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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和经营管理风险
1、投资决策失误风险
我国大量存在投资决策的失误。表现之一，大上新投资项目，许多产品生产出来了，但卖不出去。近几年来，工业品库存不断上升，据估计已达7000多亿元。手表已积压1000多万只。1987年至1994年，国有企业的资产占有量累计增长2.79倍，而同期工业品产值只增加2.35 倍。 1996年工业产销率比上一年下降，只有95%多一点。1997年1—4月，工业产品销售率94.3%；表现之二，投资的主体工程大，但资金不到位，建设不配套，投资效果差。“八五”时期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分别由75.4%和78%下降到61.7%和74.9%；表现之三，片面扩大固定资产外延投资，缺乏技术改造投资，即投资的内含不足。“八五”时期更新改造投资仅占国有单位投资的29.4%，比“七五”时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用于新、扩建的比重达到54.9%， 增加了4个百分点；表现之四，投资模仿和攀比，重复建设， 地区内产业种类“多”和“全”，地区间生产经营项目和产业结构雷同。据有关材料，全国有23个省（区、市）生产洗衣机，29个省（区、市）生产电冰箱。轧钢厂遍布全国，平均每个地区有21家。全国有800 多家啤酒厂，800多家汽车厂，118家摩托车厂，114家电冰箱厂。 几乎是全国有什么，各地都有什么。于是，出现和增加了一些全行业性亏损，除了原来的煤炭、纺织、军工和森工外，现在又出现机械、化工、有色、汽车、烟草、包装等行业亏损额上升幅度较大的情况。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严重亏损企业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严重亏损企业超过100 家的行业有8个，它们依次为纺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煤炭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普通机械制造业；表现之五，生产能力闲置，设备利用率低。据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资料，全国90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 有半数利用率在60%以下，对其中的82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分析，达到满负荷运行的只有9种，占11%，利用率在80—99%的23种，占25 %，利用率在50—79%的32种，占40%，利用率在50%以下的18种，占22%。彩电、冰箱、洗衣机的设备利用率只有30—50%，3000多个化妆品生产企业的绝大部分开工不足，卷烟、自行车、空调机和普通机械等生产能力闲置约1/3—1/2，棉、毛纺生产设备的利用率60%。据调查，1979—1991年由于盲目投资和重点建设造成的资产浪费达6800多亿元，全国近300个大中型项目投产后，约1/3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作用。
2.资产负债失调风险
企业资本金不足，负债不断增加，资产负债的风险很大。50年代，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在70%以上。1983年实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时，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55%。到1993年6月末，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前， 经过几次冲销减少，国有工业企业剩下的自有流动资金只占7.6%。 据估计，从1980年到1993年我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每年平均增加4.28个百分点，1994年又比1993年增加4.7个百分点，达79%。 目前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是79000多亿元，来自负债的资产是51000多亿元，资产净值不过28000多亿元。国有预算内企业的负债率达到80%以上， 流动资金的负债率更高达90%以上，有的企业甚至超过100%， 只能用贷款发放工资等。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2234家严重亏损企业中有745 家企业已资不抵债，负债已经超过资产16.9%，资产负债率最高的企业，负债竟相当于资产的3.8倍。企业的贷款利息负担很重。1995年， 大中型亏损企业共支付贷款利息464亿元，其中严重亏损企业支付209亿元。同样，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例也很低。1995年，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54亿元，中央银行的贷款是其资本金的23.08倍。
3.经营管理不善风险
1995 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292 亿元， 销售收入22718亿元，实现利税2808亿元，上交所得税162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1.47倍、1.38倍、1.34倍和1.12倍。但是，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总体状况相当困难，效益不断下降，亏损不断增加。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虽比1990年稍有提高，达到3元，但大大低于1985 年12.6元的水平。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的销售净利润（所得税后利润）率在10%左右，大大高于我国企业的水平。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1992年为22.7%，1993年29.8%，1994年32.7%，1995年33.5%。1995年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50亿元，比1994 年增长近20%。到1996年8月末，全国国有工业企业发生亏损的有16952家，比上年同期增加2064家，亏损面高达49.7%，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1 个百分点。这些亏损企业1—8月累计发生的亏损额为46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54.3%。1997年1—4月，预算内国有工业实现利润25.70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2.9%，亏损企业亏损额257.7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目前有800万职工领不到足额工资，有2000 万职工在亏损企业就业，有几百万退休职工拿不到足额的退休金。国有企业资产流失情况也相当严重。据有关部门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的清产核资，全部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占资产总额的9%，占所有者权益的39.5%， 空壳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大于所有者权益）占全部企业数的21.5%；1995年对14.8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表明，全部资产损失和资金挂帐占资产总额的9.5%，占所有者权益的40.9%， 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数的25.5%，比1994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
二、市场交易和竞争风险
1.商品和货币交易风险
