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唯物主义论文,当代论文,价值论文,科学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反思，在直接性的意义上催生了对“唯物主义”概念的重新考察。在传统苏联教科书体系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界定，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这一方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和运用，甚至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这样一种看法。一方面藉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成果的介绍，另一方面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和思想研究的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逐渐得到了凸显。相应地，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形成“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进而将这一思想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的传统看法逐渐被替代为：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分析中逐步确立起来的，而这种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克服并超越唯心主义，是同历史性方法的确立和历史性视域的开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辩证的”和“历史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深化的今天，在对客观历史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联系区别、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等一系列问题的考察中，唯物主义概念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理论交汇点，我们应当首先搞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在使用“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时力图实现的理论目标及与之相关的其他范畴，唯物主义概念的思想史考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上述问题。 一、近代唯物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概念 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尽管通过对“materialism”概念的拉丁词源“materia”的梳理，可以将“唯物主义”概念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甚至到古代印度哲学，但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却是一个晚近的事实，只是到了18世纪的上半叶，才在法语(1739年)、英语(1748年)和德语(1726年)文献中出现了“唯物主义”的用法①。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唯物主义概念的使用所表明的，这一术语在18世纪所指涉的对象就是法国的唯物主义。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最先以现代哲学的方式提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笛卡尔，另一方面则是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虽已注意到了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但唯物主义思想真正在德国产生影响是在青年黑格尔派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之中，特别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提出之后。正如马克思所提到的那样(主要是在《神圣家族》中)，这种“唯物主义”不仅包括法国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还包括英国经验论(功利主义)。 自19世纪40-50年代开始，在西欧各国，主要是德国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思潮。这种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机械唯物主义的传统，但它直接依托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尝试以生物学的方式来解释人的意识，以实证的方式来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这一流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有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纳、杜林等，到了19世纪末则主要是以海克尔、冯特等人为代表。需要注意的是后者的理论背景，即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导致人们对自然进化的推崇和道德进步的追求。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虽然也会强调这种“唯物主义”的庸俗性，但没有对这种“庸俗唯物主义”与之前提到的“机械唯物主义”进行区分。或者说，由于这种“庸俗唯物主义”自身的机械性特征，往往也被归入到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之列。然而严格说来，虽然这两种唯物主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都是一种机械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但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前者被称作“机械唯物主义”或“法国唯物主义”，后者则被称作“庸俗唯物主义”或“科学唯物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历程来看，二者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众所周知，马克思最初对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好感，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虽涉及作为朴素唯物主义重要内容的原子论，但马克思显然对强调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更为关注。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曾怒斥普鲁士政治现实中“下流的唯物主义”对理性的背离。传统研究认为，只是到了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时，马克思才借助费尔巴哈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然而，由于存在费尔巴哈从未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事实，上述唯物主义转变论近年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既包括“一次转变论”与“两次转变论”之间的对话，又涉及“哲学唯物主义”、“一般唯物主义”、“法权唯物主义”等概念的争论。虽然我们在追溯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转向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立场时，经常提到费尔巴哈的名字，但严格说来，费尔巴哈只能算作是唯物主义的“同路人”，准确地说，1843年至1845年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影响是他的人本学理论，即强调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的“人类”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并以之批判黑格尔从抽象的、非存在的绝对精神出发的“逻辑的神秘主义”，以及仍然拘泥于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自我意识哲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给出了清晰的说明：“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这种形而上学(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②换言之，我们与其强调青年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毋宁关注其跳出自我意识哲学，走向人本学，并且反思、批判黑格尔“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发展历程。 显然，这样一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并不足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本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在1845-1846年间，也就是在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从借助费尔巴哈转向唯物主义，到批判费尔巴哈建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从一般的或哲学的唯物主义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个探索不断深化、转型，甚至是“断裂”(阿尔都塞语)的过程。相应地，一个新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既然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和一般唯物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法权唯物主义存在质性差别，那么在传统研究中何以重视并强调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以及费尔巴哈的重要性呢？