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183;韦伯的宗教经济伦理观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韦伯论文,伦理论文,马克斯论文,宗教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最具有魅力的思想家之一，是“历来登上学术舞台的角色中最有影响的一个”（熊彼特语）。英国传记作家D.G麦克雷说：“我相信，韦伯对我们来说的确就是一座迷宫”。可以说他是本世纪一位不可多得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然而，自从1930年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在韦伯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后，人们便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解读马克斯·韦伯。不过随着德国学术界掀起的“使韦伯脱美国化”、“去帕森斯化”趋势的加强，一部分学者开始认为“《经济与社会》不是韦伯的主要代表作”，还有人更进一步地提出“韦伯不是社会学之父”这样惊世骇俗的论点。不管如何评价韦伯，有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毕竟是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地提出“经济伦理”概念的思想家。并且，他一生的思想发展历程，就是试图从“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独特的视角来寻找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原因，来寻找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合理性，由此出发他才涉及到如此广泛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宗教的经济伦理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贯穿于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条主线。
一
马克斯·韦伯的学术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从1889年开始至1897年。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对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加以探讨。一方面与他在少年时期所掌握的丰厚的历史知识有关。他在12岁时，就曾把历史知识作为礼物，“我想……我能回赠给奥古斯特一件什么礼物，来答谢他那美丽的蝴蝶呢？也许我该给他写几个完整的家谱，比方说默罗文格家族或者卡罗林格家族或者霍恩施陶芬家族或者霍亨索伦家族或者哈布斯保家族的。”而在他14岁生日时，就写了两篇关于历史的论文，在他16岁时的圣诞节，又写了一篇论文。在后一篇论文中，就隐约地向人们展示了他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道路：理解文明民族的历史发展，并且寻求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也与他对亚当·斯密以来的国民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认识有关。从韦伯这一时期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沿着“新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思维轨迹，来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的。他不仅广泛地应用了新历史学派所主张的“历史方法”、“统计方法”等研究方法，而且，他与新历史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同样认为：国民经济乃是由民族精神构成的包含一个领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有并立的同时又是上下统属的一切经济单元的总体；伦理道德、心理和民族精神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作用，所有生产、分配、交换、分工等经济问题统统是道德问题；因此，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具体的历史材料，对经济史的各个细节进行细致的考察，从历史的综合阐述出发，才能从经济和社会政治方面为国民经济理论提供适应的基础。
从这时期的文章和著作中也可以看出，在他所研究的主要内容中都贯穿了他对于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社会政治、法律及社会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深切关怀。如他的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公司史》，就着重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他的求职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仍然是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但这篇论文研究的重点是罗马农业的发展史。在这之后，他经过实地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易北河以东德国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考察了德国工业化发展对传统农业生产的影响，而且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从宗教信仰方面来解释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在这几篇论文中，韦伯阐述了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见解：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社会生活不断合理化的历史。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农业生产的发展阶段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阶段。他认为，在农业社会里存在着两种相互尖锐对立的伦理信仰和伦理实践。一个是在社会组织在与外部的社会经济组织交往时所遵循的外部经济伦理。内部经济伦理坚持互助互利的“义”的原则，而在外部经济伦理实践中坚持的却是截然相反的原则，在这里，哄骗欺诈、哄抬物价、放高利贷都成为受到称赞的正当的谋利行为。他认为，这种内外有别的经济伦理极大地阻碍了法律制度在社会上的实施，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工业社会是社会生活合理化的一次进步，然而，此时对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作出道德化的、由伦理或宗教来说明的评价是困难的：“现代发展的特点是，消除了作为劳动制度基础的个人统治关系，因而消除了容易进行宗教——伦理性的解释和刻画的被统治阶段依附性的条件……现代的发展在日益用有产阶级不带个人色彩的统治代替了这种关系……因而消除了从伦理和宗教的角度来理解统治阶段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在韦伯前期的思想中，已经开始注意到了经济伦理问题，只是对经济伦理问题的把握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思路，也没有把经济伦理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核心线索。
二
后期，从1902年开始至1920年，这是经过了前期的理论准备和生病时期对社会历史的深刻反思而实现的学术生命的蓬勃发展。
