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研究中滥用数学方法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数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门科学的定量化，实质上也是意味着一门科学的精密化、成熟化、完善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门科学只有能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①]把数学引入经济领域，有可能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尽可能用简单而精确的数学关系表达出来，并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对所掌握的有关数据进行科学加工处理，以揭示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最优的数量关系。数学对经济学曾作出过重大贡献，比如投入产出法引入国民经济核算，数理统计学对经济资料的收集、处理、检验及误差分析方法的提供，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拓宽了经济学的视野。
然而现代世界经济学术界有种数学形式主义倾向，把经济学完全变成了数学，有的认为数学越深越好，不考虑对经济工作是否有用，已早已引起西方众多经济学者的严重忧虑，纷纷撰写论文，提出批评。许多人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处于危机之中”，经济学“是一种完全虚构的假说”，其中作者就包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节夫。近年来，我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积极方面的同时，也把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一并引进来了，学术界普遍流行“拜数主义”，写文章、做课题，无论有没有必要，都要加点数学方法，现在写经济文章不用数学方法也显得不够份量，甚至被别人看不起。这种“流行病”现在越来越厉害，到了应该冷静思考的时候了。本文就这种现象进行剖析。
一、研究目的错位，把数学作为“装饰品”
当前，经济理论界有种“丑陋”现象，著书立说目的考虑的是如何对自己有用，对评职称、成名成家有用，较少考虑研究结果的应用意义。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搞数学的“玩”起了经济学，搞经济学的“玩”起了数学。有些进行数学研究的人，感到要在数学领域搞出点名堂来太难，就转而研究经济学。这本来是一种好现象，如能把数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对经济理论、经济工作都是一种贡献。但又不好好地学习经济理论，对经济知识一知半解，对经济工作更是缺乏研究，遇到问题就想用数学方法解决。更有一些人没有摆正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不是在经济学中引用数学，而是把经济学引入数学，变成了数学，写的东西全是数学符号，很难从中嗅出点经济学的“味道”来，给自己的著作却起名为“高级经济学”、“经济学新体系”等等。真怕有一天如果有人感到经济学中的数学也搞不出名堂来了，用数学去论证哲学、文学、历史，那样学术界不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悲惨世界”。
还有一些人本业是搞经济研究的，看到文章中有点数学方法容易出“成果”，也跟着时髦，弹起了“数学五线谱”。可他对数学又缺乏深入了解，只能生搬硬套，搞出的东西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用，更不用说用来指导经济工作了。个别学者自己搞些没有用的研究也就算了，还要年青人跟着搞，不是“博导”，而是“误导”。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缺乏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研究出的结论，是经不起实践验证和历史考验的。这种研究目的明显错位，把经济学、数学引入歧途的行为应受到坚决批判。
二、忽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没有认识到经济理论对数量经济研究的基础作用
应当承认，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进行数量经济研究用意是好的，希望通过研究探索出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法和途径。然而，现实是许多人的研究成果仅仅“纸上谈兵”，很少被实际工作者采用，实现不了价值。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从数量到数量，没有揭示出经济现象的本质特性。
研究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不能脱离它的质而单纯地研究量，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研究的是抽象的数量关系，而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是有其质的规定性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同样，没有质量也就没有数量。唯物辩证法中质量辩证关系公式表现为“质——量——质”，经济领域的质量辩证关系重点是两端的“质”，“量”只是方法、手段，通过“量”来认识“质”。即认识社会经济，对现实生活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是第一位的，认识方法（包括数学方法）是第二位的。尽管数学方法有时可以起很大作用，不用它不行，但这种基本的次序不能颠倒。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②]影响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因素；有的可以定量化，有的只能定性化；有直观、直接的影响，有的是间接影响。在用数量关系表现经济现象时，研究者往往不能客观地把握现实经济，以自己的偏好和条件收集资料，内在因素考虑得多，外在因素考虑得少；可定量化的因素考虑得多，不能定量化的因素考虑得少；直观、直接影响因素考虑得多，间接因素考虑得少；从而使数量关系内容不全，不能全面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产生误差。
