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大学毕业生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学毕业生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0209（2001）04—0069—08
一、引言
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它能给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带来较高的回报。但教育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假设是以受教育者能找到合宜就业单位为前提的，否则，投资教育就不一定是件合算之事。最近几年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但与此相伴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更难了。现在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从官方公布的两组数字，不难看出大学生就业难的程度。一是国家教育部44所直属高校1999年和2000年本专科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分别为82%和86%，也就是说，截止到派遣工作结束，仍有18%和14%的大学毕业生尚未落实就业单位。二是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连年大幅度增加，2000年共有39.2万人报名参考，其中应届本科毕业生16.6万人，比上一年增长了24%；2001年报考研究生的人数达46万，比2000年增长了18%。考研的动机当然很多，但据调查，社会就业压力增大是众多学子选择考研的首要原因。由于中央政府已经决定，在未来的几年内我国将继续扩大大学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将进入大众化阶段，因此可以预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将难于在短时期内缓解，甚至还有加大的趋势。花费数万元苦读四年出来后却找不到工作，这对学生个人及其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对社会来说，国家花费大量人财物力培养出来的人才却被闲置，这无疑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研究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形成机制及解决之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在我国是个新现象，相关的文献还非常有限。但在其他许多国家，毕业即失业却早已是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相应地，有不少文献试图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比如，布劳格等人[ 1]认为，大学毕业生失业现象的存在是大学毕业生们不愿降低工资的结果，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随着供给的增加，价格应该下降，否则市场就不能出清。而毕业生们之所以不愿降低工资，又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有关，劳动力流动性差意味着起点工资与终生收入密切相关。显然，他们是强调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的责任的。与此不同，卡诺[2 ]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归因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认为是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失业大学生的存在有利于满足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也有利于压低工资和提高在岗大学生的生产力。此外，也有人从教育系统自身寻找大学毕业生失业的根源，他们或者认为是教育质量和专业结构满足不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3]， 或者认为教育只是一种筛选装置，随着教育供给的增加，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被筛选下来，他们要么处于失业状态，要么只能从事以前只需中学毕业生就能胜任的工作[4]。应该说， 这些理论对特定国家来说自有其一定的解释力，但运用到我国来又都有牵强之嫌，毕竟我国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产生的背景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本文以工作搜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认为在人才总体短缺的情况下之所以会发生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与转型过程中当事人的搜寻行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它是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大学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相互搜寻的结果。为此，本文其余部分叙述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论述工作搜寻模型；第三部分讨论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搜寻行为；第四部分讨论用人单位的搜寻行为；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工作搜寻模型
源自斯蒂格勒[5]的开创性工作， 工作搜寻理论在最近几十年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6][7]。根据简单和够用原则，这里只论述基本的工作搜寻模型。
假定有某大学财会专业毕业生A。 她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已经知道有N个单位需要财会专业毕业生， 还知道了这些单位的工资分布状况。这种工资分布如图1所示。曲线F（W）是工资率的频率分布， 它表明，获得工资率为W[,1]的单位的可能性为π[,1]，而获得工资率超过W[,2]的单位的可能性为零。
图1 单位工资率的频率分布
在信息充分的情况下，A自然会一开始就选择工资率为W[,2]的单位，而没有必要进行搜寻。但在现实中信息是不充分的，A 可能知道工资率的频率分布，但不可能知道哪一家单位的工资率是W[,2]，因此， 在劳动力市场上，遇见第一家买主就马上签约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做法是进行搜寻。但搜寻是有成本的，搜寻成本既包括在搜寻过程中所直接支付的成本，比如交通费、邮费、电话费、化妆费等，也包括因搜寻所放弃的工作收入，即间接成本。因此，她不可能总是搜寻下去，而必须在某一时点上停下来。那么，这一点在哪儿呢？按照工作搜寻理论，这取决于A所预期的可接受工资水平（比如W[,1]），当某单位所提供的工资低于这一水平时，她就会拒绝接受而继续寻找，直至找到能提供理想工资水平的单位为止。这意味着，预先设定的可接受工资水平越高，她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就业就越困难；预先设定的可接受工资水平越低，她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就业就越容易。在确定可接受的工资水平时，A要对每一次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 较高的可接受工资的边际收益是，如果这种工作被找到，A 就可以获得比其他工作高的工资率；但较高的可接受工资也蕴含着较高的边际成本，那就是 A可能要承受较长时间的失业。最佳的可接受工资是边际搜寻收益与边际搜寻成本相等时的工资。如果假定理想工作一旦找到以后就不再更换，则可接受工资也应该使A的终生收入现值最大。
