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农业论文,粮食安全论文,农产品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中国加入WTO前，很多学者做出预期，即受资源禀赋的制约，中国在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上缺乏比较优势，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比较优势还将进一步弱化。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会逐渐下降，这意味着，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农业生产会受到不利影响，加入WTO后中国会成为大宗农产品的进口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势必逐步提高，从而引发粮食安全问题。因此，在加入WTO后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当时中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加入WTO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农业的发展情况与上述加入WTO前的预期一致，即农作物播种面积显著减少，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幅更大。2000-2003年，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从1.562亿公顷减少到1.523亿公顷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从69.5%下降到65.4%②。除了国内外市场条件不利外，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上述背景下，从2004年起，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措施，例如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这些措施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到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扭转了农作物播种面积下滑的势头。200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异常下滑和粮食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后农作物播种面积从原来公布的1.570亿公顷下调到1.521亿公顷，而粮食播种面积仅从1.055亿公顷下调到1.050公顷③。2006年后，尽管农作物播种面积保持增长，但粮食播种面积增长较慢，致使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呈现下跌的态势。
尽管加入WTO后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使中国农业部门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但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增加值均以较高幅度持续增长。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是，中国农业总产值的增速快于农业增加值的增速，即农业生产的物质成本以较快速度上升，这种发展态势从侧面揭示出，中国农业竞争力仍在逐步削弱。
加入WTO后，中国粮食生产也很快摆脱了加入WTO后初期下滑的势头，从2004年开始连续9年实现增产。粮食单产在这一期间基本上稳步增长，年均幅度为1.8%④。这一幅度虽然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趋势，但高于同期中国人口增长率，即单纯从人均可获得的粮食数量看，加入WTO后中国粮食安全状态仍趋于改善。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加入WTO后尤其是2004年以后，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所提高，粮食安全状态趋于改善，这与最初人们在加入WTO前的预期有明显的反差，因而有必要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本文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和其他因素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提出待检验的假说；第四部分介绍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设定模型并选择估计方法；第五部分报告并分析模型估计结果；第六部分在梳理重要发现的基础上剖析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一)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集中在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对国家整体利益以及农业生产的影响上，关于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影响的专门研究不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文献运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扩大对外开放给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以及各部门(包括农业部门)带来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为制定世界贸易规则以及各国参与和应对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初期，很多研究力图对扩大对外开放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它们通常认为，发达国家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和消除其他形式的农业保护会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产生很大的正面影响(例如Valdés and Zietz，1980)。然而，Sharma et a1.(1996)认为，贸易条件的改变会给一些非洲国家或农产品净进口国带来损害，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净福利将受到负面影响。Ingco(1997)指出，发达国家国内扭曲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影响，消除扭曲的政策能够将贸易自由化产生的轻微损失转化成潜在的利益。
除了对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对单个国家做深入分析。例如，Tennakoon(2000)和Lips et a1.(2003)分别对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参与区域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区域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对其国家整体利益产生不利影响；Anderson(2003)对不同政策下中国和印度农业部门发展趋势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贸易政策选择会对农业部门的发展产生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影响；Harrison et a1.(2002)就区域、多边和单边贸易政策对巴西经济增长和贫困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该国整体利益和农业部门产生积极的影响。尽管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贸易自由化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影响，但由于所用的多国别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的特点，从这些研究结果中仍可以发现扩大对外开放对本国和其他国家农业部门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和国内政策调整对中国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也多被包括在关于贸易政策变化对中国各个产业部门影响的研究之中。例如，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1999)运用GTAP模型模拟了不同的加入WTO方案下中国主要农产品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变化情况，认为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中国农业生产不利；黄季焜、李宁辉(2003)运用CAPSiM模型对贸易自由化政策方案的后果进行了预测，认为从长期来看，由于中国非农产业和城市化发展将导致资源流出农业部门，中国农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将会下降。
