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巨变与开发新秩序——建国60周年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巨变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新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09)10-0011-07
区域经济问题是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经济现象。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其演化与变迁也表现出了极强的中国特色。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迎来了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沧桑巨变。在建国60周年之际，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过程，展望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全国一盘棋下的区域均衡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地区分布格局大致为：北部与西部地区占46％，东南地区占54％。新中国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形成并遗留下来的区域经济格局。为改变失衡的经济国土，中央政府本着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在工业布局上向广大内陆地区倾斜，原先真正“一穷二白”的中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实现了生产力在全国各地的相对平衡布局。
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内地地区的投资比重一直大于沿海地区，在“一五”、“二五”、“三五”、“四五”计划时期，国民经济总投资的内陆与沿海地区分配比例分别为1∶0.87、1∶0.79、1∶0.46、1∶0.74。在此期间，内地与沿海累计投资比大约为1∶0.74。单就工业投资而言，内地所占比重更大，接近60％。这种均衡发展战略拓展了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对于加快广大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一)沿海地区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略有上升
1952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区在全国GDP所占比重高达50.7％，而包括18省区的内地所占比重仅为49.3％。经过中央长期大规模的投资倾斜，内地省份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到1978年仍然下降了1.8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则相应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在东部地区中，上海、北京、广东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分别增加了1.9个、1.8个和1.0百分点，天津和广西分别增加了0.3个和0.1个百分点，其他6省下降了2.3个百分点。内陆地区所占比重下降的省份包括山西、吉林、内蒙古、河南、湖南、安徽、江西、贵州、甘肃和新疆10省区，共计下降了3.8个百分点，而其他8省区所占比重共提高了2.1个百分点。
这样一种趋势说明，大规模的投资倾斜虽然有效促进了内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基础优势、区位优势等仍然顽强实现了向现实经济发展优势的转化，特别是其中的上海、北京、天津三大直辖市的比重较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工业化初期大城市作为辐射中心和基地的重要性。只是其转化的能力和程度受到了人为的限制。
内陆地区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省份如陕西、四川、黑龙江、湖北、云南、青海、宁夏等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二)内陆地区工业比重大幅度提高
虽然建国以来中央对内地大规模的投资倾斜对提高内地在全国GDP中的比重成效较小，但在工业的区域分布调整中产生了较大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历来的畸形分布格局，我国内地也建立起了一大批颇具规模的工业基地，对开发我国中西部丰富的资源，支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建设，增强全国的经济实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期间，在内地重点建设了以包钢、武钢、攀钢等为中心的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在西南、西北和三门峡等地区建立了一批以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大型水电站为中心的新基地，建成西南地区几大铁路干线，以西南地区及豫西、鄂西、湘西为重点建设了一批三线企业。使该地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全国所占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使部分工业产品，如煤、电、原油、化肥、水泥等的产量甚至超过沿海地区(见下表)
(三)省际人均生产总值差异变动较小
长期大规模的投资内地倾斜在省际人均生产总值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把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比较平均的限度之内。1952年，全国29个省市区人均生产总值标准方差为104.7元，到1978年，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人均生产总值分别高达1290元、1120元和2498元外，其他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之间的差距没有出现显著扩大，一些内陆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还高于东部沿海省份，除三个直辖市之外的26个省区人均生产总值标准方差为106.5元，与1952年相比变动不大。
从区域均衡发展目标实现程度看，经过近30年的内地倾斜式投资建设，政府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局面始终也未能实现。虽然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在1952-1965年间曾一度出现缩小的趋势，但其后“三线建设”更大规模的内地投资倾斜仍然没有能够有效阻止沿海与内地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由此形成中国特殊的区域发展困境。
此外，这种追求沿海与内地平衡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封闭式的，过分强调国内平衡和循环，没有重视引入国外市场这个因素来平衡国内区域间和产业间的发展差距。尽管这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条件下具有一定必然性，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如果再继续坚持这种政策，势必不利于对外开放，使国内经济不能顺利汇入世界经济大潮。
我国资源配置的区域困境由此产生，如何实现有限稀缺资源的有效区域配置再一次成为中央面临的重大抉择，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地方不满情绪也在孕育着区域困境破解的力量。
二、区域经济格局大洗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这一深刻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幕。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与“试点——先行——推广”的改革模式，无不先天内在地包含着区域要素，重大的改革进展和代表性的制度变迁总是从特定区域开始并在特定区域内实现突破，涌现出了众多特色鲜明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局部区域依托性制度变迁与优势区域优先重点开发建设成为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改革大潮对中国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造就的区域经济格局进行了革命性大洗牌，沿海与内地之间相对平衡发展的区域大格局得以快速调整。
(一)“两个大局”与沿海地区快速发展
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大局观”①。“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P155)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配合这个大局。”[1](P278)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P374)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在1983年3月国务院召开的关于中长期计划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要承认不平衡”[3]。
为配合中央区域发展思路的转变，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于1982年发出了《关于沿海与内地划分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含现在的海南)和广西等11个省市区为沿海地区，其余为内陆地区。