与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搜寻用人单位一样，用人单位也在搜寻大学毕业生。假定大学毕业生的边际生产力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可接受工资不一样，而且用人单位知道大学毕业生的可接受工资的频率分布，但不知道具体某一个求职者的工资要求。这时用人单位可以通过提高聘用工资从而提高大学毕业生选择它的可能性来缩短搜寻时间。因此，它面临着提高聘用工资和延长搜寻时间之间的选择。如果放松求职者边际生产力相同的假定，则用人单位就不仅要考虑搜寻时间和工资成本，还要考虑求职者的能力。在工资为既定情况下，只有求职者的能力达到了某一可接受标准，用人单位才会接纳她并停止搜寻，否则，它会继续搜寻，直到边际搜寻收益与边际搜寻成本相等时为止。
可见，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取决于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搜寻行为。当劳动力市场的双方都追求最佳的搜寻策略时，就业的难与易就将由如下的匹配函数[8][9]来决定：
M＝M（U，V，Z）
式中M表示匹配成功的工作岗位数量， 也即工作能够落实的大学毕业生数量，U表示愿意且正在寻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量，V表示可提供的工作岗位数量，Z 表示影响求职者和空位之间匹配效率的其他因素，比如在岗搜寻者的人数[10]、搜寻密度[11]、搜寻方法[12]等。
三、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搜寻行为
我国城乡分割明显，因此可以假定大学毕业生面临着两个劳动力市场，即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镇劳动力市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与改革”课题组的调查，1995年农村劳动力中大学以上毕业者的比例仅为0.54%[13]，也就是说近200 个劳动者中才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这意味着若他们愿到农村去就业，应该是很容易的，而且由于他们对农村现有劳动力几乎不存在替代问题，因此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但由于下面两个原因，去农村工作并不是大学毕业生的最佳选择。
1.城乡收入差距大
我国的城乡差距一直比较大，在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收入比就已经高达2.5倍，“远大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59倍）， 稍大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2倍）”[14]。 由于农村改革先行以及农副产品提价等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一度有所缩小，但自1984年以后二者的差距又扩大了，1999年名义收入差距比为2.64倍[15]。这也就是说，若大学毕业生去农村找工作，她所面临的工资的频率分布曲线会比城镇矮短得多。如图1所示，如果F（W）代表城镇的工资频率分布曲线， 则F'（W）就代表农村的工资频率分布曲线。 由于大学一般位于大中城市，在城市生活了4 年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期望是建立在城市而不是农村的现有基础上的，因此农村的收入频率分布与他们的可接受工资要求是相距甚远的。
即使农村里有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比如图1中W' 所对应的单位，也会因为空间距离遥远和信息不畅通等原因而非常难于找到。如图1 所示，在农村获得工资率为W'的可能性为π[,2]，远低于在城市获得具有相同工资率的单位的可能性π[,1]'。
2.工作转换成本高
工作转换成本是指一旦就业后要想离开原单位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它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工作接受成本，即在寻找新的工作单位中所支出的各种成本。一般说来，新旧单位所在地的空间距离越远，通讯条件越差，工作接受成本就越高。
二是工作离开成本，即离开原单位给当事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失。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与具体单位相关联的经济损失，比如很多单位明文规定，住房、职称、出国等与厂龄（单位服务期限）密切相关。离开原单位意味着具体单位服务期的中断，在新单位中须另建平台，从而眼睁睁地看着有关机会和福利从身边溜走。此外，单位服务取向的特殊人力资本的废置也不可小视，因为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这种人力资本就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回报，而且很可能是递增的，但若到新单位去，这种人力资本就可能没什么用，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回报。
三是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即在转换到新单位去的过程中必须向原单位支付的种种成本以及原单位设卡不放人时所导致的机会成本。前者比如所谓的违约金和人情费，后者则指在新单位已联系好但原单位不肯放人的情况下新旧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总和。
如果没有工作转换成本或转换成本很低的话，大学毕业生可以有这样一种选择组合，即或者在城市忍受失业但全力以赴继续搜寻合意工作，或者先暂时委身于农村的低工资工作，但边工作边搜寻，即进行在职搜寻，一旦找到理想工作就马上离开原单位而跳槽到新的单位去。
但在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性使得城乡之间的工作转换成本很高，这其中工作接受成本与工作离开成本是次要的，主要是与原单位的交易成本很高。由于农村单位招聘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很不容易，因此一旦招到，用人单位就往往在主观上把她当宝贝而不肯轻易放手，比如规定5年之内不准调离，也不准报考研究生， 否则要交付很高的违约金。但这种主观上的善良愿望却在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大学毕业生的工作转换成本，使她离开农村再进城市工作面临着难于逾越的成本门槛。
