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政治生活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1)02-0014-0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随后的短短两个月内，举国响应，13省先后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晚，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绵延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结束。辛亥革命是一件终结了君主专制王朝循环更替历史的划时代事件，它的意义不仅仅是终结过去，更是一个新时代开启的象征，从此以后，中国才真正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开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现代化的内涵极为宽泛，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但就其在推动社会和国家进步中的作用而言，政治现代化的影响无疑是首要的。以此为视角，考察当时各方政治势力、党派团体及精英人物为解决中国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手段、运作方式，我们更能深入地感悟和解读辛亥革命对于推进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现代化的伟大意义。
一、立宪派与革命派：开创中国政党政治的先河
随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一步步加深，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摆脱困局，许多志士仁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从而衍生出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革命两条“和而不同”的道路，并且各自汇聚了那个时代“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社会精英群体。辛亥革命时期，立宪派呼吁改革，革命派力行革命，双方都自觉运用现代政党的运作方式，积极推进自己政治目标的实现。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他们借鉴西方现代政治运动的方式，组建同盟会等革命政党组织，屡败屡战，百折不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这里就不重复了。
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相比，立宪派渊源更深。19世纪60年代以降，清政府为化解自身统治的危机，先后进行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与此一脉相承，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人士张謇、赵凤昌、汤寿潜、郑孝胥、杨度、汤化龙、蒲殿俊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清政府仿效英国或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将君主专制国家变成君主立宪制国家。他们比较中外形势，看到列强都实行了宪政制度，而中国不仅经济上落后，军事实力不如人，而且政治上顽固坚持专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拥护，因此，面临与外强的较量，丧权失地，已成“未亡将亡之国”。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开出救世药方“是则必须明定宪法，上下相维，以吾通国之财之力结合为一，以御外侮”。[1]
他们早期活动的重点是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为立宪派争取合法的政治地位。张謇的君主立宪思想在日本考察期间逐步形成，1903年回国后，就不断与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并先后组织编辑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宪法史》等宣传立宪著作。“此书入览后，孝钦太后于召见枢臣时谕曰：‘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2]到1905年8月，全国八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五位奏请立宪。1905年12月，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上谕。至此，立宪成为晚清政府的国策，各种立宪团体纷纷成立，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杨度在日本东京创办宪政公会、梁启超组建政闻社等。他们通过出版书刊，开办宪政讲习所，普及宪政知识等宪政活动为清政府的立宪摇旗呐喊，成为清政府官方立宪活动的重要推动力量。
立宪派原有自己的理论依据，认为革命意味着流血牺牲，混乱破坏，如果列强干涉，在当时的形势下还有亡国的危险。此外，立宪派在救亡图存、追求民主、实行宪政等等方面，与革命派并无二致。以各省咨议局为代表，立宪派实力遍布全国，他们利用自己拥有的合法地位，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辛亥革命之前的思想启蒙工作，事实上大部分都是由立宪派完成的。
立宪派懂得，单纯依赖政府，立宪不可能取得大成，必须立足于国民自身。而两千多年专制制度下的生活，使国民缺少宪政知识和参政能力，成为政府阻挠立宪运动深入发展的借口。为此，他们将启迪民智作为最为迫切的工作来做，先后创办了《东方杂志》、《新民丛报》、《国民公报》、《大公报》、《宪政日报》等报刊杂志，为立宪摇旗呐喊。经过他们的努力，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宪政的内容、目的、方法，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得到迅速普及，民主政治等术语成为当时的时髦语，人民改革政治、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政治热情高涨。
正因为立宪派也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所以在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人员组成中，除了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等革命党人外，其他如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等多为立宪派出身。这种格局，已初步具有西方政党政治的雏形。而且，他们各自代表的力量，深刻影响着以后中国政局的发展。