1.沿海日益成为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主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宏观经济效益，逐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中央采取了优先支持区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区倾斜政策。在中央新的区域发展思路指导下，沿海地区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
与“三五”时期相比，“四五”时期沿海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而内地则下降了10.3个百分点；“五五”时期沿海地区所占比重继续提高到42.2％，达到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内地降至50.0％；而到了“六五”时期，沿海所占比重首次高出内地1.2个百分点。
如果说“五五”时期还因一些历史的惯性延续因素导致内地所占投资比重仍然较高的活，那么进入“六五”时期，东部沿海地区正式成为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主体，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排头兵，跃上改革开放与发展的时代潮头。
在“六五”时期，国家在生产力布局上基本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向投资回报率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在沿海地区，重点加强了对上海、北京、天津、大连等20个城市轻纺工业基地建设和大中城市既有纺织、机械、电子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内地，重点是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和“三线”地区既有机械工业的调整、改组和配套。“六五”期间，沿海地区占全国更新改造总投资的51.5％，内地只占45.8％，其中辽宁、上海、广东、四川、山东、江苏六省市所占比重高达40％。
2.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除了单纯的国家投资布局重点的向东转移外，更重要的是中央率先对东部沿海地区实施改革与开放的政策。
为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作为重要侨乡和毗邻港澳的人文、地理优势，在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中央首先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随后，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61个市、县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些措施明确表明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通过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内地发展的思路。国家在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区与开放区经济从诞生起就以其体制优越性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外向型经济方面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外贸体制改革也同样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展开。改革的核心是逐步改变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下放外贸经营权。一系列的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外贸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铺开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快速繁荣，其社队企业的发展基础和较强的集体经济力量，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大城市经济、特区经济相呼应，东部沿海地区的胶东半岛、“苏锡常”、珠江三角洲等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迅速形成。
产业结构调整也令沿海受益匪浅。针对传统进口替代型经济赶超战略下重化型工业优先发展所形成的“重重轻轻”的畸形工业结构，自“六五”初期开始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也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1981年，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轻工业比重上升，而沿海地区轻工业发展的基础要好于内地，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也给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机遇。“六五”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内在地包含了沿海与内地产业分工与经济协作的解构，基本的工作主线是：沿海地区要发挥科研力量、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优势，调整产品结构，逐步缓和能源、交通紧张状况，积极扩展对外贸易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其他内陆地区要加快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产业的发展来支援沿海地区，对既有机械工业进行调整、改组和配套，提高工业日用品自给水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区经济技术协作。
(二)东、中、西“三带推进”格局的确立
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变革、农村改革的全面推进、对外开放的快速展开、全国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等使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东移，全国区域经济格局在较短的时间内已经实现了重大的变动。渐进式改革的区域推移模式则直接促成了全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再次调整与划分。“七五”时期，中国的区域经济大格局由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沿海与内地两大板块调整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三带推进”格局。这样一种格局，成为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三大地带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而不断分异，区域间的差别、差异日益显著。
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
1985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将“正确处理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地区经济布局的合理化”列为“七五”期间以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必须在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上认真解决好的三个问题之一，为此专门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根据这一建议，1986年召开的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即按照经济技术水平和地理位置相结合的原则把全国经济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带、中部地带、西部地带三种不同地带经济区域。其中，东部沿海地带包括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1个省、市、自治区(未包括台湾，在“七五”计划期间的1988年，海南设省，东部相应变为12个省、市、自治区)；西部地带包括西南、西北地区的9个省、自治区；其余9省、自治区为中部地带。
1986年，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已经比较明显。其中，东部沿海地带以占全国13.5％的国土面积聚集了约占全国40.5％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总量的50.4％；中部地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0.0％，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5.3％，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总量的29.4％，远低于其人口比重；西部地带面积最大，占全国的56.5％，人口最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8.5％，其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总量的13.2％。从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看，东部地带达到1182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4.6％；中部地带为791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4％，只相当于东部地带的66.9％；西部地带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1.2％，分别仅相当于东部地带、中部地带的57.2％和85.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强调指出：“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要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七五’期间以至九十年代，要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的建设重点放在中部，并积极做好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把东部沿海发展同中、西部的开发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互相支持、互相促进。”