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特别是很高的交易成本无疑会提高大学毕业生的可接受工资水平，即使找工作是无成本的。原因很简单，即大学毕业生一旦接受了农村中的某个单位，她就有可能被“锁定”在那儿，为使终生收入现值最大化，她自然会希望起点工资尽可能高。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拉大农村的收入频率分布与大学毕业生的可接受工资要求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她选择去农村工作的可能性进一步变小。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两次大规模调查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1995年，城镇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已从12.76%显著地提高到了23.34%，而农村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占的比例却仅从0.49%上升到0.54%。这说明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很少回农村工作，更不要说来自城镇的大学毕业生了。
四、用人单位的工作搜寻行为
由于大学毕业生大多以城市里的单位作为首选的搜寻对象，因此这里只考察城市用人单位的工作搜寻行为。但用人单位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依不同的标准对它们进行不同的分类，而且不同用人单位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往往是不一样的，自然地，它们的工作搜寻行为也各有特点。这里分别选择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分析对象。选择前者是因为国有企业至今仍是吸收大学毕业生的大户，同时在多元体制中它代表着传统体制色彩比较浓的一极。选择后者则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是当前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是吸收大学毕业生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类企业，同时它也是新经济体制的代表。
1.国有企业的工作搜寻行为
前述工作搜寻模型表明，用人单位主要是根据求职者的工资要求和边际生产力来确定是否聘用大学毕业生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只是它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约束条件，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必须为解聘不需要的员工而支付很高的成本。解聘成本既包括经济成本，比如支付给被解聘员工一定的费用、被解聘员工所留下的岗位一时招不进合适人选时所导致的损失等，也包括非经济成本，比如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等。在没有解聘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将会根据生产经营状况不断地调整雇员的规模和结构，特别是它会倾向于用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替代原有的受教育程度较少的人，因为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前者比后者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因此，相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一般工人和农民工来说，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力要强得多，他们的就业也要容易得多。
但在我国，国有企业的解聘成本是很高的。它们若想解聘具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和干部（主要是大学毕业生），将面临着难于承受的高解聘成本，这其中特别是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巨大，前者比如被解聘员工的抵制和新闻媒介的报道等，后者比如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负责人的处理等。原因很简单，在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以及人们的就业观念还没有改变过来的情况下，被解聘对当事人来说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件难于忍受的事，而一旦当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外在化时，社会和政府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结果，虽然国有企业被赋予了用人自主权，但在实际中，解聘不需要的员工又往往成为十分困难之事。
高解聘成本导致国有企业的工作搜寻行为具有以下两个特点或结果：
一是对大学毕业生的现实需求量小于最佳需求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不需要的人推不出去，岗位腾不出来，限制了对新人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经验已告诉国有企业，大学毕业生请进来容易请出去难。虽然体制改革已使请出去难的程度较以前为低，但离进出自如的目标仍路途漫漫。因此，它们对大学毕业生的选择也就慎之又慎，除非特别急需或特别合适，它们是不会像以前一样轻易引进大学毕业生的。
二是大量聘用农民工。相对于具有城镇户口的工人和有城镇户口要求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农民工的招收和解聘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他们成了马克思曾论述过的“蓄水池”，很多国有企业在“减员增效”的改革过程中仍聘用了不少农民工。这似乎与人力资本理论和科技革命的要求相矛盾，但却是现实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的理性选择。
2.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搜寻行为
高新技术企业在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而且这一行业具有员工素质要求高的特点，因此，它们对于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应该比较大，事实上，它们也确实吸收了数量不菲的大学毕业生。但与国有企业一样，它们对大学毕业生的现实需求量也小于最佳需求量，只是原因不一样而已。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招聘障碍来自解聘成本，而高新技术企业的招聘障碍却来自聘用成本，即聘用新员工所必须支付的各种成本，包括工资成本、搜寻费用、城市增容费和其他支出等，其中特别是户口成本。
以高新技术企业比较集中的北京市为例。按照往年做法，京外生源大学毕业生进京需同时拥有“留京指标”和“进京指标”，它们分别为北京市教委和人事局掌握。获得“留京指标”是大学毕业生能留在北京工作的前提，而获得“进京指标”则是用人单位能接收大学毕业生的前提。从今年开始，为适应北京市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支持中央开发中关村的战略，市教委放宽了对非京生源毕业生的留京限制，对进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非京生源毕业生不再加以限制。但是市人事局对用人单位的进京指标的限制却没有相应放松，据调查，在中关村高科技管理园区5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大部分没有进京指标，不能给毕业生解决户口问题。而现阶段户口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又是相当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户口是大学生选择某一单位的前提条件。结果，供需双方都满意的买卖就因户口障碍而告吹。为发展日益红火的事业，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只能从北京生源毕业生和已经具有北京户口和较高学历的在职搜寻者中进行选择，或是大量聘用在校大学生做兼职工作人员。