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非常简单而明了。他们认为，在苏联斯大林主义的解释模式中，在“哲学的党性原则”基础上过分强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并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应用。这种解释模式的始作俑者就是在辩证法问题上“反对马克思”的恩格斯及其后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如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他们受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思潮影响，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阐释中过分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方法论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将费尔巴哈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正如柯尔施所认为的，“在马克思主义较后的发展中，由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一定历史形式经验地得出的批判的唯物主义原则，扩展为教条主义的原则；这种原则竟然要以同样方式先验地运用于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时代和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发展”③。 二、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阐发及其理论诉求 如果我们注意到1850年代以降“庸俗唯物主义”兴起的思想史语境以及这一思潮背后的社会历史变迁，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化”特征日益彰显、自然科学发展及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如实证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与资产阶级社会进步常态化(如进步主义)，等等；那么，恩格斯晚年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性考察以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就不应被看作是一种错误路向的肇始，而应放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时代化”的特定语境中来理解。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历史认知方式转型，1870年代以后，“恩格斯开始通过宣传‘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转化的故事以及其他相关方式提高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吸引力，以便为世界观引导设立明确的清晰的标志。这种世界观的引导不仅面向那些有可能被虚假解放的资产阶级形式所吸引的工人，而且面向那些有可能被恩格斯对当时文化和政治形势的分析所吸引的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④。结合《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以及恩格斯为《资本论》所写的书评和通信，我们可以发现，“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阐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理论诉求： 其一，是利用19世纪中叶以来日趋流行的唯物主义思潮，通过介入、参与这一思潮的建构，来直接性地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引导确立明晰的坐标。也就是说，通过“拍麻袋打驴”的方式建构出一种具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辩证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里的“麻袋”是指费尔巴哈“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而要真正敲打的“驴”就是作为新形式出现的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或“科学唯物主义”。 其二，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过程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重新发现有关，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可以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在黑格尔被当作“死狗”扔在一边的情况下，重新强调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同时又可以借助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撇清干系，说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即“唯物主义辩证法”。另一方面，这样一种辩证法的直接批判对象就是形而上学。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著作中，这种形而上学主要是同神学和“思辨哲学”挂钩，而在1870年代之后，这种形而上学藉由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过度诠释”，成为了批判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重要标签，同时也开始获得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孤立的、静止的、否认事物内部矛盾”的含义。因此，通过“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阐释，辩证的唯物主义提供了一种对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的科学批判方法。 其三，这种唯物主义的阐释还同19世纪末工人运动的实践需要直接相关。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该书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其中专门讨论了唯物主义传统与英国、法国、德国工人运动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具体说来：首先，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唯物主义传统是同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其次，在资产阶级逐步推翻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唯物主义(以经验论、自然神论等形式)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但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却在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踟蹰不前，陷入一种“半截子的唯物主义”，因此，恩格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再次，这种观点的显著特征是辩证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即“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并“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得益于马克思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驱逐出去。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阐发以及“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的思想史线索建构，本身是同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发直接相关。这种唯物主义一来在英国经验论和法国启蒙运动中具有特定的历史传统，是同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现代社会转型内在一致的；二来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实现了对唯心主义的驱逐以及对辩证法的改造。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事实的确如此，就像恩格斯的很多同时代人一样，他寻求的是一种物质世界、自然和人类历史中发展的演进形式，正如他在《费尔巴哈论》中所写到的那样，坚持一种‘经过曲折反复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形式’。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既赞同又反对黑格尔。更进一步，‘发展的辩证规律’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保留一种唯物主义的同时也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搭建了一座桥梁。通过否定唯心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以及当时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恩格斯在竞争中不得不提供一种建构总体原则性的意识形态的基石——即便他一再强调对体系建构的批判。”⑤换句话说，这种唯物史观的阐释，潜在地构成了第二国际及其后苏联(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直接出发点。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伯恩施坦制订了一种特定的哲学前提，将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它强调，所有现存事物是由物质及其不同形式和组合方式构成的，所有这些物质性存在独立于人的认识之外”⑥。