2.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国家方针
在1988年3月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方针被正式提出，其主要内容是以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为动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实现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沿海开放地区的范围被扩大为面积32万平方公里、人口1.6亿的广大地带。
这样一种发展战略，对东部沿海地带的对外贸易、外资吸引等产生了重大的促进效应。其改革开放的步伐显著加快，以优先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东部地带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等方面。
从1985年到1990年，全国出口额增长了1.1倍；东部地带增长了2.5倍，其占全国总出口的比重由1985年的74.2％上升到1990年的80.8％；中、西部地带分别增长了2.1倍和3.1倍。虽然这两个地带的出口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但这与基数低有关，更与其出口结构密切相联，五年内变动的结果是东部地带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中部地带出现下降，西部地带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
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东部沿海地带自身从1985年的17.5亿美元快速提高到1990年的38.9亿美元，5年内增长了2.2倍，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同样呈上升态势。仅就名列实际利用外资排名第一的广东省而言，其在1985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就占全国的33.3％，到1990年则高达42.1％。
出口的快速增长使东部地带的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导向日益明显。对外资的大规模引进与利用，不但弥补了建设资金的短缺，更重要的是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所有制经济形态，促成了区域经济体制中市场的色彩越来越鲜明，较大程度地提高了区域内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了区域对各种要素的吸引与利用能力。
与此同时，东部地带持续成为国家的投资高地。1985年，东部人均基本建设投资114.7元，西部次之，中部最少。西部、中部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2.4％和66.8％。到1990年，东部地带人均基本建设投资达到184.7元，西部与中部地带与东部地带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仅相当于66.9％和52.7％。到1995年，中部地带人均基本建设投资额超过西部，但两大地带与东部地带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分别仅相当于东部地带的50.7％和49.9％。
区域基本建设投资不仅对当期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基本建设投资是形成生产能力的基本条件，对区域经济发展基础和条件的强化和改善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东、中、西三大地区在长时期内基本建设投资额的悬殊差距，深刻地影响着各自的区域经济发展后劲，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持续扩大埋下了伏笔，并由此对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3.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的快速扩大
“七五”计划期间，东、中、西三大地带均取得了快速发展，与1985年相比，三大地带在1990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00％，与全国一样实现了GDP(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其中，西部地带的增长速度最高，达到122.5％，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慢。从人均GDP(生产总值)指标看，全国人均GDP由1985年的846.9元增长到1990年的1622.3元，增长速度达到91.6％；西部地带人均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快，东部地带次之，两者均高于全国整体速度，中部地带速度最慢，且低于全国整体速度。
从三大地带各自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地位来看，1985年，东部地带相当于全国GDP总量的51.1％，1990年进一步提高到53.8％；西部地带5年内提升了1个百分点，由13.5％提高到14.5％；中部地带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从三大地带人均生产总值差距看，东部地带水平最高，1990年达到2126.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1.7％，与1985年相比，领先于全国的优势进一步显著；中部地带次之，1990年分别仅相当于全国、东部平均水平的82.9％和63.3％，与1985年相比，中部地带与全国和东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带人均生产总值最低，1990年分别仅相当于全国、东部的71.6％和54.6％，与全国、东部相比相对差距均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在快速扩大。
三、快速发展中的区域失衡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正式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标志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由原先的“增量”改革阶段进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阶段，相应的配套改革极大地解放了各类生产要素，进一步赋予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得以较大程度地增强。在此体制背景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但市场经济的极化效应在三大区域发展中也开始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发展速度更快，发展质量更好，人民获得实惠更多更显著，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日益失衡，全国经济日益向东部沿海地带倾斜，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区域经济的格局。较为脆弱的发展基础和较低的发展水平、滞后的市场化进程和不佳的区位条件等不仅使广大中西部地区深受计划与市场双重体制的羁绊，受制于体制转型之痛；也使得中西部地带在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展竞赛中从一开始就落后于东部地带，并在这个漫长的竞赛过程中与东部地带的差距越拉越大。
(一)三大地带区域发展差距的显著扩大
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八五”时期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八五”计划期间提前五年完成了到200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整个“八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12％，是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波动不到5个百分点，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时期，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最快的时期。在“八五”计划时期，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随着市场化的快速推进而出现新的变化。
“八五”期间，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距显著，东部地带最快，中部地带次之，西部地带最低。由此导致1995年三大地带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比重出现急剧变动。东部地带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继续上升，与1990年相比，东部地带所占比重提高了4.1个百分点；中部地带延续了上一阶段持续下降的态势，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2.3个百分点；西部所占比重由上一阶段的上升态势转化为下降态势，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2.3个百分点。