无论是城镇生源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农村生源的大学毕业生都不愿到农村去就业而愿在城里谋得一职，即“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但城镇的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现实需求又由于各种制度成本的约束而远小于最佳需求。较多的大学毕业生追逐较少的空位，就业难现象在所难免。此外，经济和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企减员增效和机关机构精简以及信息透明度不够等原因，使工作匹配的难度进一步增大。因为减员增效和机构精简会释放出大量的既有户口又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与新毕业大学生的竞争中往往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信息透明度不够则会提高搜寻成本，从而延长工作搜寻的时间。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的分析表明，我国现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的发生，是转型过程中特殊制度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相互选择的结果，这其中主要是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解聘成本和户口成本极大地影响着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工作搜寻行为。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是相对的，具有转型性和结构性，在某些城镇地区特别是高校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他们有相对过剩的迹象，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他们则是绝对不足。在有信息成本的情况下，工作搜寻对大学毕业生来说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过长时间和过大规模的工作搜寻则肯定是一种资源浪费。因此，缩短工作搜寻时间，促进劳动力市场双方更有效地匹配，使大学毕业生就业更容易，对于高素质劳动力总体短缺的我国来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
本文对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政策含义是：
第一，深化体制改革，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办法是要发展经济，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但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从近期来看，则要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自主选择的约束，淡化单位的福利保障功能，同时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制度。
第二，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只要目前这种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不改变，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城市和沿海的局面就不可能完全扭转。但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来改变他们对于在城市和沿海就业较难与在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较易之间的选择组合，比如，如果他们愿意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工作，那么可以减免他们的上学贷款，允许他们可以随时报考研究生，对他们离开原单位不作特殊的限制，给他们自己创业提供各种便利和优惠等。
第三，建立全国联网的公共工作银行。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存进工作银行，大学毕业生的求职信息也存进工作银行，而且这些银行全国联网。工作银行的信息免费对所有的招聘者和求职者开放，双方都可以在工作银行中各取所需。公共工作银行的建立既可以促进效率，即大大降低工作搜寻成本，使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双方得到更好的匹配，也可以促进公平，因为在没有公共工作银行的情况下，很多用人单位是通过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渠道来招聘所需人才的，显然，这种聘用方式对于没有或很少社会关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公共工作银行的建立可以避免这种不公平。正因为公共工作银行能兼顾效率和公平，很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有的国家比如西班牙甚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把所有空位信息都告诉公共就业服务中心（PES）， 而且只有在空位信息告诉PES三天之后，用人单位才可以采用其他的聘用渠道[16]。
最后，大学毕业生也要转变就业观念。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它却在本文中获得了新的理论支持。我国现在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加，远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业环境变紧在所难免。如果大学毕业生仍固守传统观念，对物质待遇和工作环境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无异于自己把工作选择空间变小了。因此，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适当降低工作搜寻中所持的可接受工资水平，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工作转换成本肯定会降低，首次选择的工作对于终生收入现值最大化的重要性自然也会减小。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教育部“九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整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它是我在哥德堡大学做访问研究期间完成的。感谢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和瑞典学会（SI）的资助，感谢Bjorn Gustafsson和郑京海对论文初稿的有益评论，但文责自负。
收稿日期：2001—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