在进行定量分析时，由于资料限制、人们思维范围的限制及经济现象的变化，理论值与实际值之间总会有不一致的时候，这是正常现象。关键是要在一定的可信度下，把误差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然而研究者往往对误差避而不谈、甚至不承认误差存在、出现误差又不加以有效控制、调整，以至发生与实际严重脱离。有人曾对国内四个宏观经济模型预测性能比较分析，发现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全在4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00%，远远超出我国经济波动的幅度。这就要求进行数量经济分析时，必须正确对待误差并加以计算和控制，使理论尽量逼近实际。
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是有规律的，但同自然规律不同的是经济规律受生产方式的制约，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其数量表现也是变化的。物价指数、产业结构、生产发展速度等等在一定条件下，在短时间内可能变化不大，但生产方式改变了，社会经济条件改变了，时间长了，它的数量表现是必然要改变的。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根据历史资料，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经济行为、统计资料建立的数量关系，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现代经济的需要。所以在利用历史资料、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有动态的观点，要分析历史资料、方法所处不同时期的特点，分析其行为走向及其真实可靠程度，对资料进行调整，对方法进行更新和维护。同时要具有战略眼光，注意未来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及不确定性。
经济研究没有数据、没有定量分析，会缺乏说服力，缺少精确性；而只有数据，没有经济理论基础，定量分析则缺乏可信度。数量经济研究通过数量计算和数量关系来反映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须以经济学所阐明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有了这个理论基础的指导，才不致产生就数量论数量，不致迷失数量经济研究的方向。
总之，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定量方法也有局限性，应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对不同的科学领域、研究对象以及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应用数学的方法和内容应有所不同。必须克服用方程代替科学，用数学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
三、为研究而研究，不注重研究成果的使用价值
理论来自实践，更重要的是要能指导实践。数学需要同经济学（相反也是）结合，但只能是有机结合，不能为结合而结合。数学符号和公式可以使我们得到有价值的结论，也可以使我们得到毫无意义、甚至是错误的结论。经济学中的数学形式主义最突出的表现是数学越来越深、模型越来越大，关系越来越复杂，只注重数学推导，只从数学方法本身研究问题，较少考虑数学方法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意义。这必然会带来实际应用时资料收集困难，或虽经努力可以收集到所需资料但投入产出比不合理。数学推算可以用假设数据，实际应用则必须要求有准确、及时、全面的资料。当人们感到使用一种模型资料取不到或虽可取到但得不偿失时，这种模型也就失去了使用价值。
另外，常常发现在用数学方法解释经济问题时，缺乏针对性，“乱开药方”，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或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对原本不复杂的问题或用简便易行的方法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人为地将其复杂化，不论什么场合，不讲条件地使用复杂的数学方法，使人不知所云，抓不住问题的要害。而对复杂的问题，头脑却太简单了点，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没有从各个角度、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加以探讨，仅用一个方程或一个公式片面的表现问题，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四、把“半成品”视为“成品”，自己不推广，别人不敢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数学方法在经济实践领域是否具有推广价值，一定要经过应用才能得出结论。数学模型只有先在小范围内进行“实验”，总结经验，认为可行之后，才算得上是成品，才具有生命力，实际工作者才敢用。列昂节夫研究投入产出法最初也是从学术兴趣出发的，后来他注重了把研究成果与实践相结合。1931年开始研究投入产出法，1936年在美国发表了《美国经济系统中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一文，1941年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1919——1929》一书，1953年又出版了《美国经济结构研究》一书。在这些著作是，列昂节夫系统地论述了投入产出原理，并利用美国公开发表的经济统计资料编制了美国经济1919、1929和1939年的投入产出表。由于其方法的科学性、论证论据的充分性，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并迅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应用。反观我们有些学者证明自己的观点只有论证，没有论据，缺少说服力，研制成果“推销”不了，进不了经济实践领域。
有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应用问题，利用研究成果去模拟现实经济，解决经济问题。但对得到应用结果的过程却隐晦较深，人们无法分析数学方法的内部结论以及过程对结果的影响。对一些直接关系到结果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加说明，人们看到的仅是几个最终结果。这种结果由于人们不能进行正确评价，也就不敢放开大胆的使用，这也是一种“半成品”。
笔者这里仅对经济领域滥用数学方法提出批判，并非一概反对数量经济研究。撰写此文目的是希望理论界能抱有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针，把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出为人们所理解、操作简便、能真实反映经济规律的科学成果，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一代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