三大地带人均生产总值差距快速扩大。1995年，东部地带人均生产总值最高，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1.8％。中部地带比全国低1149.4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6.3％，比1990年下降了6.6个百分点，绝对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862.8元；中部地区与东部相比存在着3177.6元的绝对差距，只相当于东部人均水平的53.8％。西部地带最低，增长速度最缓慢，人均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9.8％，绝对差距与1990年相比急剧扩大。
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发展差距也鲜明地表现在各自的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水平上。东部工业化率在1990年达到40.3％，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到1995年进一步提高到42.9％。中部、西部工业化率在“八五”计划期间虽然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1995年仍然分别落后于全国3.2个、7.7个百分点，分别落后于东部3.8个、8.3个百分点；1995年全国共有640个城市，其中，东部地带有290个，占全国总量的45.3％，中部有234个占全国总量的36.6％，西部只有116个，占全国总量的18.1％。从城市规模结构看，东部拥有超过50万人口的大中型城市38个，占全国全部大中型城市总量(75个)的50.7％；中部大中型城市有29个，占全国全部大中型城市总量的38.6％；西部地带只有8个，占全国全部大中型城市总量的10.7％。
(二)东中西三大地带差距的持续扩大与西部大开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显著，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建设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特定发展阶段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极化效应也在固执地表现，而其扩散效应则同样因发展阶段的限制而姗姗来迟。在此背景下，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发展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持续扩大。而在区域经济发展压力下所促成的西部地区增长冲动或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所表现出来的饥不择食则给处于全国生态高地的西部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生态压力。东西日益失衡的经济国土同样不利于全国的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国防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几年内开始转化为现实决策，并直接促成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1.偏斜的经济国土与沉寂的西部
中国地理上的“西高东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东高西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严重滞后的西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歌中显得如此沉寂，如此落寞。虽然重庆直辖的重大举措也为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但西部经济发展的步履在“九五”计划期间仍然显得如此艰难，如此沉重。
从1995年到1999年，西部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仍然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更为突出的问题表现在西部人均生产总值水平低，且与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带的差距呈现出持续扩大的趋势。1999年，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仅为全国人均GDP的58.9％，比1995年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其中贵州仅相当于全国人均GDP的37.8％。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仅及东部地带的41.8％，比1995年下降了约0.5个百分点。此外，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方面，西部地区各省份与全国尤其是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悬殊。
2.西部大开发热潮
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地带性差距快速扩大的结果，使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均经济指标的差距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西部处于了全国经济发展的“锅底”位置。
严重偏斜的经济国土日益引起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全国改革开放20余年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国力极大增强，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考虑，以及扩大内需、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全面考虑，西部大开发战略成为21世纪中央的第一号重大决策，并快速形成了西部大开发的热潮。
西部大开发战略又一次对我国的区域格局进行了重大调整，西部地区不仅包括原先三大地带划分下的10个省、市、区，还包括内蒙古、广西，湖南的湘西州和湖北的恩施州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中央大规模资金投入和优惠政策的推动下，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等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性成就，初步扭转了与东部地区尤其是全国发展差距快速扩大的势头。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按照规划，西部大开发目前仍然处于打基础的阶段，缩小西部地区与全国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尚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四、“四轮驱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同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统筹区域发展，中央先后实施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举措，并形成了一整套有机结合的统一的区域整体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21世纪初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这样一种区域发展目标明确、任务清晰、相互支撑、有效协作、良性互动的区域经济四轮驱动发展格局，并将成为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主要区域格局形态，成为中国统筹区域发展、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着眼点和落脚点，成为我国改革深化、开放升级的重要空间依托。
(一)四轮驱动格局区划与区域任务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四轮驱动格局，相互之间地域范围明确，发展任务和目标清晰，便于相关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1.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地域最为辽阔，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最为复杂多样。区域内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市、区。2005年该区域国土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5％；拥有35976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8.0％。
西部地区区域发展的核心工作是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具体任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资源基地开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实现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部分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贫开发、均等化公共服务、人才开发与科技创新等。其区域开发的方式主要是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实行重点开发。
2.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地域范围恢复到传统上所谓的“东三省”，即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个省。土地面积78.7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2％；人口1075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4％。