更进一步，在同新康德主义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庸俗哲学相竞争的意义上，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最初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逐渐脱胎于“唯物史观”的阐发，并经由上世纪20-30年代苏联哲学内部的两次争论，最终定型为体系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一教条化哲学体系的反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并不少见，结合上文思想史的考察，我们有理由坚持： 第一，尽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这一体系的确立可以追溯到恩格斯，但并不能将全部的责任归咎于恩格斯。应当看到，这一体系的确立本身是面对特定的思想史语境和现实的实践需要，在历史中逐渐确立下来——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说是出于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竞争的“反向建构”，因而我们应对其进行历史的、辩证的评价，不应“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 第二，即便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内部，上世纪50年代以来也已经出现了多次对这一体系的反思和调整，其中的理论创见和价值不应被忽视。这里仅举一个关于“唯物主义”理解的例子。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而著称的伊里因科夫，曾提出一个饱受争议的概念：“观念东西”(作为理解唯物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尽管伊里因科夫自己也因为这一概念中“隐含的唯心主义”倾向而受指责并郁郁而终，但其研究中涉及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关系、《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思想语境，推动了苏联和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并与同时代西方左翼学者的探索产生了一定的呼应。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当代西方激进思潮对唯物主义的理解 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强调唯物和唯心的对立，进而展开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做法不同，20世纪西方左翼学者，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进而在终结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甚至可以这样来界定二者的区分：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来说，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的哲学和认识论)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提供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特征本身来源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辩证本性，只有“哲学的唯物主义”才真正坚持了这种辩证法。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后的当代激进哲学话语)来说，是辩证法提供了一种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前提。相应地，自卢卡奇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被理解为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而“唯物主义”首先是作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范畴进入“批判理论”的逻辑话语。 在著名的《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一文中，霍克海默追溯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并辨识了17-18世纪“机械论唯物主义”与19世纪“物理学唯物主义”的差别，以及与“唯灵论”相对应的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同与“唯心主义”(观念论)相对应的唯物主义之区分；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了从德国唯心主义发展而来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中所蕴含的反对实证主义形而上学的时代特征。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更接近于一种直观的形而上学，错误地想把直观的形而上学与唯物主义撮合在一起”，因而是一种对现代社会总体性存在的无意识，而“唯物主义坚持概念与对象之间存在不可消解的张力，因而具有一种炸碎思维无限性的批判性力量”，相应地，“当代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不是由其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形式特点所表征的。而是由其内容，即社会的经济理论所决定的”。⑦显然，这种唯物主义就是卢卡奇和柯尔施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是否定性的历史辩证法。这一唯物主义的理解在霍克海默的继任者阿多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被明确地界定为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 有趣的是，这种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解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中不仅得到了继承，也产生了分化。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开篇，最先批判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哲学唯物主义”，即上文所提到的恩格斯以降，第二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费尔巴哈的推崇。其目的无外乎是将“批判理论”中对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贯彻到思想史的阐发中去。哈贝马斯则截然不同，他从另一个角度建构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史线索，这就是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内部对总体性瓦解的意义上，强调晚期谢林哲学对唯物主义传统的贡献。无独有偶，齐泽克近年来对辩证法的重新阐释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谢林。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西方激进思潮的话语语境中谈唯物主义概念，还有一个注定无法绕开的名字，就是阿尔都塞。可以说，正是通过阿尔都塞(尤其是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唯物主义问题才藉由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问题的理解，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哲学的反思，直接凸显为一个当代西方左翼话语中的理论焦点。针对上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术界在马克思研究中流行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思潮，阿尔都塞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和回应，认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人本学之间存在着“问题式”的断裂，马克思颠倒黑格尔的方法是一种以矛盾多元决定为特征的结构辩证法。可以说，这样一种结构辩证法本身是对抽象主体的直接证伪，其中所隐含的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也内在地通向阿尔都塞晚年提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观念。 不得不承认，唯物主义这个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滑动的能指”。在不同的思想流派和理论家那里，作为同一个术语的唯物主义概念，虽然可能指向共同的目标，但在术语的背后是特定的理论构架。一方面，当代学术语境中对唯物主义的形形色色理解，尤其是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超越，以及其中涉及的各种新的思想资源，成为今天摆在我们追寻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上的一道道迷障；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甚至是竞争性的理解中也包含着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通幽曲径”。将当代激进话语中的唯物主义理解，同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和阐发，以及20世纪西方左翼思潮的演进、近现代世界兴起以来各种唯物主义思潮的兴替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唯物主义既存在于社会历史运动的自我展开之中，也存在于以哲学的方式把握这一运动规律时所遭遇到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之中。 注释： ①Herausgegeben von Joachim Ritter,Karlifred 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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