二、和平为主与战争为辅：进行政治革命的现代方式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到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在紫禁城养心殿宣告清帝退位，其间不过短短126天。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感言：“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过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纵观辛亥革命，除了武昌城的枪声，战争并未席卷全国，其他行省多以和平方式取得独立而成为民国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才促成了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快速转换。
武昌首义之后，中国再次面临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立宪派为代表，北方则是袁世凯代表的清政府，而且，袁世凯的北洋军继攻占汉阳、汉口之后，屯兵汉阳，剑指武昌，全面战争一触即发。随着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表明拥护共和立场，孙中山通电下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形势才发生逆转，和平再次可期。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具有了现代意识的政治家依据时势的变化作出的理性决策。
武昌首义后，辛亥革命表面上在南方数省获得成功，实质上困难重重。客观上，一是南方独立各省几乎都是军阀割据，革命派并未真正掌控局势，尤其是军队；二是财政困难，得不到名义上统辖的南方各省的支持，对内筹款收效甚微，海外华侨的捐款也只是杯水车薪，以致陆军总长黄兴为军饷发愁而数次吐血；三是革命阵营内部并未真正达成共识，立宪派并不真正支持孙中山，支持革命。孙中山尽管一直倡导革命，但是若能“以和平之手段，达共和之目的”，他还是赞同和平方式的。在回国前，他就支持和谈，认为革命也是为了改良政治，并表示“以和平手段促中国进步，实为吾党本愿”。[3]到达香港后面对革命党其他成员的疑问，他解释道：“今日中国如能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此亦足开世界未有之例，何必以兵？”[4]归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他就致电袁世凯，表明赞同南北议和举措，并认为不通过战争而“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是“一举数善”的行为。[5]后又重申：“临时政府惟一目的在速定共和”，“即以专制倾覆，民国成立为条件”，“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不分畛域，自是平等之本怀。”[6]
对清政府而言，既有的统治已分崩离析，根本没有言战的条件，唯一可以倚重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一手打造了北洋新军，使之成为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在晚清政局中，他基本站在立宪派的立场，赞同君主立宪，其作为为自己赢得了“东方俾斯麦”的美誉。对于辛亥革命，他则一面利用革命形势向清廷施压，攫取最大的权力，一面又向革命军民示威，挟清廷向革命派讨价还价，最终逼迫隆裕太后下诏宣布清帝退位，摇身一变而成襄助共和的大功臣。因此，在南北对峙中，袁世凯骨子里只是在为自己打算，没有真正进行战争的意愿。对此，时人看得很清楚，“其对于时局，言剿改而言抚，言抚进而言和，纯出于项城之主持。”[7]凭借自己的实力，南北议和事实上是按袁世凯的意图在实施，而他也通过辛亥革命成为最大的赢家。
袁世凯的成功离不开立宪派。从自身利益出发，立宪派也力主和平，周旋于革命党与袁世凯、满清贵族之间。作为当时社会的既得利益者，袁世凯是他们的同类，战争触动最大的就是他们的利益。代表人物张謇、赵凤昌介入和谈，对和谈的走向具有决定意义。他们懂得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止，同时又希望由像袁世凯这样的实力人物稳定政局。因此在和谈前与和谈中，他们台前幕后地活动，不遗余力，以致时人戏称赵凤昌为“民国的产婆”。[8]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立宪派选择了袁世凯，原因就在于他拥有北洋军，能逼使清帝退位，是当时实力与能力的代表。“因此，他不但能获得北方各省的支持，而且也能获得南方一些省份的好感，事实上，当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后，人们不是把他当做一个总统来接受，而是把他当做一种象征，乃至一种希望来接受。”[9]
辛亥革命以武昌城的枪声开端，以南北议和收场。对此，有学者批评其“妥协”，认为这是“不彻底性的表现”。然而，后人并非历史中人，历史也不容假设。客观而言，政治革命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无非是生产力的解放和秩序的重建，而非徒显暴力与牺牲。能够用和平手段达到政治目标的实现，本身即为成功。通过这种以和平为主、战争为辅的运动方式，实际上已经初步实现了革命的目标，体现了政治革命的现代方式。
三、法令与法律：推动社会变革的全新手段
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人治”，而后者却是“法治”。正如著名美国资产阶级政论家托马斯·潘恩所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10]在法律系统中，根本大法是国家宪法。制定和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现代化努力在立法建制方面的最重要成就。在参议院主持之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最终制定《临时约法》7章50条，由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于1912年3月11日正式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人享有人身、居住、财产及经营、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的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的权利；有依法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临时约法》的《附则》特别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临时约法》根据西方资本主义“代议政治”原则，通过立法程序，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政权形式和人民民主权利，开创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新纪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旨在全面推进国家现代化步伐。