(二)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国内许多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与统计描述相结合的方法，从粮食生产、消费、储备等角度描述中国粮食供需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可行策略和发展路径(例如任柏强，2004；刘振伟，2004；潘岩，2009)。有学者提出，粮食安全问题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特征，研究时应该注意把握好时期、阶段和尺度(姜长云，2002)。现阶段，中国粮食供给已由长期短缺逐渐转向相对过剩，导致生产、消费和储备等环节发生变化，从而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胡元坤，2001)。
在加入WTO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方面，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些学者研究了中国的耕地和水资源等条件，认为中国在粮食生产方面缺乏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后，中国粮食进口会增加(Conforti and Salvatici，2004)，同时，粮食自给率则会下降(Anderson，2003; Tong，2003)，从而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蒋庭松，2004；樊明太、郑玉歆，2005)。而持有积极态度的学者则从经济理论出发，认为加入WTO有利于中国按照比较优势调整国内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让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农产品退出生产领域(卢锋、梅孝峰，2001；林毅夫，2004；蔡昉，2005)，并通过国际市场与进口机制调节国内农产品的供需平衡，从而更有利于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柯炳生，2004；朱晶、钟甫宁，2004)。还有学者提出，加入WTO后中国粮食自给率并不会显著下降，中国政府依然可以在WTO框架下实现现阶段的粮食安全目标(Fuller et a1.，2001)。
其实，上述观点的分歧体现了对粮食安全的界定与衡量标准的不同。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以较高的粮食自给率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基于这种认识，加入WTO所造成的粮食自给率下降与进口增加，都将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有很多。例如，倪洪兴(2009)认为，考虑到国际粮食市场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大等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内基本自给，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粮食生产的支持与保护；粮食进出口贸易主要是为调节余缺、弥补国内粮食供给的不足。郭玮、赵益平(2003)的研究表明：中国在粮食流通体制、耕地资源流失的约束机制等方面的不完善，将有可能造成粮食市场波动，甚至引发粮食危机；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加强对耕地资源的保护，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同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
近年来，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伴随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一些学者提出，不应该单纯地以粮食自给率的高低作为衡量国家粮食安全与否的标准。在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重新分工，充分利用国外的粮食市场来实现中国的粮食供给安全。李成贵、王红春(2002)认为，中国粮食安全面临来自耕地、水资源、农业科研投入、粮食流通体制、生态安全等方面的严重制约，在加入WTO以后应该适时做出调整，改变粮食自给自足的政治观念，不能只局限于国内的粮食供求情况，而必须同世界的粮食供求情况联系起来；同时，也不能只局限于粮食本身的生产与消费，而必须将整个食物的生产与消费联系起来。傅龙波等(2001)利用中国主要粮食产品(包括小麦、玉米、稻米、大豆和大麦)的进出口数据，测算了主要粮食品种(尤其是净进口品种)的各重要进口来源国在中国粮食市场上所占份额以及中国在这些国家粮食出口市场上所占份额。通过考察这些份额的变化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主要粮食品种的进口来源相当集中，但是，目前的粮食进口水平对中国粮食安全尚未构成威胁；适当地利用国际市场，有助于从平衡年度间供应等方面提高中国粮食安全水平，若中国能使进口来源国进一步多样化，则中国粮食安全的程度还可以更高。郜若素(1997)通过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认为粮食贸易自由化会使贸易双方都受益，农民从中获得的收入要比贸易保护时多。中国过去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困扰，主要来自于对国际粮食禁运的担忧。然而，很多分析都表明，中国粮食生产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能够实现国民基本温饱的目标，并且随着中国市场机制的发育，即使出现国际粮食禁运国内生产也能够很快做出适应性调整。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中立的态度，认为贸易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既具有积极的一面，又具有消极的一面。蒋庭松(2004)总结了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整体来看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负面影响并不太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农业保护水平在加入WTO之前就比较低；但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某些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而言，扩大对外开放以后他们的收入水平可能下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粮食安全状况。林毅夫(2004)认为，加入WTO以后，中国多进口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对国内资源配置状况的改善、经济增长以及农民收入提高都会有好处；但是，考虑到有些出口大国常以粮食作为“武器”来达到政治目的，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倡议，尽快达成禁止将粮食作为“武器”的协议，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Diao et a1.(2002)用CGE模型就加入WTO对中国农业与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政策效果模拟。结果表明：如果单纯地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程度，中国农业生产与农业收入水平将由于农产品(特别是谷物)进口增加而恶化。只有实现全面的贸易自由化，才能使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都受益。但是既便如此，一些欠发达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与农民，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冲击。
可以看出，上述关于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研究多为事前模拟性研究，由于对未出现的情况只能进行主观判断，不同学者模拟出的结果不具有可比性。本文研究在中国加入WTO十一年后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背景下，通过模拟模型进行事后分析，模拟结果可与真实情况进行对比，从而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三、待检验假说