商品交易具有多重风险。其一，提供假冒伪劣商品。这不仅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使企业尤其是被假冒企业的信誉受到损害。我国每年此项损失是几千亿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问卷调查显示，有44%的企业经营者在市场上发现自己企业的产品或商标被假冒，另有11%的企业经营者不清楚其产品或商标是否被假冒；其二，商品卖不出去，价值实现不了，再生产难以为继；其三，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三角债严重，不仅使企业正常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产生危机。1996年8月底， 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用达23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96亿元；应收帐款净额为449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货币交易的风险更大。银行有大量的非法、不经济和无效益贷款，形成巨额呆帐和坏帐。据调查，银行的不良资产在20%以上。有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投资，自己开办企业和投资房地产，甚至炒股和做期货；一些金融机构内部人作案问题严重；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资金供应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完全靠向中央银行贷款来弥补。据统计，1995年我国三家政策性银行从中央银行取得贷款约3555亿元。同年，农业发展银行因收购农副产品就从人民银行取得贷款约为3454亿元。1996年，农业发展银行仅粮棉油、开发、扶贫三块业务的资金需求就达1400亿元，除发行100亿元金融债券外，资金缺口高达1300亿元。 这不仅使政策性银行的经营风险非常大，而且使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的发放，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我国面临的商品和货币交易风险，也包括国际贸易和吸收外资等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巨大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相关度，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已达到40%左右。这一方面使中国经济发展获得很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风险。它既包括高价进口的损失（外商对中国要进口的商品尤其是化肥和粮食等大宗商品抬高价格），也包括低价进口的冲击（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的钢材、成品油和粮食等对国内生产产生巨大冲击），还有以反倾销等为名实行排斥和打击。同时，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从1983年的19.8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81.33亿美元， 对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发展基础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利用外资也有很大风险。这除了占领我国的市场和控制我们的企业（一些外商与我们的企业进行合资时，坚持要掌握50%以上的股份）外，还可能导致或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当年基础货币增发从而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推动力），冲击国内的资本市场和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1994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516亿美元，比1993年底增加了304亿美元，但外汇顺差只有53亿美元。同样，1996 年国家外汇储备年初为736亿美元，年底超过1000亿美元。这主要都是外资的大量流入，其中可能包含短期资本。国际短期资本也称游资或热钱。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数额大，影响范围广。据估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资金至少有7.2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全世界年经济产出的20%。 它的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逐利性，影响和危害大。哪里有利可图，游资就涌向哪里。游资不仅追逐利差和从事套利活动，而且也追逐汇差和从事套汇投机，从而使货币市场交易量骤增或骤减，使外汇市场起伏不定。同时，还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而兴风作浪。据统计，1994年全球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是1988年4820亿美元的3倍多。另外，还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中央银行的干预，使金融危机难以防范。如1991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时英镑和里拉先后被迫退出欧洲货币联盟，以及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无不与国际游资的活动有关。此外，外资的大量流入，会使外资替代内资，使国内资金闲置。一方面是每年300多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入，另一方面是每年4000 多亿元人民币国内储蓄资金闲置，形成强烈的反差和矛盾。
2.成本上升和供求价格波动风险
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源量很少，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资源利用效率低。1993年我国单位GDP能耗2.06吨油当量／千美元，单位GDP油耗0.418吨／千美元，而1994年美国分别为0.36和0.15，法国分别为0.188和0.073，德国为0.206和0.0837，日本为0.152和0.0855，韩国为0.404和0.255，泰国为0.382和0.249，印度为0.638和0.203。如果我国的单位GDP油耗继续居高不下，那么到人均GDP1000美元时， 油耗将达5亿吨以上。我国农业生产的化肥利用率只有35%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在65—70%），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种子使用量浪费20%，饲料报酬率比发达国家低30%。因此，成本和价格上涨率比较高。目前，我国已经有一些商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它所产生的影响很大。1995年棉花调价，使棉纺系统增加负担202亿元。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已经基本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大多数产品供求基本平衡，有许多产品还出现供过于求，但是供求和价格很不稳定。1980—1987年，年平均价格指数约为5%，而1988 —1995年，平均每年物价涨幅12%，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1988年和1989年，物价涨幅分别为18.5%和17.8%，1990、1991、1992年物价涨幅降到2.1%、2.9%和5.4%，1993年和1994年物价又大幅度上涨， 分别为13.2%和21.7%，1995年仍高达14.8%，1996年降至6.1%。 在成本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产品一时供过于求和价格下降，会影响生产，使供给减少，导致新的供求和价格矛盾。国际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既可能成为平衡国内供求和价格的条件，也可能加剧国内市场供求和价格的波动，而在现阶段和目前条件下，后者是主要的。无论是钢材，或者是石油产品，还是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国内市场供求和价格都受到国际市场供求和价格的强大冲击。