东北地区发展的关键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经济的再度辉煌。其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任务包括：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先进装备、精品钢材、石化、汽车、船舶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发展高技术产业；资源开发补偿和衰退产业援助，实现资源型城市与地区经济的成功转型；加强区域内东部铁路通道和跨省区公路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统一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黑土地水土流失和东北西部荒漠化综合治理等。
3.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六个省份，区域土地面积102.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7％；区域内人口352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7.4％，与西部地区基本相当。
中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差距，在增长速度上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具体任务包括：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能力；加强山西、河南、安徽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加快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发展矿山机械、汽车、农业机械、机车车辆、输变电设备等装备制造业以及软件、光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建设干线铁路和公路、内河港口、区域性机场；加强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体系。
4.东部地区
四轮驱动格局下的东部地区在地域上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0个省、市。该区域面积91.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5％；区域内人口463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6％。
东部地区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四个率先”[4]，即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和改革中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区域发展的具体任务包括：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提高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着力发展精加工和高端产品；促进加工贸易升级，积极承接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强耕地保护，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四轮驱动下的区域经济格局
虽说中国目前的区域经济格局呈现“四轮驱动”，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全面领先于全国以及其他三大区域，这一点可以从多个经济指标看出。
从人均CDP指标看，2007年人均生产总值区域高低排序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其中，东部和东北两大区域均超过全国人均GDP水平，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70.5％和113.9％；中部和西部分别仅相当于全国人均CDP的77.9％和69.8％，分别仅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45.7％和40.9％。
从出口贸易指标看，2007年全国出口主要来自于东部地区，其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89.0％，中部、西部、东北三大区域所占份额分别仅为3.4％、3.6％和4.0％。结合进口额考察四大地带的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则可以显示出其各自的区域经济外向程度。2007年中国外贸依存度②达到66.2％，东部地区则高达96.5％，中部地区为10.9％，西部地区为12.5％，东北地区为28.3％。这说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已经有效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而其他三大区域的开放度偏低，出口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看，2007年全国平均水平为13785.8元，只有东部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三大区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相互间差距较小。其中，东北地区较高的人均生产总值与最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形成鲜明对比。
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看，2007年四大区域高低排序分别是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前两地均高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中部和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全国的92.9％和73.1％。由此说明，中国的“三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突出地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尤其是西部区域。
五、中国空间开发展现新秩序
对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科学发展。近年来，中国在践行科学发展观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区域角度看，主要体现于两个政策：一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成都和重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相继被设立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央对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寄予厚望，希望它们能够为解决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增强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保证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主体功能区政策。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从区域功能定位的角度将中国的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这两个政策的出台表征着中国区域政策的新变化，也将带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秩序。不难看出，中国之前的政策重心在于促成区域的均衡发展，如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资和转移支付等，但现在的政策则重在于科学发展。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均设立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对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均顾及到了，这意味着中央政府不再一味强调落后地区的高速发展，不再一味强调经济意义上的区域均衡，而更强调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上的转变。主体功能区政策更能展现中央的这一意图。从已有资料看，东部沿海地区绝大多数属于优化开发区，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重点开发地带与重点开发区域基本上属于重点开发区域，而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滞后的西部地区相当大面积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由此可见，中央绝不会以生态环境破坏、区域功能紊乱的代价来实现经济意义上的区域均衡。
因此，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呈现全新的局面：东部、东北和中部广大被确定为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区域将呈“绝尘”之势远远领跑；而西部由于众多地区被确定为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其经济发展将被远远抛在后面。也就是说，目前存在的这种东西部差距在将来可能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呈现。但这种区域间的分异是以更为合理的区域功能定位为基础的，有些地区定位为经济发展区域，有些地区定位为生态保障区域。经济发展区域将为生态保障区域提供经济支援，以保证不同区域居民在“发展”意义上的平等。
注释：
①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的著名谈话中，对“两个大局”的重要思想作了经典的阐述：“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73-374页。
②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年中间汇价(中间价)为100美元=760.4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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