从国民经济整体看，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缺乏比较优势，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品适合大规模制造的产业)则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从农业内部来看，中国粮食和其他一些大宗农产品缺乏比较优势，部分园艺产品、水产品和深加工农产品则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上述背景下，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将同时引起国民经济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也随之改变。而随着生产要素由粮食生产向其他农产品生产流动，农业内部的粮食生产能力以及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生产能力都会发生变化，即粮食生产能力下降，非粮食农产品生产能力上升，从而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发生变化，但其变化的方向则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本文在探讨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影响的同时，结合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以判断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在本文研究中，分别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来代表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安全水平。
从整体来看，扩大农产品进口后，国外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价格优势得以体现。随着这些农产品进口增加，国内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生产会出现萎缩，其自给率下降，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受到不利影响。但是，生产要素会从效益较低的农业流向非农产业，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得到提高，国家的整体福利也得到改善。而在农业内部，扩大农产品进口后，缺乏比较优势的粮食生产将萎缩，粮食进口增加，生产要素将从粮食生产部门流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非粮食生产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的生产能力会随之提高。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第一个假说：
假说1：其他因素不变，扩大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会产生不利影响，但对前者影响较小。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农产品出口后，中国农产品出口规模扩大，但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增加较多，缺乏比较优势的粮食产品则出口增加较少，因为扩大农产品出口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较小。但是，从长期来看，生产要素会逐渐从粮食等比较收益较低产品的生产部门流向园艺等比较收益较高产品的生产部门，中国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得以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得以提升。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第二个假说：
假说2：其他因素不变，长期来看扩大农产品出口有助于提高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对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作用有限。
扩大对外开放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价格联系越来越密切，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市场价格逐渐对国内农产品生产产生影响。而由于中国目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仍然存在限制贸易的政策措施(例如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外市场价格的统一。因此，国际市场价格无法完全替代国内市场价格，二者均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产生影响。据此，提出本文研究的第三个假说：
假说3：由于国际市场价格向国内市场的传导机制不完善，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上升均会对中国农产品生产和粮食供给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产生积极作用。
四、模型设定和数据
(一)模型设定
在本文研究中，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⑤和农业总产值(增加值)来表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是反映农作物生产能力的指标之一，而比较优势弱的农作物的生产在扩大对外开放后最可能受到冲击。农业总产值(增加值)反映农业部门的综合产出，其中既包括那些扩大对外开放后受到冲击的产品，也包括从中受益的产品，因而能够体现资源配置优化后农业部门生产力的总体变化。而且，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会引起消费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因而农业总产值(增加值)可以反映出农业内部结构调整情况下农业总体生产能力的变化。
从可操作性的角度考虑，本文用粮食生产能力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替代指标，即假定增加本国粮食产量(生产能力)会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如前所述，这种处理方式忽略了经济效率因素，这实际上排除了通过贸易满足粮食需求的选项，但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生产能力是判断国家粮食安全状态的核心指标⑥。粮食生产能力分别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单产)指标来反映，前者不仅取决于耕地资源约束，还取决于粮食与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竞争；粮食单产反映在既定技术和市场环境下可以达到的生产水平，粮食总产量则由单产和播种面积共同决定。
本文构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模型和粮食生产能力模型，共6个方程。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模型中，3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增加值。在粮食生产能力模型中，3个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量。每一个单方程的具体形式为：
(1)式中，i代表中国31个省(区、市)，t代表年份。
分别代表对外开放程度、涉农政策、地区经济特征和农业生产条件四大类变量。本文重点分析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的影响。这四大类变量具体为：①对外开放程度，包括农产品进口依存度、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国际市场价格、地区经济开放度和国际市场需求。②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影响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农业生产价格、粮食生产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自然灾害强度。③地区经济特征，包括反映地区发展水平和特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技术劳动工资、二元经济程度和城镇化水平。④涉农政策，包括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种粮农民直接补贴、退耕还林、农业税减免和财政支农支出。