3.竞争和市场结构风险
我国目前市场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分割、垄断以及封锁和保护，另一方面是不正当的和过度的竞争。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40.8%的企业经营者对“什么是当前国内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回答是“不正当竞争”，13.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8.8 %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是“过度竞争”，3%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是“行业垄断”。 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市场结构的性能低劣，积极作用比较小，而消极作用却比较大。
我国面临的竞争和市场结构风险，还突出地表现为来自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垄断竞争的风险。世界500强已经有一半进入中国市场。 这些都是“大老虎”，他们的经营都是战略型的。关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有人分析指出，其第一步是输出商品，第二步是输出资本，第三步是输出品牌，第四步是买断发展中国家具有实力和潜力的品牌，然后将其束之高阁。我国已经有许多企业及其品牌遭到了这把“软刀子”的扼杀。有许多跨国公司不仅具有非常强的实力和优势，而且开始进入市场时根本不考虑赚钱，甚至是赔钱。他们赔得起，等到占领了市场后，再赚钱。
4.产业升级和重组风险
我国经济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升级的趋势。1988—1995年，第二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最高为13.4%（但波动幅度较大，1992年高达21.1%，而最低年份1990年仅有3.2 %的增速，并且与相邻年份的速度差异达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为8.7 %（也有较明显的波动现象，最低增速仅为2.3%）， 第一产业增长最慢，仅为4.1%。1995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为19.6%、49.1%、31.3%。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757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1000美元时，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跨越不了工业化阶段的。1987年比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7436.7亿元， 其中第二产业的贡献为3059.6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其贡献率为49.4%；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7年增加了45695.5亿元，其中第二产业的贡献为23022.7亿元，扣除价格因素，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为75.4%。15年来，工业生产以年均12.2%的速度发展，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但是，第二产业的增长必须以第一产业的增长为基础，工业的增长必须以农业的增长为基础。根据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我国的历史总结，目前我国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合适比例应保持在2.5∶1～3∶1。进入9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加速发展，二、三产业增长加快，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农业与工业发展比例失调现象逐年加剧。1985—1989年为4.08∶1，1992 年扩大到5.6∶1，1993年为5.3∶1，1994年为4.5∶1，连续三年维持在5∶1左右。1995年和1996年才分别缩小到3.1∶1和2.5∶1的适宜比例区间，但是不稳定。农业落后不仅会拖工业化的后腿，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等。另外，一些产业在总规模过大的情况下进行产业重组，可能继续扩大产业总规模。例如，我国彩电的年生产能力是3000—4000万台，而市场需求是2000多万台，一些企业如四川长虹的产品有销路，要增加市场占有份额，兼并和收购受地区分割的限制，而要上新的生产线和扩大生产规模，则可能导致彩电行业生产设备的更大闲置和浪费。
三、收入分配及其差别关系风险
1.政府企业个人分配失调风险
据初步测算，GDP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初次分配的比例， 1978年为34∶16∶50，经过逐步演变，1995年为13∶19∶68。通过再分配而形成的最终分配的比例没有什么差别，即1978年为33∶16∶51，1995年为14∶17∶69。个人收入所占比例增加了18个百分点。我国个人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大高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1960年，日本、美国、 法国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0.7%、58.3%和44.1%，1988年上升到55%、60.5%和52%。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份额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988年南朝鲜劳动者收入比重为40.4%。泰国和秘鲁等不到30%。这主要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本积累，国内生产总值的更大部分要由国家和企业用于发展生产。我国个人收入的比重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高20—3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 而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8%，1996年为10.9 %，大大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979年平均为42.84%，1989年上升到48.7%。同期，一些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体也由25%上升到35%。我国在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财政支出却逐年增加。国家财力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按不含债务的口径计算，中央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86.9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8亿元（1996年为610亿元），扩大了6.6倍。随着财政赤字的逐年扩大，加上偿还旧债本息需要， 国债发行数量也大大增加。据统计，内债发行规模由1982年的43.8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1510.86亿元，平均每年递增31.3%。截止1995年底， 内债余额已达3300亿元左右，财政统借统还外债余额为63亿美元。1996年财政内外债余额为4941亿元，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还本付息支出）]从1991年的8.3%上升到1996年的21.3%， 其中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从1991年的22.4%上升到1996年的56.9%，即中央财政一半以上的支出是靠债务来支撑的。