1902年的春天，在疾病尚未痊愈的时候，韦伯就急不可待地写下了《罗雪尔与克尼斯及历史国民经济学的逻辑问题》。尽管这是一篇未定稿，但文章不仅使他在前期所运用的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方法更加明确，而且包括了韦伯所有最新的方法论成分。到了1904年，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他的新思想也日臻成熟。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中，很清楚地表述了他此时新的研究方法：“我们要研究的社会科学是一门事实科学。我们要理解周围的生活的事实的……特点，一方面理解今天具体现象的联系和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理解它们在历史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事实上，他所谓的这种新方法就是对当时德国哲学家H.李凯尔特(1863——1939)的历史哲学方法在社会学中的具体运用。“成为研究对象的东西……是由控制着研究者及其时代的价值精神决定的。”并且，“经验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文化’，因为我们把它同价值观念联系起来了，只要我们这样做，经验事实就是‘文化’。”按照这样的哲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当事实中的……联系被确定为或设想为有用的时，我们就能用理念型来说明这种联系的特点，或者把它变得易懂……理念型的概念……并非‘假设’，但它会给假设的形成指出方向。它并非对事实的描述，但它给描述以明确的表达方式。”所谓“理念型”，就是试图仿效自然科学研究中普通采用的“理想模式”的方法，先进行超验的、纯观念的研究，然后再以这种研究所假设的“理念型”作为参照系来解释经验的、现实的对象或关系。这是韦伯社会学理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概念之一。他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以“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为理念型，找到了一条对以往学术研究进行综合的新的道路，即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中概括出其典型的“精神特征”，然后再沿着历史发展进程追寻这种“精神特征”的起源。对此他深信不疑，从他引用《浮士德》中的诗句来看，可以发现他对未来学术研究的坚定信念：“……新动力已醒／我继续急行，去痛饮它那永恒的光明／面对白昼，背负黑夜／头顶蓝天，脚踩浪峰。”
1904年的访美，为他深入认识德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又开阔了视野，于是他完成了他的那本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毫无疑问，从宗教的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他经过苦苦思索而找到的新的研究道路。尽管在这一本导论性质的书中，他对宗教的经济伦理的概念还没有进行充分的表述，然而，他却详尽地论证了“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更为深刻的认识是，他还预言：“最终创造了资本主义的，是合理的永久性企业、合理的簿记、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但只有这些还不够；还必须加上理性的思想、生活方式的理性化、理性的经济道德。”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他接受了出版商保罗·西贝克之托，重新编订《国民经济学大纲》一书，他承担其中的第三部《经济与社会》第一卷《经济与社会制度及权力》的撰写工作。本来，全书的大纲是他拟定的，然而在撰写过程中，他远远地超出了原来的写作计划，并且还非常自豪地夸耀：“我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并进行了描述，这套理论把伟大的共同体形式与经济联系了起来：从家庭、一幢住宅的全体居民到企业、宗族、民族共同体、宗教（包括地球上各大宗教：救世学说与宗教伦理的社会学），最后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学的国家与统治学说。——我可以说：还没有过这样的理论，也没有‘榜样’，可寻……”他所指的“完整的理论”，就是现今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一书，尽管这本书仅仅是他的一部未定稿，但是，在这部“百科全书”中他系统地分析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核心是寻找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合理的统治类型，以解决当时德国经济发展与传统政治之间的矛盾，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封建官僚统治提供理论指导。韦伯在写作《经济与社会》的同时，他不仅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宗教的经济伦理问题，而且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又完成了《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导论》、《儒教与道教》等著作。在这一系列的对世界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中，他对宗教的经济伦理，“……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与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但是，由于侧重点不同，关于经济伦理（主要是宗教的经理伦理）的思想并没有完全贯彻到《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因而，他解释说：“这些文章（指世界诣宗教的经济伦理）……也肯定会对（《经济与社会》中）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章节作出阐释和补充（当然也会被后者阐释和补充）”，“并且对经济社会学的课题也可能有点用处。”这些解释，不仅说明了经济伦理思想在《经济与社会》中的地位，而且表明他的《经济与社会》与《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互为补充的，并且，宗教的经济伦理问题还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此后，他的主要精力仍然集中在对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上。虽然，191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探讨，但随着对《经济与社会》写作计划的修订，他的主要精力又重新回到了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问题上来。1916年至1917年，他完成了对印度教和佛教经济伦理的研究；1917年至1920年，他又开始了对古犹太教经济伦理的研究，当然，这又是一部未定稿。为什么在一套“完整的理论”尚未完全展开的时候，他仍然对经济伦理问题孜孜以求，穷追不舍呢？他对此解释说：“因为，它（指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对西方近代经济伦理的发展有半真半假的特殊历史意义。”事实上，这一句话就是他一生对世界各宗教经济伦理苦苦探寻的最好注释，也是对他自己整个思想中核心内容的自我表白。
三
在研究韦伯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探讨。第一，是什么原因促使韦伯在大病初愈之时，就紧紧地抓住了经济伦理这一主线。第二，马克斯·韦伯为何放弃经济伦理思想的其他内涵而仅仅对存在于宗教中的经济伦理思想情有独钟？这就涉及到他的令人困惑的疾病。