在上述6个方程中，四大类变量所包含解释变量基本相同，不同在于：涉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3个方程使用农业生产价格作为解释变量，涉及粮食生产能力的3个方程使用粮食价格作为解释变量；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还考虑了上年播种面积⑦，而不包含自然灾害强度；粮食总播种面积方程的解释变量中还考虑了当期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以反映粮食生产面临的耕地资源约束)，而不包含自然灾害强度；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增加值两个方程的解释变量中没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1.数据来源。中国从1986年开始进行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谈判，至1997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已经基本满足加入WTO对中国农业提出的最低要求。为了更好地分析农产品市场扩大开放对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本文使用1997-2011年期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来分析。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来源为：国家统计局编纂的1997-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⑧、《中国农村统计年鉴》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纂的1997-2012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⑩，农业部编纂的1997-2012年《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1)。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模型各变量的定义、处理方法及简单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表1分别列出了1998-2001年期间(即加入WTO前)和2008-2011年期间(12)(中国度过6年的加入WTO过渡期后)各变量的算术均值。比较两个时期的变量均值可以看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均略有下降，但产出均有所增长，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农业总产值，其次是农业增加值。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基本上未发生变化，但农产品进口依存度由前期的9.6%急剧提高到后期的26.2%，地区经济开放度也由23.8%提高到30.5%。在这一时期，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了70%，相比之下，国内农业生产价格和粮食生产价格仅上升了40%左右。其他重要的变化有：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低技术劳动工资均翻了一番，二元经济特征趋于下降，城镇化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三)估计方法
由于模型中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价格等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因而具有内生性，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直接估计会出现偏差。对于这种情况，适合的方法是将所有方程作为统一的系统模型进行估计，但现有的计量经济软件无法直接用面板数据估计系统模型。
从操作性的角度考虑，本文研究的模型中包含一定数量的内生变量(包括农作物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农业增加值、农业总产值)和可能具有一定内生性的解释变量(包括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和农产品进口依存度)。为了解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对于每一个方程，将所有外生变量的当期值、具有内生性的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以及内生变量的滞后一期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将被解释变量的拟合值作为工具变量放入原方程中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为了控制不同地区固有的规模差异，模型包括了截面固定效应。鉴于截面数据容易出现异方差问题，本文估计模型时选择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自动对异方差进行校正。
五、模型估计结果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模型
1.估计结果。表2报告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方程、农业总产值方程和农业增加值方程的估计结果。所有方程的F值均超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
和均非常接近1。这表明，这些方程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变异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2.估计结果分析。(1)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地区经济开放度在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意味着，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地区经济整体开放则导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下降，这很可能是由非农产业竞争耕地资源导致的。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在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国际市场需求在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可以被看作对上述情况的间接证明：当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上涨时，本国生产者会将其看作扩大种植面积的积极信号；然而，国际市场需求主要是对非农产品的需求，其增长会拉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进而加剧与农业竞争资源。
在农业生产条件变量中，国内农业生产价格在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二元经济强度在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意味着，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的地区较可能维持较大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即这样的地区对农业依赖程度较高。上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系数为0.83，这表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调整存在很强的短期刚性。在4个政策变量中，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在统计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该项政策对农民扩大农作物播种面积具有激励作用。
(2)农业总产值方程和农业增加值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除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变量外，其他变量均有相同的系数符号和相近的统计显著性。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在农业总产值方程中统计显著且系数为正，在农业增加值方程中统计不显著但系数为负。这意味着，扩大农产品出口可以增加农业总产值，却未能创造出附加值。从实践看，尽管中国确实出口了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农产品是在各种优惠政策(例如补贴和出口退税)下出售到国际市场上的，这种出口模式并没有给本国生产要素带来适当的回报。农业进口依存度在两个方程中均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扩大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实有不利影响。
地区经济开放度在两个方程中均系数为负，但只在农业总产值方程中统计显著，即扩大区域经济开放程度对农业总产出有负面影响，但若产业结构能够按照比较优势调整，那么，生产要素收益不会严重受损。国际市场价格在农业总产值方程中系数为正，但统计上不够显著。在两个方程中国际市场需求均显著且系数均为正，反映出全球经济景气对中国农业生产仍具有积极的影响。