2.行业收入差别风险
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 1994 年外贸行业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为24090元，旅游服务业为10210元，电力行业为8790元，邮电行业为7606元，大大高于全国职工平均年收入4538元。还有金融行业职工的高工资。不同行业个人收入差别的悬殊，一些行业职工的高收入，会促使其它行业职工的收入攀比，形成一种社会性的个人收入扩张机制，使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向个人倾斜。
3.地区收入差别风险
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和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在发展过程中从缩小转向扩大。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87年为916元，比1980年的439元增长一倍多，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46%。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87年为463元， 比1980年191元增长了1.4倍，扣除价格因素，7年翻了一番多， 即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尽管农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50%。但是，从1988年到1995年， 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却由916元增加到3893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加了0.5倍，即每年增长5.6%。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63元增加到1578元，扣除价格因素， 平均每年增长近3%，即低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绝对差距更由1987年的453元增加到1995年的2315元。1996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7 ∶1 ， 虽然比1992年的2.33∶1、1993年的2.53∶1和1994年的2.61∶1有所缩小， 但仍远远高于1988年1.7∶1的水平。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1980年为1.3∶1.1∶1，扩大为1994年为1.9∶1.1∶1，再扩大到1996年的1.98∶1.34∶1。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 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制约了农村市场特别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市场的开拓，限制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发展。1996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只有39.4%，较1985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又占全国的50%以上。
四、企业财政金融连环风险
1.企业财政连环风险
企业资产负债率高，经济效益差，以及初次分配向职工个人倾斜，会减少上交税利，使财政增收困难。第一、二、三产业直接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其增加值的比重，分别由1985年的2.8%、35.7%和17.1 %下降到1994年的2.5%、12.9%和12.4%。
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下降，赤字增加，以及用于行政性经费支出比重过大和主要成为“吃饭财政”， 从而大大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 在1984年以前，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建设投资的比例平均达36.5%，而现在这一比例已降低到11%。国家预算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90年的8.7%下降到1993年的3.6%，再下降到1995年的3.1%。同时， 国家财政为了增收而单纯改变和增加对企业的税收，可是却没有补充国有企业的资本金，没有减轻企业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使其难以提高经济效益。有些企业有好项目、好产品和好品牌，也由于缺乏资本和自有资金，全靠银行贷款负担太重，而难以度过开发产品和开拓市场的困难期。
2.企业金融连环风险
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经济效益差，一方面增加了对银行和金融的依赖，另一方面造成银行的呆帐，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和风险。企业负债的70%来自银行贷款，流动资金的90—95%甚至100 %来自银行贷款。据统计，企业对银行的负债有30%是不良债务。目前银行的贷款回收率很低，贷款利息的回收率只有60%。
银行有大量逾期贷款和不良资产，为了控制和降低风险，而减少对资产负债率高和经济效益低的企业的贷款，而增加对投资收益率高的企业的贷款。这一方面使困难企业更加困难，更不可能偿还债务，使其对银行的挂帐变成死帐；另一方面使银行资金过多地投入垄断性行业（我国目前垄断性行业的价格和利润水平普遍比较高。某省电力系统一家就占新增贷款总规模的37%，而其贷款的30—40%是用于第三产业），使金融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结构不合理，增加经济和金融的潜在风险。
3.财政金融连环风险
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大量增加，提高了居民储蓄在银行负债中所占的比重。1995年末，城乡储蓄约为3万亿元，比1990 年增加22543亿元，平均增长33%，比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年均增长30.9%高出2.1个百分点。1997年5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42000多亿元。银行资金来源中，87%是吸收的存款，存款中有62%来自于城乡居民储蓄。银行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占3.6%。存款加债券占银行资金的90%， 这是银行的硬债务。而财政收入比例下降，减少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和财政性存款。国家银行的自有资本占6%，比国际标准8%低2个百分点。 1996年6月末财政性存款余额822.63亿元，只占基础货币总额21858.66亿元的3.76%。这样，也就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负债经营的能力，降低中央银行运用基础货币调控货币供应量，实现货币政策的能力。而国有银行资本金比例过低和对居民储蓄负债比例过高，经营成本高和收益率低，也就减少了对国家财政的税利贡献，使财政收入增加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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