在保障基本人权方面：1912年2月3日，内务部发布“通饬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凡在民国势力范围之人民，所有一切私产，均应归人民享有”，不许剥夺。3月2日，孙中山严令禁止贩卖人口，“民国开国之始，凡属国人咸属平等。背此大义，与众共弃”，“嗣后不得再有买卖人口情事，违者罚如令。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与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11]与此同时，孙中山又通令改变“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为奴，即俗所谓义民者”的“贱民”身份，“特申令示，凡以上所述各种人民”应与一般公民享有同等权利，“毋稍歧异，以重人权而彰公理”。[12]尤其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妇女拥有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包括参政议政在内的各项权利。临时参议院专门通过了妇女有参政权的议案，在保障妇女基本人权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发展工、农、商业方面：临时政府为了振兴民族工业，推动发起了“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该会发起“旨趣”称：“政治革命，丕焕新猷，自必首重民生，为更始之要义，尤必首重工业，为经国之宏图。”“章程”则规定了征集专家、研讨技术、筹措资金、建立机构、通报信息、创办刊物、推荐人才、保护国货等八项具体办法。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的开办申请，临时政府立即批准方案，涉及产业包括铁路、航运、军工、煤矿、纺织、粮食加工等等。对于农业生产，临时政府也很重视。3月13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保护农民利益，并提供帮助：“其有耕种之具不给者，公田由地方公款，私田由各田主设法资助，俟秋成后计数取偿。各有司当知此事为国计民生所系，务当实力体行，不得以虚文塞责。”[13]对开垦荒地、发展种植业者，临时政府也予以鼓励支持。在商业方面，实业部制定了商业注册章程，革除苛捐杂税，保护商家利益，“上以裕国课之支艰，下以顺商户之吁垦”。
在改革教育制度方面：1912年1月19日，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清政府颁布的各种教科书禁止使用，教学内容必须合乎共和民国的宗旨，废止小学读经。2月1日，又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开设修身、国文、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图画、手工、音乐、体操、外国语等课程。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的文章，提出以军国民教育（即军事教育与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作为新教育方针。他特别批判了传统教育灌输“忠君”、“尊孔”思想的谬误，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所以必须革除。
在倡导移风易俗方面：政府发布《严禁鸦片通令》，号召“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东亚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又令内务部“悉心筹画，拟一暂行条例，颁饬遵行”。[14]与吸食鸦片同样，赌博也是一大社会公害。3月5日，内务部分咨各部及各省都督，要求销售赌具者自行销毁；宴会游饮等场所，“无论何项赌博，一体禁除”，有违反者，严厉查处，“以绝赌风而肃民纪”。[15]缠足、蓄娼等社会陋习，不仅戕害妇女身心，而且败坏道德风气，临时政府也明令禁止。依循人人平等的原则，政府官员被老百姓称作“大人”、“老爷”的现象再也不应延续下去了。孙中山建议“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16]临时政府率先垂范，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都着同样制服，都只领30元低薪，以示“一律齐等”。与此相应，沿袭千年的跪拜之礼也被摒弃，而代之以鞠躬之礼。
四、协商与谈判：解决政治矛盾的现代方法
辛亥革命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除了原有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清政府与袁世凯北洋新军之间、革命党与立宪党之间乃至革命党内部无不矛盾重重。如何化解这些矛盾，关系着革命的成败，更关系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而当时各政党、派别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及态度，则决定着解决矛盾的方法。革命党人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目标是“排满”，推翻满清统治；清室包括后来成立的“宗社党”代表君主专制势力，极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万不得已时仍期望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的特权；立宪党人等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与君主专制统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主张社会改良，他们希望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摇摆于革命党与满清贵族之间。