如同预期的那样，在两个产出方程中，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农业生产价格均统计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自然灾害强度统计显著且系数均为负。这意味着，改善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增强农业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农业生产者对市场价格信号有合理的反应，自然灾害则是引起农业产出波动的重要因素。在两个方程中，3个反映区域经济特征的变量均统计显著且系数为正。中国主要农区均为二元经济特征明显的地区，因而二元经济强度有正的系数。在模型中，低技术劳动工资用来反映农业劳动的机会成本。该变量统计显著且系数为正。实践表明，低技术劳动工资上升会引起农业劳动力外流，但这是否会使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受到不利影响，则取决于外流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当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时，劳动力外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相对有限。此外，农业劳动机会成本上升会诱导农民改变生产技术，例如用机械替代劳动，从而维持甚至提高农业生产力，这实际上是中国各地近些年已经广泛出现的情况。这可能是低技术劳动工资系数为正的主要原因。在城镇化过程中常常出现耕地等农业资源被占用的情况，这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农业资源趋于稀缺也会促使农民调整生产结构，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高价值农产品的生产，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农业资源外流对农业产生的消极效应。4个政策变量均在统计上显著，其系数符号表明，它们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均具有正面效应。
(二)粮食生产能力模型
1.估计结果。粮食生产能力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3。均大于0.96，F值也高度显著。这表明，模型很好地拟合了数据。
2.估计结果分析。(1)粮食总播种面积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对粮食总播种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中国扩大园艺产品出口所带来的竞争造成的。而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显著且系数为正，意味着扩大农产品进口对粮食总播种面积具有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则与加入WTO前关于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不利的预期不一致。加入WTO后，中国政府针对粮食生产采取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多项政策措施，可能是导致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
地区经济开放度提高导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对外开放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和内陆部分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中国扩大粮食播种面积有积极作用。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统计显著且系数为负，这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外流有一定关系。这表明，粮食生产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缺乏吸引力。粮食价格虽然系数为正值，但在统计上不显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显著且系数为负，意味着粮食播种面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再度揭示出中国发展粮食生产所面临的由于比较效益低而缺乏吸引力的困境。城镇化水平虽然系数也为正且显著，这反映出城镇化进程并未损害到粮食生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经济发展常常有助于强化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技术支持，从而抵消耕地资源外流对粮食生产产生的消极效应。在4个政策变量中，除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政策外，其余3个变量均在统计上显著，其系数符号表明，退耕还林导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但减免农业税和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引起粮食播种面积扩大。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变量反映资源约束，该变量统计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下降1%，会引起粮食总播种面积下降1.34%，因而保障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是维持粮食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
(2)粮食单产和粮食总产量方程的估计结果分析。这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存在较多差别。农产品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在两个方程中有相同的系数符号和相似的统计显著性。前者符号为正，表明扩大农产品出口对粮食生产具有积极影响，而这种作用是通过促进单产提高来实现的，即当农民将更多的耕地用于面向出口的非粮食作物生产时，他们会努力提高粮食单产，从而保证粮食总产量。后者符号为负，表明扩大农产品进口会引起粮食单产降低，进而影响到粮食总产量。
地区经济开放度提高对粮食单产的负向影响较小，但会通过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引起粮食总产量下降。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上升在引起粮食播种面积扩大的同时还导致单产提高，粮食总产量也随之增加。国际市场需求统计显著且系数为负。随着国际市场上商品和劳务需求的增长，粮食需求占总需求的比重下降，因此，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对粮食生产不利。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粮食总播种面积、单产和总产量具有负向影响，表明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成为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的力量。如同预期的那样，自然灾害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在粮食单产方程中，粮食价格统计显著且系数为负。从实践看，农民在农作物种植以后只能对田间管理方式做出调整，这限制了他们对市场价格的反应。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粮食单产方程中系数为正，而在粮食总产量方程中系数为负，且均通过了统计检验。这意味着经济发达地区粮食单产水平较高，但这不足以弥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消极影响。低技术劳动工资在两个方程中系数都为正值，但只在粮食总产量方程中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农业劳动机会成本上升非但没有影响到粮食生产，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可能的原因如前所述。二元经济特征强的地区，其粮食单产和总产量均较高，这与中国粮食生产的地理布局相一致。城镇化水平在两个方程中均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表明城镇化发展尚未对粮食生产构成威胁，其可能的原因亦如前所述。在政策变量中，种粮农民直接补贴促进了粮食单产和总产量的提高；退耕还林通过减少播种面积和降低单产影响到粮食总产量；减免农业税有助于粮食生产发展；财政支农支出有助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但不利于粮食单产的提高，因而从整体来看并未影响粮食总产量。
(三)小结
