要结合实际，建立由农民按民主原则选举产生新农村建设理事会，将村中德高望重、有奉献意识、组织能力强的“五老”吸收到理事会中，让农民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建设；要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在实施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协调作用。要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专业合作组织，把千家万户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和联系起来，鼓励他们发展生产，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参与产业化经营，增强农村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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