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索，辛亥革命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全国革命形势风生水起，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各种社会矛盾亦随之由隐而显。就民族矛盾来看，武昌首义以后，列强纷纷增强在华势力，意图干涉，进一步扩大其侵华权益和势力范围，其中日俄尤甚。就此而论，稍有不慎，中华民族将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就阶级矛盾观之，由推翻满清统治这一最大的阻碍中国民主进程堡垒的“反满”、“排满”肇始，作为统治集团的满人即被列入直接革命的对象。“有可靠消息，凡是未能逃出武昌的满人，革命军碰见必行枪击”。[17]北京城内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蜂起的各种谣言则使混乱局势雪上加霜：汉人害怕满人的报复而出走，满人忧虑将来的下场而出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随着各地的光复独立，农民起义也呈风起云涌之势。新基未立，旧基骤失，全国局势处于失控的边缘。随着南北对峙格局的形成，立宪派加紧游走于袁世凯、皇室亲贵之间，革命阵营内的妥协呼声日增。于是，如何实行政治体制的更替，再次成为矛盾解决的关键点。对革命党人而言，清帝退位，满清统治结束，实行民主共和，革命目的达到；对袁世凯以及立宪派人士而言，清帝逊位，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实行宪政，既达到改良目的，又确保了自身的利益，
与中国传统的换代不同，清末民初的换代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首先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新军的谈判。基于对时势的判断，孙中山很早就表达了以和平手段达革命目的的诚意，鼓励、动员袁世凯“和议”。立宪派则早在袁世凯出山之前就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代表人物张謇在武昌起义前就曾“亲往彰德拜访袁世凯”，“表示一旦袁重新登台，就将获得他们的支持”。[18]起义爆发后，更致电袁世凯称“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19]革命党内部在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分歧，章炳麟一开始就反对孙中山为大总统，扬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时炮制“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20]即便孙中山最为倚重的黄兴、汪精卫这一武一文，在孙中山之前都已与袁世凯建立联系，并以大总统之位相邀。11月9日，黄兴写信给袁世凯，期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为榜样，一旦举事，“非但湘鄂人民拥戴明公，即南方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21]袁世凯则在出山之前就频频与黎元洪联系，表达“早息兵争”的愿望。北洋军攻占汉口、汉阳后，他又暗中请求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1911年11月20日，袁世凯的代表、黎元洪以及各独立省份全国代表会议三方达成了和谈协议，并实现了武汉地区停战三日。停战以后，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团很快组成，并于12月8日在上海开谈。到12月20日，双方经过五轮谈判，确立了“立共和政体”和“先推翻清室者为大总统”为核心的五条密约。[22]
其次则是袁世凯代表的北洋新军与清政府的谈判，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幕“逼宫”戏。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后，即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在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争吵不休。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说革命军势力很大，如长此拖延，皇室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则优待皇室的条件就不一定有保证了；一面派赵秉钧、胡惟德和梁士诒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19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在会上进行威逼和诱骗。袁世凯本想同时取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君主政府，在天津另组一个统一政府，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结果遭到清朝王公贵族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反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授意段祺瑞以“前敌将领”的名义，联衔电请内阁代奏“立即实行共和”，认为皇族败坏共和大局，是历史的罪人，声言“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23]威胁准备武力“逼宫”。随后，直隶、两江，湖广、安徽、山西、河南、吉林等总督、巡抚联名电奏，一致要求朝廷“速降明谕，宣布共和”。在袁世凯的强大压力下，隆裕太后及王室于2月11日颁布退位诏：“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义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还有“……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等语。[24]
2月13日，孙中山履行前言，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辞职，并递交举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咨文。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这样，在诡异莫测的辛亥政治风云中，满清统治以谈判方式被终结。尽管随后的历史发展留给后人许多遗憾，但在各种利益驱动下产生的政治矛盾面前，各方代表能够坐到谈判桌前，以协商、谈判方式决定终结皇朝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确实是史无前例之举。政治谈判，各方势力均有所坚持，也均有所妥协，这其实是现代政治的规则与通例。就此而论，辛亥革命以此种方式降下帷幕，开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之先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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