从上面报告的结果可以看出，假说1部分得到了验证，扩大农产品出口虽然增加了中国农业总产出，但并没有提高农业增加值，即其积极影响更多是名义上的，本国生产要素得到的回报并未出现明显的改善。扩大农产品出口对粮食生产反而具有较强的积极作用，其原因除了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涉农政策的正向效应外，农民在扩大非粮食作物种植的同时对提高粮食单产给予了更高的关注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实证分析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说2，即扩大农产品进口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都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假说3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方程中，国内价格信号的有效性高于国际价格；在粮食生产能力方程中，国际价格信号的有效性高于国内价格，但两种价格信号均对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产生影响。实践表明，加入WTO后中国政府仍保留了对粮食市场的政策干预，包括对价格的干预。2008年以来，尽管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暴涨暴跌，中国国内粮食价格却保持相对稳定，这种受控制的价格传导影响到价格信号对生产者的引导作用。
六、研究发现和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就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了可靠地分离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的作用，模型所包含的解释变量还涉及国际市场价格、国际市场需求、国内农业生产条件、地区经济特征和涉农政策，以控制这些因素对国内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此外，模型还包括了控制地区间差别的截面固定效应。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本文提出的三个假说，即：①扩大农产品出口有助于提升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②扩大农产品进口则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产生负面效应；③国内和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对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均具有调节作用，但国内外市场尚未实现彻底整合。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本文研究所关注的各方面因素对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生产能力均有重要影响。这意味着，可以借助于其他方面的措施缓解扩大农产品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效应，或强化其积极效应。
加入WTO后中国扩大农产品出口虽然带来农业总产值增长，却未能同步提高农业增加值。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农产品出口模式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表现为重数量增长、轻效益提高。很明显，这种出口模式缺乏内在的生命力，需要在各种扶持措施下才能维持，这使得中国农业出口贸易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从今后发展看，中国亟需将农业贸易的发展目标转换为提高本国生产要素收益，而不是追求出口数量。
中国加入WTO后农业部门特别是粮食生产未受到严重冲击，除了国内政策因素外，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升对促进中国粮食生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国际市场价格对于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在近些年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背景下，国内农业生产对国际价格变化反应敏感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很容易发生输入型波动。就此而言，中国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阻隔虽然有助于防范输入型波动，但同时也放弃了国际价格对国内生产的引导作用；而允许国内外市场实现彻底整合，则无法防止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市场的频繁冲击。单纯依靠国内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一困境，而是需要在多边框架下探讨稳定全球农产品市场的途径。
从今后发展看，中国维持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在于提高对生产者的激励。很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目前的农户小规模经营虽然可以实现较高的土地生产率，但劳动生产率却非常低下。在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发育的背景下，将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农村劳动力留在土地上从事粮食生产并非易事。此外，虽然维持二元经济结构可以通过限制农民外流和压低劳动力机会成本来维持粮食生产，但势必加剧农民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不具有社会可持续性。
从整体上看，虽然扩大对外开放会给中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造成一定冲击，但这种消极影响并不大，借助于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和通过实施多方面的强农惠农政策，中国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了稳步提高。这意味着，扩大对外开放仅仅是影响农业和粮食生产发展的因素之一，通过与国内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的有机配合，完全可以做到趋利避害。因而在涉及今后扩大双边或多边贸易问题时，关注的焦点不应局限于贸易政策自身，而应将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纳入统一的框架内来处理。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4年，历年)中的数据计算得出。
③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2007》(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④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年，历年)中的数据计算。
⑤耕地面积是反映种植业生产能力更为理想的指标，然而，中国分省的耕地面积统计数据既不准确，也不完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村居民住户调查中虽然有每户平均经营土地面积，但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受到质疑，并且所发布的数据缺乏足够的精度，不适合用于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⑥中国政府一直将粮食自给率作为粮食安全战略的主要指标，2008年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再度明确提出95%的粮食自给率目标。而本文认为，粮食生产能力是影响粮食自给率的关键，因此，本文用粮食生产能力作为判断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指标。
⑦采用这一处理方式实际上估计的是所谓的纳拉维(Nerlove)模型，即基于价格预期并考虑了动态调整刚性的模型。该模型是含有局部调整假设的模型，由Nerlove于1956年提出，是现今世界在农产品供给研究方面比较成熟的模型，主要用于根据时间序列数据预测农产品的长期供给弹性。
⑧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7-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⑨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⑩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1997-2012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1)农业部(编)：《中国农业统计资料》(1997-2012年，历年)，中国农业出版社。
(12)2002-2007年是WTO给中国规定的6年过渡期，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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