1887年，韦伯的父亲因与韦伯吵架而外出旅行，最后死于旅行的途中。这件事对韦伯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对于父亲的死，他怀有深深的负罪感，本来就比较虚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了紧张的工作和强烈的精神折磨，他的精神开始崩溃了，逐渐地丧失了工作和思考的能力。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02年。对于韦伯得病的原因，尤其是在失去工作能力这几年的思想状况，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唯一能解开谜底的线索是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为他所请教的一位心理学家写下了一份“他的病情的详细的自述”。可是，装自述的信封加上了封印，上面写着这样的字样：“二000年以前莫启封”。遗憾的是，玛丽安妮·韦伯在1945年以前把它销毁了。如果我们把他得病这一事实，与他的家庭矛盾，与当时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比较合理地理解韦伯得病的原因以及他得病前后思想的变化。据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断言：他是“精神疾病”，并非是生理性疾病，是他的思想矛盾冲突达到尖锐化的一种外在表现。
韦伯的家庭是一个物质上较富足而精神上不太幸福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属于19世纪那个崭新世界中的一员，……他的道德原则乃是‘成功的道德’所信奉的那一套，而不是那种追求内心美德的原则。”父亲作为一名右翼的民族自由党的政治活动家活跃于柏林市议会、普鲁士邦议会和帝国新国会，当时很多社会名流和思想家都是他家的常客。父亲的政治热情及政治活动，深深地影响了韦伯，他与父亲一样，相信专制、追求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与父亲不同的是，韦伯坚信个人自由，坚信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才有可靠的保障和持久的动力。因此，他一方面强调官僚体制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国家不能压制个人自由，因而主张以民主制度来保障个人自由。与此相反，韦伯的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深信：使个人得以超凡入圣的过程是恭顺、同心协力地从事上帝交给的工作。她不仅以她自己的宗教感情教育子女，而且乐善好施。这样的宗教信仰同样深深地影响了韦伯的一生。尽管韦伯终生没有笃信过宗教，但是在他接受基督教信礼时就写到：“……我认为，一个人，一个能老老实实地说，他根本没有信念、没有彼岸的希望的人，只能是一个不幸的被造物。因为，不给生活带来任何神圣的希望，不相信每一步都接近完全得救……这只能是……一种可怕的感情，会夺走人的全部生活希望。”然而，韦伯对宗教的信仰还持有一种理性思索。“……要使我们的社会阶级的男孩子明白坚持信礼的意义和重要性，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坚信礼意味着正式跨进一个伟大的团体……自然，人们还要探讨这一行动在现实方面的意义……另一方面，理解基督教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意义，这是……以后能做到的事。”遗憾的是，韦伯的父亲和母亲之间一直不和睦，其中的关键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和对生活的不同理解。
对于父母基于生活信念不一致而产生的矛盾冲突，韦伯不仅早有察觉，而且一直为此忧心忡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母亲这几年中没有经受那么多痛苦，这事……也并不那么重要……：我父亲生性达观，就是……情绪多变。和前几年不同的是，这种情绪变化现在常常给母亲造成深深的苦痛……在家里，我是儿子，你会承认，如果我不间接地插手家里的事，那就会与我的身份不符，这不会促进家庭和睦……。”由于父母亲之间的矛盾长时间地折磨着韦伯的心灵，而为缓和、调节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就不可能不对他们的生活信念进行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政治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已经长时间地、深深地隐藏在韦伯的内心深处，父亲的意外死亡则不可避免地引发、激化了这一矛盾。与此同时，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也迫使韦伯不能不进行严肃、冷静的思考。以1873年至1895年间的欧洲经济危机为转折，德国开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帝国主义时期。伴随着经济危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尖锐：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工业化发展与传统的农业生产之间；资产阶级为推动经济发展而与封建专制制度之间；资产阶级为保持胜利果实而与日益强大的无产阶级之间种种矛盾一触即发。资产阶级思想界，一方面要用理论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构筑防止无产阶级冲击的堤防。而这种社会思想矛盾与家庭矛盾交织在一起，再加上韦伯个人性格矛盾（外表专断而内心柔弱），结果，他无法承受强大的内外压力，他的精神崩溃了……
由此可以看出，导致韦伯精神崩溃的原因乃是他本人对于当时各种社会矛盾百思不得其解的精神压力。因而，治疗疾病的药物也就只有一种：必须是他本人能够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理论。而宗教的经济伦理就是他所找到的“灵丹妙药”。他以新教的经济伦理为线索，既为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道德合理性的论证，又解释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结构的形成；他所设计的“理念型”方法——新教伦理，他认为是一种“价值无涉”的方法，既缓和了社会的阶级矛盾也适应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现实。因而，在他得出了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之后，他的思想矛盾冲突得到了解决，“精神疾病”也就自然而然地痊愈了。那么，在他苦苦思索的过程中，为什么选择了宗教的经济伦理作为自己思想的主线，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新教教徒。这不仅影响了韦伯对新教的感情，而且，也使他对新教的教义、教规以及体现在教义、教规中的宗教伦理思想比较熟悉。而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根本上讲就是母亲的宗教感情与父亲的政治热情之间的冲突，他不得不对宗教问题进行思考。并且，少年时期他就表现出对宗教世俗化影响的兴趣。韦伯生活的年代，又正是俾斯麦通过反对天主教运动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是步的年代，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已心照不宣地承认：新教精神就是意志精神，信仰新教就等于获得财富。尽管韦伯本人没有比较坚定的宗教信仰，但是这些影响他对新教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
其次，是统计数字的证明。作为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韦伯不仅十分重视统计资料的运用，而且他本人还亲自参加调查统计工作。他通过对大量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后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正是由于在统计数字的事实面前，韦伯坚定不移地相信：存在于新教之中的经济伦理，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也正是为论证这一观点，他才把宗教的经济伦理思想作为自己整个思想的核心内容，并广泛地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世界各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思想。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宗教的经济伦理就是马克斯·韦伯整个社会学思想中所关注的核心内容，是我们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一条主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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